李开璇诗文全集

吴建成走在适耕庄的田野路上 我认识的人物之中，有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建成”。黄建成和林建成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其中结识黄建成又比林建成早许多年。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黄昏之年，却都能很潇洒地享受着璀璨的晚景。黄建成在诗坛和拳艺里驰骋，拿过一个《不惑》杂志的“杰出乐龄人士奖”。林建成广交各路豪杰，古道热肠不减当年，不断有文集面世。 我去年在适耕庄的牢友生活营见到吴建成校长，他跟我的上面两个朋友同名，我们却缘悭一面不曾结识。然而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听到他的名字。那时，我离开太平营数年，在古玉梁先生的安排下，去了吉兰丹工作。到了那里，知道距离哥打巴鲁几十公里外，一个叫柯拉那（Kok Lanas）的乡下小镇，有间华文独立中学，叫做“中华独中”。 起初，听闻中华独中是间简陋、学生寥寥无几的学府，过了几年，有人发奋将它复办，做了不少改进，并且从老远的地方请来了一位校长，就是吴建成先生。学生人数多了起来，还有些来自外州，学校也给他们准备的宿舍。 在它复办之前，我曾经写了一个系列文章，分析哥打巴鲁华文教育状况，还做了实地调查研究，却没有把这所远在市嚣之外的独中包括在内，只提到它有复办的必要。 某日，我在哥打巴鲁殷商蔡志成先生的办事处，见到一位身材魁伟的青年。他自我介绍，说是义利粮油公司的吴顺成先生。谈话间，他披露，中华独中的校长吴建成先生，是他的兄长。 又过了许多年，我陆陆续续读到各种关于吴建成的消息，知道吴建成曾经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离开扣留营后，他似乎不曾离开华文教育的事业，在独中、董总、林连玉基金会等机构，做出了漫长的服务。想到这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一份敬爱之情。 在新山大学城，某日，我又见到吴顺成先生。他原来也离开了吉兰丹，谈起那个地方，我们免不了要骂几句它的土地政策，并想到在马来乡民包围下的那间中华独中，不知道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 我又在一个讲座会上听到一则消息，说每年华人新年期间，丹那美拉柯拉那中华独中校方都会沿门逐户拜访学校附近的马来村民，给他们派送礼物。因有这友善的传送，周遭的马来村名，对这所华校没有异议。大家相安无事，多年来一直如此。 然而最近，有位吉兰丹的老朋友忽然打电话给我，聊起八、九十年代那些风光的华裔商人，他一一举出名字和商号，说出他们令人扼腕的现状。许多陷入了困境，死的死了，倒闭的倒闭了。问其原因，原来在回教党人执政下的这些年里，不断散布偏激的种族言

  林鹏飞大师作品，Aeron Lim先生提供 每当想起快乐的事 我都感到一阵平静的纯洁 譬如厨房是最容易产生批评的地方 口味常常欺负感情 欲望往往凌驾于付出 惟有爱能够把心情留住 即使薄如晨雾也总要携带快乐同行 那你又何需要日夜祈祷铲除烦恼？ 又譬如，写作是滋生挫折感的温床 纷纭的概念藐视嬴弱的思维 名气和约定俗成的章法压迫缪斯的呼吸 惟有满足于当下一句不作他求 能够发现韧性的快乐 不多不少却氤氲不绝 那我们又何须求神拜佛渴望遥远的安慰？ （2023年5月16日） #

  陈丹诚教授作品： 游虾。Aeron Lim提供 今天是5月4日，忍不住想起五四运动揭起的旗帜，尽管内容已经模糊，但一个“新”字却还没有褪色。 五四代表新事物、新观点、新作风，新中国。今天它又代表新时代，要我们在安稳的生活中发现扭曲的心灵，以及由这些扭曲的心灵折射出来的种种现象，要我们在陈陈相因的习俗里寻觅浴火重生的火花，给旧的世界穿上新的衣裳；又要我们在“每个人”都认可的风气里发现被遗忘的尊重，在“想当然耳”的信仰中发现人性的背叛。 想想以前对自己许下的诺言，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决定，如何轻易地被挪移。为什么原则不是摆在优先的地位，要等到拖延过后才又假惺惺去再度发现它？借口和推搪的日子最令人难过，坚持的能力比发现新事物的聪明分量更重。 今天五四，想起《阿Q正传》，把自己的劣根性揪出来，以小D捏死头虱的劲道，狠狠地将它置于手指之间，它再顽冥不灵，也要发出必剥的声音，变成血肉模糊。 好的劝告、智慧的言语，只须一句，认认真真地听进去，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最大的进步，也是所有满足感的来源，所有厄运都可一一化解——那些由于因循敷衍造成的困难。无须祈求新的眷顾，所有恩典早已准备就绪，围绕我们身边。只须一个真正的“诚实”，所有的祝福都将属于你。 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纯洁是进入善境的先决条件，回顾与反省不要嫌多，新时代的人类，要靠自身努力，去发现被社会感染而养成的叛逆和背离。年岁的增多，不会减少对叛逆的喜好，反而因为口才更圆滑，而会用种种借口和似是而非的理由，给自己的貌合神离、玩弄双标寻找下台阶。 情欲的冲动像个奸细 躲在心中， 它叫人暂时忘却原则和目标，搁置 清明的理智 ，怂恿你进入迷途，以为哪里有美丽的风光。然而 迷途的甬道上，充斥着虚无缥缈的娱乐。追逐的末尾是虚无，“懊恼”是它必然的死胡同。 五四的豪雨，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雨中，有一种海底世界的感觉，人声的喧哗都转为静音，自我的舌头发出的火焰被哗啦哗啦的倾注所扑灭。远自阿当时期或东方天际开始发亮的年代，延伸到今天祥云氤氲的时期，老天爷给人间下了多少场雨？谁人知晓？有谁洞察个中的奥义？ 从文明起步之初便牢牢垄断着大凡人意识的自我，经过这些屡屡的洗礼，是看到了一些逊退的迹象，然而依旧十分顽固，然而这里头正好隐藏着生命的大秘密：生命不在乎长短，懂得清除自我的尘埃就是踏上了正道。五四的雨水浇醒

  舞台 被人霸占 人民故事 不许上演 大众的歌 禁止播唱 丑角几个 站在中央 一群恶棍 四周环伺 正义之风 愈吹愈猛 和平之雨 越下越大 黔驴技穷 洋相百出 猪朋反目 狗友成仇 舞台净地 仅此一处 属于人民 岂可放肆？ ＃

和谐大地。张书溢图。 巴哈伊文明传入中国初期，因种种原因，导致它常被认为是非战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西方列强那时正准备瓜分中国，有识之士都在焦急地寻找救国之道，抗战救亡无疑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巴哈伊文明的传播者似乎不认同于抗战。 我大略看了一些巴哈伊信仰在中国早期的报道，片面地觉得，传播者似乎没有主张积极抗战，也没有肯定反侵略行为的正确性。这难免造成某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解读为给侵略者涂脂抹粉。清末明初在上海成立“尚贤堂”宣扬巴哈伊文明的李佳白先生，是位贡献良多的西方博士，却被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污名。蔡德贵教授认为，这是一顶被错误扣在他头上的帽子。另一位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五四著名知识分子胡适，也是主张和平过渡。 从巴哈伊信仰肇始至今，已过了170年，它跟帝国主义没有一丁点儿关系，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无须赘述。李佳白的确是被误解的。他的西方人身份和基督教背景，是他容易被人扣上帽子的原因。我们对他的巴哈伊背景仍不十分清楚，不知他是机构代表还是个人身份，而他对巴哈欧拉理念的论述，由于当时资料并不齐全，可能也就谈得不够全面。 我估计情况是这样，所以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课题，算是一百年前关于那个污名化问题讨论的延续。今天的民众之中，认为巴哈伊文明是“理想主义”的，也有许多。我的朋友，已去世的彼岸先生就是持这个立场。我们也对此经常争个面红耳赤。最近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答案，于是写在这里。 巴哈欧拉其实明确反对侵略行为，并把反侵略抗争视为一个高尚的行径。他在文章里曾经这样明说： “为了世界的安宁与和平、人类的进步，那‘伟大的灵’（The Great Being）提出它的前提，是必然在时机来临之际，召集一个涵盖一切事务的世界大会。所有国家的统治者和国王都必需出席并参与讨论，共同研究者制定世界大和平（Great Peace）的基础。此大和平需要列强之间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宁，互相作出全面性的妥协。假如有哪个国王要兴兵侵犯（attack）他国，全世界国家必需团结起来，集合力量遏制他。这一来，世界各国将不再需要军事储备，除了（一支基本的军队）维持国内安宁为的目。每个人和每个国家及其政府的安全、宁静将得到保障。我乐于看到所有国王和统治者，作为上天仁慈与权威的镜子，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设立屏障，保护人民免受暴政的侵犯。” 上述一段，是巴哈欧拉晚年拘留阿卡期间，写下了他的新世界秩序的宪章后，补写的一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