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西方殖民地主义者曾认为马来西亚的种族关係，是不可以调和的矛盾 。他们没有料到这儿的人民，对种族歧视能够容忍得那麽多，那麽久 。马来西亚的种族“试验”，竟得联合国的讚赏，一些国家还派员前 来考察，学习我们的种族经验。 在一个以权势的运筹主宰一切的社会，弱势社群的容忍是应被记一功 的。被动者自我约束，容忍主动者的态度和错误，比主动者觉得受侵犯，而压抑这种受创伤的心情更不容易。 但是容忍和顺从并不能推动种族合作，消除不平等的地位，才是逐渐 深化种族互相接受的良策。资讯爆炸使种族间的互动增加了，但是“平等化”的趋势却非常缓慢。40年来各种族生活在一起，对彼此的生活习俗早已瞭如指掌，然而种族法令一出炉，人们还是往往惊讶不已 。种族关係将以怎样的姿势迈入21世纪？我们作为局内人，又能做什 麽？ 目前的社会状况，和《马来人的困境》中所描绘的种族蒙昧期相去已 远，也已走出“新经济政策”强烈的民族主义胡同。这个表面的进步并不是因为人的努力的使然，而是随着大环境的出现而被带了出来。 但是，改变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种族主义的模样大抵还是一样。大环境并没有取代人所应该做的事。 这完全是一种状况的改变，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可比拟目前网际网 络流行，一些报纸的读者转去看网络，报纸受“注意”的程度减少了 。从只读报纸的时代到也读报纸也看网络的时代，发生了一种分散作 用。种族关係的淡化也是如此一种分散作用。现代人见多识广，异族 通婚平常了，门户观念淡薄了，肤色问题不再大惊小怪，种族意识也没有那麽沉重。 曼德拉粉碎了白人的隔离政策，第一次走进联大时，获得持久的掌声 。人们为种族主义的死亡而欢呼。事隔多年，汉森在澳洲提倡白澳政 策，再度被选民唾弃。我们不知道马来西亚是否一个种族和谐的典范 ，但是社会结构明显的，还是倾向于种族主义。基本事务的处理，还是以种族主义为主导。 政治生态根据宗教和种族而分成不同的阵营，人民没有自由参加政党 的权力。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身份。这裡留存着明显的历史 烙印和传统的种族情结。各个集团有她自己微妙的尊严，和不容易捉 摸的心态，有各自的保护主义制度，彼此要坐下来协商讨论并不容易 。你要是对发生在别人阵营内的事情一知半解，而妄下评断，就什麽事也莫想办好，光是应付对方的反弹就足以花去所有的时间。 各族各自为政，各家的事各家理。小心翼翼，不踩邻家的雷池半步。不管怎麽小的一个族

前几日，拿督翁诗杰出席由新山中华公会主办的一项政经研讨会，谈到我们如何走出种族主义的枷锁时说，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去看待和处理种族主义。即使种族性政党如巫统放弃种族性立场，成为多元种族政党，但是如果民众间的不同族群仍有零和心态，一个种族得到利益时，另一个种族觉得蒙受损失。加上民智未开，这样一种改革是否成功乃难下定论。如果不能成功，领袖的下台诚然是个人事小 ，改革后果不如所料般的好，必定造成资源的浪费。 翁诗杰这言论给人的印象是，有怎麽样的人民，就有怎麽样的领袖。说是非常的“务实”，却像过去左派所说的“尾巴主义”。领袖跟在人民的屁股后面慢慢走。 社会早已是各族融和的社会，政党必定也要如此，学校也要朝这个方向转变。只是迟早的问题，这趋势谁也不能逆转。再过几年，环球化不断深入，人类将可自由地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互通信息，互相合作 。从家中的电脑就可以看到一个远在外洋的朋友的脸孔，还可以跟他讲话，跟他做买卖，跟他学东西。然而，我们这裡还在争论不休，因为种族性政党之间还在讨价还价，廉价屋、奖学金、股权、学校、发展地段、议员、拨款、衔头等等，没有一样不浪费大量的精力在争论上面。 大众不能放下种族情结，民智未开，因而政党不能拆掉种族的围牆，也不敢大开言路，担心被人煽火。然而政党裡的领导人难道也是民智未开，经不起异见的煽风点火吗？领袖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就应放下种族主义的负担，让人民学习。 领袖自己不带头，谁来带头？总得有一个突破。我们不但要有人带头 ，还要有一个榜样，一个推动力。谁是反种族主义的英雄？会是务实的种族政党领导人吗，当种族主义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模稜两可 ？ 在回答一个大学生的问题时，翁诗杰说，他无意吃老本，但是，我们问一问自己，是谁首先带领华人走出侨民意识？是谁首先带领华人主动和其他的族群接触？又是谁带领华人走入大马政治的主流？作为一个聆听而没有提问的观众，我觉得翁诗杰玩弄了在场的听众。为什麽在这个“是谁”的码子上，他没有提到当时的民众？马华有这些主观 能动性，难道是天外来的力量？难道在野的政党和民众对马华全无制衡的力量？难道当时的形势没有使马华看到和其他族群合作，乃大势所趋？ 翁诗杰如果表现出一个文化人的真诚，而在回答王万才的问题时，表 示明年若他中选为总会长，在目前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他仍没有将马华开放给各种族的勇气，因为政党领袖目前还没有多元种族意识。我想听众

种族主义“发展”到今天，只剩下一堆黑色的记录，和一个不受欢迎的理论。然而一股妄动的馀温一点没减，甚至比以往还要放肆。他们根本不必提出理由，就大干一番。 所谓亚利安人比犹太人优越，德国人比法国人高等，条顿人比斯拉夫人了不起，非洲黑种人是亚当的孽种，上层的新加坡人应该优生优养，因为他们有较好的基因等等，这些话现在已属于“胡说八道”。从希特勒一直到世界化的前夕，种族论的提出已经够多，也总是很精彩，可是真实性却很有限。 多年前有人提出脑壳大的人，由于灰色和白色物质必然比较多，思考能力也比较强的假设，看来没有说服力。山东人和蒙古人的脑袋都很大，东南亚各人种则比较小，是不是东南亚一带的人种比山东人和蒙古人低一等？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的能力。但每个人又都不一样，这个差异好像指纹的各人不同，只是在形式、表面和程度上。这个不同成为人们奋斗的原动力。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所以你非得振作起来不可。但这个程度的差异，好像不同的花卉形状的不同或色泽的深浅，并无优劣之分。例如有些人脾气比较躁急，另一些人则比较温和，但脾气躁急如果用在好的方面，譬如要求工作快速做完，就是一个长处。而温和的人如何对社会的不公平完全没有愤怒之情，也不是一个优点。 所以天赋能力的差异不能成为种族歧视的托词。相反的，人们应该注视彼此的不同，并看到反映在彼此身上的这种美。正是这种美，使不同的人能互相欣赏，互相吸引，并且由此看到人类的一体性。有些人善于想像，有些人有艺术天份，有些是天生的思想家，有些擅长于交际，有些人特别善于利用他们的手或身体，如有很好的歌喉之类，或者有些像武松一样勇敢过人，似乎一个人一生中应该做什麽，早已命定了的。他感到最快乐的就是做他可以胜任的工作。每个人做不同的东西，而使到世界多姿多采。但这种能力的差别是平常的、必须的，某一方面的能力不应被夸大，成为某个种族瞧不起其他种族的理由。 两性之间也有不同，女性比男性优越之处很多。如忍耐力、细心和对感情事的敏锐方面超越男性，这是指一般的情形。但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裡，男性不肯以实际的行动让女性这方面的优点获得彰显，造成社会浮躁和麻木。用暴力解决问题，也跟这个性别歧视有关。 人类的基因结构基本上的相同，使人有共同的外表和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的共同还在于他有一个相同的灵性。当人有了这个形体结构之后，它就获得一个有别于动物界的特有的能力，这就是他的“灵”的

华团走向友族的心裡障碍，可以从诉求工委会不参加经谘会一事看出来。由11华团提出，2千华团联署的《诉求》，除了提出华族的心声，也提出其他种族的心声。华团没有仅仅从华人的角度提出诉求，显然把国家的多元种族性考虑在内，打破单一种族角度的观念。但是在跨出去和提出来之间的一道鸿沟，却没有办法越过去。 走向友族是把自己摊开来，让别人看看你在想什麽，你主张什麽，你同意什麽，不同意什麽。在这过程中，文化的冲突，语言的障碍，习俗的歧异，宗教的差别，现实思考的对立，态度的不同，都免不了会涌现出来干扰这个过程。 因为如此困难，就有一种行动的隋性，谁也不肯先踏出去，总是希望别人把这份艰难的工作承担下来，而它的好处却是大家一同享用。有些人只顾讲，只顾指责别人，批评别人，这种行为对大局一点好处都没有。 华团不参加经谘会，理由是经谘会不是决策机构，讲了也等于白讲。这是假设只有掌握权力的首相、部长、执政党、人民代议士等在朝的人士才能落实诉求，可是对于消除造成诉求的种族主义沃土，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华团只是提出问题，採取一些施压的手段让当局接受。为了显得不太消极，华团自欺欺人的说，他们要监督诉求的落实。 种族主义的消除不能完全靠制度和权力，而是要靠了解。这个道理虽然浅显，由于疑虑和缺乏信心的恶劣作用，人们不相信双方的理解可以增加，问题可以被认识，以为可以通过纯粹政治途径，颁佈一些法律或政策之类的东西，一举把种族主义从社会的表面拭去。 消除种族歧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只要拿起勇气，一步跨出去，总会有些收穫。人们因为缺乏勇气而争论，实际的工作没有一件做好。 第二个要素是诚实。诚实可以消除由误解所引起的恐惧。如果你讲了一些不恰当的话，但是对方知道你是有诚意的，他总会替你辩护。相反的，一个人若没有诚意，既使你讲得很动听，别人仍会怀疑他。 超种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其说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大环境的趋势所致。但是要完全地、彻底地消灭种族主义，还是需要人们有计划地去进行，它不会自己自动消失。 走向友族的目的，是把超种族思想凝聚起来，使它不断的扩大，传播。它一旦凝聚起来就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任何鼓吹种族主义的人士都立刻被人孤立起来，被当作是不良份子。好像曾经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若不是紧紧的站在种族主义的一边，都会被形容为出卖民族利益的人一样。 种族合作是一个过程，由小的合作到大的合作，

人种优越论那套说法早已过时，所谓一个种族的颅盖骨容量比另一个种族的颅盖骨容量大，就是比它更加聪明、优秀的证明，乃荒谬之论。如果说白人的颅盖骨平均容量1千450立方公分比黑人平均1千400立方公分来的大，而得出结论说白人比黑人优越，那么，非洲的班图人和阿马索人、爱斯基摩人、日本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应该都比白人优越了，因为这些种族的颅盖骨都比高加索人的颅盖骨来的大。美国白人曾经对“黑人种系”产生恐惧，幸亏没有把黑人赶回非洲去，要不然今天的美国可能不会诞生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总统。 今天的种族主义者不再讲颅盖骨，也不说基因好的民族应该找基因同样好的民族结婚以衍生强壮的后代，而是纯粹的敌意、想象力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差别所衍生的陌生感，在有心人的歪曲和鼓动下蜕变成一股黑暗势力。 黑暗两个字充分说明了它的性质——看不到光的一批人，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而做出违反常情的事。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暗中进行也好，摇旗呐喊也好，黑暗始终是黑暗，不会自己变为光明。必须得到光的照射，黑暗才会被驱逐出境。 光是实体，是存在物，有个来源。暗是虚无的，不具体的、靠不住的。只有见过光的人才知道黑暗是什么回事。 在黑暗里的人，必须有人给他光明，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光。 如果没有人把光送给他，他就会往无光的方面设想，结果是一场心惊胆跳，流一身自我愚弄的冷汗。但是他的恐惧只可以向愚昧的人群宣告，在正面的人物之间无法取得回响。于是他们利用民族间的差别，提出似是而非的质疑，将曾经有的团结之光刻意隐去，尽管他们活在黑暗里，他们却形成一股势力。由于他们只是在利用民族间文化、语言、经济、教育和宗教等事项的差异，他们的理论都没有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语言粗俗，他们的行动鲁莽，他们的仇恨莫名其妙。他们内心的黑暗在这里表露无遗。但是一旦见到了光，他们的悔恨将是非常深刻的。 既然头发一样黑、血一样红、灵魂都有一个、踩着同一片土地、吃着同样的食物、呼吸同样的空气、罩在同一片天幕下，就应该彼此视为兄弟。如果是兄弟就该坐在一起商讨大家的事，大家的事可不就是这个大家庭里各种事物的妥当安排和管理？要管理得好理性的觉悟总是高于一切的指导，而友爱的态度总是驱逐黑暗的火炬。 我们希望政治人物将种族主义约束在一个可以管制的范围内，以免它摧毁现有的体制和秩序，然而消除这个黑暗势力还得靠每一个有良知、有爱心的民众，以无瑕的动机和纯洁的行为，把协商的

他们怕你有太浓厚的个人色彩，怕你通过写作建立个人关係，他们在所谓的写作计划中列下了很多的要求，这就是写作的限制。如他们订了一个题目之后，就规定在这个题目下，需要有怎么样的内容，譬如最近我遇到的一种情况，他们把我所提出的建议改了，把名称订为“转捩点”，在这个总题下，所访问的人一定要有遇到很大的灾难，如疾病和巨大的打击等，这和我本来的范围缩小了许多。（我本来的目的，是要写人生中最好的经历。）而且，他们还规定了字数。并且规定了副文的长度。 后来谈到我所访问的一个102岁的老人，知道是印度人之后，他们就说，早知是印度人就不让我访问。我说，我访问这印度老人，谈的是长寿的问题，这是华人也感到兴趣的。她说，华人也有上百岁的人瑞，我们都没有访问他们，何需访问一个印度人的人瑞？ 这裡牵出一个很普遍的毛病，华文报一定要写华人的事情，由于其他民族不是我们的读者，也就没有必要写他们的事。主管者也往往认为，如果我们浪费版位去写其他种族，会给读者骂。如我有过的一次经验，我写了一系列兴都教的系列文章，结果有人说怎么这家华文报竟宣扬起兴都教来了。 这是目前报章的困境。大多数的报章都有种族化的倾向，澹米尔文报、华文报、马来文报，各有各的服务对象，也各有各的限制，自设的围牆。许多人或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然而对于写作这是非常坏的东西，林林总总的限制和自我的约束都由此而来，你也许有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却因为发生在别的种族的社区内，为了获取刊登你一切都必须从简，主管者不以你的表达能力和文章所表现的精神来考虑刊登，他们所考虑的首先是：它没有华族色彩，是否适合于刊登？ 我们所提倡的这项文化分享计划，要完全消灭这种人为的屏障，解放我们的写作能力，不要让它为了一个肤浅的理由，而把自己困囿在一种荒谬的信仰中。只要精彩，特殊，有多层的意义，有推进文明的作用，有宣扬文化的作用，有提升创作的作用，有昇华人性的功能，又能表现时代精神和具有现象写照，就是应受表扬的好作品。 一个种族往往是另一个种族的镜子，由这个种族对那个种族的态度和涉及，更加能表现一个种族和一种语文的好坏。我曾写过一篇一个印度女孩子贡献华文教育的故事，总觉得比我们写华人支持华文的刻板的故事更加动人。 文化分享计划是不会为作者设定这种无意义的限制的，也不像报章那样害怕个人色彩。这裡所刊登的文章都可以翻译成其他语文介绍给其他种族，也必须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行

华社有摇头丸，马来社会有毒品和爱滋病，印裔社会有酗酒，于是三大种族的政党都有了工作。马华向摇头丸宣战，巫统打击毒品和爱滋病，国大党处理酗酒，大家分工合作，共同为民服务，大扫除。 政府希望人民支持宏愿学校，因为各大民族共同在一个校园裡，正确地反映了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是种族混杂的，学校作为社会的缩影，也应该种族混杂。真正的教育是从这种混杂中找出如何交往的原则，但是国阵的领袖们并没有这个理解。 鼓吹宏愿学校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棘手的教育问题，但是他们本身却没有宏愿学校的精神。他们把摇头丸、毒品、爱滋病和酗酒等社会病态种族化处理，就是一个明証。 摇头丸是华族的问题，如今也是马华的问题了。因为在打击摇头丸方面，要马华的声势最大。当然行动党和民政党都说他们也在积极对付这头恶魔。五、六年前寂寂无闻的摇头丸，如今忽然变成华基政党的宠儿，都被政党列入他们的斗争议程裡。他们没有先见之明，还是以前这个课题尚未“成熟”，还没有“大”到可以进入议程的程度？ 如果摇头族在这一、两年内纷纷弃恶从良，马华下一届大选的本钱可以说也就筹够了。林时清说得没有错，马华不是在搞形象。她不是现在搞形象，是在5年后才搞。 两个较小的政党当然也要从中分一杯羹。因而在还没有和摇头族交锋之前，各政党和她们的青年团妇女组再携手青年组织，已经老老实实地来了一轮交锋。当然这也是在做戏，目的是为了将来情况出现变化时能自圆其说。 就算吃摇头丸的人全部是华人，难道和马来人印度人无关吗？如果吸毒、爱滋病和酗酒的人士全都不是华人，难道华人可以完全不理会吗？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有道是“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更何况又都被一个国家的彊界划在一个范围内。 执法人员并不都是华人。如果他们想：我替你打击摇头丸，名声是你的，政治筹码是你的，我干吗这样努力？结果如何？会不会宣判了这个运动的失败？ 隆市警方因为近来有非法集会，所以没有能力对付摇头丸。这是警方自己说的。将来如果有其他的课题，如邪教之类，警方也可以说，因为要对付邪教，所以没有能力对付摇头丸。 对付非法集会是谁的议程？我们不是也可以这样问吗？它也许是巫统的议程。会不会巫统的议程比马华的议程重要？若不是这样，为什么吉隆坡总警长说那句话？ 非法集会并没有闹出人命，摇头丸天天在破坏着健康的生命。到底那一项是更重要的国家议程？ 一个华人在摇头丸裡不能自拔，你是他的马来人邻居，是否应该无动于衷

华团在大选前提出的《诉求》，内容超越狭隘的种族索求，追求种族团结和谐，社会公正，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保护环境，维护正义，廉洁公平、媒体独立及文化自由，要求关注工人的待遇，原住民的权益和增建印裔小学。视野广阔，像一股时代清流，道出大多数人的理想。 然而，《诉求》由华团提出，联署的团体都是华团，名称本身也有“华团”字眼，很容易使人想起是一个纯华人的诉求。只要政府是由种族性政党组成，诉求不可避免的将通过华裔部长及代议士向政府提出，因而也就成了族基政党的政治筹码，加强了种族政治。而种族政治反过来又会“塑造”更多“诉求”。因而《诉求》可能不是解决问题，是问题的延续，是强化问题。 《诉求》所提到的各种问题，大多数源自种族挂帅的处理态度和理解，种族主义是关键所在。华人团体应动员本身的力量，採取主动消除种族主义的营运，杜绝它的滋长，这比消极的提出诉求更加可贵。 华团或可拟定策略，增加和其他种族民间团体的共识。把大家可以接受的原则肯定下来，让这些原则成为将来种族谘商的基础。种族之间也应探讨彼此的价值观，作为了解其他民族的一把钥匙。种族之间也应主动地了解彼此的困境，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要求。在这种交流中可以探讨那些领域可以增加合作，裨益双方，那些误会应该消除。经过这样的种族谘商提出来的诉求，就不再是单一种族的诉求，虽然争取的内容可能还是侧重于某个种族，但是它已得到各族的了解和认同，有更大的重量。 华社领导机构或可吁请各地华社，主动和友族联络、接触、交流，争取马来人和印裔精英份子了解华社。做这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比一窝蜂在一篇《诉求》裡闹哄哄好得多。华社分散各地的机关一旦启动，力量一定不小，料谁也阻止不了。 友族其实在注视着我们，华族民族性优良的一面一直受到友族的欣赏。最近首相讚扬华裔学生，这和他早几个月前批评马来学生领了政府的奖学金却不读好书，并为此事流泪，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华社自不该妄自菲薄，有那么好的民族内容，为何不把它们向友族推介？为何不把握机会，把它变成一个种族交流的议程？ 华人和友族之间没有共同的话题吗？不！共同的话题早已存在。在华校裡今天有大批马来人和印裔子弟在上课，这些友族人士对华校就有一份发言权。有些华小非常拥挤，异族学生也必须在非常拥挤的环境裡读书，他们也有意愿要求政府批准增建华小。如果这样提出来，就是推动政府放弃种族性的教育政策。 为什么马来文报章不报导华社的新闻？印

──写给理大华文学会 大学生是否该对强权採取抗争的态度，才不负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理大华文学会主席李彦葶及理事们日前远道来此讲说理华风波前后，这个问题没有经过辩论就被肯定下来了。 理华同学们去年到新加坡参加一场马新大专生辩论赛，不但没有得到理大当局的首肯及引以为荣，反而责为犯规。当局拖延处理派队事宜，后来说可以了，最后一分钟又说不可以。百般阻隢下，学生们还是冲出火线，勇敢的以个人名义参加，但是还是逃不过校方的罚款和停学处分。这个事件又因为朱进佳售卖反内安法令徽章被保安人员捉到，朱进佳是理华秘书长，于是理华便多了一条罪名，被涂黑为一批捣蛋分子。 学生们的悲情得不到应有的理睬和关照，他们的抗议受到冷漠对待，便结集起来，在学生事务局外穿上黑衣抗议。他们也向报界发表谈话，这是理大当局最难容忍的一点，也是李彦葶被定罪的主因。同学们并没有屈从而回去课堂裡做个听话的读书人，他们让我们读到了措辞强烈但不失理性思考的《燃犀记》。这本书记录了理华风波的实况，也可说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最新的一波，燃烧着青年学生渴慕正义的火焰。畸型的校园现象把他们逼上一条遥远的、看不到尽头的抗争之路。 我们想起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读到记录在《燃犀记》裡，那一段沙特说的令人血液沸腾的话，往往以为自己是懂得真理的少数先驱之一。然而，时代己隆重地宣佈，抗争并非唯一的手段，因为和平也是一种手段，而且是远比抗争优越的手段。如果尝试了和平仍行不通，再回到斗争是一点也不难的。 和平方案不等于宽容错误，也不是向恶势力低头。它是在不使用对抗性的字眼和不採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下，在顾及团体内各造和各人之间相互关係的需要之情况下，和平地说出你的意见和立场，让它为人所知，使你的行动显示出团体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新新态度和新方向。你虽然和他们不同，但是他们将轻易察觉到你的动机是纯洁的，你的出发是善良的。大多数深埋在人性中的错误皆不容易马上纠正，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通过内心的挣扎，才被人所发现。和平方案就是明白于这样一种人性的弱点，所採取的相应的步骤。 维持团体的团结往往比马上採取行动去实现一个真理重要得多。这一点时常被同学们忽视了，也许也不曾深思它多方面的含义。让一个人觉得错了，可是你却没有怪责他的意思，而是了解他存在着的各种弱点和短处，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去实现这样一个创举，乃是和平方案的另一个特点。 它不但真正地解决问题，真心诚意要顾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