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文：李开璇   作为 202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韩江的《素食者》（四川出版社 2021 年电子版，胡淑筒译）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令人难以释卷。这部小说以散文诗般的笔触，将物境与心境巧妙融合，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构建出丰富的意象世界。本文拟从艺术手法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视角，探讨这部引发广泛争议的文学杰作。 一、极端叙事下的艺术张力 韩江采用莎士比亚式的极端人物塑造法，将女主角英惠塑造为素食主义与天体运动的极端实践者。这种艺术处理与《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突破常规的人物设定，既强化了戏剧冲突，又成功捕捉读者注意力。小说采用三重奏式的叙事结构，分别通过丈夫小郑、姐夫艺术家和姐姐仁惠的视角展开叙述，形成多棱镜般的观察效果。每个叙述者都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正如诺贝尔奖评委会所言，这种 " 诗意与实验性的风格 " 确实展现了当代散文的创新性。 韩江展现出的角色驾驭能力令人叹服。她如同操纵皮影戏的艺术家，精准掌控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乃至内心波动，却又在文本中保持绝对的作者隐退。这种 "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 的创作境界，使作品呈现出 " 所见 " 与 " 所思 " 的有机融合，两个维度以倾斜的角度相互渗透，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吸引力。   二、意识形态的辩证审视 小说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冲突推向极致。在韩江的叙事框架中，父亲劝食肉类、丈夫期待正常家庭生活等寻常要求，都被建构为父权社会对女性主体的压制。这种艺术处理确实引发思考：当英惠身着露点衬衫出席公司宴会（第 19 页），或执意实践裸体主义时，这究竟是个性解放的宣言，还是对社会底线的挑衅？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过 " 胎记 " 这一核心意象，巧妙隐喻了女性被物化的生存状态。艺术家视角下的胎记描写尤为精妙： " 小姨子臀部上仍然留有胎记的事实与赤裸的男女满身画满花朵交融的场面 " 形成超现实的并置。而结尾处 " 燃烧的树林 " 意象，则象征着无处不在的男性权威。更具深意的是对 " 疯狂 " 的多重解读——医疗系统、家庭成员和社会旁观者各有其判定标准，这种相对主义视角深刻揭示了 ...

写作，难免遇到不熟悉的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办？ 解决的方法似乎只有一个：硬着头皮写下去。文章不是写给自己看的，硬着头皮写下去的地方，自己觉得恐怖，然而读者自有读者的味道，未必也跟你一样觉得恐怖。 写《巴哈伊信仰对哲学的贡献》一书，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可多的是，此时如果退一步想，觉得自己尚未准备好，停下了笔，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就绪。 这种情形好比我们跟别人分享教义，永远会遇到不熟悉的课题。这时候，只能硬着头皮讲下去。 这又好比我们涉足远行，有好走的路也有不好走的路。有时候遇到险滩，战战兢兢还是要涉水而过，更加考验你的勇气、毅力和想象力。 写不下去的时候，做些调查研究是好的，你还有一个后备军可以使用，就是你的想象力。 守基阿芬第写《神临记》，是根据自己对圣人的理解而写的历史，除了确凿的资料，也加入了自己的阐述，想象力的运用到处可见。 （2024年9月5日） #

巴哈伊信仰人物：圣护守基阿芬第 当新世界的面孔露出她迷人的风采，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抛下旧时的皮囊。文艺界更应洞察先机，赶忙抛下过了时的包袱，紧紧盯着新时代的主题，才不愧为新时代的人物。也给自己披上一层防弹衣，不那么容易被时代所淘汰。 当今世界，一边天空已经倒塌一大块，另一边天空缝缝补补露出璀璨的容颜。倒塌的都是些早已令人倒胃、陈旧不堪的景象，只是那一声轰然这回更加吓人。剩下一堆破铜烂铁等待清除，一笔带过即可。 我曾经以为，要在写作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专注于某种文体，这样就不会被“怎样写”所分心劳神。如今方知，这个想法错了，因为我的兴趣不在文体，而在主题，很愚蠢地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以其专注于文体，不如专注于主题。只要熟悉题材，不管用什么文体来表现，都是好文。题材掌握不好，技术再好也是徒然。 我所关心的主题就是我们多年以来投身于其中的社会人文活动，它带着新社会的血液，将一直流淌下去。只要写好它，就是不虚此行了。 你要往东方看，因为所有新时代的悸动都来自那里。你也要凝视新时代的圣贤，他是初升的朝阳，它的光芒普照古今中外。 （2024年7月30日） #

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 张景云先生曾说，在他看来，散文不能算是文艺作品，只有小说和诗歌是艺术。然而表示，这是他的“偏见”。 散文和小说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散文写的是事件，至于产生事件的原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小说写的是行动，至于行动产生的事件，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行动与事件，必然是行动在先事件在后。行动是根本，事件是现象。行动是因，事件是果。所以小说必须从思想行动上去溯源。散文刻划事件，要从行动和思想的高度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是好作品。 我们与人接触，接触到的何尝不是他的思想行动？我们认识一个人，认识的也是他的行为思想。至于最内里的精神，是难以捕捉的，恐怕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行动是思想的结论，事件是行动的结论。按照这个逻辑，捕捉行动比捕捉事件更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比散文难写，所需的艺术成分也更多。 然而这不等于说，散文的价值不如小说。也不能说，作家写小说就好，不必写散文。 我是这样理解张景云的这句话，它并非毫无道理。 （2024年7月29日） #

写小说最核心的活动恐怕是让自己进入主角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仿佛看到他的一举一动和思想情绪的波动。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剩下来的便只是艺术的问题，一篇作品也就信手拈来。 这恐怕是写小说最困难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被所谓“生活”所催促，依据它的需要作出被动的反应，在想象力和意志力方面缺乏锻炼。我们在清醒的时刻，几乎都被“自我”意识牢牢地控制着，我们的天地限制在自己的价值观的范围内。许多人穷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活在这样一个樊笼内，本来可以自由驰骋的却甘心做了囚犯。 作家要像“神”那样居高临下审视他笔下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由于这与一般的习惯不同，所以显得特别困难。然而我们可以从点点滴滴的认知开始，先将它巩固下来，继而渐渐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就有实际的进展。 既然每个人都被“自我”所控制，我们只要捕捉这个人的自我，了解它的依据和脉络，就可以看出他的行动模式。不同的自我模式互相关联、矛盾，形成社会的特有形态。 （2024年7月28日）

阿拉伯餐厅卖的大煎饼 有位新加坡作家说，他不写散文而写诗，因为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写了，写散文也只是无病呻吟，不如写诗，还可以抒发一点儿思想感情。 目前的世界，已静悄悄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巴哈欧拉说，人类在这个时期，渐渐脱下“儿童期”的浮躁、妄动、轻佻、好斗的外衣，穿上理性、稳重、智慧、合作和全局观等“成年期”的思想态度的斗篷，我们似乎正处在过渡时期的真空状态下，旧的意义被掏空了，新的价值观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巴金在年轻时写了《激流三部曲》，大手笔描绘了封建时代的大家庭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进入了“新中国”的年代，巴金虽然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却没有产生描绘新中国的伟大作品，而是以写散文为主，似乎在探索和思考新的主题。 老舍精彩的小说都是植根于旧时代的中国，新中国的领导人曾要求他写阶级斗争，然而看来他并不熟悉也并不怎么热衷于这个主题，后来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中投湖自尽。 巴哈欧拉说，新时代的特色是大同世界，这是人类历史来到目前这个阶段，必然要踏入的下一个阶段。然而，令我们的作家们感到彷徨的是，这个人类仰望的新天地还没有脱胎而出，只是身影隐约地一闪而过，不时抛出一个令人惊艳的手势。作家要刻画它却感力不从心，而拓荒、马共、殖民地、战争、贫穷等等旧主题已渐渐失去新意；许多新事物分明喷泉般奔涌而出，然而新的人生态度却又尚未成立。 如果你是作家，你要写些什么主题呢？ （2024年7月22日） #

小说要写什么？只是把故事写出来是不够的，天底下的故事一箩筐，为什么你要写这个？回答这个“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它靠近我们，有我们熟悉的人物和场景，读了能引起共鸣或启发，有社会功用，也有启迪心灵的作用，把它写出来就不失意义。 每个故事的讲法都有千万种，要怎样讲才是最好的？回答这个“怎样”我认为，上面第一段已经讲到了该写的范围，故事要像个故事，不能光有描述却看不到描述之间有什么关系。然而仅仅完整还是不够，还要把灵魂和思想带入叙述之中，使故事显得与众不同，让人读起来感到新鲜、愉快。至于如何进行，则是一个风格和匠心的问题，似乎无法被教导。 (202年7月21日）

处理短篇小说千万不要野心太大，同时表现几个主题。把一个主题写好就是尽了本分，主题明确的小说显得五官端正，写起来也比较轻松愉快，普通能力的人都可以做到这点。 一个主题就是一种人生态度，通过故事把主人翁的人生态度写出来，可以正面写也可以侧面写，由于是短篇，只能集中表达一种人生态度，虽然人物有几个，各有各的人生态度，但是焦点必须是毫不含糊的某一种，它通常出现在主人翁身上。 所以主角和配角要泾渭分明，细节通常出现在主角身上，配角帮助带入故事。写的时候要分清楚主角和配角的轻重。 加拿大女作家艾利斯芒罗的短篇小说《办公室》，写一个女作家在外面租了一个房间写作，房东马雷先生却对她的行径疑神疑鬼，起初不断自献殷勤，等到被拒绝之后老羞成怒，怪她的朋友在厕所的墙上涂鸦，画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这篇小说揭露表面平静的日常生活底下，掩盖着违反常性的残暴，令人恐惧和失望。 作者通过马雷先生表达这种多疑和冷漠，“我”在小说里只是一个配角。 （2024年7月20日） #

写小说要写事发现场，如果做不到这点，写出来的小说必然不忍卒读。写事发现场不可以死板，所谓死板，就是缺乏“人性”的角度，过于“忠于”客观，像个摄影镜头。 死板也可以是缺乏时间的深度，没有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来龙去脉必然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跟当下的情节有某种关系，或是情感上的牵连，或是事件的矛盾连系。如果把这种来龙去脉用散文来表达，小说就显得断裂了，像被从中间切割，魅力必然大减，读的人不愉快，写的人更是不是味道。 一段故事就是一个事发现场，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事发现场，有些人把一天分成许多个事发现场。说明一种情况却不是。要分清故事和说明之间的差别，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小说的说明必须融入故事里，而不是由作家跳出故事另作说明。故事性要强就是这个意思，会讲故事指的也是这个方面。写小说的训练主要也在这里，我认为。 （2024年7月18日） #

脸书下载的照片，忘了记录出处，谁要是知道，请通知，以便补上。 写作的中心活动是从社会的表面形态寻觅内在的意义，从物质的表象挖掘其背后蕴藏的灵性真理，所以不仅仅是个技巧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和灵魂的活动。作家不但要学习技巧，还需要严肃、真诚地看待人生。后者恐怕比前者更有重量。阅读文学作品，也是从字里行间揣摩作者的思想态度、情感姿势，并回过头来审问自己，认同还是抗拒？文字顺达意义清楚，又或表达灵巧语言风格优美的文章，令人很自然进入这种回味和咀嚼享受的境况，这是技巧的作用，然而情感的高尚与否，却不是技巧所可以取代和掩饰的。 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了简单、平凡的生活、毫不起眼的对话和接触，视其为理所当然，以致不假思索，一笔带过。正因为平凡所以无处不在，历久弥新，刚刚读到李清照的《如梦令》，平常心一颗铺成了千古绝唱：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爭渡，爭渡。 惊起一滩鸥鹭。 又如这首宋诗《新晴。其一》，已经流传了一千年，写的也是平凡的生活情调和共同的感觉： 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 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2024年7月15日）

昨天，一口气读完驼铃的短篇小说《家福》。这是少数我可以一口气读完的马华小说之一。生动的个性描写、活灵活现的对白、我们熟悉的贫家景况、粗鲁的工人形象、激烈的代沟冲突、逆来顺受的妇女，在驼铃笔下得到了一次重现。 然而掩卷沉思，却颇有一些儿缺憾。故事虽好，却怎得引不起我的共鸣？刚好有位报界前同事来访，聊起这篇小说，他也有同感：“没有共鸣。” 读巴金的《家》、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郭沫若的《歧路》，那种共鸣，那种感动，怎么没有出现？于是对这个课题，我做了一些儿思考，并发表以下。 建筑工人家福被老板剥削，工钱没有算准给他。他自己都不知道被欠了多少。出粮那天，他跟老板多讨几块钱，因想到家里的老婆要买菜。他心地善良，然而有许多恶习。拉拉扯扯之下，总算多拿了几块钱。老板却叫他明天不用来上工了，因为工程已接近完成。 家福口袋里多了几块钱，就去喝啤酒。给朋友一激，又喝了椰花酒。所有二十块钱一转眼全买醉去了。回家前跟一个老头赊账买了一束蕹菜。几毛钱的蕹菜竟还要赊账，可见他是穷得多么彻底。 因为酗酒他老是跟老婆要钱。老婆终于忍不住，反唇相讥，说他自夸自己了不起，却连女儿的牛奶钱都没给。家福自尊心受到伤害，赏了老婆两个巴掌。老婆出门去了，当晚没有回家。 他叫大儿子辍学，在家里照顾妹妹，下午出去卖面包，要把卖到的钱全部给他。然而他的儿子步他的后尘，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大笔钱。两父子为了钱终于闹翻，家福将一个饭碗砸在儿子头上。那个还在念中学的小伙子惊哭起来，双手抱着湿漉漉的脑袋，夺门而出。那晚，邻居把小伙子带回来。可是过了两天，他失踪了。 老婆离家后去找工作，在几个少年时期的朋友当中流转，始终找不到工作，只好折返老父的家。老父又把她带来家福这里。家福见到老婆，又听了老丈人一番安抚的话，放心不少，碍于面子，表面上却是装得很平静。 那晚，警察来到他们家中，说他们的大儿子死了，停尸吉隆坡医院，要他们去领。他参加私会党格斗，被打死了。 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基本上是一则家庭的悲剧。这种家庭悲剧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尤为普遍。小说的背景，据网友说，是六七十年代的华人新村。 目前社会，虽然没有大动乱，生产活动也还算正常，国家机器尽管效率不高，却依旧维系着全民的活动。仗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紧急状态后期尽管种族主义兴起，人民的基本需求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得势集团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尽管管理能力差劲，国家...

海凡 星洲日报刊出的本文 ——读海凡《雨林的背影》有感 海凡的14万言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读后，觉得自己仿佛跟着战士们的脚步到森林里走了一圈，在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最后大家汇集在村边，商量建村事宜，互相问候、访问，了解死亡、婚姻与家乡的许多事，思考未来的生活。作者文笔优美，写情写景均妙笔生花，阅读这些美文也是一种享受。在男性阳刚主导的战场，作者作为男性，仿佛意识到艺术毕竟有异于战场，对女战士那些不轻易宣泄的声音，投入大量的关注。作者以写实的笔调为主，不时穿插意识流的时空交错，过去与当下相互交融，把马共书写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无疑是一本标杆性的“马共文学”作品。  我们这里谈的却是另一件事：感觉上，这好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读巴金的《家》，觉慧嫌恶那个封建的大家庭，想离家出走。一连串悲剧加深了他的悲愤，给他的思想垫了底。最后，他悄悄地，不告诉家里的长辈，毅然决然上了船，去了新思想集中地的上海。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勇敢地，坚决地，不顾一切阻挠追求完美的婚姻。然而她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她越来越深地陷入感情的绝境之中，最后选择卧轨了结了余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个性描写非常精彩，高潮设在结尾，安东尼奥施巧计使剥削者夏洛克在审讯中敗诉，他的悭吝、刻薄无情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嘲讽。张爱玲《多少恨》的女主角当家庭教师，与事业有成的男主角陷入恋情。男主角已有太太，然而她患病，快要死了，请求女主角嫁给男主角。她却选择离开，把“她到底在想什么？”留给读者。 看小说一定要看到结局，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那个故事。作者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后，往往在结尾的部分暗示他对那个事件或主人翁的态度，含蓄地将这些人物的经历总结出可贵的价值，给读者带来启发。 《雨林的背影》这部小说充满着对生命的试验，不但考验生命的极限，也考验社会接受应变的能力，可惜结尾部分乖离了这个主题，以致整篇不能一气呵成。前部分写尽马共游击战士的酸甜苦辣、九死一生，彩笔描绘雨林的温柔与暴戾，也写出了战火的烈焰如何摧残着战士的生命，试炼着他们的意志。 最后几篇，随着和平条约的签署，突然出现变调。凛然大气消失了，主调嘶哑了，异化的现象相继出现。领导人变成了迫害者，要战士拿着火红的“焖鸡”去烙自己的老婆同志。“建立共和国”变成了建立自己的村庄， “敌人”变成了供应者，枪支在爆炸声中变成了废铁，理想不再...

 #李开璇随笔   20230930 中篇小说《青山走一回之敢死必赢》，写的是以马共武装斗争为蓝本的战斗故事。通过一系列的武装冲突，突显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塑造了多位英雄人物，他们具有敢于牺牲、不怕苦不怕的典型性格。 全书13章，66页，基本上就是13个战斗、练兵和解散的故事。一个叫做“老虎连”的队伍，在森林里与正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以“黝黑将军”主持的别具一格的练兵开始，紧跟着就是一系列的战斗。战斗中又出现牺牲、残缺、失散，当然还有胜利和使命的完成，使英雄气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飞升。最后，组织上头下达命令，要他们解散队伍，和平下山。文中没有只字提到这是一支马共的队伍，然而熟悉的故事和战士所用的语言却告诉我们，写的是马共武装斗争的故事，惟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比历史和传记更加凝练，也加入了作者的想象，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在粗笔描绘故事的轮廓之余，也写出人物心理的波动和具有特征的细节，使人物之间性格分明，而不是样板化地都是一批战斗工具。 换言之，作者利用现有的战斗故事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并不理会所采用的故事或情节是否吻合历史，只取其精华不在乎历史的真实。譬如，马共剿土匪一章写在尾部部队准备解散下山的时候，是与事实不符的。马共抵达边区不久就开始消灭土匪为民除害，还民众于安居乐业的生活无忧扰地进行农业生产。这在艺术上当然是允许的。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作者并没有说明这是一部“马共小说”。惟读者未必能够以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可能还会将它视为马共历史的浓缩版。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情节紧凑，调子轻快，对人物和环境的描写只是画龙点睛，没有冗长的叙述，这是很讲究文字功力的。作者总是让人物不断陷入某种特殊的困境之中，从而捉住读者的兴趣，感受到战士心灵的跳动。也通过克服这些林林总总的困难，展现人物的智慧、勇敢、机智和自我牺牲的品质。 作者善于利用对话突出人物的性格。譬如，吴蔚强被炸废了一条腿，刘元帅慰问他时，有这么一段对话： 元帅来到吴蔚强床前，看到自己的兵失去了一条腿，他心疼地问道：“失去了一条腿，你后悔吗？”元帅担心吴蔚强转不过弯来，焦虑地望着吴蔚强。 吴蔚强咧嘴微笑道：“绝不后悔，阎罗王想与您抢士兵，没门儿！” “说得好！你们每一个都得给我好好活着，好小子，我还担心你是否过得了这个坎，听到你这句话我可安心了。”元帅松了口气说。 埋伏等待军车出现...

这是我少年时读的一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振新书局在野新。 如果写作使人愉快，我们就可以一直写下去，直到愉快的感觉消失为止。一股劲就有了保障，人家要偷走你的快乐也很难。那么，这个愉快到底隐藏在哪里呢？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知道了答案就晓得往哪里寻找。把愉快请出来，笔就不会卡住，灵感不会枯竭。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必须牢牢记住，写灵魂中的那一份感动。乐趣藏在这里边。 这不外是写自己体悟出来的人生、领悟出来的道理、大多数人还不怎么知道，或没有意识到的事。每一个道理反映在生活中，都是繁复多姿的，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发现和专告的过程，是令人兴奋的。 真正的写作所以必然是结合了个性的创作，是那些没有生活体悟的软件所无法取代的，也跟每有灵魂的文案截然不同。你通过作品投入了生活，融入精神的世界，也提供社会你的贡献。一棵结果的树，将它的礼物奉献给大地。这种行为本身，不管收获如何，都使人愉快。 然而这个乐趣是会枯谢的。随着意义的用尽，腹稿的努力放松，笔也要停下。直到后来又开始寻觅，一个什么事促动你新的热情，你又看见了真善美，写作的火焰便又燃起。书写能力不过是一个技能，要配合灵魂的触动才叫做写作。 写作的乐趣淡化，是因为我们觉得，告诉读者的那些事没有什么意义了。人们知道了或永远不知道，都无所谓了。譬如，你说某个政策很无坏，听者说，你跟我讲这些有啥用？你又说某某人是贪官，他们说，知道了又怎样？他们还不是依旧一般，你能做什么？ 你是看见表象而不是真相，许多文章充斥着表象，却没有揭露真相。这是气象预测，明天的后天的气象怎样怎样，没有什么触动灵魂的东西。新闻报道就是社会的气象报告，写新闻不会给人太大的乐趣，除非深入到事件背后的原因。 你说，这一轮博弈之后，世界要迈向大和平了。到时，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就有不同的意义，来自于你的这个发现。读者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跟他们有关系了。 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只要坚持寻觅，一定会有发现的。即便是一片叶子，如果渴望风，也一定会感觉出凉意来。写作的秘密乃在于此，它是一个寻找和发现的过程。 有些人对自己的发现过于偏爱，一点小小的感受便以为是真知卓见，详详细细写出来，然而陈腔滥调不管如何伪装，也不会变成真理，最后连自己也不想多看一眼。真正的意义，并非“俯拾皆是”。探索、追寻也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 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一般都是用文字记录着...

林建国《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南洋文艺18-3-1998及20-3-1998）一文，谈到作家无法走出现实主义的框框是由于对现代主义的无知，这是预设了现代主义为现实主义的替代品，为现实主义必然要走入的 下一个阶段。本人觉得，现实主义在走入窘境后没有自然的朝现代主义过渡”，并不是由于现实主义作家没有朝现代主义注视，或者不愿承认现实主义美学的有限性，虽然人基于一种惯性有抗拒改变的倾向。但作家毕竟善于思考，总不致不能坦诚看待自己，尤其是关係前途的事物。 林建国这篇宏文没有谈到社会的变化对文学题栽和风格的影响。当社会充斥着对立和斗争，文学也不能倖免受波及而反映出同样的内容，小说往往以人物的冲突矛盾来舖衍，而这样一种技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发展情节唯一的技巧。那时候也以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典型是否成功为衡量水准的尺度。 根据现实主义的说法，在典型的环境中有典型的人物，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典型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从而透视那个环境的本质。由于现实主义的功能主要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带着浓厚的群众性，所要求的语言也是通俗浅白。浅白而精练的语言受到推崇，而文字表达美感的功能不但没有受到提倡，反而常常被视为颓废主义的倾向。 现实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将终结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反而在大环境的转变中自己陷入了窘境。我的旨趣并非在于说明现代主义是一个更好的主张，其实主义之间孰好孰坏的争论是无聊的，把它变成一个争议的支点令人厌恶。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社会的影子倒映在文学里便形成这多种多样的思潮。每个思潮不过是文明的大海中的一阵浪涛，彼此之间有强弱和程度的不同，却没有所谓优劣，也不能拿来作比较。好像中国画和西洋画不能比较一样。而且，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完好，想像不出任何瑕疵。 文艺思潮的目的，并非奠立一个百世不变的写作原则，它只是文明火车上的一个轮子。 大时代来临，作家要从纷至杳来的新现象中，寻觅有意义的东西，把不再适合的扬弃，需要下一番功夫提升思考层次，超越较为狭窄的传统思想。要不然就得被大潮流所吞噬。 各种主义和思想，文艺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神圣的经典，在这晚近的100年内，都失去了过去那种紧捉人心的力量。这世纪末的现象，已不仅仅是一场科技和经济的跃进，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促着世界的重生，陈旧的事物同时迅速朽灭。 现实主义预言资本主义的将继续腐化则不幸被言中。功利观念使人变得肤浅及暴躁...

——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引起的论争 陈雪风根据我报导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提出评论，引起陈大为和刘育龙的反驳。我向来不喜争论，而这件事也没有把我拉下水，我更应该当作没有一回事。我虽听过陈雪风和陈大为的大名，却没有任何交情，刘育龙则是一个可爱的朋友。但是，读到作家们的语气如此之重，心情如此躁急，我结合了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感受，有一件事倒是很想说一说。 陈雪风提出来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如果跟未来20年内，世界将严重缺乏淡水和粮食那样的事情相比，这些争论的内容真是琐碎的不得了）。正因为琐碎，所以争论的目的并不在问题本身，实际上讨论的是作家的态度，如锺怡雯是否真的忘了她得过多少次奖，陈大为是否自大，刘育龙是否自怜，何国忠是否很客观等。关于定位、对谈有没有跨越世纪、文学奖等问题的争论，也是借题发挥，谈的是作家的修养、心态、动机。陈雪风所置疑的是几位作家的态度，陈大为和刘育龙所回应的，也是针对陈雪风的态度。我们忘记了研究会中严肃的谈话，唯独这些琐碎的问题和它们引起的争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涉及一个美学问题：作家创作了美的诗篇，作家的行为是否也要表现一种美？或者作家只需埋头写出好的作品，道德行为是他阁下私人的事，和他的文章无关？ 至于陈雪风根据我的一篇报导就提出批评，陈大为和刘育龙认为是不恰当的，其实，这完全是争辩所斥诸的手段。我们目前读到的时评，政治人物之间的口诛笔伐，对外国事态的评论，有那一样不是根据报导？有那一样我们曾经在场？有那一样我们老实地查过了会议记录？ 但是报导也不能滥用，我的报导只供一般性阅读，学术性很高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写，也没有能力写，从这些粗略的报导判定讨论没有跨出世纪，或者锺怡雯有没有贬损本地作者这些微妙的问题，是很危险的，我的报导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参考。我们在场的人恐怕都不敢妄下论断，有些东西似乎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但是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提出置疑的权力应该是受到维护，然而置疑者不宜有不良的企图。 即然是手段，我们倒可以把它忘记，集中谈谈今天的主题。我们曾到研讨会现场的人，是为了一睹作家的风采。作家创作了美丽的诗篇，作家本身必定也是一个美丽的人物。美必须先存在于作家的心中，然后才到纸上。人们寻找美在作家身上的闪烁，并陶醉于其中。在我们心目中，作家和作品的关係就是这样。为什么记者不会产生这种迷人的风采，因为记者只是客观报导...

小说要让人读了感觉新鲜，不要让读者猜得到你要说的东西。每一则故事总有它本身特定的内容，要不平淡而又让人觉得突兀最难做到，我们都该想想如何把一个状况的极点写出来。 套句老话，就是“取之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总要想办法做到最高最美。小说要写事情的高峰，如《威尼斯商人》写阿拉贡亲王前来抽籤，希望选中的盒子里有鲍西娅的小像，他就可以把她娶为妻子。莎士比亚的写法很引人入胜，阿拉贡亲王向鲍西娅说，如果抽不中，他将终身不娶，并且马上离开。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终身不娶还要严重？这就是高峰了。 他在夏洛克这个人物用同样的方法，而使“夏洛克 ”一词成为吝啬者的代名词，主要因为他要割下安东尼奥的肉来偿还他的债务，有什么比这个割肉还钱更歹毒？ 你要写出事情的颠峰状态，而不是一般的状态。李白诗：“白髮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也是一样，三千丈还不是已经到了极点？ 巴哈欧拉为现代圣人，他的作品也是常常写到极緻，无人能出其右。如他说一个如果时常诵读《阿慕德书简》，他将可以获得一百个殉道者和两个世界服务的回报。这也是一个极点。什么东西比这一百个殉道者的报酬还多呢？ 《老人与海》写一个老人85天捕不到鱼，也是用高峰的手法。85天，是一个极点。一个渔夫85天捕不到鱼，可能还是一个渔夫。为什么海明威不写一年，一年不是更久吗？但是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渔夫一年捕不到鱼还会当出海捕鱼。这高峰要有分寸感，必须让人相信。 《红高樑》这部部电影，讲一个抗日分子被日本人捉住，对日本人破口大骂，结果日本人把他倒吊起来，叫他的同志将他的皮一块块剥下来。有什么比剥皮更能显示日本人的残忍？高峰的作品往往能成之为经典，把该写的写尽了，别人就无法跨越你。 （2004年5月4日）星洲日报 #

米兰昆德拉的骑士，出现在和凡生的时代里，有基辛格的恋爱。散文化的写作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拖杳的描写。他总有些东西要说，不像时下的小说，一大堆的描写但不知为所这样写。但是他要讲的却有琐碎之嫌，捷克学者的假牙，贝克对捷克学者的轻蔑，米兰昆德拉捉住一个主题就咬住不放。读后有些感觉并不怎么好，太多性的描写，有些事情太猥琐，并没有任何意义，也看不出作者从这些事件中讲出精明的话来。米兰昆德拉受推崇的地方是他开辟的这个创作的新天地，不是他所展开出来的精神面貌。在展现精神面貌方面他其实是很弱的。他最大的成就是利用说明的方法来简明扼要地点出了事情的真相，而不是一大堆拖杳的描写而不知道要在那里结束。直接地点出来事情显得迫切，读者的感受很好，觉得你注意他的时间不可以浪费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面。托尔斯泰写得那么真的场景是过时了，这些场景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们辛苦的追逐着，等待一个结论，总是以失望告终。我们要说的话很多，小说这种拖杳的写法实在叫心灵非常难受，因而小说的改革在所必须，我们从米兰昆德拉的写法中看到了小说的希望，直接地把要讲的话讲出来就行了，并不需要讲了很长的一大段才到戏肉，才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泰戈尔用短诗的手法写真善美，这诚然是一个我们所要取决的方向，但是我们希望它有更多时代的背景，太精简的诗歌成为一种咏唱，浓缩过度恐怕今日的读者没有能力接受那么多层次的主题，而要在这样的作品中提倡一种新思维也极不容易，因而没有说明的空间。在这两者之间取一条中间路，看来是较好的出路，这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小说的创作模式。（1999年10月4日） #

不要陷入诺贝尔奖或其他文学奖的圈套里，这不是一句自夸之言，而是有深刻意义在背后的。我们的目的是用文艺来写巴哈欧拉，而那些诺奖作品和时下各种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通常写的是人文社会的种种，很多言说在巴哈欧拉的眼里可解读为一种虚妄之想。那是我们必须加以克服的、阻碍我们灵性进步的东西。许多作家却以不加批判地描述这些虚妄之想为其能事，尽管写的充分、细致，却没有阅读的必要。对于关注自己灵性发展的人来说，那是需要忘记的物质思维，我们的关注只有增加自己的烦恼而不是快乐的事物。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缺乏灵性的高度，尽管艺术完美却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假如为了奖项而写，往往选择的题材也是通俗的东西，一般读者熟悉的熟悉的、容易引起共鸣的事物，于是往往堕入这个世纪末的窠臼之中。 我认为最好的文章是写自己的灵魂的成长的体会，写新时代人类应有的思想态度和感情，这就不能不看巴哈欧拉，不能撇开巴哈欧拉对时代的诠释和期许。用文学来推动大同世界运动，以我看来，今天人类丰富的想象和多姿多彩的人生，和巴哈伊信仰的融合、开放、涵盖广泛的教义，不会陷入新的样板文学之困境，反而将给“旧的”文学开创新的局面。伴随新社会的到来，必然有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文学。（2017年10月30日） #

周若鹏的短篇小说《烟魔》刊载今天的《文艺春秋》，我注意到小说光是写“现实的考量”，没有扩大到灵性的参悟，因而想提点儿意见。 我们看到一个烟民内心的挣扎，对染上烟瘾的悔恨，戒烟的无助。下了功夫戒烟是因为怕死，然而生存又是为了什么呢？从戒烟这个转捩点作者没有捉住一些更高尚的东西。譬如有些人为了激励其他的人，给予他们戒烟的力量，反求诸己之下，觉得自己非把烟瘾戒掉不可，否则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于是越发珍惜生命。小说如果这样写读起来会更加舒服。 这里写的是“我”抽第一枝烟的情况、烟友的间接鼓励、烟瘾发作的痛苦、自我安慰只是吸烟而不是吸毒、父亲的吸烟背景、看医生的恐惧、对烟和烟盒的爱恨交织等，都是一般烟客的事。“我”始终没有得到救助，戒烟的念头也是个软弱无力的决心。小说的视野始终是一个受害者懦弱的身影，忽然想戒烟是因为抽烟的骄傲感没有了，却看到自己的生命独自枯朽。主角诚然令人同情，却又觉得他不够振作，不够自爱，不够坚强，怎么老是看不到更好的戒烟理由，当很多人都能看到人生不能轻易浪掷的时候？作者文笔活泼生动，然而读了却不会令人感动。我们看到一个平凡人肤浅的意识，庸俗的思想决定了他堕入烟瘾的悲哀。主角虽没患上绝症，作者却已暗示，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我想时代已渐渐跨越这样的写实，网络上流行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很多具备启发心灵的内容，总会讲一些更高的理由说服你去做某件事，许多民众也都有某些批判现实的见解。譬如讲人生的苦短，及时选择正道的必要；讲选择朋友的智慧，跟吸毒者在一起，每天的话题都是哪里打斗，哪里偷情，谁被捉了，谁逃走了，这些等等，跟思想正面的人在一起，则天天都给你机会给你鼓励；又有教导人们以好习惯斧凿人生的文章——假如脑子不听使唤，就用习惯来驯服它。养成好习惯跟堕入坏习惯一样容易，缺乏的往往只是勇气和坚持。社会逐渐灵性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已成潮流，而刻板的写实显得单薄了。要是像深雪那样刻意扭曲，却又只是回避不是融入，亦非好的出路。我想文艺界该是时候调整脚步了。（2017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