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下的现实思辨

林建国《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南洋文艺18-3-1998及20-3-1998）一文，谈到作家无法走出现实主义的框框是由于对现代主义的无知，这是预设了现代主义为现实主义的替代品，为现实主义必然要走入的 下一个阶段。本人觉得，现实主义在走入窘境后没有自然的朝现代主义过渡”，并不是由于现实主义作家没有朝现代主义注视，或者不愿承认现实主义美学的有限性，虽然人基于一种惯性有抗拒改变的倾向。但作家毕竟善于思考，总不致不能坦诚看待自己，尤其是关係前途的事物。

林建国这篇宏文没有谈到社会的变化对文学题栽和风格的影响。当社会充斥着对立和斗争，文学也不能倖免受波及而反映出同样的内容，小说往往以人物的冲突矛盾来舖衍，而这样一种技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发展情节唯一的技巧。那时候也以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典型是否成功为衡量水准的尺度。

根据现实主义的说法，在典型的环境中有典型的人物，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典型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从而透视那个环境的本质。由于现实主义的功能主要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带着浓厚的群众性，所要求的语言也是通俗浅白。浅白而精练的语言受到推崇，而文字表达美感的功能不但没有受到提倡，反而常常被视为颓废主义的倾向。

现实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将终结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反而在大环境的转变中自己陷入了窘境。我的旨趣并非在于说明现代主义是一个更好的主张，其实主义之间孰好孰坏的争论是无聊的，把它变成一个争议的支点令人厌恶。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社会的影子倒映在文学里便形成这多种多样的思潮。每个思潮不过是文明的大海中的一阵浪涛，彼此之间有强弱和程度的不同，却没有所谓优劣，也不能拿来作比较。好像中国画和西洋画不能比较一样。而且，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完好，想像不出任何瑕疵。

文艺思潮的目的，并非奠立一个百世不变的写作原则，它只是文明火车上的一个轮子。

大时代来临，作家要从纷至杳来的新现象中，寻觅有意义的东西，把不再适合的扬弃，需要下一番功夫提升思考层次，超越较为狭窄的传统思想。要不然就得被大潮流所吞噬。

各种主义和思想，文艺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神圣的经典，在这晚近的100年内，都失去了过去那种紧捉人心的力量。这世纪末的现象，已不仅仅是一场科技和经济的跃进，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促着世界的重生，陈旧的事物同时迅速朽灭。

现实主义预言资本主义的将继续腐化则不幸被言中。功利观念使人变得肤浅及暴躁，家庭的解体及突发事件的发生，完全在现时的作品的诠释能力之外。作家涣散的精力无法挽救道德的沦落，而在作品中宣洩这种无奈和旁观者的心态。

曾被奉为最高尚情操的民族主义情操，在民族大融和的趋势下，变成了防碍社会进一步跨前的伴脚石。许多作家在此失去了重心，有些作家在民族的历史图腾里，寻觅遥远的慰藉，以最现代的技巧宣染不切时宜的民族意识。

现实主义一度赖以经营的典型人物去了哪里？他们随着乌托邦的破灭，而一併破灭了吗？现代主义的迷宫里并没有答案。现代主义的彩笔所描绘的社会场景是够精彩，引起够多的遐思却掀不起大众的同感。

是不是社会已没有了好人好事？或者说现今的好人好事都非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而隐没在作家的视野之外？当没有了这个传统主题，下笔如何能够仍然不空洞，可叫人伤透脑袋。

阶级矛盾除了斗争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缓和吗？人到底不是经济的附属品，由于能力有别，要求绝对平等并非一件正义的事。贫穷与富裕之间也不一定要选择富裕，如果这种富裕使人的精神变得贫穷。这时代的思辨使到文学的主题产生质的变化，作家觉得不能让每一个人物涂上阶级的色彩。

当内容没有办法被说得明白的时候，文艺家就选择不谈内容，把话题局限在安全的美学。作家于是用跳跃穿插和时空交错的技术来写感觉，眼睛看着蓝天，想像一个中文字可以拼凑出多少种意象。

当真实的主题像掌中的细沙那样流尽后，社会状况不过是倏忽即逝的表象，一种没有义意的恆常的动态。真实的社会生活在作品中消失了，作家懒得寻求有益的主题。即使写出了丰富的生活，但是如果技巧老套，不管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前途，还是去参加文学奖的得奖机会，都将是黯淡的。

现实主义在西方叫做批判现实主义，它批判了社会的罪恶和黑暗，最后却是自己被批判了。这一派也曾以大胆的笔调触向着社会的丑恶。

但是社会依然故我，苍白的文字激不起起码的涟漪。作家沉默了，自己进行了反思，觉得文艺的美学尚有一点供人娱乐的作用，灵魂在这里找到了归宿。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就变成了现代主义的形式为技巧服务。作家也从社会的主流退下来，成为无关痛痒的边缘人物。

文学让人娱乐一下并非不好，现代主义在这方面可说是丰富了文字的魅力。可是作家甘心于成为边缘人物吗？而讲到娱乐文学恐怕远远比不上电影。在19世纪兴起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及立方主义等现代主义阵营内的事物，仍然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对它的指责，就是内容的空洞，以标新立异为主旨，往往扭曲了文字的规律。文学被局限在一小部份人的圈子里，成为所谓“爱好者”的玩物。

作家把一种主义奉为圭臬，越是要求作品不乖离这主义的规范，就越是绑手绑脚，终究要悲惨地掉入评论家所设的陷阱里。其实大作家在写一部巨作的时候，很少为了支持什么主义，也不喜欢给人列入某个派系里，这使他们显得很有限。都是后来的评论家为了解说上的方便，给他们套上各种派别和名堂。

茅盾曾写过一本叫《创作的准备》的书，谈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是茅盾的作品到今天，却被认为艺术价值不高、不耐读。过度的主义化，是受到垢病的原因。看今天的文艺讲座会，常有年青的文艺爱好者追问现代主义或什么的主义是什么东西，彷彿搞通了这个问题就是懂得了写作似的，完全忽略了对现实的注视。茅盾的经验没有被吸取，许多人掉入了文字游戏的泥沼里而认为那就是文学。这并不是一件什么派系可以引为自豪的东西。

19世纪波斯伟人阿博都巴哈的讲话被奉为经典。对于艺术创作他认为，需要的是一颗自由的心灵和不偏颇的中间态度。这使我想起亚（病字旁）弦所说，最好的批评是根据人生，而不是学问。近来的评论，书券气之重以及对主义的拘泥，使人觉得狭隘而侷促，充满了从书本到书本的偏见。文坛没有随着这充满创造和活力的时代，相应地活泼起来，作家无能力指导人生，未免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1999年，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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