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封面，有这样一句话： “一位在马来亚森林里领导反英反殖战争12年的游击队领袖的回忆。”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他说的，但这句话绝对是他认可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在那里。 看来，陈平对自己的战斗一生，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这段历史中他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 然而他领导马共不仅只有这12年，另外还有30年。为什么他只提这前面的12年，不提后面的30年呢？ 从这里可以透视他对自己的评价和心思。 这12年应该就是从1948年到1960年，为紧急状态时期。独立后，反英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内，他依旧是马共的最高领导者，为何他不在书的封面提到这段时期？ 我想，这就是陈平要告诉我们的。前面一段他领导马共进行反英斗争，是非成败，看这里就好。 1960年之后，马共从“小”走到“无”。他请读者不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因为他大抵已不是马共的领导人。他在书中也数度表示，他的“总书记”职位已由其他人摄理。 陈平似乎在说，马共的沉落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不是那时候实际的领导者。 陈平是不是一个“舵手”，从这里可以窥见一斑。 也许在回忆的当儿，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后期阶段“乏善可陈”，所以调整了叙述的方式。 这一段“后殖民时期”，陈平仍然是马共总书记，仍旧控制着党军。马共面对以巫统为主的联盟政府，退守边区。其中一个时期，人数降到300多人。另一个时期，又增至800余人。 1989、1990年交替期间，陈平回来边区，处理马共的解散、销毁武器、为肃反期间被误杀的同志平反、安顿马共下山、建立和平村等事务。 这段漫长的30年中的28年，陈平呆在中国。虽然他在那里也没闲着，却不是处理最重要的战斗和建军事务，也没处理好原则性方针问题，而是做些公关性质的外围工作。他自己坦白指出，他去了中国之后，阿苏实际是马共的代总书记。之前有一段时间，阿海是代总书记。陈平既没有让马共选出新领袖指挥边区的斗争，自己也没有投入实际的战斗部署。领导上的模棱两可，使马共陷入策略和理论的混乱。这期间爆发了肃反事件，轻易从内部撕裂了党，除了外在的因素如文革，内部领袖的素质也是必需被归咎的一大因素。 那么陈平在马境的12年领导，成绩又如何呢？ 根据由陈剑主持，于2004年4月在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召开的“抗日事迹讲演会”上，提到抗日军成立了8个独立队，遍布全马。其中第8独立队是在日本

李万千 李万千先生在一次老友联谊会的讲座会上说，马共应该继续奋斗，争取社会的公平合理。目前的情况，武装和地下都不适宜，最佳的选择无疑是议会斗争。然而前马共党员皆没有参加政党，也没有组织政党，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正在式微。只是参加联谊性的团体是不够的。 他说，“合艾协议”其实就是“华玲会谈”马共方的较低要求提案，即政府允许马共参加现有的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然而已经下山多年，却未见这个局面出现。 李万千谈到马共犯下了许多错误，却没有解说原因。 马共要在新的环境里继续奋斗，必须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才算准备好了，可是这些年来，有谁在认真检讨历史的错误吗？ 个人的私底下讨论不提，上升到集体层面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阿达在他的书里，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李万千说马共的毛病是忽左忽右，“偃旗息鼓”、“精兵简政”期间，是右倾。“肃反运动”又变成左倾。但是他没有分析左右摇摆的根本原因。 马共认为自己的那一套阶级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不管什么问题，搬出马列就是完美的答案。处理现实问题也流于概念化，只需将革命理论套上去，立刻显得完美无缺。既然普通党员头脑武装起来都那么优秀，领袖可就更加是豪杰中豪杰。造神也就从这里开始。 马共活在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氛围里，已经不知道“实事求是”为何物。 陈开章先生，即马共革命派中委阿达、苏云、全仲仁，对马共的“悲剧”写下这样一段话：“原绍南岛日本宪兵队长大西觉少佐，曾领导专门破坏抗日活动的谍报机关。战后，他在1977年撰写并出版回忆录《绍南华侨被肃清事件》中揭露，马来亚共产党书记莱特充当日本间谍，出卖1942年9月1日在石山脚召开的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卖大批领导抗日干部，出卖‘不胜枚举的各种情报’。” “可惜当时马共广大党员没有人能够及时识穿并揭露这条化为美女的、隐藏党内窃居领导岗位长达12年之久的毒蛇。这个当过法国、英国、日本间谍的无产阶级叛徒、内奸莱特，赶在英国回归马来亚之前9天，于1945年8月25日召开了中、北马党军会议，根据各种片面、似是而非的分析，提出以下的意见： “他指当前实现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第5条‘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的要求是不实际的，并提出，马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是加强和平斗争，争取实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主和自治，以‘八大主张’取代抗日‘九大纲领’，人民抗日军老队率先解散，新队开

陈平（1924-2013）逝世迄今十年，褒贬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他英明、正确，是马共的伟大领袖。有人认为他是“莱特第二”，潜伏在马共内部的政府代理人，造成马共失败的罪魁祸首。陈平的政治对手阿达，为前马共革命派中委，对他的评价介于在这两个极端中间。 尽管阿达被陈平派系评击为“分裂分子”、“反党头头”、“拉查克政权代理人”，阿达的评论并没有诉诸谩骂，而是以理性为依归。陈平做得好的他给予褒扬，不好的地方予以伐鞑没有保留。 他在《马共史实与评论》这本著作中，陈平的照片旁边，写道：“他是继莱特之后，任马共中央总书记达42年之久。他领导下的马来亚革命‘从大到小’，‘从小到无’——先是内部大分裂，后是‘树倒猢狲散’——空悲切，武装斗争火灭；马共历史到此止，革命火种到此绝！陈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现还难下结论，只能就事：他的领导，确确实实是给统治者作了很大的帮忙，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 阿达说，他只写他知道的事，不写他不知道的事。 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于2004年出版后，阿达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着手写另一本马共历史，同时对《我方的历史》之谬误提出驳斥。前革命派领导人黄一江，前马列派领导人张忠民，热情鼓励他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不要让《我方的历史》误导群众。他的书写了五年，终于在2006年8月出版，提供另一个历史视角。 阿达说，他是政治失败写《史记》，效仿司马迁。他这时已78岁，而且身边无儿无女。他出生于1926年，比陈平小两岁。 另一位马共前辈张明今，也从海外写信给阿达，鼓励之余，也呼吁曾经参加抗日、抗英战争的“局内人”写出马共的真相，“抢救历史”！ 阿达说，张明今是抗日和和平时期马共高级干部，日据时期霹雳州地委，主持过地下报章《人道报》，领导过后来成为马共副总书记的李安东和总书记的陈平。当时，李安东是该报编辑，陈平是刻蜡纸的钢板手。 后来，陈平被莱特提拔坐直升机擢升，反过来领导李安东和张明今。张明今被莱特出卖被捕，和平后出狱，任马共公开党代表。陈平诱骗张明今“回去大陆学习”，等他回去了中国，又叫中共开除他的党籍，大玩两面手法。 阿达14岁参加马共，直到1987年61岁和平下山，于将暮之年尚且奋力执笔，在另一个战场进行奋斗，可真是战斗一生，死而无憾。 看来他这写历史的活动，意义并不低于那些年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到头来是“空悲切”，然而，后下山年代各种真相陆续涌现，被掩盖的事实终究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跟陈平等人畅谈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观察。那天是1967年1月17日，下午5时。他们谈了两个小时。陈平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听，没有发表意见。 随同陈平的有党主席穆沙阿默德、副总书记李安东、政治局委员陈瑞、中央委员陈田。陪伴毛泽东的有康生和刘宁一。 毛泽东认为，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抬头，必须继续搞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牛鬼蛇神也的确太多，毛认为要把这些人扫除干净，政权才能稳定，经济才能上去。他不相信党内有这个力量，于是发动学生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叫工人也搞。这期间，边区的马共，在阿苏的领导下，搞了“肃反运动”，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版的文化大革命。 肃反运动的手法跟文化大革命类似：怀疑、列名单、污名化、逼供、改造、批判大会、枪毙… 阿苏曾经是马共驻中国的全权代表，担任这个职位的还有在他之前的阿成和在他之后的陈平。文化大革命期间，阿苏已回到边区，然而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件。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肃反也是。反对肃反就是反对革命。 一个错误的认知，其杀伤力，远胜一支精良的部队。 阿成不认同与文化大革命，也不认同与肃反。陈平的态度是不置可否、“保持中立”。 对肃反的态度也是这样。 阿苏搞肃反，把自己的名誉搞坏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给中国前进的道路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反面教材。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避开了教条主义，把中华文化纳入马克思主义，强调合作共赢；避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避开了阶级理论干预经济，也确保了革命成功后，反对革命者和革命者之间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内部问题。而内部问题必须协商解决，不能使用战斗的手段。 中国已经彻底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认清了这个事件的真相，学习了教训，把它的正面意义写进了党章。而我们这里，马共下山后还是派系斗争不断，山头主义鲜明，对肃反争论不休，搞到华教分裂，一盘散沙。老左之中多有迷茫。 何以同样是中华文化圈，落差竟如此之大？ 马共对肃反已经作了检讨，并确定了它的错误的一面，指出：它的错误在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内部问题要协商解决，不是敌我矛盾。 你们搞分裂，对得起那些被战友用火红的烧焊头“熳鸡”烙得遍体鳞伤仍坚持不说谎，不连累其他人的勇士们吗？（见海凡：《雨林的背影。梁清》） 李开璇随笔20231007 #

写了一些历史掌故，忍不住要写写散文，这是翻阅了《我方的历史》之后，忽然兴起的念头。 “陈平”这个名字，在我们那代人心中，曾经是“神秘”的代名词。许多英雄死了，唯独他没有死。他似乎永远死不了。关于他懂得飞天遁地的传言，隐约传来；在危急关头，他忽然失了影踪，敌人大批围捕扑了个空。 传说他在华玲和谈破裂后，在回去边区的路上，敌人派出大军要将他缉拿，他却几个拐弯就把敌人抛在后头，从容脱险。他们单薄的几个人，竟然可以绕开重重的火线，再一次表演了非凡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迷踪拳”。 那年代，我们崇拜战无不胜的英雄人物，希望有个救苦救难的人物横空出现，一扫遍地的牛鬼蛇神。几十年来听不到一个对民族有利的声音，人们的心灵未免浮躁，言语免不了夸张，思想也难于清晰。又听说陈平和他的战友们所采用的战术摧枯拉朽战无不胜，他们的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他们的眼界宽大如宇宙，于是偷听秘密电台寻找振奋人心的消息。敌人越是将他抹黑我们越是要将他美化，暗地里散播着陈平的神话。 历史好比一场梦，醒来人们就把它忘了，让梦自己碎去。当那么厚重的一本书摆在面前，我已不想把它细读，觉得好像走出了一场梦，而梦正在渐渐的碎去。 那个神话的年代忽然消失了，我们却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好是坏。陈平的神话是在哪一年破灭的？1990年也许是个开端，后来，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书的封面，实在是个失策。原来不过是个养尊处优的糟老头，满脸赘肉，哪里会是个战士？更不会是个飞天遁地的神仙。 我发现自己不再传播那则神话，而是成为一个拆神台的人。 神台拆了，陈平就变成一个好坏集于一身，伟大与渺小并列的凡人。 要说那些都是陈平的错也是对他不公正，因为蒙蔽着我们眼睛的其实是那个封闭的社会。社会让你看不清出路，老是弥漫着一片没有任何标杆的朦胧，只有神话讲了心里觉得舒服些。主导意识形态的集团用白色的恐怖，将舆论封闭起来。这样，就给仇恨和偏见制造了滋生的温床。他们其实故意制造陈平的英雄形象，他的形象越高大，突然把他抹黑，污蔑为“通缉分子”产生的打击，也效果越大。于是民族的鸿沟也就像地震裂开，陈平要跟政府和解也就越加困难。 那一层弥漫着的不确定的迷雾终于散去，今天，来到了后英雄主义年代。每个人都是建设平等社会的工蜂，都是无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声来自于公开、流通的讯息，而不是在秘密管道里炮制。如果说近几十年来社会在哪里取得了进步，这一点也许可以确定。所以，也不应该

马共党所（网络图片） 距离《合艾和平协议》如今已过了32年，我们还需要谈论马共吗？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是没有必要了。然而当作一个社会学议题，马共却是一课生动的教材。马共所主张、奉行的集体主义和多元一体，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乃至世界各地“民主国家”，却变得稀罕了。 集体主义却是个具有前瞻意义的新鲜事物、大同世界的一个征兆，谈论马共除了基于情感，也在于缅怀它所构建的这项意义。尽管这类话题常受狭隘分子干扰，然而这个沉重的话匣子，却是非要好好的打开不可。 在马克思之前，欧洲的哲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集体主义，黑格尔要人们具备良好的观念，认为只要每个人观念好，社会也就会好起来。黑格尔名气很大，然而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在大学里教书，“制造观念”，鲜少参与社会运动。 之前，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意思是说：“我在思想，所以有我。”天地万物林林总总，惟独这副会思考的躯体是可以被确定的，其他一切都不能被确定，或有待被确定。这何尝不是一种个人中心主义？只有我自己感受得到的才是真理，其他人说的，感受的，哪怕是圣贤，我也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这跟社会主义者对人民和国家的近乎“盲目”的信任，有很大的落差。 洛克的《政府论》有句名言，被写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不可让渡的权力，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追求一己的幸福诚然是天经地义，然而个人事小，群体事大，个人不可为了自己获利，违背大众的利益，这一点更为重要。洛克没有把这一面写出来，造成今天的西方人很难了解中国人。 霍布斯更进一步，他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会谋取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资源有限，所以，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在所难免，人类社会也是丛林法则世界，只有让他们互相制衡才是解决之道。 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受到洛克等人的批判，认为人懂得自我反省，也有道德守则，因而会自我约束，不一定非要互相争夺不可。然而洛克阻止不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在英国的兴起，且大行其道。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促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延伸到大航海时代及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以掠夺为目标，功利主义也就成为殖民主义者的理论根基。个人主义由此走入极端，成为一件极其有害的事物。 法国人卢梭提出“共和国”理念，有集体参与治国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在卢梭之后，马克思否定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和黑格尔的唯心论，他庞

最近到泰南宋卡府昔罗县考南康山区的前马共第8支队大本营遗趾走了一趟，20多年前一段惨烈的战斗历史似乎历历在目。  1977年及1979年，政府军和泰国联军约7千人，在考康南山区进行轰炸，持刀枪大砲的兵士也从地面四面包抄，日夜进攻。尤其是1977年那场战斗，据一名生还的前马共梁艺青说，每隔3分钟就有一批炸弹抛下来。考南康周围埋着地雷密密麻麻的地雷，第8支队全队人员都地躲入地道内，竟安然无羌。 因而在当时，考南康地道的“积极防御”功能，十分显着，被认为有“神奇”的力量。 马共第8支队原是陈平派属下的一支游击队，几十年来盘踞在距离马泰边境只有4公里左右的考南康荒山僻岭地区。后来以一江为首的第8支队与陈平派交恶，成立“马列派”。同时以求真为首的第2支队也脱离了陈平派，成立“革命派”。 第8支队前后在考康南山区住下的营地不下100处。在黄一江接任第8支领导人职位之前，各个驻地只是挖掘一般的壕沟和防空洞而已。黄一江接任后，就开始注重挖规模较大、防空效率较高的的地道，共有十多处，而以考南康“三层地道”营盘最为完整。 “三层地道”于1972年初开始挖建。曾参与挖掘工作的一战斗员梁艺 青说，开始时只是将课堂下面的地道和三个主要出口挖大。后来一有空就陆陆续续的挖掘，由于所使用的器具都是原始的锄头和铁铲，一天里顶多只能挖数尺。 100多名战斗员在一个山内挖掘，从山底挖到山顶。经过了7年，到了1979年，就成为今天游客所可以看到的这个样子。它有3层，16个出口；它可通达外面营地四週的6个哨冈和战壕，并通向厨房，和山下水沟的集体冲凉房。 我们进入地道，可以直着身子走进去，地道的泥壁留着锄锉的痕迹。地道里清风徐来，没有地道外林木间的潮湿。那就是梁艺青所谓的有益健康的带氧森林浴。 在地道内我们看到了遗留下来的课堂、手术室、电报室、领导人黄一江夫妇的私人房间、会议室，地道出口处有锌板盖住，以防止大水流入。其中一个地道外有一个厨房，梁艺青说，一听到枪声煮饭的同志就鑽进洞里，洞里有可以作战的武器。 有一处洞口旁有个大灶头，山上有时打到野兽，也有好东西吃。当然在煮东西的时候，共军也必须耳听八方，一有敌人来袭的讯号，则立刻跳进地道里取武器准备作战。 我们从山坡上端的一个洞口走出来，看见一小小的寮子。部队里也有男女恋爱的事情发生，聘礼是一杯咖啡和两粒糖果。由司令官主持了结婚仪式之后，新婚夫妇就和大伙分开，住

《与陈平对话》一书于6月26日在新加坡出版，英文本，编者为新马历史学者陈剑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卡尔哈克。陈平于1999年2月22日及23日在澳洲坎贝拉大学的?南方华裔研究院?，和一群学者举行了2天对话，这本书就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一路来，关于马共的着，述往往以官方的文件为根据，从战场的一个方向看过去。这本书却是从战场的另一个方向看过来。一位领导马共超过50年的传奇人物亲临说法，弥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道出了许多人忽略的真相，这事件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 这个对谈有异于一般泛泛然的人物专访。这批学者之中，许多是紧急状态时期的参与者，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退休回国后仍从事马共的研究并着书问世。有些曾处于马共对立的阵营，其中有包括曾在马来西亚政治部服务的Leon Comber，氏为女作家汉素音的前夫。另一位John D. Leary 于1950年至1955年间为负责马来亚原住民事务的英军人员。英国爱柏丁大学研究员Anthony Short，是另一位与会者，氏于紧急状态时期参与国民服务，亲身目睹当年的烽火。另一位John Coates 将军曾服务澳军队长达40年，退休前为军中行政人员首脑。对日军佔据马来亚的历史作出研究的日本学者Yoji Akasi教授，和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的杨进发为另一种类背景的参加者。开幕人王赓武教授在主持最后一场对话时说：?这次的研讨会本身就是一个历史。? 对话会协调人陈剑说，陈平受到邀请时立刻答应出席，显得非常乐意。他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面对23位学者的提询，始终于实事求是的态度谨慎作答。有些问题他没答，表示还在思考，保留意见。他忠于史实，没编造故事，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措词。研讨会气氛和谐、融洽，过去的战场变成了一场意义深长的学术讨论，陈平赢得与会者的好感。 这本书虽在陈平的回忆录《My Side of the Story》出版后二年馀才面世，它并不乏新鲜的内容，尤其它是对话方式，总是选精彩，最神秘最吊诡的事物来谈。不同背景的专家之言论亦不乏精彩之处，增加了内容的客观性。 陈平今年已是79岁的老人，从现场照片看去，他依然硬朗如昔。与他同时期的风云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东姑阿都拉曼、马绍尔、陈祯禄等，大多已经作古。他的许多旧同志，不是死了，就是改而信奉了资本主义，或过着平淡的晚年。陈平依然以不曾投降的共产党人自居，仍在思索着时代问题

今年10月14日，我参加前太平营政扣者在鱼米之乡——适耕庄——的3天生活营，带回一本前政治扣留者所写的文集。最近取出来细读，起初以为，不过是一本应景的刊物，旋即发现，它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读物，诉说着一段跟历史息息相关的非凡经历。 它跟一般的特辑不同，没有献辞和广告，全是文章和牢友的图片，还附录了太平营的餐单，显然编者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要达到回忆的最大化。封面是一张太平扣留营和华都牙也扣留营的照片，中间是适耕庄著名的海边，一幅晚霞通红的落日景象，象征他们的黄金岁月已被扣留营鲸吞，如今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刻，却依旧辉煌如火，映照大地。 马来西亚左翼前政治扣留犯，来自不同的阵营和组织。大抵而言，有前马来亚共产党部队的武装人员，有些经历了抗英战争乃至抗日战争；有前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搞地下活动，为武装的马共输血，搞民运、工运、学运，又有善于搞群众工作的前劳工党党员。 马共除了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又有“革命派”和“马列派”，主要目的是要在马来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后，武装斗争寿终正寝，左翼政党解散，思想教育跟着沉寂，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政治犯相继走出营房，成为社会中另一个活跃的群体。太平营也改作其他用途，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共有230名前政治扣留者参加了今年适耕庄的生活营，他们来自不同的阵营和组织，水乳交融地过了三天充满怀旧的日子。如今已不是热火朝天的年代，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隔阂都已放开一边，这是不必宣告而得以成立的共识。这本文集也是服务于这样的一个团结理念。牢房及跟它有关的种种共同遭遇，成为一个联系各方思想感情的普遍话题。 这里的作者，大多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讲述扣留营的故事了，是在接到主编黄贵文的邀稿之后，才开始思索要写些什么。许多作者毫不隐晦地控诉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包括无审讯扣留、殴打、侮辱、单独监禁、长期扣留、精神虐待等。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作者跳出沉重的话题，以轻松、跳跃的笔调，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牢狱生活细节。 文章有：《缘起——2022太平营政扣者生活营》、杨文波（杨白杨）：《恶罚下的牺牲者——杨亚柒同学逝世40周年祭》、北雁：《怀念战友——杨亚柒君逝世40周年》、刘道南：《我的家》、李开璇：《营里营外》、驼铃：《书生的独白》、文之：《一张贺卡的记忆》、黄贵文：《到各区去送粮》、明湖（新加坡）：《我经历了13年无审讯扣留的磨练》

  日前，在适耕庄老友生活营，见到许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马共和前劳工党党员，大都气质沉潜，锋芒内敛，跟他们交流令我感触良深。他们是当年社会的中流砥柱，为民族平等、正义事业流过血流过泪，付出过青春的汗水，包括艰苦的武装斗争、罢工、罢食、学生运动、地下活动、工人运动、群众教育等等，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坐牢。他们大都相信这些奋斗，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冲击，也让自己的人生增添华彩，然而，从今日社会状况的角度来看，所促成的改变却远远不如期待，平等、正义的水平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势。他们的牺牲也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受到鄙视的时候更多。老友的组织成为怀旧的联谊团体，而怀旧也只剩下歌曲、相片和故事，诚然是无可厚非，却也不免叫人兴叹。思想的光芒和远大的抱负，已经沉睡了吗？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理念，不再是议论的课题。仿佛这些，也随着“合艾条约”的签署而成过去式。 我又发觉，并不是他们对政治冷感，而是这些课题变得复杂了，吊诡了，很难梳理出一个合理的共识。以前那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再也派不上用场。这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到了 21 世纪全球化的年代，失去了方向。 曾经上过部队并正在努力筹建马共文物馆的黄逸先生，认为马共的失败，是因为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民众，不能接受革命的理念有所致之。根据我国国情，革命手段只适合于一部分民众，主要是华裔，另一部分民众对此望而生畏。 至于什么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斗争方式？他没有给出答案，似乎仍在思索。曾经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长达 8 年之久的学运领袖辜瑞荣，目前为人民党总秘书，也参与生活营，认为武装斗争已经不再可行，议会斗争是唯一的出路。辜瑞荣热血还在，此次大选，人民党竞选国席 26 个。辜瑞荣运筹帷幄，决定单打独斗，不与其他立场飘浮的政党站在一起，要建立一个以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多元种族政党。 生活营安排陈定远博士谈美国债务危机，似乎释放另一个讯息。当前世界新格局之下，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国内的阶级对抗，而是国际资本集团通过货币操控，军事威胁、内部颠覆等手段，制造动乱，鱼肉世界人民。世界人民与这一小撮极端资本军工集团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惟有将其计划挫败，世界才有安宁之日。霸权与社会主义王道之争，席卷全球，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也成为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 马克思说，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都必然存在着两个互相对抗的基本阶级，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