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的迷惑

 日前，在适耕庄老友生活营，见到许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马共和前劳工党党员，大都气质沉潜，锋芒内敛，跟他们交流令我感触良深。他们是当年社会的中流砥柱，为民族平等、正义事业流过血流过泪，付出过青春的汗水，包括艰苦的武装斗争、罢工、罢食、学生运动、地下活动、工人运动、群众教育等等，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坐牢。他们大都相信这些奋斗，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冲击，也让自己的人生增添华彩，然而，从今日社会状况的角度来看，所促成的改变却远远不如期待，平等、正义的水平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势。他们的牺牲也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受到鄙视的时候更多。老友的组织成为怀旧的联谊团体，而怀旧也只剩下歌曲、相片和故事，诚然是无可厚非，却也不免叫人兴叹。思想的光芒和远大的抱负，已经沉睡了吗？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理念，不再是议论的课题。仿佛这些，也随着“合艾条约”的签署而成过去式。

我又发觉，并不是他们对政治冷感，而是这些课题变得复杂了，吊诡了，很难梳理出一个合理的共识。以前那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再也派不上用场。这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到了21世纪全球化的年代，失去了方向。

曾经上过部队并正在努力筹建马共文物馆的黄逸先生，认为马共的失败，是因为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民众，不能接受革命的理念有所致之。根据我国国情，革命手段只适合于一部分民众，主要是华裔，另一部分民众对此望而生畏。

至于什么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斗争方式？他没有给出答案，似乎仍在思索。曾经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长达8年之久的学运领袖辜瑞荣，目前为人民党总秘书，也参与生活营，认为武装斗争已经不再可行，议会斗争是唯一的出路。辜瑞荣热血还在，此次大选，人民党竞选国席26个。辜瑞荣运筹帷幄，决定单打独斗，不与其他立场飘浮的政党站在一起，要建立一个以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多元种族政党。

生活营安排陈定远博士谈美国债务危机，似乎释放另一个讯息。当前世界新格局之下，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国内的阶级对抗，而是国际资本集团通过货币操控，军事威胁、内部颠覆等手段，制造动乱，鱼肉世界人民。世界人民与这一小撮极端资本军工集团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惟有将其计划挫败，世界才有安宁之日。霸权与社会主义王道之争，席卷全球，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也成为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

马克思说，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都必然存在着两个互相对抗的基本阶级，阶级斗争因而不可避免，它们之间的抗衡、冲击，驱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两个对抗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的争夺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所有阶级向无产阶级过渡。除了这两个基本对抗的阶级，同时存在着其他阶级，却不是处于对抗状态。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为1867年，当时，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极为严重，生存条件堪怜，厂主要求苛刻，居住环境恶劣。除了劳动力，他们一无所有。马克思就是以那个矛盾尖锐的社会为根据，并将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总结出阶级斗争的理论。

尽管这套理论看来无懈可击，阶级斗争却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出现。法国大革命是左翼政党和平民发起的革命，反对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在三年内把统治了法国几百年的绝对君主制和封建制度一举拉下马，然而革命后来演变为战争，造成10年的动乱，直到1799年拿破仑执政，才宣告结束。

马克思主义不但对无产者形成巨大的鼓舞，也冲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在思考应对之策，避免革命浪潮的骨牌效应。英国人在1873年到1875年之间，于《资本论》出版后的8年，颁布了《普通法》，在法庭案件的审理上，让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得以发挥作用，为资本家将本身的“公平“让渡给老百姓直观的“公平”。到了1891年，又根据“公正”的概念，颁布“反托拉斯法”。“托拉斯”指的是控制英国经济的大家族，“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对大家族垄断经济，目的是要化解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1905年，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对抗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鼓动了俄国革命。1917年发动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是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社会环境下取得的变革成果。然而苏共内部思想僵化，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外部受到美帝的封锁、冷战、制裁，到了1990年，苏共被迫放弃江山，资产阶级在苏联复辟。

马克思主义也对美国资产阶级造成巨大的冲击，1929年，美国发生股市大崩盘，股价指数从891点跌至151点，社会矛盾激化，罗斯福政府担心无产阶级借机兴风作浪，也根据“公平”的原则，在政策上做出调整。政府让大众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必须是大众持股公司，设立权限极大的证券委员会严格监管，确保长期收益可观。以这样的方法将财富分配给人民，从而避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陷阱。这就是缔造美国强大的“罗斯福新政”。

从以上几点可以发现，阶级对立的存在是事实，然而只有在矛盾被激化的情况下，或说不公平和非正义走到了极端，才会引发冲突和革命。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国库被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掏空，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酿造了肥沃的革命土壤。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矛盾，并不是一个正、反、合的逻辑命题。马克思认为“一切观念的、精神的差异都是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是由阶级决定的，什么阶级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这一点并不正确。

列宁来自富有的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也是中上家庭，却为无产阶级奉献一生。比尔盖茨要把他的财富全部财富捐出去，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给他的孩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人的动机并不是由外在的环境所决定的，而是基于内在的道德认知。

前些时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计划”，通过法规和劝导，鼓励有钱的人民捐助贫困的人民、富裕的地区协助贫困的地区，也是一种从观念着手，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社会变革运动，其深远地影响直接抵达未来的大同社会。

邓小平说：“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条件是，不可以让其他的人更加贫穷。”这句话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为可行之路。然而，它是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洞见。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自于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一方的富有等于另一方的贫穷，一方的好是另一方的坏，然而实践证明，也可以两方都好，共同富裕。合作共赢便是你好我也好，你富我也富。中国传统思想在这新时代的国家，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补充，打破了阶级矛盾的二元对立。

资产阶级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过度而来的，本身并非邪恶事物，相反的，还是社会进步的因素，只有当他不顾道德底线贪得无厌的时候才是邪恶的。

无产阶级也不是进步、善良的代名词，只有当他们表现出大公无私的世界情怀，才是值得社会珍惜的瑰宝。

至于说，社会发展、变革的动力来自何方？马克思认为，是这两个不能调和的阶级的斗争，驱动了社会的发展。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巴哈欧拉说：“一个（文明）事物，一旦被推到极端，就不再是一件好事，而是成为有害的事物。”他们提出另一种看法。

社会矛盾总是存在的，然而只有矛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才会激发冲突。当然，这种“不能容忍”也可以通过人为的激发，避免更激烈的冲突在未来发生。

倒行逆施、封闭保守、贪污腐败、偏激狭隘等等非正义、不公平现象，也因为责问了人们的良知，必然会遭到反弹。阶级对抗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他如种族偏见，宗教狂热、朋党勾结的腐败现象，甚至过度的物质主义行为，都会令人义愤填膺，带动改革的情绪。所以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不宜局限于阶级斗争，还要把眼光朝向更广阔的世界。

在我国独立后的新环境下，革命者必须将注意力根植于特定的国情，而不是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这一点，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者思考的重点。

马共当年组织军队，对抗日本侵略者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从物极必反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路线。因为那时的马来亚社会，正处于极度不公平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掠夺者只有被赶出国门，才是正义和符合公理的，任何跟他们共存的理由都站不住脚。马共在这两场战斗中也取得了骄人的胜利，促成了国家的独立，这一点必须载入史册。到了独立后的新状况，则应放下武装路线，改为和平社会运动，以消除极端思想和偏见为己任。

到了全球化年代，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已成为“旧资产阶级”，那种以工业革命年代为蓝本的阶级对抗不复存在。国际军工资本集团与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这个矛盾也取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和政治人物要有世界视野，世界情怀，才不愧为新时代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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