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墓看掠夺者本色
两个“外来者”
柔佛近代史最为人所淡忘的一章，要数港主时代的几十年朴素
明墓：星洲日报图，陆家明摄
年代，起于1844年陈开顺开辟陈厝港，止于1916年义兴公司被英殖封禁、清盘。淡忘不是因为我们记性差，而是这段时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以叙述的故事，零零碎碎的一点儿史料，无法衔接成完整的篇章。人物奋斗，是非成败，皆无定论。
明墓碑文，星洲日报，陆家明摄。
 |
明墓碑文，星洲日报，陆家明摄。 |
今人儿女上学宽柔，死者葬于绵裕亭义山，上香柔佛古庙，理应都会想到，这是义兴公司给华社留下的遗产，然而人们的认知往往不是这样，认为是有了华侨公所和后来的中华公会之后，才有这些便利。义兴遗物似乎只剩下一截短短的“义兴街”，还有就是那个不起眼的潮州陵墓。
今年（2021年）是“明墓”建立100周年纪念，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正在往多元融合、互惠互利的方向迈进，殖民地政府那套治理模式，及其放任自由、双标民主意思形态，也往破灭中陨落，在这时际，重新审视殖民地的历史角色，是有必要。
20世纪初，英国人进驻柔佛时，正值大英帝国巅峰时期，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3400万平方公里，等于目前中国领土的3.5倍，人口4、5亿，傲视全球。然而，帝国承继的海洋文明是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掠夺是它的本性，终究不是人间正道。二战后英帝分崩离析，分裂成100多个独立国家，最后只能退居本土，独守孤岛。失道寡助，必然如此。
华人和英国人，一先一后来到这里，身份都是“外来者”。然而两个外来者对当地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人带着祖传的良民思想，把“社会秩序”摆在前面，宁愿自己吃亏，也要群体好，社会好。奉公守法是为了能够住久一点，多干一些活儿，不被驱赶就是福气，期望有所积攒衣锦还乡。
国不在这里，家不在这里，这里是作客他乡，而作客要有客人的礼貌。融入是后来的事，起初却都是从最基本的荜路蓝缕做起，把最粗重的工作扛在肩上，老老实实，不讨便宜，不越雷池，大多住在荒郊野岭、河边园圃，在自己简陋的屋舍旁种植农物，豢养禽畜，打造自供自给的小农社会。
华侨来了几十万人，从来没有想过反客为主，夺取政权，英国人来了几艘军舰停在海上，就想做太上皇帝。
英国人不是开拓者，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属于这片土地，他们不愿意在这土地付出劳累和血汗，更不用说性命了。他们只是一个过客，然而是个不寻常的过客，因为他们带着先进的武器，还有随时轰开你家大门的炮舰，对谁都看不顺眼，只有帝国是他们由始至终的幻梦，满脑子帝国的傲慢和诡计，用海盗、大麻、代理人、雇佣兵、不平等条约、战争、抹黑、颠覆等骗术、蒙汗药，把别人的土地变成他的属邦，当然不会想到跟当地人共商共享。要独占，要不劳而获，海盗文化的掠夺本性，在他们血液里流淌。不像中国人，搭船而来，来了就是把整颗心也带了过来。
从清道光2年至咸丰8年（1822年—1858年）间，从广东省出海谋生、经商的华侨，多达150余万人，其中88万为潮籍，大多乘坐一种按照清廷的规定，将头部油以红色，桅杆亦油红一半的远洋商船，俗称“红头船”（封面）。潮汕红头船浮在水面，像一条大鱼，可容数百人，载货数百吨。每年8、9月间，乘北风出发，遇上好风，四帆齐飞，如有神助，半月可抵达暹罗。它，带着探索、开放、包容的精神，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使者，也是华侨同祖国联系、思念的纽带。之所以油成红色，是要通过编甲互保，切断与海盗的联系，以达到防范海盗的目标。可见它们是和平的先锋，没有战争的装备，不同于英国人为占领掠夺为目标的炮舰。[1]
“骏马登程出异方，男儿随处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1952年，笨珍廿七碑北干那那新村的中华学校，为育民学校的前身，迁至现址，一座包括16间教室、16间教员宿舍及底层大礼堂的新校舍落成，于12月7日，举行开幕典礼。那时尚未独立，正值抗英战争紧急时期，华人把中国视为祖国，把华语称为国语，学校礼堂悬挂孙中山先生的肖相和“三民主义”，为当时风气。
校方邀请驻柔英国顾问官J. Falcorner主持剪彩，然而J. Falcorner正值假期，乃由一位叫何更生（J.D.
Hodgkinson）的英人代表，嘉宾包括华校总视学官慕甘霖、华校视学官陈毓荃、笨珍县长、柔佛马华公会代表、校董，学生，中西记者千余人，济济一堂，场面壮观，笨珍琼州会馆铜乐队也在场演奏助兴。
何更生受邀主持剪彩后，一众嘉宾鱼贯进入大礼堂，就座后开幕仪式随即开始。董事长李柱致词后，邀请何更生致词。何更生站起，却不走上讲台，而是傲气十足地站在会场一边，说了几句祝贺校舍落成之类的应酬话后，指着礼堂上悬挂的孙中山肖像，当场质问校长丘林容，是谁的主意挂在那里？丘林容只好吩咐工作人员去取肖像，却被何更生阻止，命令校长亲自取下。丘林容无法，只好自己亲手把肖像取下，何更生这才没有继续发飙。[2]
这个故事是殖民地新山乃至马来亚的一个写照，何更生的这种表演继续出现，直到如今，然而他的指挥棒已经失灵，再也无人听他指使。
英国人的作客心态
日军攻占马来亚的时候，英国人在马来亚驻有远东司令部，有作战的东方舰队，然而，从1941年12月12日日军登陆哥打巴鲁，到1942年1月14日进入柔佛，1942年1月31日英军退守新加坡的51天里，只有在日军登陆哥打巴鲁当天，发生一场抵抗战斗，接下来，东方舰队突然失去了作战能力，不打仗了，而所谓英军企图在柔佛阻止日军前进，不过是炸掉在哥打丁宜横跨柔佛河的一座桥梁，在退守新加坡之后又炸掉新柔长堤，然而这些“战斗”对日寇毫毛无损，反而激发暴徒的兽性，迁怒华侨，在哥打丁宜捉了300多名华侨重筑哥打大桥，完工后把所有筑工用绳索敷绑，置于机关枪枪口下扫射，将尸体抛入河中，将河水染红，尚不满足，进而对哥打丁宜华侨展开惨绝人寰的奸淫屠杀，尸横满街。新加坡华侨同样被迁怒，也发生一场血腥屠杀。5万条人命，该如何偿还？柔佛成为全马各州屠杀之冠，新马估计15万华侨殉难，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新柔两地，华侨人口战后大幅度萎缩。
柔佛华侨协会夸耀日本“皇军”用兵如神，势如破竹，英国人的“非正义之师”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其实不是日本人了得，而是英国人放弃抵抗。他们不愿意为这片对他们来说，只有利益没有感情的土地付出代价。
英军投降后却暗中支持马共成立抗日军，抗日军从无到有，跟日寇周旋了3年，打了340场战斗，歼灭敌军无数，自己也牺牲惨重。华侨移民与英国人的“进来”不同，乃在于此。华侨不是过客，自觉是土地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就有保卫家园的责任，而许多的确整个人豁了出去，置生死于度外。至于身份的认同，那是另外一回事。
后来，英国人捣毁了他们的小屋和园地，把他们赶入铁蒺藜内，像美国人对待红印第安人的样子，鹊巢鸠占，宾主易位。同样是外来者的爪哇人和武吉斯人，却没有被这样对待。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无法永远占据这片土地。他们不是开拓者，没有留居的资格，只能被居留者赶出去。“日不落帝国”再伟大也是昙花一现。今天，连个像“葡萄牙村”那样的“英国村”都没有留下。而华人却在这里生生不息，繁衍循环，活出了为人的尊严。
评价英国人，一般倾向于正面，认为他们带来了国家的现代化，又让马来亚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西方科技文明，这些论述虽有真实成分，然而他们丑陋的一面也不容掩盖。英国人的巧取豪夺，不像日本人的青面獠牙，又比美帝的割韭菜温和许多，还搞了些小小的基础建设，然而港主时代的柔佛是个国家，到了殖民地时代就变成半个国家了，另外一半成了英帝的后院，服务于帝国工业供应，为特等居民提供享受，生产单样的作物和矿产，好让宗主国操控价格，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后院民众的小农经济被践踏，连地位都比帝国本土的同类低下，而自由民主制度、多党制，把社会分裂成碎片，把眼光局限在眼前。英国人的设计和游戏，林林总总，导致马来西亚种族主义，名列世界前茅。
义兴被列为非法组织
两个“外来者”发生正面冲突，始于1914年坎贝尔进驻柔佛后，海峡殖民地办事处成为柔佛太上君王，第二年，颁布了“柔佛社团法令”，给“非法组织”下了定义，目的是要解散“歃血为盟”的组织义兴公司。
然而，义兴公司是非法组织吗？
在英国人踏足柔佛之前70年，义兴已经存在，而且是合法存在的。后来者凭什么说先来的不合法？可见，是炮舰在说话，真相并非如此。
义兴不但合法，还是唯一合法的民间组织，柔佛港主人数上百，皆为义兴会员，只有义兴会员获得政府委任为港主。义兴虽为洪门会党，却没有发生大规模械斗，反而致力于减少私会党操作。它领导华社开荒拓土，开辟矿山，处理胡椒、甘蜜的种植、生产和交易，也在地方治安、民众教育、交通建设有实际投入。首领佘能财，1886年出任政府教育委员，这些合法地位和措施，怎可轻易腰斩？
这里显示，英国人缺乏互相尊重和民主磋商的精神，何更生的嘴脸，再次浮现。照理，如果对义兴有意见，应该给予机会改组成为合法，方为恰当，何以竟要这样一剑封喉？
以大英之超强国力，要灭一个义兴简直如同踩死一只蚂蚁，然而，这大国并没有展示应有的泱泱大度，说明其文化里缺乏包容的思想。其排外思维，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对殖民地人民具有很大的侵略性。
义兴的清盘与抗议
过了一年，也就是1916年7月1日，柔佛副国务秘书伊斯迈巴朱在宪报向义兴管理层和会员发出公告说，于1915年在柔佛社团法令下注册的义兴会社，已被利用从事偏离（prejudicial）国家利益的活动，因而他下令，该会社必须解散，并宣布委任林进和与陈二弟，处理义兴会社的清盘事务[3]。陈二弟为德兴港港主。
多年付出，换来的却是“对国家有害”的指责；孜孜不倦的努力，突然前路迷茫，就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于是宪报公布罪名，等于政府作出的判决，义兴无法通过法律进行抗辩。
对于这样的不公对待，华社和义兴有负隅顽抗吗？
迄今没有看到请愿、抗议之类的报道，惟陈二弟于1922年7月12日，清盘后的第六年，清盘工作接近完成之际，在一份呈给法庭，呈报清盘状况的宣誓书中，在最后两段，为义兴公司作了一些微弱的辩解。
他在宣誓书中说：“据我所知，而且也相信，义兴公司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促进社会的交流，避免帮派的冲突和摩擦，此外没有其他的目的。义兴公司招纳会员，只限信奉儒教的华人男性，不分财务状况、籍贯、方言、职业和政治立场。”[4]
陈二弟与林进和都是潮籍，也是港主，熟悉义兴内情不在话下。
这是一份呈交法庭的严肃文件，不容有诈，签署人当知。这里所说，当是经得起辩驳的事实，可视为义兴对打压的回应。
可以看出，陈二弟对打压十分不满，一来义兴并没有扰乱治安，反而协助治安，二来义兴不是秘密组织，它是公开活动的，其理事皆由苏丹委任，是个和平的团体，信奉儒教，没有政治议程。
当局给义兴冠上一堆罪名，却没有提出罪状。
英国人为什么要打压义兴？
至于英国人选择“义兴”进行“精准打击”，目的何在？从他们接下来的动作，大抵可以揣摩出以下几个理由：
1：义兴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一样，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东印度公司是帝国买办，可仗势欺人。华侨是海外的中国公民，而中国不是帝国，也不奉行帝国主义，华侨不能依靠中国保护，只好自发组成会社互相呼应，义兴成为一个权力中枢，引起英国人忌惮。
2：打击义兴，可以达到分裂华社，扰乱华社秩序，弱化华社整体力量的目的，有利于殖民统治。
3：义兴首领陈开顺曾经协助天猛公阿布巴卡赴麻坡平乱，有见及此，担心义兴组织反殖运动，先下手为强，将它拔除。
4：因资源财富集中在义兴港主主导的港区，为了抢夺进行部署，先解散义兴，单方面中止港契，接下来，殖民地办事处就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将土地分配给帝国买办集团。
5：向苏丹展示力量。英国顾问新上任即雷厉风行取缔“私会党”、废除港主制度，尽管苏丹不同意，也要锐意进行，以显示殖民政府的威严，不以苏丹的意愿为转移，为接下来的实施英国体制铺平道路。
6：二元对立思想使然，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不是天使就是魔鬼，非此即彼，非善即恶。你好我就不好，我好就不能让你也好。不能看见华侨好，华人强大，要显得比你更强大，与中华思想的万物并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观念，南辕北撤。华侨与英殖打交道，始终没有认出英殖的邪恶手段，也即在此。
赶尽杀绝
义兴解散后，包括书本、文件、帐簿、条幅、旗帜等所有信物和房产，都必须交给政府，不单义兴大厦要清空，流落会员手中的信物也必须一概交出，否则若被告密，可被判坐牢和驱逐出境。法令之苛刻可见，乃专为对付义兴而拟定。
至于义兴信物交给政府后，即刻被销毁还是保留至1921年明墓建成，始移来墓内埋葬，不见考究。
义兴党人在其会所供奉死去的先烈，态度庄重，料想也纪录了各先烈生平事迹，包括领袖、港主、先贤信物，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奈何遭此无妄之灾，以致片纸不留，呜呼！
可见污名化不仅是“泼脏水”，还是“斩草除根”，一个“一刀切”手段。
去潮化这波文化侵略，制造了“敏感课题”，导致私立宽柔身份含糊，又使华裔苏丹后历史飘忽，这里谈义兴在英殖抹黑打压下，如何转圜自保。
“祭拜明墓纪念先人创办宽柔”
1890年，新加坡民间组织“天地会”被英殖禁止活动，所有物资均被充公[5]。新山这里，潮州义兴倍感唇亡齿寒，山雨欲来风满楼，苦思未雨绸缪之计。
预感果然灵验，1916年，义兴被正式解体，然而义兴已于1913年，把所办学校私立宽柔，转为公校，主权归公，与它切断关系。
由于义兴会众潮人占大多数，被列为非法组织后，潮州人也就有支持“非法组织”之嫌，移民社会失去了本身的宣传机构，无从辩
以下一则关于明墓的新闻，谈到明墓与宽柔的关系，为宽柔与潮人藕断丝连的历史，提供新的线索。
1953年4月23日，《南洋商报：新山风光》报道说：
“新山中华公会同人，于日前邀集抗日殉难者之家属，驱车前往茶园华侨抗日殉难公墓，公祭殉难先烈，由黄振杰氏主祭，并由黄羲初等陪祭。祭礼相当庄严肃穆。全部祭礼12时许始完毕。又本坡宽柔中小学校董事，亦于昨日前往明墓祭奠，以纪念先人创办宽柔学校之功绩。”
这里说，祭拜明墓是为了纪念先人创办宽柔，既然明墓内存放了义兴领袖的神主牌，“先人”所指应该就是他们，显示潮州人创立宽柔，在1953年是得到社会认同的。
显然，“先人”不是指黄羲初等“宽柔创办人”，因为假如宽柔系广帮黄羲初等所创，这时际，距离1913年尚无多远，黄羲初等也还健在，上面的新闻里也提到他为另一个项目的陪祭，怎么可能变成“先人”要被人纪念了呢？
黄羲初没有参与明墓的建造
去潮化的主角是黄羲初，他晚年撰写的关于宽柔和明墓的历史，特别是被引用最多的《46年史略》和《35年史略》，看似弥补了某些历史缺憾，然而由于遗漏了潮州人创办宽柔部分，为去潮化兴风作浪。
黄羲初铜像揭幕礼上派发的手册和2014年增加的明墓墓志铭，都是以黄羲初一家之言为依据。这些文字流传很广，然而其中一些表述和数据却不正确，虽没否定义兴，却也没适当地表述实况，对潮人主导的当时情形没有提及。墓志铭所要表达的，似乎是华裔近代史开花结果之年，在广帮走上舞台、华侨公所成立后。污名化的余毒隐约可见。
上述介绍黄羲初的手册由舒庆祥编写，有如下叙述：
“黄羲初曾直接参与明墓的建立，目睹整个过程，并书写下来。他是历史第一见证人。”又说：“1921年，时年35岁，黄羲初接任新山广肇会馆会长职。作为新山华社领导之一，理所当然，他一定受邀参与‘明墓’的策划与修建工作。上引一文所述，应是他的亲身目睹。”[6]
这里有几点必须更正，其一，1921年的新山广肇会馆会长，并不是黄羲初，而是黄亚炎。（详见：《新山广肇会馆的去烈士化现象》）。其二，义兴清盘和明幕修建，皆由潮州社群处理，没有史料证明黄羲初参与整个过程。
义兴于1916年进入清盘后，与当局展开长达5年的法律抗争。这期间，官方只跟清盘师陈二弟、林进和（去世后由杨永就取代）及义兴公司最高领导人佘双就、周秉国、佘和标等人联系，书信往来均属内部事务，不外泄，跟黄羲初无关。
义兴会众根据清盘程序，于1921年3月20日及1921年7月29日，开了两次会议，商讨善后事宜，重要议决都在这里做出，广东台山人黄羲初，并不是义兴会员，当然不能参与，何来“目睹”整个事件的经过？
明墓施工修建之际，黄羲初其人已归国访乡。《南洋名人集传》说他：“君晚近鉴于居住地一切生活渐次踌躇，兴思祖国，尚有可发展者，遂于民国10年8月，束装归。时春秋方27（应为36之误），既而谒祖会亲后，即伏枥游上海一带。”[7]
民国10年就是1921年，明墓修建之年。既然人都不在这里，为什么学者还说他“直接参与明墓的建立？”
谁建造明墓？
至于谁才是明墓的建造者？可能性最大的是义兴公司的清盘师陈二弟，因为义兴的善后事务皆由清盘师处理，包括产业拍卖和余款分配。明墓于1921年8月25日已竣工，然而陈二弟向法庭申请拨出义兴余款2千元给宽柔产业信托人，作为兴建明墓之用，却是迟至1922年7月12日才获得批准。可见他有鉴于建墓的迫切性，先挪用手头拍卖所获款项，建造明墓，然后向法庭申请将一部分义兴余款（2千元）拨给宽柔信托人，作为建墓之用[8]，回垫已支付的费用。只有他有这样的回旋余地。
义兴把建明墓的款项，交给1921年的宽柔信托人卓亚文、黄亚福（已故）、陈迎祥、韩士尊、陈福山（或为曹福山）[9]，黄羲初没有包括在内。黄羲初是于1926年，才获法庭批准成为宽柔其中一位信托人。可见兴建明墓时，黄羲初并没有掌握建墓款项。
拨给宽柔建明墓的2千元，为清盘工作的一部分，并“新山华社等人”“力争”的结果。
义兴余款的分配
明墓旁有座新建的石碑，星洲日报的一篇报道记录了石碑上的文字：
“根据明墓旁的石碑记录，义兴公司解散后尚存余款2万元，其中1万元捐给宽柔学校创办学校，另5千元用作建明墓之用。石碑上清楚提到当时的情况，即义兴公司起初欲将2万元赠送给潮州人的‘椒蜜公司’管理，后来在新山华社等人力争下，才把其中的1万5千元转赠给宽柔学校作为教育基金。当时，宽柔学校董事会用这笔钱购买3间店屋，所得的租金充当学校经费。至于另外的5千元，则是用来兴建明墓。也因此，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以及农历7月25的春秋两祭，新山中华公会诸理事和新山宽柔学校众董事，必定循例到明墓前拜祭，一表纪念、缅怀及发扬义兴公司服务华社及热爱华教的精神。” [10]
这段文字跟陈宝锦《黄羲初先生传》的叙述近似，相信从该处取材。该文说，黄羲初于1919年，见“潮侨人士所组织之椒蜜公局，拟争取将义兴公司之存款，移作经费，（黄羲初）先生则领导各帮侨领，代表宽柔学校，要求其拨充为教育基金，迨正式谈判时，先生即席慷慨陈词曰：…先生之高论，本于至公，发于至诚，理直气壮，正气凛然，…故义兴公司主要人物，咸表赞同…结果决定将该公司之存款二万元。全数捐助宽柔学校为基金…”
《46年史略》也提到，并被《黄羲初铜像揭幕礼》手册引用，林进和先生于1919年，拨出2万元给宽柔学校充作基金，另拨5千元修建明墓。
然而查究法庭的记录，就能发现上面这些都是奢谈，华社各帮根本没有对义兴余款的发落进行谈判，时间节点也完全不对。义兴公司资产拍卖后，剩下余款3万余元，义兴前会众商议结果，于1922年7月12日，向新山高庭提出申请，并获准，将其中的2万元拨给宽柔，作为该校的基金，6千元给麻坡华文学校，2千元给哥打丁宜华文学校。假如哥打丁宜华文学校没有成立，上述款项则移交新山宽柔学校，作为基金。另2千元交给宽柔学校信托人，作为修建明墓之用。[11]
林进和移交义兴款项给宽柔？
可见，法庭批准拨出义兴余款的时间是1922年，不是1919年；给宽柔信托人建明墓的款项是2千元，不是5千；移交款项的也不是林进和。根据陈二弟的宣誓书，林进和于1917年5月30日已死，哪来的“移交”这回事？
由此证得黄羲初的记述不符事实，碑文却将给宽柔的2万，写成1万5千，给明墓的2千，写成5千，虚构的“椒蜜公司”、“新山华社等人”，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每天跟日月星辰相对，容得下这样的错误吗？
黄羲初说：“…民国8年（即1919年）柔佛政府下令，命义兴公司自动解散…”也是一个错误。
本文上面谈到，1916年的柔佛宪报，已勒令义兴清盘，所以是“被迫解散”，并非“政府命义兴自动解散”。
义兴总部大厦
义兴总部大厦，建于1885年建，在一块16亩地段，这座历史性大厦如果保留下来，可以成为华族离开乡土，登程落户的具体写照，然而，它成了殖民主义者眼中的圆明园，你最爱的东西我偏偏要把它拿掉，让你倍感失落和挫败，这样就可以在心理上挫败你。
英国人的这种战斗姿态，一直没有被华社认出，直到抗英战争风起云涌，才终于同仇敌忾把他们赶了出去。
既然把你污名化了，接下来就是贯彻到底，进一步加强“义兴有害社会”的指控。于是，换掉大厦的招牌也就势在必行，让人觉得，这个组织“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义兴公司曾经与政府展开了法律抗争，通过律师向政府请愿，要求保留义兴总部大厦，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在义兴总部大厦的土地上建商店，也在赔偿金课题上要求2万5千元，柔佛宫廷也曾献议将该片土地用作华校用途，吁请双方和气收场。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殖民主义者对华侨的偏执，竟说其主导的政府有权在无需赔偿的情况下收回地段，“太上统治者”的气焰在这里燃烧无遗。
义兴余款最后的分配
义兴公司最终被迫接受1万5千元的赔款，作为“铲除”义兴总部及放弃土地拥有权的代价，时为1920年1月20日。
一年后，即1921年7月21日，柔佛国务秘书致函清盘师陈二弟，要他在10天内将义兴总部大厦清空，以便让新山市政局进入修建公务员宿舍。清盘师要求当局给予1个月宽限期，因大厦内收藏的神主牌，必须搬去明墓，而明墓的兴建无法在10天内完成。最后，义兴公司于1921年8月13日，完成搬离这座总部大厦。
义兴大厦终于交给了政府，神主牌搬去了明墓。义兴大厦如今片瓦不留，连一张图片都没留下。
明墓
明墓不是一般的陵墓，墓里埋的不是死人的骨骸，而是曾经摆在义兴大厦里的英烈灵位。义兴大厦不保，这些神主牌也就必须迁移，像屋主被赶出自己的住家，真不是味道。先辈们于是有这个奇想，建一个墓，把这些灵位统统移来这里，躲过了当局的打压，然而丝毫没有减少后人对这些先辈的怀念，不愧是个“曲引旁通”之策。
墓内设置多层框格，英烈灵位摆置其上，再用泥土填埋，洋灰封闭，立于今新山绵裕亭义山之原。据说墓内摆放了108座先人灵位，跟水浒传的绿林好汉一样多。这些好汉英雄的故事，或许也可以写一本《水浒传》。
它变成了一个华侨在这里奋斗不懈，开天辟地的精神象征。
明墓两旁石碑，刻着“绿水青山度绵长，蛟腾起凤播吉地”，显示义兴本来希望在这里延绵千年，却遭逢此劫很不服气，宁愿化为绿水青山、蛟龙凤凰，盘踞于此保卫这片吉祥福地。
这里也昭示了华侨要在这里落地生根的赤诚心愿。
至于后人在这里立墓志铭，尽管仍然带着去潮化的痕迹，已无伤大雅，因为“义兴公司”这个名字得以堂堂正正摆出，已足于证明，“义兴对国家有害”的判词，是虚构的，义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反，他们的功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制造谎言的人已经走了。
1921年明墓落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墓志铭？不可能先辈们没有想到，最合理的解释，是“义兴”这个名字，在当时是不许公开的，不提“义兴”，墓志铭也就写不出来，所以没有。新山中华公会终于在几年前，把它补了上去。
至于为什么叫作“明墓”？没有史料给我们开解，或许取自当年会众最耳濡目染的“正大光明”四个字。正大光明者之墓也。至于“反清复明”，应该是更早以前的事了。
明墓建成于1921年8月25日，迄今刚好100年。
今人缅怀明墓，看到一则奋斗史如何埋葬在别人的唾沫之中，也看到一道诬蔑的黑水，从100年前流淌到今天，渐渐的流进另一个坟墓。
（2021年3月9日）
[1] 取材自：潮汕人网：潮汕红头船
[2]取材自：洪祖秋：寻根留迹：英国顾问官，2021年12月12日。
[3] 柔佛宪报：And whereas it appears to me, Ismail bin Bachok, Deputy State Sacretary, that the said Society is being used for purposes prejudicial to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Now I hereby ordered that the said Society be dissolved。
[4] 宣誓书第11段原文：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belief the objects of the said Ngi Hin Kongsi were the promotion of friendly social intercourse with a view to the avoidance of clan and faction fights and quarrels. I have been unable to ascertain that the said society had any other objects. 第12段原文：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ascertain membership of the Ngi Hin Kongsi was confined to the males of Chinese race and Confucian religion but there was no special qualification of property, tribe, dialect, occupation or political opinion.
[5] 《叻报》1890年2月5日报道：“本坡各天地会因为国案禁止，情形均经例报，刻闻各会首领以彰国法，不敢有违故，即议定于14日，将其会内所有印簿以及旗帜等物，均将至护卫司案前呈交，以示尊行官令之意云。”
[6]黄羲初铜像揭幕礼手册。
[7]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黄兆伦（黄羲初）篇
[8]张礼铭，柔佛地方史话，页70
[9]张礼铭：柔佛地方史话，页32
[10]星洲日报，大柔佛，2020年7月20日
[11]附图：义兴公司代表律师呈给新山高庭关于义兴余款最后分配建议书，SS No 1818/21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