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西方殖民地主义者曾认为马来西亚的种族关係，是不可以调和的矛盾 。他们没有料到这儿的人民，对种族歧视能够容忍得那麽多，那麽久 。马来西亚的种族“试验”，竟得联合国的讚赏，一些国家还派员前 来考察，学习我们的种族经验。 在一个以权势的运筹主宰一切的社会，弱势社群的容忍是应被记一功 的。被动者自我约束，容忍主动者的态度和错误，比主动者觉得受侵犯，而压抑这种受创伤的心情更不容易。 但是容忍和顺从并不能推动种族合作，消除不平等的地位，才是逐渐 深化种族互相接受的良策。资讯爆炸使种族间的互动增加了，但是“平等化”的趋势却非常缓慢。40年来各种族生活在一起，对彼此的生活习俗早已瞭如指掌，然而种族法令一出炉，人们还是往往惊讶不已 。种族关係将以怎样的姿势迈入21世纪？我们作为局内人，又能做什 麽？ 目前的社会状况，和《马来人的困境》中所描绘的种族蒙昧期相去已 远，也已走出“新经济政策”强烈的民族主义胡同。这个表面的进步并不是因为人的努力的使然，而是随着大环境的出现而被带了出来。 但是，改变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种族主义的模样大抵还是一样。大环境并没有取代人所应该做的事。 这完全是一种状况的改变，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可比拟目前网际网 络流行，一些报纸的读者转去看网络，报纸受“注意”的程度减少了 。从只读报纸的时代到也读报纸也看网络的时代，发生了一种分散作 用。种族关係的淡化也是如此一种分散作用。现代人见多识广，异族 通婚平常了，门户观念淡薄了，肤色问题不再大惊小怪，种族意识也没有那麽沉重。 曼德拉粉碎了白人的隔离政策，第一次走进联大时，获得持久的掌声 。人们为种族主义的死亡而欢呼。事隔多年，汉森在澳洲提倡白澳政 策，再度被选民唾弃。我们不知道马来西亚是否一个种族和谐的典范 ，但是社会结构明显的，还是倾向于种族主义。基本事务的处理，还是以种族主义为主导。 政治生态根据宗教和种族而分成不同的阵营，人民没有自由参加政党 的权力。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身份。这裡留存着明显的历史 烙印和传统的种族情结。各个集团有她自己微妙的尊严，和不容易捉 摸的心态，有各自的保护主义制度，彼此要坐下来协商讨论并不容易 。你要是对发生在别人阵营内的事情一知半解，而妄下评断，就什麽事也莫想办好，光是应付对方的反弹就足以花去所有的时间。 各族各自为政，各家的事各家理。小心翼翼，不踩邻家的雷池半步。不管怎麽小的一个族

前几日，拿督翁诗杰出席由新山中华公会主办的一项政经研讨会，谈到我们如何走出种族主义的枷锁时说，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去看待和处理种族主义。即使种族性政党如巫统放弃种族性立场，成为多元种族政党，但是如果民众间的不同族群仍有零和心态，一个种族得到利益时，另一个种族觉得蒙受损失。加上民智未开，这样一种改革是否成功乃难下定论。如果不能成功，领袖的下台诚然是个人事小 ，改革后果不如所料般的好，必定造成资源的浪费。 翁诗杰这言论给人的印象是，有怎麽样的人民，就有怎麽样的领袖。说是非常的“务实”，却像过去左派所说的“尾巴主义”。领袖跟在人民的屁股后面慢慢走。 社会早已是各族融和的社会，政党必定也要如此，学校也要朝这个方向转变。只是迟早的问题，这趋势谁也不能逆转。再过几年，环球化不断深入，人类将可自由地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互通信息，互相合作 。从家中的电脑就可以看到一个远在外洋的朋友的脸孔，还可以跟他讲话，跟他做买卖，跟他学东西。然而，我们这裡还在争论不休，因为种族性政党之间还在讨价还价，廉价屋、奖学金、股权、学校、发展地段、议员、拨款、衔头等等，没有一样不浪费大量的精力在争论上面。 大众不能放下种族情结，民智未开，因而政党不能拆掉种族的围牆，也不敢大开言路，担心被人煽火。然而政党裡的领导人难道也是民智未开，经不起异见的煽风点火吗？领袖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就应放下种族主义的负担，让人民学习。 领袖自己不带头，谁来带头？总得有一个突破。我们不但要有人带头 ，还要有一个榜样，一个推动力。谁是反种族主义的英雄？会是务实的种族政党领导人吗，当种族主义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模稜两可 ？ 在回答一个大学生的问题时，翁诗杰说，他无意吃老本，但是，我们问一问自己，是谁首先带领华人走出侨民意识？是谁首先带领华人主动和其他的族群接触？又是谁带领华人走入大马政治的主流？作为一个聆听而没有提问的观众，我觉得翁诗杰玩弄了在场的听众。为什麽在这个“是谁”的码子上，他没有提到当时的民众？马华有这些主观 能动性，难道是天外来的力量？难道在野的政党和民众对马华全无制衡的力量？难道当时的形势没有使马华看到和其他族群合作，乃大势所趋？ 翁诗杰如果表现出一个文化人的真诚，而在回答王万才的问题时，表 示明年若他中选为总会长，在目前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他仍没有将马华开放给各种族的勇气，因为政党领袖目前还没有多元种族意识。我想听众

种族主义“发展”到今天，只剩下一堆黑色的记录，和一个不受欢迎的理论。然而一股妄动的馀温一点没减，甚至比以往还要放肆。他们根本不必提出理由，就大干一番。 所谓亚利安人比犹太人优越，德国人比法国人高等，条顿人比斯拉夫人了不起，非洲黑种人是亚当的孽种，上层的新加坡人应该优生优养，因为他们有较好的基因等等，这些话现在已属于“胡说八道”。从希特勒一直到世界化的前夕，种族论的提出已经够多，也总是很精彩，可是真实性却很有限。 多年前有人提出脑壳大的人，由于灰色和白色物质必然比较多，思考能力也比较强的假设，看来没有说服力。山东人和蒙古人的脑袋都很大，东南亚各人种则比较小，是不是东南亚一带的人种比山东人和蒙古人低一等？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的能力。但每个人又都不一样，这个差异好像指纹的各人不同，只是在形式、表面和程度上。这个不同成为人们奋斗的原动力。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所以你非得振作起来不可。但这个程度的差异，好像不同的花卉形状的不同或色泽的深浅，并无优劣之分。例如有些人脾气比较躁急，另一些人则比较温和，但脾气躁急如果用在好的方面，譬如要求工作快速做完，就是一个长处。而温和的人如何对社会的不公平完全没有愤怒之情，也不是一个优点。 所以天赋能力的差异不能成为种族歧视的托词。相反的，人们应该注视彼此的不同，并看到反映在彼此身上的这种美。正是这种美，使不同的人能互相欣赏，互相吸引，并且由此看到人类的一体性。有些人善于想像，有些人有艺术天份，有些是天生的思想家，有些擅长于交际，有些人特别善于利用他们的手或身体，如有很好的歌喉之类，或者有些像武松一样勇敢过人，似乎一个人一生中应该做什麽，早已命定了的。他感到最快乐的就是做他可以胜任的工作。每个人做不同的东西，而使到世界多姿多采。但这种能力的差别是平常的、必须的，某一方面的能力不应被夸大，成为某个种族瞧不起其他种族的理由。 两性之间也有不同，女性比男性优越之处很多。如忍耐力、细心和对感情事的敏锐方面超越男性，这是指一般的情形。但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裡，男性不肯以实际的行动让女性这方面的优点获得彰显，造成社会浮躁和麻木。用暴力解决问题，也跟这个性别歧视有关。 人类的基因结构基本上的相同，使人有共同的外表和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的共同还在于他有一个相同的灵性。当人有了这个形体结构之后，它就获得一个有别于动物界的特有的能力，这就是他的“灵”的

华团走向友族的心裡障碍，可以从诉求工委会不参加经谘会一事看出来。由11华团提出，2千华团联署的《诉求》，除了提出华族的心声，也提出其他种族的心声。华团没有仅仅从华人的角度提出诉求，显然把国家的多元种族性考虑在内，打破单一种族角度的观念。但是在跨出去和提出来之间的一道鸿沟，却没有办法越过去。 走向友族是把自己摊开来，让别人看看你在想什麽，你主张什麽，你同意什麽，不同意什麽。在这过程中，文化的冲突，语言的障碍，习俗的歧异，宗教的差别，现实思考的对立，态度的不同，都免不了会涌现出来干扰这个过程。 因为如此困难，就有一种行动的隋性，谁也不肯先踏出去，总是希望别人把这份艰难的工作承担下来，而它的好处却是大家一同享用。有些人只顾讲，只顾指责别人，批评别人，这种行为对大局一点好处都没有。 华团不参加经谘会，理由是经谘会不是决策机构，讲了也等于白讲。这是假设只有掌握权力的首相、部长、执政党、人民代议士等在朝的人士才能落实诉求，可是对于消除造成诉求的种族主义沃土，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华团只是提出问题，採取一些施压的手段让当局接受。为了显得不太消极，华团自欺欺人的说，他们要监督诉求的落实。 种族主义的消除不能完全靠制度和权力，而是要靠了解。这个道理虽然浅显，由于疑虑和缺乏信心的恶劣作用，人们不相信双方的理解可以增加，问题可以被认识，以为可以通过纯粹政治途径，颁佈一些法律或政策之类的东西，一举把种族主义从社会的表面拭去。 消除种族歧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只要拿起勇气，一步跨出去，总会有些收穫。人们因为缺乏勇气而争论，实际的工作没有一件做好。 第二个要素是诚实。诚实可以消除由误解所引起的恐惧。如果你讲了一些不恰当的话，但是对方知道你是有诚意的，他总会替你辩护。相反的，一个人若没有诚意，既使你讲得很动听，别人仍会怀疑他。 超种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其说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大环境的趋势所致。但是要完全地、彻底地消灭种族主义，还是需要人们有计划地去进行，它不会自己自动消失。 走向友族的目的，是把超种族思想凝聚起来，使它不断的扩大，传播。它一旦凝聚起来就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任何鼓吹种族主义的人士都立刻被人孤立起来，被当作是不良份子。好像曾经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若不是紧紧的站在种族主义的一边，都会被形容为出卖民族利益的人一样。 种族合作是一个过程，由小的合作到大的合作，

人种优越论那套说法早已过时，所谓一个种族的颅盖骨容量比另一个种族的颅盖骨容量大，就是比它更加聪明、优秀的证明，乃荒谬之论。如果说白人的颅盖骨平均容量1千450立方公分比黑人平均1千400立方公分来的大，而得出结论说白人比黑人优越，那么，非洲的班图人和阿马索人、爱斯基摩人、日本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应该都比白人优越了，因为这些种族的颅盖骨都比高加索人的颅盖骨来的大。美国白人曾经对“黑人种系”产生恐惧，幸亏没有把黑人赶回非洲去，要不然今天的美国可能不会诞生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总统。 今天的种族主义者不再讲颅盖骨，也不说基因好的民族应该找基因同样好的民族结婚以衍生强壮的后代，而是纯粹的敌意、想象力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差别所衍生的陌生感，在有心人的歪曲和鼓动下蜕变成一股黑暗势力。 黑暗两个字充分说明了它的性质——看不到光的一批人，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而做出违反常情的事。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暗中进行也好，摇旗呐喊也好，黑暗始终是黑暗，不会自己变为光明。必须得到光的照射，黑暗才会被驱逐出境。 光是实体，是存在物，有个来源。暗是虚无的，不具体的、靠不住的。只有见过光的人才知道黑暗是什么回事。 在黑暗里的人，必须有人给他光明，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光。 如果没有人把光送给他，他就会往无光的方面设想，结果是一场心惊胆跳，流一身自我愚弄的冷汗。但是他的恐惧只可以向愚昧的人群宣告，在正面的人物之间无法取得回响。于是他们利用民族间的差别，提出似是而非的质疑，将曾经有的团结之光刻意隐去，尽管他们活在黑暗里，他们却形成一股势力。由于他们只是在利用民族间文化、语言、经济、教育和宗教等事项的差异，他们的理论都没有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语言粗俗，他们的行动鲁莽，他们的仇恨莫名其妙。他们内心的黑暗在这里表露无遗。但是一旦见到了光，他们的悔恨将是非常深刻的。 既然头发一样黑、血一样红、灵魂都有一个、踩着同一片土地、吃着同样的食物、呼吸同样的空气、罩在同一片天幕下，就应该彼此视为兄弟。如果是兄弟就该坐在一起商讨大家的事，大家的事可不就是这个大家庭里各种事物的妥当安排和管理？要管理得好理性的觉悟总是高于一切的指导，而友爱的态度总是驱逐黑暗的火炬。 我们希望政治人物将种族主义约束在一个可以管制的范围内，以免它摧毁现有的体制和秩序，然而消除这个黑暗势力还得靠每一个有良知、有爱心的民众，以无瑕的动机和纯洁的行为，把协商的

夜晚，播出一首曲子：“我今天不烦，真的不是很烦，我只有一点烦  ，你比我烦，你比较烦，我不烦....”一个软软的女声说：“也许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心情也跟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最近比较烦》。 ” 这首歌古灵精怪，没有什么意思。青少年就是喜欢它的没有意思：有意思的东西都假的，像一大堆思想主义之类，曾是很有意思的，后来变成没有意思了。 它唱对了：“烦”的确是青少年生活的主题。那些发疯似的逛百货市 场的孩子，那些吸烟、染头髮、穿耳洞的孩子，那些在大庭广众男女相拥、在夜市场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少年，有一个老是甩不掉 的字----“烦”。 成人的世界也很空虚。看他们拼命地在“工作”和“家庭”两头忙碌 ，其实是藉此排遗内心的空虚。否则他们的日子也很难过，也许要跟 少年一样喊烦。成人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传下来，少年便以自己的 方式寻找快乐。成人看了他们的举止，却只有摇头。 青少年不想知道太多，因为成人世界的东西呆板、死气沉沉。成人总是装着很有理由地板起面孔，对对错错，应该不应该的没完没了。他们发觉，那些东西，知道了和不知道还不是一样。现在的青少年都不 喜欢读新闻，除了准备作文，不得不读读之外。 成人替孩子拿书包上学，让他们在游泳池边渡过愉快的週末，买最好 的球鞋和营养品给他们内外作装饰。但是青少年的行为，分明是向成 人提出抗议。像“爱他死”和“泡沫舞会”这些东西，是成人最不喜 欢，也最不敢去踫的，青少年偏偏爱上它。你爱的他不爱，你不爱的 他爱。他其实是说： “其实你们的世界裡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 青少年有权力获得指引和鼓励，好比婴儿有权受到保护。以前的人怎样生活，以后的人怎样生活，现今的青少年该怎样生活，他们不想知道吗？ 你有开家庭会议吗？青少年有没有被请来发表意见？孩子很烦，讲什么让他开心？最好的故事，当然是你自己的故事。 我们讲起自己的故事总是期期艾艾，不能尽情。它充满了屈辱、悲伤 、错误和“敏感事”，支离破碎，凌凌乱乱。中国涌现伤痕文学好多年了，我们这儿仍犹预不决，笔下多傍徨。二战前夕，曾经是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籍作家阿特．柯士拉（Arthur Koestler）写了《正午的黑暗》，对社会主义内部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政 权和时事，洋洋洒洒，淋离尽致。我们这儿70年大动盪，也是世界近代史其中的一章，怎的如此平静？我们的思绪仍旧混乱，写不出一本像样

许多华小学生上了中学就不再读华文，不选考华文。文凭至上的思想薰陶下，什么好唸就唸什么，哪个科目容易考就选。学校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现实是金钱至上，学校的现实是文凭至上，都是“一丘之貉”。 母语教育最大的敌人不再是法令条文，而是狭隘的出路主义。法令不得人心，总会改掉。今天不改，明天不改，久而久之，物腐虫生，捉襟见肘，纰漏百出，还是要改。 改一条法令只要一个宣佈，只是几句话。改掉一个观念，则是每个人的事，属于“集体的成长”、“大众的醒觉”，需要好多人有意识地 ，持之以恆地发动，还要一点危机感推波助浪。 民族教育的危机感只有“华教份子”能感受出来。法令的紧箍咒给如来佛祖拿掉了，再也不怕唐僧师父唸唸有词而头痛。执着感没有了，飢渴没有了，只剩下“出路”。这是真正的危险。 出路主义的校长告诉学生，要取得11科A的成绩，最好选些容易取分的科目，如美术会计之类。语文科尤其难考，华文更是难中之难。 出路主义的家长说，孩子读了6年华小，已略懂华文，那就够了，难道要他们作华文作家？商业社会还是英语流行。 在出路主义和民族教育之间，华社找不到平衡。民族教育在口头上和宣传上佔上风，在现实的考虑上节节败退，以致华教人士迁怒于施政的偏差。 一边是“危机尚未解除，同胞们仍需努力！”的呼声，另一边，困惑的家长把孩子送去读那些用英文教导的科目。就是中国大陆的家长，也拼命把孩子送去国外学英文。许多来到马来西亚，因为这儿“中英并重”。 语文的出路谁说得明白？10年或20年后的社会谁说得准确？所谓英语比较重要的猜测毕竟是猜测。他们的损失是满足于“差不多就够”的半桶水文化，错失了好好掌握自己的语文，以启开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的机会。 （2000年2月27日） #

  ——谈柔佛州水源处理的危机。 早在一个多月前，那时雨季，柔南区到处是黄澄澄的泥水，低洼地区的房子都逃不过这一轮不速的“黄祸”，蒙受数不清的损失。乌鲁地南智南华小的围牆倒塌，损失20万元，避兰东警察局一片汪洋，居銮一片数千公顷的橡胶园被摧毁。一位相师的家浸了水，他为了搬一台电视机，用一把剪刀剪断一根电线。但是电线走火，把他殛死了。本来就不怎么平坦的道路，给水一冲击便到处坑坑洞洞，驾车人士都觉加倍的困难，到处大塞车。淹死了10多个人，灾黎5千多人，财物损失至少1千400万元，农作物的损失可能是财物损失的数倍，因为仅仅居銮区就有数千亩的树胶园被狂风破坏。 去年12月27日的一场大雨，浦莱山上山洪爆发，一条平日绿水悠悠的山溪竟突然澎涨35尺，变成一条名符其实的蛟龙，并且改了道，把山下的几间房子冲得无影无踪，还夺走了5条人命。 这场大雨给埔莱来带来60年来最大的灾难，山上的表泥整片被冲走，露出下面的石层。巨石失去了泥土的支撑而鬆脱，往下坡滚落。高耸的林木根下鬆软，像长了脚似的，向山下移走，倾倒，倒了满山满谷。山上的贮水地带崩溃，洪水冲过树干往山下飞溅。水，在埔莱山发动了一场暴乱。 首相和州务大臣访问了埔莱山，并表示这是一个非人的意志所可以转化的自然现象。政府儘力办好账灾工作，但是自然灾害难于逆料。山顶上土蚀造成一个巨大的土坑，大量泥土已被掏空，政府宣佈将这个旅游胜地关闭两年“养伤”。首相说，报章对水灾的报导没有比实际的情况严重。 那一阵子每个人都在谈论水。不是因为水太少，而是因为水太多。那日，乌鲁地南287毫米，哥打丁宜223毫米，北部的文律也降雨高达210毫米。首相访问了灾区，没有对防洪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州务大臣拿督阿都干尼则说，水灾是由于土蚀所致，土蚀是因为雨量太多的缘故，州内的贮水区无法容纳这么充足的雨量。这是一个天灾，政府没有预料到会这么严重。 水灾一过，再没有人提起它。好像孩子生了下来产妇立时忘了阵痛。被冲毁的路面修补过了，民众捐了一笔钱账灾，高官派送了救济金，此一章便宣佈落幕。至于大型的输濬计划，需等待中央政府的拨款下来才能进行，多谈也无用。 水的问题今年第二次被提起，是首相提出检讨马新水供问题期间。这是老问题了，而首相所说，马新的水供交易马方吃亏很多，拖延越久吃亏越大，却是新的内容。 他说，马新水供合约越早谈判越好，但重申马来西亚不会停止供应水给新加坡。阵

地壳在挪移、气温在升高、宇宙在膨胀，臭氧层变得稀薄....天地万物，一刻不停的变动。我们也在变。我们主动的、或被动地，天天在应付各种变化，把这种活动叫做“生活”。然而，像于“艾尔尼诺” 、“拉妮娜”这样的挑战，我们有能力应付吗？也许只能围着一个圈子向天上祈祷，把一切归给上天的惩罚。 人们不热爱河流，大概因为我们有很多河流的原故。当一条河被弄髒之后，人们就转到另一条河取水。譬如士姑来河被污染了，水务公司就转到拉央拉央河取水，而且扬言50年内不会闹水荒。 缺水的危机比缺粮还要严重。目前的粮食可以养活57亿人口，但是世界人口还不到50亿人。粮食可以生产，清水却得来不易，也没有人发明一间清水制造厂。除了海水淡化之外，只能从河流和地下水取得清水。但是河流却越来越少了。一条条的死去，成为没有鱼没有水草的排污渠道。 地球的表面有97.75巴仙为咸水，有0.07巴仙为地下水。地下水被大量汲取之后，换来的代价是陆沉。这儿多个地区闹陆沉，跟破坏地下水有关。北京也闹陆沉，10多年来整个北京市往下沉了好几寸。专家研究的发现，北京地区的地下水被大量抽取，导致陆沉。 我们一般上把泥土看作是最低下的东西，信徒们吻圣人走过的泥土，以显示对圣人的尊敬。这不说话的泥土往下沉，莫不是说，最低下的东西也要沉沦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东西比泥土更加低下，它带着一层喻意：在这世纪末的时期，人心比泥土还要沉落。 我们处在多雨的热带，雨总是来得很合时宜，灌溉着那一大片的青绿。但是既然秘鲁岸外的热流会形成破坏力强大的“艾尔尼诺”现象，影响我们的工农业和消閒业，我们不如想想，世界有80个国家水源不足，有10亿人面临无水之苦，无于数计的人因为喝了肮髒的水而生病。这种“社会”现象，会不会有一天形成一种争夺清水的战争，使我们尝到飞弹和轰炸机的滋味？ 到过吐鲁番的人肯定会对坎儿井留下深刻的印象。新彊人把天山的融雪，引入人力开锉的地底人造河，然后挖掘许多竖井，把水抽出来。长年来坎儿井的地下水道川流不息，把滴水不降的沙漠，变成名符其实的葡萄园。水，是生存、是团结、是历史、是现在、是爱、是未来。人们珍惜水，它就从来不欠缺。 也许我们需要一次艾尔尼诺的大旱，来促成一个明确的清水水源保护计划，免得老是讲“人造雨”之类的空话。假如每年1千500毫米到2千毫米的雨量尚且留不住，还有什么颜面向老天爷请求？  （1998年） #

世界各地1千500名科学家上月30日在联合国发表一份联合声名，一致促请各国领袖採取共同步伐对抗排放自矿物燃料的碳气。这批科学家来自60个国家，其中有98名曾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发言人，诺贝尔奖得奖人肯德尔说，“如果我们认为还可以拖延一些时日，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学家都认为不能再耽搁了，所有人都认同于这个观点。” 每年由矿物燃烧和森林大火所释放出来的千亿吨的碳气，是造成地球升温的罪魁。碳气所造成的地球升温若不急时加以制止，这批科学家说，地球将发生海拔升高、干旱、更多强烈风暴、粮食短缺、疾病蔓延及野生物灭绝的灾祸。我们可以想像，当这些问题同时出现时，人类可能大量死亡，而且，为了争夺宝贵的清水，而发生战争。 肯德尔苦口婆心的劝诫世界各国领袖，不要对这个科学社群所作的结论犹豫不决。哈佛大学化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赫希巴赫h说：“这是科学家对全球领袖的一道警钟，这个资深的科学社群从来不曾如此大胆地直言防止气候遭破坏的迫切性。” 烟霾是一个証据，我们所居住的这一部份地球，是大量释放碳气的其中一个地方。经已发生的艾尔尼诺现象，和清水的日渐枯竭，所打击的对象将是生活富裕的这一代人及他们的后代。但管理民众事务的领袖们，是否如科学家所说，仍对科学家的“预言”半信半疑？ 领袖还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只要捉几辆马路乌贼，订立几条防止公开焚烧的法令，就当作是尽了环保大德。他们没有意识到本身是多么遥远的落在事实的后头。当地球升温达到毁灭性的地步，领袖也将和人民一齐沉落，再不会有一艘诺亚方舟拯救这批难民。 汤因比在《历史学》一书中，谈到人类社会不和谐的本性时说，由于人一方面是一个社会动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冲突是没有止境的。这种冲突将会达到自我毁灭的地步，除非人类产生一种奇妙的转化。只有当人认同于神的统一，并把这暂时的人间世，视为一个上帝的城邦，才会催生这个转化。 （1997年） #

政治家最爱谈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他们对这个课题的描绘，彷彿全世界的好处都在其中。然而几个来的不是时候的血案，一批骗子精心搞出来的杰作，却把这个圆满的形象一刹那间变成泡沫。 在太平盛世人民尚不能在阳光大地自由地来往，从童年开始调教出来的设防技术，成了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部份；我们竭力从一个人的外表，来评定他的好坏。从传言去认识周围的人，而我们大多数的时间并不是通过一个可靠的管道去认识别人，我们只是猜测。 当飞机大砲和暗杀颠覆、示威的人群和催泪弹，像路上的乾叶被风吹到人们遗忘的沟旁，歹徒的枪声又把人们驱回各自的房子裡，在邻人之间筑起猜疑的高牆。 它看来像是几个人搞出来的丑恶的事件，引起一些条理够分明但说服力有限的评论，也让那些喝下午茶的人有好的点心来增加生活的情趣。我们那么放心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人被“繁殖”出来的速度，会比我们将它消灭的速度更快。“培养”一个歹徒大概并不容易，而要消灭一个，只需一颗子弹。 年关将近时，我们再也听不到迎春的砲竹，在人群中却响起了歹徒的枪声，和一些人无助的呻吟。社会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是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只因报纸要寻找卖点才制造出过度忧虑的敏感？ 然而，除非我们只是要苟且偷安，否则不会对这种现象完全一点关切。 绿林英雄陈尸道左，身上弹痕累累，旁边围着一大群跳动的眼睛。然后被绳子系着曳上警车，放在停尸房却无人认领。这样的新闻几乎出自一个共同的版本，但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则故事用来消遗。要走进绿林的人还是大步前进，死的可怕没有足够的教育力量，使他们在踌躇的时候稍微往回头看看。 政治扣留犯的人数目前减少了，刑事犯却增加，扣留营的“规律”，似乎总是如此。当政治热潮炽盛的时候，许多草莽英雄，受到政治大气候所『改造』，也一变变为梁山伯英雄。今天的歹徒不认识政治，跟不认识他们的妻子和父母一样，他们的眼睛只看见“古拉辛甘”、“查曼干”、“拉欣诺”和人头海报。 过去，犯人被送到木蔻山“钓鱼”，今天则被送到新邦令金“种油棕”。监狱，与其说是一个教育的场所，毋宁说是一个法令的产物。在教育失守的战场，监狱是最后的防线；那么监狱跟高楼大厦一样，越建越多，也越来越现代化，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个兽性化的倒退？行政人员的才干，在于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在法令上作出修改，然而在所有的漏洞都补上之后，却发觉在人心中的一个漏洞永远没有办法可以补上。 想像力极佳的先生们，好像

在大选，投票之后，一批州议员和国会议员也随即诞生，我们统称他们为人民代议士。他们的工作是在议会裡发言，使到公众事务能够合理和平等地处理。丰富的学问和洞察事物的能力和服务的诚意是必须的条件，然而我们的要求只是次等，只需稍懂政治和应和领袖的能力就够了。 代议士不但承包人民发言的权利，也代理人民的事务，所以也可以叫做人民代理人。人民把票投给代议士之后，自己就成为无权无势的“平民”。大大小小的发展计划，都要经过代议士看过，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考虑了，批准了，才生效。一个计划人民说好，代议士说不好，就是不好。 代议士也有很多种类，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族群。有些地方7、8万人只有一个代议士，有些地方几千人就有一名。那些小众的议员在咖啡店裡就可以见到他的选民，那些大众的议员整天忙忙碌碌，焦头烂额，一年到头在选区裡跑，还是有选民埋怨见不到他。 代议士有动用公众基金众的权力，然而小党的代议士只得一点点去分配，中等政党不多不少，仍需努力争取才有，大党代议士所得到的拨款是中党的两倍以上，小党的十倍以上。大、中、小的政党，由一条种族主义的粗线，划分得一清二楚。反对党的代议士没有动用人民基金的权力。如果要拨款，必须先向选民筹募。 代议士之中，有一部份有行政权，另一部份只有开会和发言权。有行政权的代议士讲过的话算数，没有行政权的代议士讲的话只是意见。在州议会和国会裡这种意见多得是，有行政权的代议士有权把这些意见当作耳边风，好像街道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见解。 那一部份没有行政权的州议员时而会向选民吐苦水，说他们的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重视。他们希望选民了解他，因为他已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民请命。 代议士所能谈的和解决的问题又有大小之分，许多代议士一想到国家政策的大问题就头痛，比较安全的作法是开一间服务中心，专门解决垃圾沟渠等问题。平民的权力实在太少了，连处理垃圾和沟渠问题的能力都已失去，只好仰赖代议士了。近年来到处的代议士诊疗中心都生意兴隆。得不到代议士青睐而失望者众矣。 这是说代议员诊疗所应该多开，多发一些“执照”。但是查一查今年的大选，人口2千300万，选民900万，只选国会议员193人，一人对4万6千多选民，或11万9千多人口；州议员394个，一个人对2万3千馀选民，或5万8千多人口。世纪末的问题又多又芜杂，1995年度代议士许多连应付问题的气力都没了，那裡能够为你指出一条康庄大道？1999年度代议士

郭洙镇先生在他的专栏裡，谈如何走出经济的危楼，提出了几个建议。其中一个是设立世界统一货币。他认为这条路荆棘满途，属于“长远目标”。 很少人对世界统一货币有信心。这是受到时代的局限，看不到那么远。人们受尽货币投机之苦，仍然不敢朝这个方面想。政府倾向于货币管制，国内限制热钱出入，国际上促请西方管制货币炒作。其实，只要世界有不同的货币，货币的生意总有得做，汇市和股市的炒作也可以配合进行。管制或许可以把梭罗之类的大鳄拒于门外，但是他们手上有大把现金，总有办法兴风作浪。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漏洞，他们又嗅着血腥而来。 致于设立管制货币交易的条规，或避开美元，以交易国货币计算，或效仿欧元，设立亚元，或各国联合起来对抗美元，这种种方案，各国情况不同，要求都不一样，难于达到十全十美，对抗冲突难免。21世纪前夕人心倾向于共识和团结之际，这些有分化作用的方案，恐怕比世界统一货币更难被接受。 没有其他方法比世界统一货币更彻底解决目前世界的金融问题。世人採用一种共同的货币，全球一家人的感觉就很显着。我们不管到那儿，都省下了兑换钱币的麻烦。各地贸易也顺畅得多。货币又从一个商品变回物资的符号，真实地反映财富。对物资的积累，意义重大。 世界对统一货币没有共识，不能马上解决国家的问题，是它不受青睐的原因。政治家不可以等20年，去推动一个货币改革的理想。这不符合摆在他们眼前的政治现状。而政治都必须讲“眼前”。民众要从政治上寻求改变，就有很大的的困难。还没有见到任何领袖提出这个意见，更遑论身体力行，使它落实。虽然致力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可以使一名政治家永垂不朽。   100多年前，巴哈欧拉提到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时说，为了促进世界各 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谅解，世界应採用一个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共同货币和在各自的母语之外，颁佈一个共同的语言，在世界所有的学校裡授教。 这是关于统一货币一个很早的论述。巴哈欧拉不是政治家，也不自称经济专才。他是从人类团结的需要这个出发点，提出这具有透视力的见解。他说，世界统一货币将伴随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人类放弃传统的倾轧和对抗，以互相合作、协商来取代，这新事物才会瓜熟蒂落。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在于人心多久方能成熟。 隐在经济痛苦背后的意义，在于逼使人看到世界团结的必要，并响应一种有益的改变。货币狙击活动没有赢家，这是西方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感到沮丧的。它造成经济衰退，打击生产活

“世界化”的狂风，猛烈地吹向文化的“边缘”地带，把我们的文明旗帜吹得东歪西倒。我们站在国土的一端朝世界望去，许多旧制的强人在一片纷扰中倒了下去。一个迷人的景象隐隐约约在闪现。那是一个古代圣贤无法眺望的、异彩纷陈的未来世界的影子。 处于世纪交替时期人们的兴奋，在于发现人类在地球的表面划上一道所谓国界，然后将自已禁锢于其中，原来是如此的荒谬。海潮仍然轻蔑地越过这条虚线，烟霾和白云也不知道它有一个国籍。即使把地下的宝藏列为一国的专有，也往往招致外交的麻烦。 人民属于各自的国家，尤如水属于不同海洋──都是水，只是名堂各异。被分开在各个不同“地牢”的人民，已没有办法仅仅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和政府的能力，去获取真正的福祉。一个和谐的、团结的地球，为个人幸福的大前提。 打破这个彊界走出去，现代人已没有古人那样战战兢兢。我们是哪一国的公民，好像我们是谁的孩子，并不是光荣的根源。真正有教养的人，不会因为他诞生在一个“优秀”的国家而引以为荣。在忠于国家和忠于世界之间，他们选择世界。这是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远大的志向。一个新的道德准绳。 人类社会由部落发展到城邦，又由城邦发展到国家。近几百年来国家纷纷成立，并且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国家机构推动了文明，协调经济活动，维护家庭及民众利益，使教育和社会事务更有条理。但是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人类社会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是成立一个团结的世界性社群。 国与国之间错综複杂的问题，今天已不能靠外交的巧辩和武力的恫吓来解决。各国互相依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生存方式。在这样的生存形态裡，许多争吵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只爱国家，不爱世界。如果世界的忠诚这个醒觉被唤起，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许多国际的争论都将变为儿戏。 寻求更广泛的法治，成为世人共同的愿望。世界贸易组织未能使国际间的贸易更平衡合理，世界劳工组织没有提升工人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没有改变投机取巧的货币交易，国际罪犯法庭没有得到大国的支持。联合国虽致力于国际间的秩序，但它的权力有限，所能干预的范围也不够广泛。整个的国际秩序非常失调，世人殷切地期待一个新的秩序，却在一个怎样的新秩序方面意见分歧。 从目前世界170个国家之中，选出一个超级强国，然后给予这个国家   特别的权力，去维持世界的秩序。这不是21世纪的态度。如果一个强国自己站出来，表示有维持世界秩序的义务，并要求全球听命于她，也是恐

在大选山雨欲来的氛围裡，强势社群的领袖又提出照顾弱势社群的“保証”。弱势社群没有办法在孤立的状况下处理本身的问题，而强势社群常常忘了弱势社群的牺牲使他们强大。他们以为他们之所以成为强势社群，完全因为他们“强”。 一个社群夺得了主导社众事务的权力后，就以这个权力的运作，把本身的社群变为一个强势社群，把另一些没有这权力，或权力有限的社群挤出主流，使他们成为弱势者。每隔不久，他们就给弱势社群一个保証：“我们是捍卫你们的权益的。” 强势社群的领袖或有能力打破这个不公正的安排，他们最近也讲了些中肯的话。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否也一样公正，他们有实践公正的思想的胆量吗？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强调为族群的利益而斗争，身边围绕着一大群种族意识强烈的拥护者，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都有很多的利益要照顾，他们是否有勇气拂逆这批人的意愿，去照顾一个陌生，可能充满敌意的群众？ 有那一个华人的领袖会去为印裔园坵工人的百年孤寂进行奋斗？有那一个巫统领袖把争取华文教育的合理化仗义执言？又有那一个印裔领袖为砂劳越比南人的土地问题力争到底？为什么达雅人要搞自己的政党？ 一个种族有多几个人在国会和内阁裡发言，不等于其他没有发言人的族群就要因此埃饿，没有学校上课，或者在商场上受到压制。从人的本位出发，这是不合逻辑的。 制造弱势社群，刚好可以显示强势社群的政绩显赫，为民族利益的斗争的立场坚定。强势社群的领袖提出捍卫弱势社群，但是没有把这个理想列为长远的政治目标，甚至短期的政治议程对此也含煳其辞。 在需要支持的当儿，强者仁慈地表示，他们一直以来都很关照弱者。其实他们并不是忽然间有了史怀哲的精神，为了掩盖本身的虚伪，他们往往使用强烈的字眼，如“保証”、“肯定”之类。而且说，他们也是弱者，还是很需要扶助。获得支持之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强者仍然不承认他是强者，弱者则只得到一个有很多“或者”和“但是”的保証。 （1999年） #

我时常到各种研讨会和座谈会採访新闻。往往，在主角还未开讲之前，主持人总要给听众介绍主讲人。这段介绍文裡提到的，一般上少不了主讲人的个人成就，如学术地位、商业成就、社团贡献、政治建树，有什么头衔，多少个儿女等等。甚至儿女的成就都一拼唸出来。这段开场白，使到听众更加注意主讲人接下来的讲话。但是主讲人如果没有听众期待的好，则听众的失望也很快产生。 这些个人介绍都是吹捧文章，它提高了主讲人在听众心中的地位。也使听众觉得主讲人高不可攀。主讲人则要花很大的气力，才可以消除听众这种感觉，有些主讲人由始至终不能消除这种隔阂感，融洽气氛总是营造不出来。 有个座谈会把沉观仰写成“沉观仰硕士”。他调侃说他并没有得到这个学位，他只是一个学士，比主持人安焕然低了一级，比另一位主讲人何启斌博士低了两级。然后他说，以后的讲座会最好把各种称呼全都删了，博士也不要、拿督也不要，只剩一个名字就好了，对大家公平些。 这个概念延伸出去，就是一个平等化的概念。大家一块儿讨论，不管小孩还是教授，平民百姓还是富豪，发言权都是一样的。穷人有穷人的观点，富豪有富豪的观点，妇女、失业汉、少年等等都有观点，如果只有一种人的观点重要，另一些人的观点却被叽为离题，或者不够成熟，那样的讨论很少能取得实际的作用。 我们这儿还很缺乏这种平等化的概念。一个人的衔头和学位，跟他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关係。一个人的花了很多心血去研究某种事情，诚然值得佩服，他的发见值得聆听。但是学术研究也可能脱离实际，或带着学术的偏执。普通人以自由的心灵去看待同一个课题，往往有出人意表的卓见。但是平凡人参考的范围往往不够广泛，或角度有欠准确。 惟有这两方面或多方面的意见自由地提出来，相互踫击，才能打开问题的表面，看到裡面闪闪发亮的真理。 民众出席座谈会，不外想听一些卓越的见解，希望主讲人给他指点迷津。他们心裡都有疑问，也很想有个机会和别人交流。但是很多主持人不了解这点，没有设法拉近主讲者和听众的距离，却花了很多口水给主讲人送高帽子，无非告诉听众：你所听到的讲座包管好料，包你值回票价。 这给主讲人带来了心理压力，于是他便力求使讲的东西有很浓的专业味道，讲一些平常人们很难听到的东西，用各种图表和照片来说明他的观点，哪怕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简简单单的东西，他也用很多艰难的术语来表达。提升了自己，却害惨了听众。当然，一流的演说家不会掉入这个巢臼裡。 这又使到很多主

两年半前国内的货币被狙击客掏空的时候，你要是把金银珠宝拿出来给国家便卖，政治人物会颁你一个中流抵柱的爱国者精神奖章。“锁国”后不再叫人民把金链手饰拿出来兑现以充裕国库，而是不允许公务员出国花费，连部长都不能出国。现在部长可以出国了，公务员出国也解禁了，这是最近的事，但还是强调爱国消费。 政府把第三个週六订为公共假期，让更多人有时间出去花钱，越捨得花钱的人越爱国。旅游部长阿都卡迪去年为新山一个旅游展主持开幕，看到旅行团卖的都是外国团就大发雷霆：政府花大笔钱帮助你们搞促销，你们趁机叫国人出外花钱，全无爱国之心，这样的旅游展宁愿没有主办！ 后来，金融公司给汽车代理的1%佣金取消了，，汽车贷款年利于是从6.9%降到5.9%，政府期待汽车业这个经济火车头活动起来，但是却没有掀起预期的热潮，于是又静悄悄地收回了这个1%的措施。 政客终于明白，饱受金融打击的人们早已囊空如洗，于是训令公积金局把存款蓄水池的闸门放开一条缝，让公务员领回全部已存入的款项。有些付了10年的公务员忽然间有2、3万元到手，一时间不知道该放在那裡，还是花掉算了。当然，政客希望你消费救国。 “消费救国”是当前政策的走向，是政府对人民的要求。这跟政府更久以前推出国民信託基金的时候，大声疾呼人民节约截然不同。那时候节约是美德，现在不是了。 你是公民，因为你能够花钱。如果花钱都不会，还期望政府给你什么回馈？譬如，你买一辆车，你救了很多人。汽车代理、汽车银业、保险、路税、修理厂、索赔人员、汽车装饰品公司、油站、洗车人员等等150种行业和无数的就业者，因为你的出钱而有所活动，老板们的生意顺了就不再麻烦政客，反而夸奖政客能干了。国家也就局势稳定，政治亦无动盪，这块土地又是投资者的天堂了。 你在他们的眼中纯粹是一个能够存钱或者花钱的“动物”，不管存下来还是花出去，只要对准他们的心态，你就是功在社会的良民。过渡消费会好吗？会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会不会破坏环境再生资源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把资源累积起来让社会富有起来？有没有有效地管理我们劳动换来的资源？都没有办法在这个主流政策中得到好好的思索。 人不是永远的消费动物，到一个时候他需要接受别人的消费，那是他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往往这时却被社会抛弃了，鼓吹消费的政治群没有想到他们的消费主义误导了他们。 好政府不会鼓励人们无节制的消费，而是教人们适当地消费，满足于微少的物质，给

“在新加坡赚钱，马来西亚花。”这个概念已深入民心，并带起一阵进军新加坡的浪潮。目前赚2千元新币，等于有4千400多元马币的收入，而在新加坡，月入2千元新币并不太难。这是一个很强的引诱。反正都是工作，都是出卖劳力，在那裡不是一样？但是同样的付出，隔了一道海峡，回酬的差别如此巨大。于是要出去闯世界的乡下人，入不敷出的城市人，不约而同的，一齐带动直闯新加坡的浪潮。 最近新加坡的兀兰关卡突然100%检查过境的车辆，造成新柔长堤挤得水洩不通、叫苦连天。长堤上和关卡前一片瘴气迷漫，摩哆骑士无不吸入大量的废气。他们不但起早摸黑，有一、两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还要这样的大吸废气。那是每天生活的一部份。掏金客无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自己的健康为抵押。 每天涌入新加坡的车辆介于9万辆到15万辆之间，放了工同样一批浪潮又流回新山。长堤上每天呼啸着这一队不约而同的列车。一名关税局官员说，如果有一辆摩哆路上翻覆，只要在几秒钟内，后面立刻排了一、两千辆的电单车。长堤一塞车，不知又有多少人因迟到被扣薪水，或白白的被记过。 他们之中，许多没有工作准証，属于非法外劳。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新加坡政府的脾气裡，而这脾气又要看他们有多少被利用的价值。 近年来大马的劳工已没有以往那样受到善待，因为中国、孟加拉和一些别的国家的劳工也涌入新加坡，而且愿意接受比大马劳工更低的待遇。 近来兀兰关卡常常进行抽样检查，只要怀疑一个人是非法外劳就在証件上盖印，禁止他进入新加坡数月或半年。咒骂归咒骂，大马的劳工还是想方设法进入新加坡，因为不肯屈就于大马低廉的工资。许多大马劳工被禁止入境而失去了工作，只好回到自己的国家和亲人的身边，向现实低头。 新加坡政府把这批劳工当作呼之则来，挥去则去的一群。认为新加坡人不愿做的工作，有一类人那么肯做，有何不好？而政府觉得马来西亚有那么多工作他们不做，却去为人家的国家效劳，有事情莫找政府，自己担当好了。但是他们即然拿钱回来花，倒也有点用处。因而大马政府从不阻隢他们出境，亦从未肯定他们的功劳。他们始终是一群夹心人，他们熟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国情和法律，他们的问题一篓箩，却从来没有受到认真看待。 （1999年7月16日） #   

现今的少女像着了魔笛，一个个纷纷要赶上离家出走的列车，三分被迫七分情愿地跳进凶险的坑窝。有些和男的朋友出去，有的跟女的损友离家；有些藉口参加派对，有些说是去野餐。有些半夜裡不告而别，有些明明白白地要求父母放人，还有一些，在家的温暖裡人被人强掳上车，一去不回头。 少女出走有一个壮观的景象，和一个悲惨的幕后。父母忽然间觉得做人父母如何的责任重大，教管一个人如何的不简单。女儿不辞而别，没把老人家看人眼裡，但是老人家还是把女儿看在眼裡。妳可以躲在一个狐狸洞裡，但是老人家也有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新闻昭示天下。一对眼睛变成了千万对眼睛，看妳何处遁迹？ 但是这场战争大抵打成平手。有些女儿找回来了，有些永远不再和父母见面。决定性的一关全在公众的良心。有些人看见人家的女儿失踪，好像自己也失去了一个女儿，注意到有那少女的蛛丝马迹，立刻打个电话去告诉。这种人总是叫人感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露脸。 有些人看见报上刊出来的可怜兮兮的父母，觉得好玩，便打个电话去取乐。什么东西都有人拿来取乐，租一个商业中心来卖棺材，等到业主驱逐的时候趁机敲诈一笔租金，便是属于这类叫人笑不出来的取乐手段。 他们打电话来说，在某地方见到了失踪的少女，但是绝口不提她在什么地方，却说要见她的父母。心急如焚的父母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线索，等到要求他讲出她的出没地点或藏身处时，他们就趁机索讨一笔服务费。现钱到手之后，却昧着良心，胡乱编一个故事，让那伤心的父母信以为真，然后气急败坏地在一个什么大厦，或一个什么住宅区内晕头苍蝇似的搜寻一整天，越寻越生气，也越伤心。 好好的一个少女忽然间不再听信于父母，自己跑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事，但是许多人不觉得此事有任何的悲意，而是觉得好玩。报上登了出来，家长通常接到很多电话，大多数是这类开玩笑的电话，好像天天都是愚人节。 这样“悲惨”的事实，说明了人类的同情心，已被金钱典当。他们不觉得一个少女落入一批有企图的人物手裡，对一个灵魂是如何大的摧残，可能认为少女本来就这样地好玩，出去走走一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跟男孩子玩玩，也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失踪的，被人拐骗的少女，不是他们的女儿。 （1999年7月16日）

大马社会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被迫在这个时候选择一条路走，而且必须是一条大胆的路。多年来缓慢的改变看来只是准备功夫，今天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摆在前面的，是一条不肯定的路。 辩论的声浪高亢起来了，沉寂的民间发出了相当大的声音，要求更大的民主。政党没有给予直接的反应，却在一些措施上，作出了应变。 大多数的人民倾向于和平的改良，虽然在改良这个课题上意见非常纷扰，而且方向模煳。人民要求团结和平，日常生活不受干扰，但又觉得非得改掉一些陋习不可。太多事情落伍了，现有的安排也有欠公平。民间窒息得很，世界化的开放，使人们更加感到旧制的可恶。 时代使人求变，说明时代的不简单。有些东西冲着政治而来，正好是当政者的一个“反面教材”，没有必要视为洪水勐兽，横加讨伐。这种心理应受到好的引导，予于宣洩，以免受压制而转为激进改革。激进改革就是一般所说的革命。 激进改革派目前是大有人在，他们鼓吹狂飙式的运动，轰倒各种不合时宜的体制。要求领导换人，就是激进改革。可是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如建议修改宪法，却应该看作为一种改良运动。 激进改革往往诉诸于政治的改革。针对几个主要的政治人物，发起一场政治运动。认为只要涉及政权的改革能够成功，社会改革也就能够成功。 这种改革并不能保証人民能够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政治改革也往往中途发生变卦，不能如期地达到目标。一些人以“只要目标的好的，不择手段去谋取就没有错”，来为暴力及镇压的行为辩护，并且以有能力破坏旧制度，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的准绳。这种“社会决定一切”的思想，在马来西亚的近代史上佔据主导地位，早已不是新鲜事。我们受到这种极端思想的荼毒，也深刻得很。 除非改良的道路完全被堵塞，人民才应选择改革。反对党推动的社会变革运动，受到党派主义的观念所限制，没有制造广泛的思考空间。民众无法从反对党的提建中探讨改良运动的出路。其实我国多年来缔造的稳定，已为进一步改良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目前的失序，表面上看来使改良更难推行。但是失序在理智的驱使下，却是对“黑暗”的一种冲击，使黑暗事物鬆脱开来。 改革有一套革命理论为依据，改良却没有这一套理论。这说明改良的道路比改革要体验更多波折，更崎岖难行。这是一条探索和尝试的道路。以不破坏社会的团结为前提，在集思广益的努力下，寻求一条让社会大众更自由更有自决权的路。它虽波浪式前进，但是比较少中途变卦。 改良没有死板的教条，必须务实地了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