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与改良之间

大马社会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被迫在这个时候选择一条路走，而且必须是一条大胆的路。多年来缓慢的改变看来只是准备功夫，今天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摆在前面的，是一条不肯定的路。

辩论的声浪高亢起来了，沉寂的民间发出了相当大的声音，要求更大的民主。政党没有给予直接的反应，却在一些措施上，作出了应变。

大多数的人民倾向于和平的改良，虽然在改良这个课题上意见非常纷扰，而且方向模煳。人民要求团结和平，日常生活不受干扰，但又觉得非得改掉一些陋习不可。太多事情落伍了，现有的安排也有欠公平。民间窒息得很，世界化的开放，使人们更加感到旧制的可恶。

时代使人求变，说明时代的不简单。有些东西冲着政治而来，正好是当政者的一个“反面教材”，没有必要视为洪水勐兽，横加讨伐。这种心理应受到好的引导，予于宣洩，以免受压制而转为激进改革。激进改革就是一般所说的革命。

激进改革派目前是大有人在，他们鼓吹狂飙式的运动，轰倒各种不合时宜的体制。要求领导换人，就是激进改革。可是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如建议修改宪法，却应该看作为一种改良运动。

激进改革往往诉诸于政治的改革。针对几个主要的政治人物，发起一场政治运动。认为只要涉及政权的改革能够成功，社会改革也就能够成功。

这种改革并不能保証人民能够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政治改革也往往中途发生变卦，不能如期地达到目标。一些人以“只要目标的好的，不择手段去谋取就没有错”，来为暴力及镇压的行为辩护，并且以有能力破坏旧制度，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的准绳。这种“社会决定一切”的思想，在马来西亚的近代史上佔据主导地位，早已不是新鲜事。我们受到这种极端思想的荼毒，也深刻得很。

除非改良的道路完全被堵塞，人民才应选择改革。反对党推动的社会变革运动，受到党派主义的观念所限制，没有制造广泛的思考空间。民众无法从反对党的提建中探讨改良运动的出路。其实我国多年来缔造的稳定，已为进一步改良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目前的失序，表面上看来使改良更难推行。但是失序在理智的驱使下，却是对“黑暗”的一种冲击，使黑暗事物鬆脱开来。

改革有一套革命理论为依据，改良却没有这一套理论。这说明改良的道路比改革要体验更多波折，更崎岖难行。这是一条探索和尝试的道路。以不破坏社会的团结为前提，在集思广益的努力下，寻求一条让社会大众更自由更有自决权的路。它虽波浪式前进，但是比较少中途变卦。

改良没有死板的教条，必须务实地了解当时当地的情况，来拟定行动的方针。因而它必须遵循一些原则。不同阶级、族群、性别、政治及被宗教的表面之歧异所区分开来的群众，必须认识人类的一体性，而有团结的理性和感情。这个认识非常重要。

其次，在各种事务上应有广泛的民众参与，而不是由几个人演独角戏。目前，民间的融和力量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个“基础”尚未奠立。政治家觉得，它与当前的政治格调不相符。

社会变革的主张认为，社会应从“威权人治过渡到民主法治，间中必须铲除朋党主义，肃贪反腐，强化透明度，保障新闻自由”（翁诗杰语）。沙末依斯迈说：“改革是建立透明公正的政府，是发展民主运动的一项过程。”这些主张局限在政治改革的圈子裡，离开社会改革遥远得很。这是假设人纯粹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只要由政府塑造一个好的环境，也就有好的社会和好的个人。没有触及滋生贪污、人治、和黑箱作业的社会土壤。我们所需要更深广的改良的内容，许多即存的偏差还没有被鑑定出来。

改良是渐进式的演变，在一种共同的意愿下，把不合时宜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结构和安排取消、矫正，建立新的形式。由始至终在一个和平团结的氛围内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动盪不应解读为一个“革命”的机会，它只是协助人们更容易认清那些事物应被消除，那些应受到肯定。然而最终的目的，还在于建立一个融和的、崭新的世界体系。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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