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巴别塔一言堂论述，开启新山华族历史的潘朵拉黑匣子——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

 作者：郑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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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巴别塔一言堂论述，开启新山华族历史的潘朵拉黑匣子——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

1. 《真相》源于论战，论战探究真相。

2. 梳理新山华教与人文议题，辩证历史，探究真相。

3. 《真相》论述的不足之处。

4. 《真相》论述的辨证论治。

4.1 辩证：“新山华教始于新式公立宽柔学校”论。

4.2 辩证：方言私塾、方言学堂、官立Chinese School（官立华校）。

4.2.1 方言私塾、方言学堂。 

4.2.2 新山Chinese School是不是华校？广帮育才是不是新式华校？

4.3 辩证：公立宽柔的教学用语。

4.4 辩证：林木卿校长、宽柔私塾、公立宽柔。

4.4.1 宽柔私塾是否就是公立宽柔前身？

4.4.2 辩证“私立宽柔”校名称谓。

5 结语：启蒙除昧祛魍魉，让真相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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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巴别塔一言堂论述，开启新山华族历史的潘朵拉黑匣子——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

1．《真相》源于论战，论战探究真相。

李开璇《新山华族历史真相》（以下简称《真相》） 一书，源于近年柔佛华社的文史论争；而这场文史义理辩证，肇始于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亦即，《真相》源于论战，而论战是为了辩证历史探究真相。

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以及他对史料的解读与诠释，显然抵触了柔佛华族历史的既有论述与旧史观；於是，发展成“守成派”与“挑战派”的论争抗辩，双方对于柔佛早期华族史实真相，展开一场持久的文史义理辩证，延续至今，纷争未息。

2013年，《张礼铭柔佛地方史话》出版；2020年，张礼铭再推出《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一书。根据他发掘的新史料，提出新的论述，寓褒予贬，对柔佛方志与华族历史进行“校正回归”，写就一家之言。

2022年，李开璇出版《新山华族历史真相》，承继张礼铭的史料与论证，用李氏笔法进行推论衍绎，再汇集成册，试图为历史纠谬补遗鉴真章。《真相》的出版，象征民间文史人“自己的历史自己拯救”的奋发精神，其志可嘉。

2．梳理新山华教与人文议题，辩证历史，探究真相。

《新山华族历史真相》内容颇为丰富，共343页，包含第一辑〈新山华教历史考辨〉及第二辑〈新山文化历史新解〉两部分。首先，就书名而言，我认为加上“辩证”二字，称为《新山华族历史真相辩证》，寓意更佳；欢迎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参与辩证历史探究真相。

第二部分〈新山文化历史新解〉，内容涵盖苏丹后法蒂玛、黄羲初、黄树芬、日据时代的华侨协会、港主时代的社会风气等课题。这部分，若改称“新山人文历史辩证”，或更贴切。亦即，以《新山华族历史真相辨证》为名，从〈新山华教历史辩证〉及〈新山人文历史辩证〉两部分入手，以“真相”之名进行“辩证”，梳理新山“华教”与“人文”历史，更为切题。

在第二辑“人文历史”部分，李开璇颇为关注义兴公司、苏丹后法蒂玛、华侨协会等议题。义兴公司被英殖民政府打压、去潮化、去烈士化等争议课题，攸关柔佛新山早期华人史实，理应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接续探究真相。至于，苏丹后法蒂玛的身世之谜，综合柔佛苏丹的陈述与新加坡《星报》的报导，“柔佛Rengit港主区的杨姓、潮州籍华裔妇女”[1]，兴许是继续探微索隐，溯源身世的真相索引。而郑良树教授在《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中提及的西洋港港主王世捷的岳父，是否就是苏丹后的父亲？（《真相》186页）[2]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本文主要探讨第一辑〈新山华教历史考辨〉部分内容。

3．《真相》论述的不足之处。

李开璇《真相》一书承继、统整张礼铭的史料论据，进行了扩充衍绎，推进了新山华人历史真相的辩证进程。李开璇的论述，基本没有超越张礼铭的论证架构；总体而言，《真相》在统整、补充张氏前作的基础上，没能进一步提升论证的精确度与学术性，殊为可惜。具体而言，《真相》一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一些遣词用字、论述及推论上，不够严谨，某些用词与论断，略为武断，在“学术性的探讨与论证”上，仍有提升的空间。

而，李开璇在与守成派进行文史义理辩证的论争中，没有在“历史脉络、学术定义、逻辑论证”等方面精确地回应、反驳守成派的迷思谬误，也是《真相》的辩证盲点所在。举例说明，跟据历史脉络与学术定义来看待“方言私塾与华文教育”的关系，就可看出守成派所谓“新山华教始于公立宽柔学校”的偏执无稽，而把民办私塾及官方立案的Chinese School排除在新山华教历史之外，也犯了逻辑思维上的谬误，错置概念令人愕然！

此外，守成派推崇黄羲初的“四人创办宽柔论”、“广帮主导办学论”，也与“五帮协力创办公立宽柔”的史料记载不尽相同；按照“交叉验证”原则，黄羲初的一家之言理当存疑，不可尽信。至于，黄羲初汉奸争议，我与黄建成都曾撰文参与辩证，结合二战时的“历史脉络”以及民国汉奸法庭上的“明文定义”，论证“黄羲初是不是汉奸”，以“逻辑理性及法理定义”来回应守成派舒庆祥《黄羲初是汉奸吗？》一文所引发的论争纷扰。

综合而言，李开璇在统合张氏史料论据的基础上，未在辩证中淬炼出更周密而细致的论证架构，整体论述上未够严谨，部分论断略为武断。

4．《真相》论述的辩证论治。

李开璇的文学笔法，是他个人的写作风格；各人文笔风格就如春兰秋菊，各擅胜场悉听尊便。司马迁根据史料、编故事、写《史记》，寓文学笔法于史记书写，成就一家之言，被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引：鲁迅评语）；太史公擅写故事的史记笔法与论述，后人已有议论各有看法，可以参考。

只要史料是真的，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开展论述，进行理性的辩证。学无前后，达者为先；不认同李开璇《真相》论述者，也可以各擅胜场著书立说，写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来切磋交流，相互辨证鉴真章，一起探究真相，不必拘泥于文体笔法。我想，历史辨证的重点不在写作手法与风格，而在“史料的真伪、论据的合理性、理性的讨论、辩证历史的态度”等点子上。 

对于《真相》所引发的论争纷扰，我的底线，宽柔坚决而明了——只要张礼铭、李开璇等人的史料是真的，并能挑起合理的疑点、对既有论述与旧史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那么，就应当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与发言权，欢迎他们勇于提出质疑与叩问，自由地辩证历史探究真相。如此，大家就可以透过自由辩证，集思广益趋进真相，让真理越辩越明。

历史书写，可视为一个动态辩证的史记进程；论争发展至今，真相还未明了，大家仍须接力辩证，不是一句“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引：安焕然语，见《真相》325页）就可以忽悠过去的。而“沿袭百数十年，自有其道理”（引：舒庆祥语，见《真相》22页）的说辞，陷溺于“原有论述不可改，前人史观不会错”的迷思当中，违反“可否证性Falsifiability”原则（引：卡尔·波普尔“否证论”），徒然贻笑大方而已。历史，是人写的，也是辩证的；不容置疑，不能加以辩证、没有“可否证性”的，可能就是“伪历史、假真相”！ 

李开璇以文学笔法来写历史，我就以文学之笔来回应——“我们不知道将去何方觅得终极真相，但我们已在路上奋勇前行！”李开璇《真相》一书的史料与论述，虽然无法带领我们直达真相的彼岸；但是，书里的“真实史料”与“合理推论”，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探寻真相的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而我们已经在路上，毋须扬鞭自奋发，横逆风雨赤膊行！

4.1 辩证：“新山华教始于新式公立宽柔学校”论。

《真相》论证了在公立宽柔学校创办之前，新山华社在港主时代已有华文教育的存在，亦即华人民办的方言私塾，以及柔佛苏丹政府立案的Chinese School（1892年已存在，实际创办年份应该更早），将新山华教历史往前推进，而不是肇始于1913年创办的公立宽柔。这所柔佛王国时期官方立案的Chinese School，史料阙如，未见具体的学制详情与中文校名；为行文方便，本文称之为新山官立Chinese School（中文译名：新山官立华校），意指1892年柔佛官方索引（Johore-Official Directory）立案的新山华校，特此说明。

守成派所谓“新山华教始于新式公立宽柔学校”（总结其大意，以下简称“公立宽柔华教论”）的说法，一来违反大马华教历史脉络，二来显然搞不清楚“华语，也指涉方言；华教，也涵盖方言教育”的基本概念与学术定义。南洋华社从早期移民社会开始，便以“华语”和“华人”来自称；这个“华人”是统合不同籍贯的族群概念，而“华语”则包括各类方言的合称。[3]早期南洋华人和洋人所谓的“华语”和“Chinese”一词，是指称各种华人语言，可以指涉方言，这与现今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用认知及华语语境大不相同。为了表述清晰，有学者“将马来西亚华人使用的方言称为‘华语方言’，将马来西亚华人使用的共同语称为‘通用华语’”（引：徐祎语）[4]，可资参考，以利于后续的辩证与表述。 

其实，“华”字的使用，起源很早，有上千年历史了，主要着眼于胡汉对比、华夷之辨；如“华夏、夷狄”，在夷狄胡人面前，大家自称华夏儿女，也就是华人。到了近代，十九世纪南洋华人引称“华”字，也是用于中外对举、华洋有别；在洋人、马来人面前，大家不分籍贯都是华人，在英语、马来语面前，大家说的闽粤客潮琼等语都是华语。我想，把“华”字搞懂了、把“华夏精神”弄明白了，再来辨证历史探究真相，比较省心、靠谱、宽柔而实在！

李开璇不是专职学者，《真相》的论述，在学术概念与论证理据上有其不足之处。作为民间文史写作者，李开璇可以根据学术定义，来驳斥守成派文史人与历史学者的“公立宽柔华教论”。从历史和源流上看，华语和汉语是同义词，即狭义的“华语”指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而广义的“华语”则指全球华人的语言。（赵世举，2017）[5]。而按我的理解与定义，华文教育、华教，狭义而言，单指“作为华裔共同语的华文教育”，不包括方言教育；广义而言，则涵盖“华裔的共同语及方言教育”，简而言之，就是“华人的语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根据历史脉络、语言流变、乡音祖语情怀、多元身份认同（如：既是闽/粤/客/潮/琼人，也是华人）等因素而言，一般是取广义的华教定义，涵盖早期方言私塾与后期新式学校教育。说起来，孔子在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夫子还是成名最早影响最大的私塾大师；孔子办私塾教导学生，是不是“有教无类”的华教先驱？可不可以被称为“至圣先师”？

我想，参照大马华教历史的发展脉络，厘清“华语、华教、新式华校”的定义与概念，则“公立宽柔华教论”可以休矣；“新山华教只能从‘新式公立学校’算起，方言学校教育（涵盖民办私塾与官立Chinese School）不算是华教的先驱”这种偏颇论调，贻笑大方，难以服众！书写新山华教历史，若把“前一百年的方言私塾教育”摈除在外，只看见“后一百年来的新式华校”历史；那就像，探究中文汉字历史，却把“上千年的文言文”排除在外，只看重“近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历史，岂有此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4.2 辩证：方言私塾、方言学堂、官立Chinese School（官立华校）。

4.2.1 方言私塾、方言学堂。

关于新式华校之前的华人语文教育，李开璇与守成派都没有再作进一步的探讨细究。我认为，早期华人方言群（Dialect Group）的民办私塾，属于较为传统的“方言私塾”；而港主时代官立的Chinese School，若是以方言进行教学，而又初具现代新式学校的雏形，或可称之为“方言学堂”[6]，亦即相对较为新式的方言学校教育；在此，将早期华社的私塾“按其存在的可能性”做个分类，以利于后续的辩证与讨论。1892年《柔佛官方索引》（Johore-Official Directory）与1901年《新加坡及海峡殖民地索引》（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记载的新山官立Chinese School，应可作如是观。至于，上述官立的Chinese School，是属于“方言私塾”、“方言学堂”，还是“新式华校”，不同学者，或有不同的见解，有待考证。

根据安焕然《柔佛王国的教育与华人学校——综合回应张礼铭与舒庆祥先生》一文记载，“翻查19世纪末柔佛王国的现代化，其教育的发展已相当进步。。。早在1882年柔佛已设立了教育局。至1890年，仅在新山，就已有宗教学校、马来学校、女子学校、英文学校和华人学校。”

在上文中，安焕然将Chinese School译成“华人学校”，而不是“华文学校”（对应他翻译的“英文学校”），由此推测，安焕然应该是认为这是一所“以华人语言教学的学校”，也就是“方言学校”。其实，根据历史脉络而言，译成“华文学校”也是不成问题的；按照十九世纪末的南洋华人语用习惯，“华文学校”可以指涉“方言教学的学校”，而不是专指后来的“华语（共同语）教学的学校”。再者，不论是方言（Dialect）教学，还是华语（Mandarin）教学，写的都是中华文字（中文汉字，即华文），学的都是中华文化；两者皆是华文教育（Chinese Education），思之，自明。华校（华文学校）、新式华校、华教（华文教育），这三者，概念要厘清，才能精确辨析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

1892年官方立案的Chinese School，校长是Tan Nguan Ngee，根据名字译音解读，应是潮籍人士；其具体学制所知不详，但与华人民办的传统私塾，应该有所不同。十九世纪末，南洋华社基本上还是方言社会。[7]我推测，这所官立Chinese School应是以当时的优势方言——潮州话作为教学语言的新山华校；如果，此校已初具新式学校雏形，与民办方言私塾有所不同，则可视为传统方言私塾与新式公立学校之间的“方言学堂”。新式华校全面采用华语（共同语）教学，曾经历了一段颇长的过渡期；语言与教育的发展，需时渐进演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方言私塾，在新旧交替（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觉醒年代，是否也有渐进式的过渡期？有待探讨。

1913年执掌公立宽柔首任校长的林木卿，办学成效卓著；在他执掌之下，宽柔学校被1917年前来视察南洋侨教发展的民国教育家黄炎培誉为“南学之模范”，并获颁“南离敷教”牌匾（《真相》64-67页），彰显南洋华教之光。1901年林木卿自日本毕业归来，先后在两所学校任职，分别担任4年教师及8年校长，共12年。林木卿在日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在执掌公立宽柔之前的12年教职生涯里，是否曾引领方言私塾的教育革新，不得而知，有待探究。

1898年6月赴日考察学务的朱绶，对中国与日本学校教育的落差，深有感触，“中国之学校专为文教而设，东国则。。。艺术也，农作也，音乐也，裁缝也，盲视哑语也，跳舞体操也，无一事不设学校也。”[8] 1903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后，提出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统一国语的主张，[9]对清末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革产生影响。可见，清末民初之际，日本新式学校教育对中国、新马皆有所影响。朱绶，吴汝纶，林木卿，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在独尊义兴，潮帮侨领“总握天枢”的港主时代，若说潮帮社群和义兴公司不曾为华社族群兴学、办教育，显然不合常理，既违背潮州社群“兴教育、重艺文”的传统精神，也不符合19世纪末柔佛王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柔佛早期华人历史的诸多空白、遗漏与“不合情理之处”，是否与“义兴被打压、去潮化、去烈士化”等因素休戚相关，亟待厘清；《真相》的质疑与叩问，有理有据，不是无的放矢。 

1882年柔佛王国已设立教育局，1887年义兴公司首领佘能财（Seah Leng Chye），担任教育委员会（Committee）的华裔成员。1892年官立Chinese School校长是Tan Nguan Ngee，应为潮籍人士；而根据官方档案，1896年和1901年的新山Chinese School，校长也是Tan Nguan Ngee，看来是同一所学校的延续。[10]苏丹依不拉欣还制定“1902年教育法案”，规定柔佛各族人民须将年届7岁男孩送入政府开办的马来学校、宗教学校、英文学校或华文学校就读。[11]可见，在义兴潮帮引领时代风潮的港主时代，柔佛王国官方已创办华校（Chinese School），并有潮籍人士参与其中；据此推论，当时的新山华社不可能完全没有兴学、办教育。  

4.2.2 新山Chinese School是不是华校？广帮育才是不是新式华校？

1892年的柔佛官方索引（Johore-Official Directory）里，除了Chinese School，还有English School，Malay School等学校[12]，可见，这所Chinese School应是给华人子弟就读的华人语文学校，安焕然在《柔佛王国的教育与华人学校》一文中辩说这所Chinese School可能是类似Anglo Chinese School的“双语学塾”（《真相》75页），似有张冠李戴之嫌。既是官方立案的学校，岂会连Chinese，English，Anglo Chinese School的名堂定义都混淆不清；今人硬要把Chinese School当成Anglo Chinese School，似乎牛头不对马嘴！若按安焕然的逻辑推衍，这所Chinese School不是华校；那么，同时期的Malay School，难道也是双语教学的Anglo Malay School，白天学马来文，晚上学英文，是“双语学塾”而不是“马来学校”？

根据百多年前的社会、语言条件，我推论1892年这所新山Chinese School应是以华裔方言进行教学的方言学校。1914年柔佛才被英国全面殖民，在英殖民之前的港主时代，柔佛苏丹不太可能开办一间不是华校的Chinese School来教导华裔子弟；同时，十九世纪末期港主时代的新山华社还处于“方言社会”，不太可能以今人所用的华语（共同语）[13]来进行教学。至于，新式华校的“全华语”教学模式，那是多年之后的事了；根据陈耀泉的引述说法，1926年才开始全部以华语执教。[14]而“据海峡殖民地年度教育报告（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Education Reports）和联邦报告（Federation Report）的记载，1929年，虽然许多华文学校开始使用国语作为教学语言，但是大部分学校仍使用方言。。。到了1935年，国语已成为华文学校的普遍教学用语。”[15]

综合新马历史脉络，我认为，新式华校全面采用华语（共同语）教学，应迟至1930年代才完成；而新马华语“成为华裔共同语”并开始被普及应用，则是1940年代的事了。之后，再发展演变成今日“南洋、西洋、南方方言诸语融和，多元荟萃”的马来西亚华语，成为大马华裔的共同语，同时也是统领华社内部的顶层语言。至于，公立宽柔是从何时开始全面实行华语（共同语）教学，还有待确定，真相未明。

《真相》认为广帮育才学堂是方言私塾，而非新式华校。我也认为，育才应该不是新式华校，不然，黄羲初一方应已宣称“新山第一间新式华校是广帮育才，而不是公立宽柔学校”。至于，育才究竟是上述“方言私塾”（可称为：育才私塾），还是“方言学堂”（可称为：育才学堂），史料阙如，还须再探究讨论。

李开璇《真相》论述并没否认“公立宽柔是新山第一所新式华校”，而是质疑“新山华教始于新式公立宽柔学校”论；这两者，有所不同。陈耀泉引述马来学者著作，提到“新山第一间新式华校是创办于1901年的Johore Bahru Chinese School，由华民护卫司管理”。[16]关于上述“新山第一所新式华校”的问题，我想柔佛王国官立的新山Chinese School，究竟是上述传统“方言私塾”、初具新式学校雏形的“方言学堂”，还是已具有新式学校内涵的官立“新式华校”，将决定“新山第一所新式华校”是哪一所学校。我认为，在无法确认上述新山Chinese School是何种学校之前，新山第一所新式华校，还是归属1913年创办的公立宽柔学校。

这课题，涉及“华教”与“新式公立学校”（新式华校、公立学校）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方言Dialect、华语Mandarin教学都是马来西亚华教（Chinese Education）发展的历史脉络，新式华校并非马来西亚华教的开端，新山华教也并非始于1913年的公立宽柔学校。 

《真相》论证了在公立宽柔之前，新山已有方言私塾与官立Chinese School，这毋庸置疑。由于相关史料阙如，许多详情未明，在此，引用卡尔·波普尔“否证论”观点，在上述“方言私塾”、“方言学堂”、“官立Chinese School（官立华校）”的史料论据，尚不足以说明它们具备“新式华校”的特质与要件下，公立宽柔仍然是新山第一所“新式华校”。但是，“新山华教”并非始于新式公立宽柔学校，而是肇始于公立宽柔之前就已存在的上述方言私塾或官立Chinese School，视何者为先。

4.3 辩证：公立宽柔的教学用语。

公立宽柔早年并没有全面使用华语教学，也未禁用方言。如果，因为私塾使用方言教学而认为公立宽柔才是新山华教历史的开端，那就近乎乡愿偏执，本地福建方言谓之曰“Boh Huat Toh”，徒呼奈何“无法度”！

关于公立宽柔的教学用语，公立宽柔创办人之一的黄羲初，在《宽柔学校35年（1946年）史略》一文中说，宽柔在“开办时，即采用国语（指华语Mandarin）教授，禁用方言，此为本校之特色”。然而，郭鹤尧的口述访谈记载，却驳斥了黄羲初所说的“公立宽柔华语教学特色”，论证“宽柔在开办后第十一年（1924年）尚未采用国语（华语）教学，也还未禁用方言”[17]，不同籍贯的老师用各自的方言进行教学，悉听尊便。

1932年5月（中国）民国教育部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即华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并呼吁学校、广播等，协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可见，华语的普及化，应是1930年代的事，而1913年的新式公立宽柔学校，不太可能在开办初年即采用国语（华语）教学，这显然与史实不符。[18]

《真相》修正了许多新山历史与宽柔校史的疏漏与谬误之处，真的假不了；而黄羲初与黄树芬两人的历史论述，则与张礼铭搜集的官方档案与民间史料不尽相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辩证历史探究真相，不可只听一面之词，偏信一家之言。

4.4 辩证：林木卿校长、宽柔私塾、公立宽柔。

4.4.1 宽柔私塾是否就是公立宽柔的前身？

根据1954年“新山宽柔中小学校筹款建校委员会”的募捐启事记载，“本校创办以来，近五十载”（《真相》78页）；由此推算，1905年左右宽柔学校应已创办，比1913年的公立宽柔早了8年。这样说来，宽柔学校的创校渊源，是否可以推前至1905年左右？亦即，1913年公立宽柔创办之前，是否已有宽柔私塾（李开璇也称之为私立宽柔）？而林木卿执掌公立宽柔首任校长之前，曾在“某校”担任八年校长，这八年时差，正好与“1905-1913年”不谋而合；无巧不成书，这“某校”是否就是李开璇说的宽柔私塾/私立宽柔？

如果，这间“某校”就是宽柔私塾，那么，1901年林木卿从日本留学回来，先在“某校”（史料不详）担任四年教师（推算年份：1901-1905），再到另一“某校”，也就是“宽柔私塾”担任八年校长（推算年份：1905-1913），然后从1913年开始担任公立宽柔首任校长（参见《真相》28-32页）；上述推测，人物、时间、职务等方面基本都吻合，按理来说，不排除有此可能性。然而，李开璇这个“林木卿曾在宽柔私塾担任八年校长，而这个宽柔私塾就是公立宽柔前身”的推论，还需更多证据才能下定论。 

4.4.2 辩证“私立宽柔”校名称谓。

关于上述推论中的宽柔私塾，李开璇也称之为宽柔义塾、私立宽柔（见《真相》31页）。根据历史脉络，“私立宽柔”之名，应该不符合当时的华社情境与时人用语；我想，权且称为“宽柔私塾/义塾”或“宽柔学校”较为妥当，以利于后续的历史辩证与讨论。李开璇应该是根据许武荣《马来亚侨乡印象记》（1951年出版）所言，“该地宽柔学校，以前为潮人私立之学校，及后归为公立”（《真相》48页）这段话，而提出“私立宽柔”之名。我认为，私立宽柔这个名称，有欠妥当。张礼铭在引述许武荣所提及的私立宽柔学校时，加上了开关引号，写为“新山潮侨的‘私立’学校”、“许武荣先贤所记述的‘私立宽柔’学校”[19]，如此写法，处置得当。 

许武荣与李馨的原文都是使用“宽柔学校”一词，并提及这所宽柔学校，“及后归为公立”，“由整个华侨公所接理”；意思就是，“公立宽柔学校”创办之前，已有“宽柔学校”的存在。许武荣原文涵义是说“潮人私立之‘宽柔学校’”，李馨《柔佛潮侨概况》（1950年出版）原文涵义是指“潮侨设立的‘宽柔学校’”，原文如下，“具有历史之宽柔学校、绵裕亭义山、柔佛古庙等，均由潮侨设立；经过一个时期后，方由整个华侨公所接理”（《真相》44页）；两人都是使用“宽柔学校”一词。 

新式公立学校之前的学校，应不会自称为旧式私立学校；百年前，许多新式华校创立时都冠上“公立”学校之名，如“柔佛华侨公立宽柔学校”，这与各帮华裔先贤“跨越畛域帮群、共建新式华校”有关，应该不是因为之前的学校都有冠上“私立”之名，而使用对应的“公立”校名。“公立”确实是对应于“私立”而言，但公立学校之前的方言私塾，应该不会特意标榜“私立”之名。此外，这个“公立”华校称谓，是华社内部帮群之间不分畛域、甚至“越帮参与”（引：麦留芳语）的“公立”概念，与后来的“国立/National”概念（即今人的“公立”观念，意指官方设立的学校，一般上称之为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Sekolah Kebangsaan）有所不同。厘清概念，名称定义下得好，事半而功倍，利于后续的辩证与讨论。 

5 结语：启蒙除昧祛魍魉，让真相越辩越明！

《真相》虽有不足之处，但它集结了新山文史义理辩证的相关论述，打破了既有的一言堂论述，打开了新山历史论争的潘朵拉黑匣子，启蒙了大家探究真相的新视野、新格局，袪蔽除昧，造福华社。

《真相》业已出版，虽然很多真相仍未有定论，但是民智已开，“新山华人的第四次动脑”已然启动；今后，新山华人谈论历史不必再讳莫如深隐蔽夜行，可以光明正大地提灯前行祛蔽启蒙，让真相走进曙色，越辩越明。

夜路走多了，黎明就在凌晨破晓处。要辩证历史、探究真相，可用“定义”厘清概念，按“逻辑理性”进行推理辨证，再以“历史脉络”检视其人其事；这样探究历史，有助于辩证真伪、鉴定真相，避免无谓的歧义争辩、偷换概念与逻辑谬误。至于，那些封锁言论、打压异己的套路，以及道德绑架、情绪勒索的伎俩，不入学术辩证之流，无助于真相之探究，等而下之，不足以议也。

金无足赤，人无完美；既要臧否人物，辩证史实，理应宽柔以待，中庸而行，做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才能让人心悦诚服。《真相》的辩证论述，有其不足之处；然而，宽柔辩证，瑕瑜互见，《真相》书中的“真实史料”与“合理推论”，是掩盖不了的，必须慎重看待，以正视听——让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重见天日，让被遗忘的先贤烈士，载入史册重现人间，还原史实，回归真相。 总归而言，《真相》孜孜以求探究史实，祛蔽启蒙打破前人的隐讳论述，颠覆既有论述与旧史观的疏漏与谬误之处，功不可没。 

历史书写者有其时代定见与个人成见，后继者在新史料的加持下，对既有史论进行辨析验证，进而对史实真相有不同的发现与论断，甚至推翻前人论述，颠覆既有史观，这是一代代学者达人前仆后继的历史辩证历程，有破有立，阴阳消长，探究真相永不止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辨证不辍，历史真相是无法全然被掩盖的；自由辩证，民主参与，是华教新时代的宽柔新气象，谁囿于成见阻碍历史辩证进程，历史将烙刻其行，以昭炯戒。 

最后，论争的真义不是打压异己、封锁异见，而是集思广益，让百家争鸣；提升自己，让社会更进步。史记的权威，是真相实证，不是名闻大师，更不是文痞学阀。我想，在“五帮共和的古庙精神”下，新山华人的第四次动脑，可以宽柔中庸而不徇私隐讳，公允公正而公立，始于辩证史实，终于探究真相——有始有终，止于至善；走向共和，迎向曙光，是为盼。 

郑文龙 @ 柔佛华侨公立宽柔学校

2022.10.23·Deepavali屠妖节前夕·一盏灯点万灯·万灯齐祭光明夜·启蒙除昧祛魍魉 

【华光神曲·广照共和】：自由辩证，民主参与；探究真相，华光永耀！

《走向共和》主题曲《曙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1AnX_IeBjU

一页页历史翻过，斗转星移，世事有新说……是其是，非其非，走向共和，迎向曙光！

附注：

[01] 张礼铭〈苏丹娜法蒂玛是何许人？〉，收于《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96-98页。

[02] 李开璇《新山华族历史真相》186页。下文凡引用李开璇《真相》者，直接注明《真相》页数于后，不再加上篇末注脚，特此说明。

[03] 徐威雄《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88-89页，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2012年。

[04] 徐祎《马来西亚华语的历时考察》p558，2017年。

[05] 引自：徐祎《马来西亚华语的历时考察》p558，2017年。

[06] 关于校名称谓，清末有称“学堂”者，如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时期的各类“新式学堂”；而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则改称为校长。为了利于后续的辩证与讨论，将上述推论中的学校，权且称为“方言学堂”。

[07] 徐威雄《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91页，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2012年。

[08] 章小谦《为什么清末教育机构被称作“学堂”？——民国元年学堂改学校考(一)》〈结论〉部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21(4)：55-63。

[09] 徐威雄《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106页，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2012年。

[10] 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71页，新山宽柔中学出版，2020年5月。

[11] 张礼铭《张礼铭柔佛地方史话》15页，宽柔中学出版，2013年8月。

[12] 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71页，新山宽柔中学出版，2020年5月。 。

[13] 官话、国语、华语，不同时代，称谓用语不同。明朝称“官话”，清末、民国时期称“国语”，马来西亚官方早年则直接音译称为“Kuo Yu”。现今中国的官方规范用语为“普通话”。

[14] Tan Yao Sua《新山第一间新式华校》2022年7月12日，Facebook。引述：Rahimah Abdul Aziz & Rahmat Saripan 《Pendidikan: Asas Kemajuan Minda & Material di Johor》 p169, Yayasan Warisan Johor, 2002. 

[15] 徐祎《马来西亚华语的历时考察》p564，2017年。转写自Lee Ting Hui. 2006.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135. 资料来源：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Education Reports. 1929. P.910；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Education Reports. 1932. P.763-764; Federal Malay States Annual Education Report. 1929. P.14; Federal Malay States Annual Education Report. 1935. P.34.

[16] Tan Yao Sua 《新山第一间新式华校》 2022年7月12日，Facebook。引述：Rahimah Abdul Aziz & Rahmat Saripan 《Pendidikan: Asas Kemajuan Minda & Material di Johor》, Yayasan Warisan Johor, 2002.  

[17] 张善淋〈宽柔早年的教学语〉，收于《新山华人地方史探索》19页，宽柔中学出版，2013年12月15日。

[18] 张善淋〈宽柔早年的教学语〉，收于《新山华人地方史探索》20-21页，宽柔中学出版，2013年12月15日。 

[19] 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69页，新山宽柔中学出版，2020年5月。

参考书目

1．《张礼铭柔佛地方史话》张礼铭著，宽柔中学出版，2013年8月。

2．《新山华人地方史探索》张善淋著，宽柔中学出版，2013年12月15日。

3．《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张礼铭著，新山宽柔中学出版，2020年5月。

4．《新山华族历史真相》李开璇著，Tan Advertising And Management Service出版，2022年4月。

参考文献

1．徐威雄《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2012年，第85-124页。

2．徐祎《马来西亚华语的历时考察》，2017年。Proceedings of 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9). 2017. Volume 2.Edited by Lan Zhang. University of Memphis, Memphis, TN. Pages 558-566.

3．李开璇〈新山早期华教与宽柔历史补遗〉，《学文》期刊，2020年第2期，41-50页。

4．郑文龙《晋灵公，不君！黄羲初，奸否？——宽柔·情理法1.0》，2022年2月28日。

5．郑文龙《神啊，腥粥凉了；强栽矫，造新闻！》——《新山华族历史真相》新书推介礼事件评述，2022年6月19日。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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