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共的盲目性

李万千

李万千先生在一次老友联谊会的讲座会上说，马共应该继续奋斗，争取社会的公平合理。目前的情况，武装和地下都不适宜，最佳的选择无疑是议会斗争。然而前马共党员皆没有参加政党，也没有组织政党，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正在式微。只是参加联谊性的团体是不够的。

他说，“合艾协议”其实就是“华玲会谈”马共方的较低要求提案，即政府允许马共参加现有的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然而已经下山多年，却未见这个局面出现。

李万千谈到马共犯下了许多错误，却没有解说原因。

马共要在新的环境里继续奋斗，必须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才算准备好了，可是这些年来，有谁在认真检讨历史的错误吗？

个人的私底下讨论不提，上升到集体层面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阿达在他的书里，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李万千说马共的毛病是忽左忽右，“偃旗息鼓”、“精兵简政”期间，是右倾。“肃反运动”又变成左倾。但是他没有分析左右摇摆的根本原因。

马共认为自己的那一套阶级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不管什么问题，搬出马列就是完美的答案。处理现实问题也流于概念化，只需将革命理论套上去，立刻显得完美无缺。既然普通党员头脑武装起来都那么优秀，领袖可就更加是豪杰中豪杰。造神也就从这里开始。

马共活在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氛围里，已经不知道“实事求是”为何物。

陈开章先生，即马共革命派中委阿达、苏云、全仲仁，对马共的“悲剧”写下这样一段话：“原绍南岛日本宪兵队长大西觉少佐，曾领导专门破坏抗日活动的谍报机关。战后，他在1977年撰写并出版回忆录《绍南华侨被肃清事件》中揭露，马来亚共产党书记莱特充当日本间谍，出卖1942年9月1日在石山脚召开的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卖大批领导抗日干部，出卖‘不胜枚举的各种情报’。”

“可惜当时马共广大党员没有人能够及时识穿并揭露这条化为美女的、隐藏党内窃居领导岗位长达12年之久的毒蛇。这个当过法国、英国、日本间谍的无产阶级叛徒、内奸莱特，赶在英国回归马来亚之前9天，于1945年8月25日召开了中、北马党军会议，根据各种片面、似是而非的分析，提出以下的意见：

“他指当前实现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第5条‘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的要求是不实际的，并提出，马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是加强和平斗争，争取实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主和自治，以‘八大主张’取代抗日‘九大纲领’，人民抗日军老队率先解散，新队开进城市配合各地开展和平民主活动。

“当时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接受莱特的意见。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全仲仁，马共史实与评论，页69）

结果是上万名抗日军“解甲归田”，把武器交给了英国人，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也让给了英国人，让殖民主义者继续吮吸马来亚人民的鲜血，也把自己逼到往森林里撤退。

为什么出席会议的代表不敢反对莱特？难道他们没有看到里面的问题吗？

自信满满的马共，却对自己的最大致命伤——“盲目性”——缺乏醒悟。莱特时期盲目相信“国际共产主义代表”。莱特诚然邪恶，党员和组织的因循敷衍、盲目服从也使自己显得像个小孩子。

到了陈平时代，陈平并没有对这种风气进行改革，根深蒂固的盲目性似乎跟他毫无关系。“领导不会犯错”、“领导知道一切”的文化依旧风行，盲目的服从是“铁的纪律”。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全盘接受不可批评的惰性，一切听领导，仿佛自己没有了批判的能力。农民本性中那种令人无原则的温驯服从，凡事不求甚解，得过且过，却也真叫人无可奈可。

马共有许多优良的素质，敢于牺牲、有团队精神、聪明勤奋、睿智、勇敢、大公无私，可盲目性却使他们缺乏磋商、沟通、寻求真相，对低劣的领导也满不在乎。这一个缺点使他们败在自己的手里。

盲目性的兄们还有片面性、捕风捉影、顽固、狂热、扣帽子、无中生有。跟那班堕落的西方自由民主政客相去不远了。反面词是“服从真理”。英文里这个字是truthfulness。

马共退到边区之后，阿焰成为中委。到底是选出来的还是委任的没有看到文件。阿达说陈平领导马共42年，没有开过一次按照党章的代表大会。他又说，他只写他知道的事，不写不知道的事。按照他的说法，阿焰不是民主选出来的。

阿焰前往中国之前，在八支作了一次“肃反报告”。200多页的报告，充斥着无数似是而非的“真相”。她“联系”了许多“实际”，然而都是从一个表象到另一个表象，跟着就是推理，并没有造反的确凿证据。譬如她说，某某新兵不愿意学习，不合群，不守纪律，是“小资产阶级作风”，有小资产阶级作风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效资产阶级思想就有可能被敌人收买。

她是主控官也是法官，没有控状，被告没有代表律师。她又是军队里的独裁者，不许其他人替被告辩护。她的报告就是她的法庭陈词。这陈词里的片面性没有受到第三方的挑战。

她走后阿苏继续推广这种盲目性，老战士阿和、阿石附和，阿苏的老婆阿秀走在前端。

邓小平看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当毛要他对批评文革写悔过书时，他坚定地拒绝了。

毛根据马列主义提出“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加上《资治通鉴》的启发，他的革命理念符合国情，成功动员广大民众的力量，也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到了建国年代，一个全新的纪元拉开了序幕，毛这时却看走了眼。在文革十年里，他始终盯着“表象”并设法克服它。旁观者邓小平，洞察他的问题，然而不便当面指出。可见“实事求事”并非“唾手可得”，是要不偏不倚的艰苦的探讨才能得出。理论必须符合逻辑和理性，而理性又有“天理”，也是存在的事实。

邓小平说他读书不多，但是他从毛主席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叫做“实事求是”。

读书不多的邓小平却看到了文革的本质，经济搞好了，毛眼中那些牛鬼蛇神就会消声匿迹。毛死后邓的改革开放大放光彩，这要归功于邓的“实事求是”作风、坚定和勇气。这些，使他成为跨时代的大政治家、一个大国现代化的“总工程师”。许多西方学者都要研究他的突破性见解和高远的思想。

陈平是维护盲目性的。他在北京时恰逢文革，他写文章批评邓小平，贴大字报攻击邓。他说他不能不支持北马局的决定，因为北马局就是党中央。如果他反对阿苏的肃反运动，就是反对自己。

（202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