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之死
马共众多牺牲者之中,以小刘之死最为令人唏嘘。
1948年,亚洲共产党大会在加尔各答召开,马共随即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展开武装斗争。对于这种由上而下的命令马共有没有自己的立场?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马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喊出了“枪杆子里夺政权”的口号。全党上下一时对武力崇拜备至,仿佛一切真理都藏在枪杆子里。
1949年,马共政治局发表了“马来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计划,宣称,将通过武力将英殖民主义者撵出去,没收其庞大的资产,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采用毛泽东的战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与英军周旋。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时任柔甲边区委员会秘书兼政治局委员小刘,独排众议,在一片狂热的战斗情绪中,提出了自己冷静思考的结论。他说,马共中央忽略了许多社会现实和战场形势,硬要搞武装未免过于仓促,没有取胜的把握。
他大胆劝导中央放弃这个错误的路线。作为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居然这样“狂妄”,他的坦率和大无畏精神,在芸芸只有服从没有主见的党员中,脱颖而出。小刘18岁即参与抗日战争,驰骋森林战斗无数,在马共也是一名元老级,这个道理他岂能不懂?
然而小刘将自己豁了出去。正如所料,他的观点落在聋耳上,被领导层所彻底蔑视。他们不了解一棵风中的芦苇为什么要歌唱,既然无法叫风停止吹拂,干脆将芦苇砍掉就是了。然而小刘始终相信着自己的观点,整个行政机关给他施加的压力无法使他退缩,他以坦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命运。党要他认错悔过,开除了他的党籍。然而小刘说:“我个人牺牲事小,党走错了路线才是事大。”他对党的爱和忠心没有被理解和同情,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不适时宜的异议分子。最后,为了让部队内不再被“异议”所困扰,阻碍行军的心情,这跟芦苇就被连根拔起了。
小刘于1923年诞生于山林覆盖的小镇加影,祖籍广东,曾就读当地华侨中学。他熟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称马共理论家。马共缺乏理论家,即便是领导人陈平也鲜少理论建设。并非党内缺乏知识分子,而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下情无从上达,思想流通闭塞。小刘的上书请命,是对马共言论自由的一个冲击,正如后来肃反运动中选择被杀而不认错写悔过书的一批被冤枉者,对言论的封闭作出了无言的抗议。小刘为这群英雄的先驱。然而毕竟人单势薄,只能身先士卒,杀生成仁,留给后人声声惋惜的唏嘘。
他认为,三大民族只有华裔参与战斗,给与后勤支援,另外百分之62的非华裔人口未被动员,参与者稀,导致华裔被集中对付,被动应战,战略很难展开。
至于有何妙计可以突围?他认为,马共应停止武装斗争,改为政治活动。由于马来亚当时的经济生产,严重依赖外国。经济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在这方面,与中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可建根据地,又有大批农民可被吸收为骨干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战略上不能生搬硬套。国有化外资固然是最终目的,但是没有转化为策略优势,马来贫农和印裔园丘工人并不晓得国有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不如分阶段进行,胜利后继续允许外国公司运作。惟大园丘必须分割成小段租赁给小园主,共享国家财富。等到经济达到了自主,方始将大园丘归入国库。如此打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想必可以争取到广大马来贫农和印裔园丘工人的支持。
他把革命和民族的命运绑在一起,脱下了它的种族主义色彩,也给了革命更实在的理由。那时是1950年,理论家深知自己在党内享有的声誉,意味着他有义务严守理论的关卡,让认知符合国情实际。
他自动自发地在党内讨论他的观点,争取同志们的认同。他还印发了三份传单在内部传阅,题目分别为:《改正错误继续战斗》、《马来亚革命的主旨》及《马来亚土地革命的平分xx主义论》。最后一份是他在被开除党籍后,于1950年12月写的。第二份把他送上了打靶场。
小刘的意见在党内争论了几个月,他也争取到了一些同志的认同,然而马共中央始终对它嗤之以鼻,责为荒谬之说。不但没有予以正视,进行实地考查,反而转向于攻击他的人身。他们指他陷入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的作为有分裂性质,十分恶劣,要他悔改。又认为他有明显的投敌倾向,必须对他采取刑罚,否则他将投敌破坏党。
权威的八股压倒一切,将理智的声音压成了哑笛。讨论在权力的干涉下成了政治游戏,真相始终被蒙蔽。党内却出现一来一往互相角力的恶劣局面。摆在当局面前的,不再是小刘的意见有没有道理,而是如何一劳永逸解决这紧张的形势。1950年11月1日,边区委员会作出了宣布,开除小刘的党籍。理由是他不肯认错,固执到底。
接下来的几个月,马共当局发现他没有逃跑,依旧进行着破坏党的活动,包括写信给一个党员,寻求这人帮他出国学习。他也写了那篇土地改革的文章,继续与人分享。他还写信给一些同志,对他们进行“招揽”。他们认为他是迟早要投敌了,不如先发制人,在他叛逃之前,把他解决了。
小刘于1950年12月,写信给一个同志,发出肺腑之言。他说,党开除他是小事,马共的路线错了才是大事。
他好像一个屈原那样提出他的“天问”:“在马共十多二十年的斗争里,有哪些方面可以说明,它已经确实掌握了马列主义?又有哪些方面可以说明,它展示了马列主义的典范?这些年来,马共的领导人民走的是什么道路?”这个问题一直问到肃反,都没有得到解答。
小刘要领导人改变思路,调整路略,却落得像屈原在汨罗江畔为楚怀王悲歌,最后只有自己投江一途。1951年6月15日,忍无可忍的马共中央通过边区委员会,发表了《为枪毙小刘告柔甲边区委员同志书》,颁布了枪杀令。小刘坦然面对死亡,没有反抗,没有逃亡。苏格拉底知道,喝下毒酒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小刘也知道,惟有一死或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小刘依旧不肯认错,然而也没有表示憎恨他的党。
他们怀疑他将叛变,怀疑即是罪状。如果他跑了,那就证明他叛变了。然而小刘不逃,他们给的理由是:他迟早是要逃的,死刑只是避免他投敌后造成更大的破坏,所以死刑完全是合理的。
假如小刘承认错误,他可以保留生命,惟必须调离到另一个地区,降级为普通党员。假如小刘不接受调离,他将被枪毙。假如他接受调离却继续相信自己的荒谬思想,他将被开除。文告说,假如必须行使极刑,那就即刻,且要保密。
马共中委在一封致柔甲委员会的信中说,党中央对小刘下达的枪毙令,是在小刘的缺席下作出的,没有给他任何辩护的机会。
这份文告出来后不久,小刘的故事就注上了休止符。他的妻子秀华和一位坚决的支持者,名子平者,也一齐遭到了厄运。
为什么他俩也要一齐被枪毙呢?文告说:“错误虽有主次之分,但深重的程度是完全一样的。甲州事件中只有他二人跟随小刘到底,由此可见,他二人的错误和发展前途是和小刘没有分别的。故此,在今天的斗争环境下也决定一齐枪毙。”
小刘死后不及四年,马共南马局和中马局均会被政府军攻陷,全面瓦解。莱特叛变后摄其职位的“代总书记”陈平,于1955年,写信给联盟政府的陈祯禄,要求进行谈判。
陈平说,马共愿意放下武装,结束武装斗争,惟要求政府允许其保留为一个政党组织,进行合法政治活动。意愿虽好,然而为时已晚。华玲和谈在英人代表马绍尔的干预下,无疾而终。
到了独立后的1957年3月24日,陈平又再向联盟政府伸出橄榄枝,提出和谈的请求。然而,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直接拒绝了,指马共此举为“旧的宣传材料”。
这样便到了1989年,北马局的小章、阿焰与泰马军方进行了谈判,签署了合艾和平条约,距离小刘的“殉道”已经过了40年,几许生命化作灰飞烟灭了。马共假如采纳小刘的主张,历史将不是这样一种写法。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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