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感想

——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引起的论争

陈雪风根据我报导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提出评论，引起陈大为和刘育龙的反驳。我向来不喜争论，而这件事也没有把我拉下水，我更应该当作没有一回事。我虽听过陈雪风和陈大为的大名，却没有任何交情，刘育龙则是一个可爱的朋友。但是，读到作家们的语气如此之重，心情如此躁急，我结合了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感受，有一件事倒是很想说一说。

陈雪风提出来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如果跟未来20年内，世界将严重缺乏淡水和粮食那样的事情相比，这些争论的内容真是琐碎的不得了）。正因为琐碎，所以争论的目的并不在问题本身，实际上讨论的是作家的态度，如锺怡雯是否真的忘了她得过多少次奖，陈大为是否自大，刘育龙是否自怜，何国忠是否很客观等。关于定位、对谈有没有跨越世纪、文学奖等问题的争论，也是借题发挥，谈的是作家的修养、心态、动机。陈雪风所置疑的是几位作家的态度，陈大为和刘育龙所回应的，也是针对陈雪风的态度。我们忘记了研究会中严肃的谈话，唯独这些琐碎的问题和它们引起的争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涉及一个美学问题：作家创作了美的诗篇，作家的行为是否也要表现一种美？或者作家只需埋头写出好的作品，道德行为是他阁下私人的事，和他的文章无关？

至于陈雪风根据我的一篇报导就提出批评，陈大为和刘育龙认为是不恰当的，其实，这完全是争辩所斥诸的手段。我们目前读到的时评，政治人物之间的口诛笔伐，对外国事态的评论，有那一样不是根据报导？有那一样我们曾经在场？有那一样我们老实地查过了会议记录？

但是报导也不能滥用，我的报导只供一般性阅读，学术性很高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写，也没有能力写，从这些粗略的报导判定讨论没有跨出世纪，或者锺怡雯有没有贬损本地作者这些微妙的问题，是很危险的，我的报导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参考。我们在场的人恐怕都不敢妄下论断，有些东西似乎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但是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提出置疑的权力应该是受到维护，然而置疑者不宜有不良的企图。

即然是手段，我们倒可以把它忘记，集中谈谈今天的主题。我们曾到研讨会现场的人，是为了一睹作家的风采。作家创作了美丽的诗篇，作家本身必定也是一个美丽的人物。美必须先存在于作家的心中，然后才到纸上。人们寻找美在作家身上的闪烁，并陶醉于其中。在我们心目中，作家和作品的关係就是这样。为什么记者不会产生这种迷人的风采，因为记者只是客观报导，心中的美丑没有出现在他的报导里 ，因而记者没有作家的荣幸。

作家浓厚的、正直的、诚实的情感，敏锐的感觉，深刻而周到的思索 ，广泛的了解，构成他迷人的风采。丰富的学问使这风采更增一筹，然而学问是双面刃，它也往往是自大的根源，如果他过度地重视他的学问。有学问而又能谦虚和和公正，他的风采就锦上添花。我们观察作家的态度，从他的文章里窥视他的嘴脸，是为了印証我们对他们的作品的了解，所以态度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份。

这正是托尔斯泰所曾思索的问题，当他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声望，他却陷入极大的内疚里。他的朋友之中有很多是作家，这些作家“大多数是没有道德的，性格卑鄙的，比我以前放荡的军中生活的人还要卑鄙，但是他们自信又自大。”（《艺术论》）托翁说这些人只顾发言、辱骂、写作、出版，用来教导别人，却没有注意到自己一无所知，对于最简单的人生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无法回答。而他自己也曾是一个那样的人。

我不敢一口咬定托尔斯泰所看到的情形已在本地的文坛出现，但是看到一些作家之容易生气，骂人的放肆，粗鄙的用词，和爱教训人的脾气，（不是单单指这次的争论），作家和作品之间令人吃惊的不和谐，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文艺界已沾染了托翁所说的那种不良习气。陈大为的愤怒，陈雪风作出诘难的动机，（刘育龙没有明显被激怒的现象），似乎都无关大是大非，只让人领教到一种文人的“怪脾气”。如果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公然发脾气的话，我们将来将读到更多表现手法无懈可击，但是缺乏灵魂美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感想。我为了工作的缘故，旁听这场研讨会的时候，也渗杂着这种感觉。当天的研讨会列出了很多的议题，却没有关于作家的人格锻鍊和精神提升的议题。但是下一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不能忽略作家人格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越来越多人能够写诗的时候，人们将在诗匠和真正的诗人之间划上界线。

我借着这场争论发表这样的看法，对某些作家是不公平的，我得要请他们原谅，也希望他们了解，我也是藉着这个事件来谈应该谈的事，儘量不要攻击个人。我为了使这个议论显得切宜，我们不得不根据一个事件，这写作上的困难希望得到各方的谅解。（199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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