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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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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风

愈吹愈猛

和平之雨

越下越大


黔驴技穷

洋相百出

猪朋反目

狗友成仇


舞台净地

仅此一处

属于人民

岂可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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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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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居住的乡村，在晏斗镇郊，有辽阔的橡胶园，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狭窄的河边菜园，周遭不见一个公园或游艺场。偶尔跟妈妈搭巴士到五英里外的坡底，都有正事要办。记得妈妈牵住我的手，走到一棵大树下，跟一个穿白袍的人交谈几句。那人便从椅子下拉出一块板，搁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中间，用手拍拍板面。母亲把我抱上去，坐在上面。那人给我披上一块白布，剪刀咔嚓咔嚓的在耳边响起，头发落在布上。妈妈在一旁等候。我打了两个瞌睡，白布忽然被拿开，当空一抖，乌黑的发丝散落地上，那人抓了一把扫帚扫地。 妈妈又牵着我的手，走过几间店铺，进入一间菜店。店里的人把一些钱交给妈妈，那是她卖蔬菜和毛瓜的钱。我喜欢看这里水槽里生猛的泥鳅和一动也不动，只有腮帮子微微开合的“大头鱼”。妈妈又去一间叫什么“堂”的店，有浓郁的药材味，跟柜台边的一个师傅谈她的“耳鬼响”。把了脉，拿了药，吃了云吞面，便又牵着我的手登上巴士。 巴士的木窗开一半，不停地颤动，啪啪啪啪地响个不停，吵得人没有办法讲一句话。风贴在脸上，眼睛眯成一道缝。从眼缝里望出去，一片村野大地，仿佛一个偌大的公园，只是没有被切出一小块，将些俏皮的装置安装上去。那时，我还不知道公园为何物，直到上了小学，接触了儿童游艺场，才知有这样一个儿童专用区，大人们是不去那里运动的。大人们只是劳动，不做运动。 我的学校叫育贤小学，坐落在一个山岗上，一面是斜坡，一面是平地。斜坡的一面长了一排高耸的松树，沙哑而恢宏的松涛不绝于耳，后面一片长空云霞满目。平地的一方篱边有个A形铁架，足有我们三、四个人叠起来那么高，悬着三架秋千。秋千坐板都是块寸来厚的长方形木板，十分的坚硬。两边钻孔由一条粗铁链穿过，铁链上端扣着一个铁环，跟铁架顶部的横梁焊接着。 下课钟一响，总有一批同学飞也似地往这里奔去，要抢占这三架秋千，抢不到秋千的才退而求其次去玩溜滑梯和跷跷板。咿咿呀呀的金属声随即响起，带起一阵风，像马戏团的空中飞人。我本能地避开这危险地带，蹲在一个小草坡上，仰头看他们意气风发地荡到半空中，轻轻一蹬脚，又垂头随他们落下，划个弧往另一边荡去。 最勇敢的表演者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很有炫耀的味道。然而他们也的确有炫耀的本钱，一飞飞到接近横梁的高度，下行时还敢脚下用劲。到了另一边又是令人胆寒的高度，整个人好像要脱离坐板飞出去，采那天边的云。又一蹬脚，却依旧安全的降下。下面看的人可乐了，频频喊他们的名字。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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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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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众多牺牲者之中，以小刘之死最为令人唏嘘。 1948年，亚洲共产党大会在加尔各答召开，马共随即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展开武装斗争。对于这种由上而下的命令马共有没有自己的立场？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马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喊出了“枪杆子里夺政权”的口号。全党上下一时对武力崇拜备至，仿佛一切真理都藏在枪杆子里。 1949年，马共政治局发表了“马来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计划，宣称，将通过武力将英殖民主义者撵出去，没收其庞大的资产，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采用毛泽东的战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与英军周旋。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时任柔甲边区委员会秘书兼政治局委员小刘，独排众议，在一片狂热的战斗情绪中，提出了自己冷静思考的结论。他说，马共中央忽略了许多社会现实和战场形势，硬要搞武装未免过于仓促，没有取胜的把握。 他大胆劝导中央放弃这个错误的路线。作为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居然这样“狂妄”，他的坦率和大无畏精神，在芸芸只有服从没有主见的党员中，脱颖而出。小刘18岁即参与抗日战争，驰骋森林战斗无数，在马共也是一名元老级，这个道理他岂能不懂？ 然而小刘将自己豁了出去。正如所料，他的观点落在聋耳上，被领导层所彻底蔑视。他们不了解一棵风中的芦苇为什么要歌唱，既然无法叫风停止吹拂，干脆将芦苇砍掉就是了。然而小刘始终相信着自己的观点，整个行政机关给他施加的压力无法使他退缩，他以坦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命运。党要他认错悔过，开除了他的党籍。然而小刘说：“我个人牺牲事小，党走错了路线才是事大。”他对党的爱和忠心没有被理解和同情，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不适时宜的异议分子。最后，为了让部队内不再被“异议”所困扰，阻碍行军的心情，这跟芦苇就被连根拔起了。 小刘于1923年诞生于山林覆盖的小镇加影，祖籍广东，曾就读当地华侨中学。他熟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称马共理论家。马共缺乏理论家，即便是领导人陈平也鲜少理论建设。并非党内缺乏知识分子，而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下情无从上达，思想流通闭塞。小刘的上书请命，是对马共言论自由的一个冲击，正如后来肃反运动中选择被杀而不认错写悔过书的一批被冤枉者，对言论的封闭作出了无言的抗议。小刘为这群英雄的先驱。然而毕竟人单势薄，只能身先士卒，杀生成仁，留给后人声声惋惜的唏嘘。 他认为，三大民族只有华裔参与战斗，给与后勤支援，另外百分之62的非华裔人口未被动员，参与者稀，导致华裔被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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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与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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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陈平在马共喉舌报《人道报》当一名普通的钢板抄写员，平平无奇。后来，被马共总书记莱特盯上，坐直升机擢升，把他的上司李安东变成下属，成为莱特一只手臂。莱特自取其辱出逃后，陈平作为莱特的指定继承人，如愿以偿接下了他的王位成为马共总书记。一坐四十年，染上了软骨病，糊里糊涂便过了一生。 当许多领袖在莱特的出卖下一一牺牲的情况下，陈平却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由莱特的神符罩住，日本屠刀不曾落到他的身上。 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马共的最高领袖有飞天遁地的本领，永远不会被敌人抓住。 1945年10月，日本刚刚投降，曾经是马共高级干部的黄耶鲁，便写了一篇文章，列出许多实例、人证物证俱全，揭露莱特陷害马共同志的血迹，呼吁所有“爱护马共愿意主持公道的人们”站出来，将莱特抓捕，交给马共、英军和陈嘉庚派三司公审。 黄耶鲁本人也曾遭莱特毒手，于1942年4月被日军逮捕。莱特随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将他宣布为叛徒。 黄耶鲁就是后来被李光耀重用的黄望青，曾在李光耀内阁担任多个重要职位，包括新加坡文化部长和社会事务部长。此外，他还曾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和韩国大使。 这封信落到陈平手里，照理，他应该立刻把这个重大案件跟其他领导人商议，以便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党和同志的安全，何况陈平本身也早已知道莱特的底细。然而，陈平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将它束之高阁，一段时间后，把它交给莱特。 莱特凭借陈平的支持，没有逃跑，而是召开了一次马共各州州委联席会议。会上，莱特说：“英帝国主义要打击我们的党，要把我抓起来，但没有什么借口，于是收买叛徒黄耶鲁捏造罪证，说我出卖马来亚革命，和日本人合作，这样，就可以把我当作战犯抓起来。这是敌人的阴谋。黄耶鲁是叛徒，被日本人抓了后，替日本人起草反共计划，宣扬‘大东亚共荣圈’。今天，日本人投降了，他摇身一变，转到英帝方面去，要为英帝效劳，继续出卖马来亚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叛徒，同志们能够相信他的鬼话吗？” 其实，从日本人的走狗变成英帝卒子的，正是莱特本人。 陈平跟着站起来附和。他说，叛徒的话，我们不能相信。随即号召大家举手对莱特表示信任，于是大会通过了信任莱特的议案。 莱特说：“同志们信任我，我很感动，我为马来亚革命出生入死，这是同志们知道的，但是要提高警惕，英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我时时刻刻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我被捕了，谁来代理我的职位呢？我指定由陈平同志来代理。” 会场沉默片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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