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今天，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美国人波尔（Robert Flager）先生，基督徒，曾任明尼苏达州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另一位是他的太太阿妮奥斯曼（Ani Othman）女士，穆斯林。阿妮是马来西亚赴美留学生，后来成为波尔太太，婚后入籍美国。她的职业是护士。她依旧是穆斯林，波尔也依旧是基督徒。 目前，两人都退休了。波尔却没有完全放弃工作，经常飞到其他国家，在一些机构或国际学校教授英文。阿妮时而回老家，即柔佛州的居銮，探望她年事已高的父亲。波尔有时随行，有时只有阿妮一人回来。这一趟他们是一起回来，波尔呆在岳父家那里几天，后来，他告诉我女儿，他们要来我们家访问，顺便参观湘凡的音乐学院。 我心里七上八下，恐有冷落客人之嫌，直到听了女儿接待的全部细则，方始放心。因八年前，湘凡去美国深造，这两位长者，可以说是她在海外的“父母”，给与她诸多的帮忙和照顾，把她当着自己的女儿一般看待。如今他们远道而来，而且波尔已经76岁了，阿妮也已62岁，投桃报李，是我们的本分。 中午时分，湘凡一个人出去了。她先到新山拉庆车站把两位客人载去老街吃东西，又逛了一回街，顺便走进一间书店，帮她的学生买音乐书。午后他们回来，到了龙寰镇，以其说是波尔先生如愿以偿地参观了湘凡的音乐学院，不如说是湘凡意外地迎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湘凡创办学院的时候，波尔先生曾经开玩笑地说，他要参加股份。他爱用幽默的方式表达他的支持，不愧是个心理学教授。这里头还有另一层含义，波尔曾经主动出一笔钱给湘凡参加一个创业课程，他也知道湘凡并不打算留在美国，要她创业的心思是很单纯的。湘凡回国后波尔经常打电话来，问起创业方面的事。这回前来参观，说湘凡付出了不少心血，诸多鼓励，延续着他对一个后辈的爱护。 那时，波尔还保留着一个跟湘凡联名的银行户头，户头里有百多块钱，是湘凡的房租的退款。她回国前退了房，但是底金没有立刻退还给她，直到回来了大马，又过了一个月，屋主才把底金退还到这个户头里。要是没有这个联名户头，这笔钱可能就要泡汤了，也幸亏有一位那么可信的朋友。 湘凡毕业后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她居住的杜鲁斯镇（Duluth）招生教钢琴。她收了30名学生，租用当地的教堂教课。教堂都备有钢琴，租金也不贵。她跟家长们也相当熟络。她开过一次露天的音乐会，波尔也来支持。回国后，接到消息，其中一名学生滑雪时摔伤了脊椎骨，需住院治疗。湘凡通过波尔先生，从这个户头里

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封面，有这样一句话： “一位在马来亚森林里领导反英反殖战争12年的游击队领袖的回忆。”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他说的，但这句话绝对是他认可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在那里。 看来，陈平对自己的战斗一生，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这段历史中他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 然而他领导马共不仅只有这12年，另外还有30年。为什么他只提这前面的12年，不提后面的30年呢？ 从这里可以透视他对自己的评价和心思。 这12年应该就是从1948年到1960年，为紧急状态时期。独立后，反英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内，他依旧是马共的最高领导者，为何他不在书的封面提到这段时期？ 我想，这就是陈平要告诉我们的。前面一段他领导马共进行反英斗争，是非成败，看这里就好。 1960年之后，马共从“小”走到“无”。他请读者不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因为他大抵已不是马共的领导人。他在书中也数度表示，他的“总书记”职位已由其他人摄理。 陈平似乎在说，马共的沉落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不是那时候实际的领导者。 陈平是不是一个“舵手”，从这里可以窥见一斑。 也许在回忆的当儿，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后期阶段“乏善可陈”，所以调整了叙述的方式。 这一段“后殖民时期”，陈平仍然是马共总书记，仍旧控制着党军。马共面对以巫统为主的联盟政府，退守边区。其中一个时期，人数降到300多人。另一个时期，又增至800余人。 1989、1990年交替期间，陈平回来边区，处理马共的解散、销毁武器、为肃反期间被误杀的同志平反、安顿马共下山、建立和平村等事务。 这段漫长的30年中的28年，陈平呆在中国。虽然他在那里也没闲着，却不是处理最重要的战斗和建军事务，也没处理好原则性方针问题，而是做些公关性质的外围工作。他自己坦白指出，他去了中国之后，阿苏实际是马共的代总书记。之前有一段时间，阿海是代总书记。陈平既没有让马共选出新领袖指挥边区的斗争，自己也没有投入实际的战斗部署。领导上的模棱两可，使马共陷入策略和理论的混乱。这期间爆发了肃反事件，轻易从内部撕裂了党，除了外在的因素如文革，内部领袖的素质也是必需被归咎的一大因素。 那么陈平在马境的12年领导，成绩又如何呢？ 根据由陈剑主持，于2004年4月在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召开的“抗日事迹讲演会”上，提到抗日军成立了8个独立队，遍布全马。其中第8独立队是在日本

名家画作：Aeron Lim提供 又有一个无缘无故坐牢的故事，被我偶然听到。 今天刚认识的这位朋友，已满头白发，她不是马共，却被不恰当地罚蹲了八年牢房。这类事件虽然已经过去，我们还是应该追究。那些被无缘无故杀死的人，也应该被追究。郭义民和伍燕翎向英国人讨巴冬加里屠杀事件的正义，讨一个道歉，牵了个好头。如果正义没有回归，以后的行动会更加肆无忌惮。 她最近搬来了新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美雅山庄。古道热肠的冯先生是她父亲在巴株巴辖华仁中学的学生，串联之下，我们在一间凉快的茶馆里喝茶。 她父亲是书法家，在华仁教中文。 白发跟坐牢有特殊关系吗？当然有。哪怕是圣贤如巴哈欧拉，关押地牢四个月，一头青丝立时雪白。囚室使人长白发，这个错不了。我见过的许多老友（牢友），都是白发苍苍的人物。根根银丝戳面而来，他们的心也像铁锤般的坚定。 当年的八年，对一个满头黑发的女生来说，正是花开堪折则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时候，要说有多美好就有多美好。 对政府来说——尤其那个年代的政府——却跟大众的意愿背道而驰。叫一个人白吃官粮2920天，还得请一批官员、狱卒、警察看守着，花的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监狱满了可以再建一座。不过是签个字允许一笔拨款那么回事。部长都是这样认为。 直到狱官看厌了那张脸，觉得非写一个好一点的报告不可。部长也看厌了有关的文件，觉得已没有政治资本可捞，就说，让他回去吧。正如当年随心所欲将你扣留，说，把他送去改造所吧。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上的心态没有变。 既然上头把一条法律弄出来了，就有这些例行公事。 她在一个罢工的地点被捕。然而她并没有参加罢工，她也不是工会的成员。只因为想看热闹，跑去了那里。 我没有东西可以奉告。她对他们说。 不肯交待？那你就是死硬分子。他们说。 八年，是一般死硬分子的基本年限。 有位工会秘书，被关了12年。他没有枪，没有子弹，没有伤人，没有不良背景。 这两位，现在都是勤奋的笔耕者，都是颇有名气的马华作家。 而且，都是银发一族了。银发的回忆联系着扣留所。 说是无妄之灾，也有一点所谓“历史因素”。然而这灾火终于升华成为文章，成为历史，成为良知。 她说她在新加坡参加过几天罢课，勉强凑成她的罪行。几天罢课要以八年的牢狱来取代，这是谁定下的条规？正义之神缺席了吗？ （2023年12月19日） #

右一：阿博都巴哈 巴哈欧拉的 《给一名医生的书简》 中第一句：“人们啊！除非饿了，否则不要吃进食，睡觉时不要喝任何东西。” 这里的“饿了”，是指中等程度的饥饿，不是极端的饥饿。餐后数小时后，大约4至8小时之间，一般上感觉肠胃空虚了，有进食的欲望了。 超过这个时间的断食，饥饿感越来越大，然而那不是巴哈欧拉这里要说的饥饿。他没有明确说明，就是指一般性，巴哈欧拉对所述事物都是这样处理的。 而且，巴哈欧拉要我们对凡事都采取“适中”的态度，对于饥饿和食欲，也是这样。 巴哈伊还制定了斋戒律法，斋戒的期限为19天，之后回到正常的规律。禁食期间每天的空腹时间比一般时候长，饥饿也比较明显。巴哈欧拉对于斋戒有明文规定，我们也可以理解，那样的饥饿属于比较“极端”的一种。至于这篇书简中的“饥饿”，既然没有旁的说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饥饿”。 “除非饿了，否则不要吃任何东西”也意味着在两餐之间，不要进食。喝水是允许的。如果不允许，他应该也会说明。正如他在下一句里提到，睡觉时不要喝任何东西。 许多人喜欢饭后喝一杯咖啡之类的饮料，在巴哈欧拉看来，这是不利健康的。 他在同一篇书简中说：“除非食物都消化了，否则不要再进食补充养分。”“假如桌上有两种性质互相对抗的食物，别混在一起吃。必须满足于只吃其中的一种。先吃柔软或液体的食物，才吃硬的、固体的东西。你须明白，将不同的食物混在一起吃，是危险的。” 许多人在两餐之间会喜欢吃些点心，我们称之为缓解压力的“上午茶”或“下午茶”。通常是些加了糖的食物和饮料，咖啡是少不了的恩物。从巴哈欧拉教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带来健康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这书简中，他还讲了另外一些饮食的原则如：“诚然，在一切情况下不能保持满足，是最为重要的。满足使人免于患病和疲倦的状态。” “一个轻便的早餐，犹如照在身上的一束光。” 满足感来自于克制欲望，食欲是一个具有很大诱惑力的欲望。巴哈欧拉的健康理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欲望的妥善掌控，即不过渡压制也不任意放纵。 克服欲望在巴哈欧拉的教义里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原则也运用在对物质财富、婚姻、名誉的态度等方面。 还有一个中心的理念是“平衡”。巴哈欧拉说：“人若遵守我所嘱咐的事，他体内组成物质之间的平衡将不会被颠覆，它们成分的对比也不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基本物质将保持原始的纯洁状态。一般上是六和一的比例，或六分之一的六分之一。两个相对活跃的成分

人老了，什么事情最重要？ 游遍世界不是最重要的，景色再美也是外在；佳肴美食也不是最重要的，能进去的不会超过你的胃容量；儿孙和谐显得重要些，但这不是你能够控制得了的。为了要儿孙对你好，有些“老师”教老人家对后辈“千依百顺”，事事顺着他们。这也不是办法。老人家本来就有责任教导后辈，总不至于看着他们不对也不出声。正确的价值观和流行的物质主义格格不入，没有摩擦怎会有真理的火花？ 如果将时间缩短到当下的一刻，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当下，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这就不是老人专属了。然而问的还是同一件事，答案却可以同样那个。 所以那是一个俗气的“伪命题”，问的人以为年纪大了必然老气横秋，殊不知老不老全在一个“心态”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持这个心态的良好。 如果年轻时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态，老来就要恶补。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人老了，逐渐要离开这个尘世。离开了尘世进入精神的领域。而精神的领域并不是虚无、幻灭。如果年轻时没有了解这个课题，老来就要加倍地注意。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这些东西书写起来难免含糊，感觉起来却很真实。 人老了，最常见的毛病是“想太多”。离开了职场，有了自己空闲的时间，但是身体渐渐的不听使唤，或许还有经济的问题，衍生出感情的纠葛，于是胡思乱想。落入这种窠臼真是不幸，然而老人自己也有责任，设法跳出去，这就需要注意自己的思想。 “纯洁的心灵”是什么？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用一句话把它说清楚。然而我们知道，注意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内心的纯洁。意识不断地发生着，当你“注意”它的时候，就是有了一份“觉醒”。 到了这个年龄，要回头看看自己这棵“树”，结了什么样的果实。一棵树的好坏，看它的果子就知道。树要结果，人要贡献。这时候，要选择一项最适合自己的行动，通常具有服务性质的，进行到底，思想就会跟上去。就会知道什么东西应该，什么东西不应该。哪一件事做错了，又是哪一件做对了。唯有配合行动，思想才能够纯洁。反省，也才有作用。 在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精神要预先摆脱尘俗的约束。当我们还走在地球的表面，精神应提前探听那灵性世界的堂奥。那种感觉是如此美妙，巴哈欧拉说，你将不愿意以世俗的一切跟它交换。 他又对那些视而不见的人们说：“你们这些躺在疏忽的床上犹如死去一般的人们啊！岁月飞逝，你们可贵的生命即将结束，但没有一丝纯洁的气息，从你那里传送到我神圣的殿堂…” 可见，老人不要

李万千 李万千先生在一次老友联谊会的讲座会上说，马共应该继续奋斗，争取社会的公平合理。目前的情况，武装和地下都不适宜，最佳的选择无疑是议会斗争。然而前马共党员皆没有参加政党，也没有组织政党，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正在式微。只是参加联谊性的团体是不够的。 他说，“合艾协议”其实就是“华玲会谈”马共方的较低要求提案，即政府允许马共参加现有的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然而已经下山多年，却未见这个局面出现。 李万千谈到马共犯下了许多错误，却没有解说原因。 马共要在新的环境里继续奋斗，必须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才算准备好了，可是这些年来，有谁在认真检讨历史的错误吗？ 个人的私底下讨论不提，上升到集体层面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阿达在他的书里，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李万千说马共的毛病是忽左忽右，“偃旗息鼓”、“精兵简政”期间，是右倾。“肃反运动”又变成左倾。但是他没有分析左右摇摆的根本原因。 马共认为自己的那一套阶级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不管什么问题，搬出马列就是完美的答案。处理现实问题也流于概念化，只需将革命理论套上去，立刻显得完美无缺。既然普通党员头脑武装起来都那么优秀，领袖可就更加是豪杰中豪杰。造神也就从这里开始。 马共活在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氛围里，已经不知道“实事求是”为何物。 陈开章先生，即马共革命派中委阿达、苏云、全仲仁，对马共的“悲剧”写下这样一段话：“原绍南岛日本宪兵队长大西觉少佐，曾领导专门破坏抗日活动的谍报机关。战后，他在1977年撰写并出版回忆录《绍南华侨被肃清事件》中揭露，马来亚共产党书记莱特充当日本间谍，出卖1942年9月1日在石山脚召开的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卖大批领导抗日干部，出卖‘不胜枚举的各种情报’。” “可惜当时马共广大党员没有人能够及时识穿并揭露这条化为美女的、隐藏党内窃居领导岗位长达12年之久的毒蛇。这个当过法国、英国、日本间谍的无产阶级叛徒、内奸莱特，赶在英国回归马来亚之前9天，于1945年8月25日召开了中、北马党军会议，根据各种片面、似是而非的分析，提出以下的意见： “他指当前实现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第5条‘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的要求是不实际的，并提出，马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是加强和平斗争，争取实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主和自治，以‘八大主张’取代抗日‘九大纲领’，人民抗日军老队率先解散，新队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