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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李开璇 3/31/2023

阿苏马共处理肃反事件的手法，跟毛泽东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和手段，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点也十分吻合，马共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肃反主要是由阿苏（小章）领导的北马局主导，其他北马局成员都必须附和及配合他的决定，否则就会被打为反党反革命，将不能认同与他的决定的老谢、阿仲、林锐等人排除在局外，这跟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启用四人帮和康生，有架空党内元老的态势是同一个概念的，虽然阿苏没有随同陈平在1967年会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发生时他已人在边区，然而意识形态的传播似乎没有受到距离和森林所阻隔，随同陈平会晤毛泽东，并聆听了这位领导人畅谈文化大革命的阿成，却不相信取得政权后继续造反，会带来好处。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四人帮附和他搞文革，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他要依旧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的资产阶级分子抓出来，加以改造、革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他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唯有革除这批人才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这批人隐藏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于是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学生起来革命，将这些人揪出来。这是他的意图，还是为了国家的好。然而四人帮却是一批投机分子，文化大革命下的大乱局面使他们对权力蠢蠢欲动，而老战士和老干部看到这种情形，却是痛心疾首。阿苏曾经是马共在中国的全权代表，他的性格和毛泽东的刚毅颇为相似，他进行肃反也是认为这样会对马共好，认为党内还有许多敌人的特务或思想倾向于敌人的人物，必须全部清理干净党才会壮大，才可以实现南下。他主持肃反并一意孤行进行到底，在中央机关和一区进行了几轮之后，将肃反扩大到八支和二区。这种在革命队伍里继续革命的思维，跟夺得了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维是同出一撤的。他们都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而堡垒最容易被人从内部攻破。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倒退和动荡，然而对中共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反面教材。今天的中共也非常客观、正确地看待文化大革命，将文革的错误牢牢记在心上，避免了犯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文革和之前大跃进的试验，从侧面铸造了中国今天的繁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天天都在思考如何使这场运动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期间他做了许多政策性的指示，又根据情况对自己发出的指示作出了更改。他发现红卫兵容易出现失控的局面，于是发动工农群众取代红卫兵。他要军队保持稳定及支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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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摇篮的回忆

李开璇 1/12/2023

野新周遭只有一间华文小学，就是育贤学校。坐落在市区边缘的一个山坡上，占据整个山头。旁边是树胶园，后面是高尔夫球场。从大门方向可以看见大半个市区，和往来的车辆，校内却无半点囂杂乱人之音。先贤建校，总是把最好的地点让给学校。像树木，把它最好的营养都给了果实。校门前有片小小的沙地，衔接着一道长长的洋灰梯级，直达坡底马路。倾斜的梯级上，留着碎沙，往下坡走时尤其要小心。我以前就有几次在这里摔个四脚朝天。看黑板的眼睛累了，就把视线抛到课室外，看绿油油的草地。有时看现一只松鼠，一跳一跳，跳过草地，跃上一株粗糙的松树。小手抓住树皮，静静的环伺周遭。松树排成一列，高过课室的屋顶，立于篱边，总是快活地轻轻摇头唱歌，源源不断地释放着一股青春力量。我们爱在铃声未响之际，霸一张树下的石椅，悠闲地坐上一会。松涛、松针、松果、松鼠和鸽子般的一群同学，便有个美丽的聚会。育贤学校因这排松树，而显得文化气息浓厚。我在这里快快乐乐地读了四年母语书，班主任一直都是和蔼可亲的余志群老师。我从父亲那里学过一些书法，一直觉得没有学好，余老师却每年都选我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还叫我帮她抄点名簿，写钢板。为了给我们准备校际学术比赛，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去了余老师的家补习。那时，还有华人担任副县长，余老师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位。我们去副县长的寓所，一踏进门就暗自惊讶，那么精致的摆设，我从来没见过。我们的锌板农舍，烧柴的灶头，灰多物杂，习惯了零乱，不知一间家原来可以抹拭得如此纤尘不染。我在黑玻璃桌边一边喝甜浆，一边想，如果我也能住那样的房子，该有多么的幸福。这些事，回想起来，给了我许多面对自己的信心。既然老师看得起你，你就不要自暴自弃。这想法没有说出来，却萦绕脑际。由于参加校际学术比赛，我们获得一个月星洲日报免费赠阅。我开始爱上剪刀，因为它帮我留住许多好文章。离开育贤后，我们在野新镇上两间中学，又读了六年书。课本换成了英文，每周有两天，放学后留下来读华文。忽然觉得，华文变成了私生子，如果大家不珍惜，可能这几节课也不必上了。于是特别期待，从来不旷课。我上过林国安、罗伯庭和傅立明三位老师的华文课。离校多年，林国安和罗伯庭的消息还时有所闻，傅立明的情况就疏于了解。然而他一手制作的刊物，我仍保留至今。傅老师教我们初中的华文，他以个人的力量，给我们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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