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你对自己的欲望太仁慈 他的每一项请求你都答应 你应该对他粗暴些 我甚至怀疑你们是同一伙的 对于死性不改的顽童 要懂得硬起心肠 拒绝他非分的要求 不许有一次例外 他是个窃贼 当你信心的城门失守 眼神涣散之际 偷你的时间 和未来 等你死了才知道 他早已开溜 你的善良一文不值 趁你还活着 跟这家伙撇清关系 对他残暴就是对自己公正 （2024年8月2日） #

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爱上草地。当草茎上还留下晶莹的露珠，鸟儿开始苏醒的早晨，或黑幕已经笼罩大地，暗淡的天空抹上几片薄云的夜晚，草地上将会成为人们聚集消闲的地方。那些长时间浏览手机的人们，将会长时间留连草地上，听蝉鸣幽幽，看云层外星星闪烁，脚底下一片凉意，把人依依地留在。 “接地气”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个流行的名词。 “天地人”中的“地”，古人指的是赤裸裸的大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时间来到21世纪，人们竟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好，以致跟大地完全绝缘起来。气功本来是在大地上练的，却改为在室内进行，与泥土隔绝开来，效果当然跟古人的期待不一样了。 许多人连年累月没有接触到泥土，纵使有机会踩在裸露的泥地上，也因嫌弃它肮脏、石头尖利而选择跟它断交。 我们以前住亚答屋，地板是泥土地面，每天都踩在地上，无形中接了地气自己却不知道。晚上休息时，把有靠背的藤椅搬到门外。门外是铲平的泥地，温柔的天穹将大家笼罩住，偶尔有萤火虫，没有依照清风的方向胡乱地飞舞。渐渐暗淡下去的日光灯在屋内独自憔悴。尽管小孩子没什么读书，但因为得到天地之气的照料，总是特别有耐性，悟性也很高。 吉兰丹南部小镇布赖，人称“小桂林”。那里的农舍也是裸露的泥土地板，许多人家在大厅中间挖个水池，养一尾温驯的吉罗鱼，将剩下的饭菜拿去喂鱼。 我家附近不远处，有个地方叫乌鲁槽。乌鲁槽有间庙，叫“灵山庙”。 这庙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设立了几个“沙池”，用于治疗吸毒者或烟瘾沉溺不能自拔或奇难杂症患者。治疗之法再简单不过：不必吃药，只需不怕鬼，敢敢的在沙池上睡几个晚上即可。 真不知哪个高人指点，竟想到这么棒的点子。“沙池”也者，其实就是一堆沙，盛在长方形格子里，置于庙外空地，推得平坦让人好躺在上面。这一躺也就就接到了地气，天地人贯通了，浑然一体了，病也就痊愈了。 我最近喜欢赤脚在草地上练功，不管什么功法，都觉得特别容易入静。尤其涌泉穴跟小草亲密接触，不多久就仿佛长了须茎，直达地球的中心，给你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等到终于在床上躺下，均安稳没被失眠之类所干扰。接地气无疑是个又古老又时髦的养生方式。 （2024年8月1日） #

巴哈伊信仰人物：圣护守基阿芬第 当新世界的面孔露出她迷人的风采，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抛下旧时的皮囊。文艺界更应洞察先机，赶忙抛下过了时的包袱，紧紧盯着新时代的主题，才不愧为新时代的人物。也给自己披上一层防弹衣，不那么容易被时代所淘汰。 当今世界，一边天空已经倒塌一大块，另一边天空缝缝补补露出璀璨的容颜。倒塌的都是些早已令人倒胃、陈旧不堪的景象，只是那一声轰然这回更加吓人。剩下一堆破铜烂铁等待清除，一笔带过即可。 我曾经以为，要在写作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专注于某种文体，这样就不会被“怎样写”所分心劳神。如今方知，这个想法错了，因为我的兴趣不在文体，而在主题，很愚蠢地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以其专注于文体，不如专注于主题。只要熟悉题材，不管用什么文体来表现，都是好文。题材掌握不好，技术再好也是徒然。 我所关心的主题就是我们多年以来投身于其中的社会人文活动，它带着新社会的血液，将一直流淌下去。只要写好它，就是不虚此行了。 你要往东方看，因为所有新时代的悸动都来自那里。你也要凝视新时代的圣贤，他是初升的朝阳，它的光芒普照古今中外。 （2024年7月30日） #

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 张景云先生曾说，在他看来，散文不能算是文艺作品，只有小说和诗歌是艺术。然而表示，这是他的“偏见”。 散文和小说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散文写的是事件，至于产生事件的原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小说写的是行动，至于行动产生的事件，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行动与事件，必然是行动在先事件在后。行动是根本，事件是现象。行动是因，事件是果。所以小说必须从思想行动上去溯源。散文刻划事件，要从行动和思想的高度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是好作品。 我们与人接触，接触到的何尝不是他的思想行动？我们认识一个人，认识的也是他的行为思想。至于最内里的精神，是难以捕捉的，恐怕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行动是思想的结论，事件是行动的结论。按照这个逻辑，捕捉行动比捕捉事件更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比散文难写，所需的艺术成分也更多。 然而这不等于说，散文的价值不如小说。也不能说，作家写小说就好，不必写散文。 我是这样理解张景云的这句话，它并非毫无道理。 （2024年7月29日） #

写小说最核心的活动恐怕是让自己进入主角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仿佛看到他的一举一动和思想情绪的波动。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剩下来的便只是艺术的问题，一篇作品也就信手拈来。 这恐怕是写小说最困难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被所谓“生活”所催促，依据它的需要作出被动的反应，在想象力和意志力方面缺乏锻炼。我们在清醒的时刻，几乎都被“自我”意识牢牢地控制着，我们的天地限制在自己的价值观的范围内。许多人穷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活在这样一个樊笼内，本来可以自由驰骋的却甘心做了囚犯。 作家要像“神”那样居高临下审视他笔下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由于这与一般的习惯不同，所以显得特别困难。然而我们可以从点点滴滴的认知开始，先将它巩固下来，继而渐渐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就有实际的进展。 既然每个人都被“自我”所控制，我们只要捕捉这个人的自我，了解它的依据和脉络，就可以看出他的行动模式。不同的自我模式互相关联、矛盾，形成社会的特有形态。 （2024年7月28日）

我可以在文章里提到你吗？写肃反文章的时候，我曾经这样问他。他的反应都是直摇头，不要提我，文章是你的，你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我是不管的。但是如果你提到我，人家就会认为你属于某个派系，把你定性，然后从派系的偏见看你的文章，说不定还要打压你。这些，要避免才好。 前一阵子，他送给我一本万家安编的《马共部队中战地医生们的事迹》（改为《马共战地医生的故事》，可能更好。）有一页出现他的名字：“编者按：此剪报为冯学俊的朋友沈志坚先生所提供”。万家安的序文也有提到他：“应该说明，编者在开始提出编写本书的计划时，获得罗兰、冯学俊（江平）和黄逸（少丰）的认同和支持，他们在交通和住宿安排上的协助；在访谈的过程；在封面设计方面，都有实际的参与和良好的建议，仅此感谢。”便觉得他已被“暴露”，写他已不是第一人，至少在万家安之后，也就不再有“闯祸”的顾虑。 我的朋友之中，有两位对挖掘历史特别卖力，一位是前新山中华公会会长赖益盛，今已年高75，眼睛也不怎么好，仍旧孜孜不倦于寻找失落的港主资料，沉湎于地图、港契和史书的海洋。多年来专心致志之下，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给他找到了没有写进历史的一百多条港，遍布柔佛各地，从而绘制了完整的港主时代地图，完善了港主名表，也给这段从180年前延至110年前的华侨拓荒史一锤定音，不由得偏激人物将它玩弄于股掌之间。 另一位是前马共战士冯学俊，凭藉自己过去的经历和联系，不遗余力将马共的战斗和精神正确地呈现给今天的大众。他收集了大量马共的秘件、书籍、图片和资料，一方面联系各地作家、学者，以便将这一页历史重新书写，另一方面与同志们在泰南成立马共文物馆，供人研究参观。他曾寻求陈凯希的斡旋调停，要左翼各派系握手言和共赴时艰。陈凯希召集了各派系联席饭桌，却无疾而终，然而在他渐渐显得虚弱的脖子上，扛着时代的重担。 2020年8月，诗人彼岸在新山去世。他的亲人均不在身边，在好友们的安排下，遗体送来了绵裕亭。我来到他的灵位时已是下午五时，空荡荡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守候，他就是冯学俊先生。他说，他一早就在那里了，灵堂不能没有人，万一有人送东西来呢？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冯学俊，立刻感觉出他的稳重和刚毅。彼岸的葬礼，他在幕后默默地做着许多工作，然而他并不是彼岸生前交往密切的朋友，而在获知彼岸的左翼背景之后，二话不说就赶来帮忙。冯学俊也完成了彼岸的心愿，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 1967年至1971年间，马

作者李开璇，摄于1972年末。 我读中学的时候，对农务渐感厌倦，不明白何以我的几个同学，当走进我家那又闷热又臭气熏天的鸡寮，会那么兴高彩烈。他们对那些单独监禁在笼子里的母鸡评头品足，比较谁的羽毛漂亮，谁的冠鲜艳，伸手去铁丝槽里捡它的蛋，见它颈项伸出来怕被啄着立刻抽手。旋即又发现，母鸡见头顶上影子晃动，雌性大发，唱着小调蹲下来等人抚摸，样子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来时，要是刚好碰到母亲清理铁丝网下的粪堆，铁铲嘶叫着把湿漉漉、飞满苍蝇的米田共一片片铲起，倒入铁桶内，满了挑到篱笆边的粪池倒掉，准会把隔夜饭也吐出来。 放学回家吃了饭，妈妈估计我们休息够了，便喊我们去鸡寮帮忙。鸡寮里有七八个大鸡笼，一上一下叠在一起，上下层各有两排，每排用铁丝网隔开成十来个小笼子。每个小笼子里养着一只母鸡，除了吃喝睡觉，它们的工作就是下蛋。蛋一下来就因铁丝网倾斜而滚到下面的凹槽里，我们巡视时将它捡起。这些，都是父亲花了心血，用木材和铁丝网敲打出来的。 父亲又取粗竹数根在竹节的地方锯开，居中破成两半，磨掉利角用铁线绑在鸡笼前，便是它们喝水的槽。我们将这些竹槽取下，拿到井边刷洗干净，再挂回原处，提桶清水，在炎热的午后，在母鸡群喧闹声中，用个铁罐在上面倒水。喂饲料的工作还没轮到我，是妈妈在做。木质的饲料槽挂在水槽上方，母鸡们从竹片的缝隙间伸出头来啄玉米谷料，又从另一个竹缝伸出头来静静的吸水。水混进了饲料容易发臭，换水的苦差就落在我和哥哥身上。那时候，我们还不晓得劳动是神圣的。 我六年级参加全甲华小华语科学数学比赛，得到星洲日报赠阅报纸半年；全甲国民型中学华文作文比赛每年举办一次，我参加了三次，得过奖，也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到他家住了几天，算是那些年的一点儿收获。 我在颁奖礼上可真是“晕头转向”，对周围的动态缺乏观察，当他忽然来到我面前，竟吓了一跳。虽然他表示出极大的善意，我这个没有出过家门的孩子，一时间却不知该如何应对。尽管晓得谈吐必须文雅，却屈于辞令大多数时候沉默寡言。我想我的态度是相当粗鲁的。 我跟着大家站起来并走去喝茶时，他跟我说：“你的作文写得真好，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我慌忙说：“好的。”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会面，我已记不清他的相貌，依稀觉得我们握了一下手。他比我高一个头，在他面前我像个弟弟。 回想起来，觉得此人确有他特殊的地方。那场面，许多文艺界闻人都出席了，谁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学生仔呢？不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