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阿苏 马共处理肃反事件的手法，跟毛泽东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和手段，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点也十分吻合，马共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肃反主要是由阿苏（小章）领导的北马局主导，其他北马局成员都必须附和及配合他的决定，否则就会被打为反党反革命，将不能认同与他的决定的老谢、阿仲、林锐等人排除在局外，这跟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启用四人帮和康生，有架空党内元老的态势是同一个概念的，虽然阿苏没有随同陈平在1967年会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发生时他已人在边区，然而意识形态的传播似乎没有受到距离和森林所阻隔，随同陈平会晤毛泽东，并聆听了这位领导人畅谈文化大革命的阿成，却不相信取得政权后继续造反，会带来好处。 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四人帮附和他搞文革，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他要依旧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的资产阶级分子抓出来，加以改造、革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他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唯有革除这批人才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这批人隐藏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于是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学生起来革命，将这些人揪出来。这是他的意图，还是为了国家的好。然而四人帮却是一批投机分子，文化大革命下的大乱局面使他们对权力蠢蠢欲动，而老战士和老干部看到这种情形，却是痛心疾首。 阿苏曾经是马共在中国的全权代表，他的性格和毛泽东的刚毅颇为相似，他进行肃反也是认为这样会对马共好，认为党内还有许多敌人的特务或思想倾向于敌人的人物，必须全部清理干净党才会壮大，才可以实现南下。他主持肃反并一意孤行进行到底，在中央机关和一区进行了几轮之后，将肃反扩大到八支和二区。这种在革命队伍里继续革命的思维，跟夺得了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维是同出一撤的。他们都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而堡垒最容易被人从内部攻破。 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倒退和动荡，然而对中共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反面教材。今天的中共也非常客观、正确地看待文化大革命，将文革的错误牢牢记在心上，避免了犯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文革和之前大跃进的试验，从侧面铸造了中国今天的繁华。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天天都在思考如何使这场运动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期间他做了许多政策性的指示，又根据情况对自己发出的指示作出了更改。他发现红卫兵容易出现失控的局面，于是发动工农群众取代红卫兵。他要军队保持稳定及支持左翼造反群

文：李开璇 阿凌（中）与蔡求真（左）、彼岸（右）慑于友谊村。 马共的斗争，在外是阶级敌人，在内是主观主义的斗争。阶级斗争有结束的时候，思想斗争却藕断丝连，延绵至今。 《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主观主义”：“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作风，特点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和臆想出发来认识和对待事物，以致主观和客观分离，理论和实际脱节，主观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 马共的主观主义滥觞，表现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漠视。许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入党，献身党国，一片丹心照汗青。然而进来了才发觉，学问和卓见在这里不受重视，经验比见解重要，战功比远见优先。如老谢，入党前为报社健笔，入了党哪怕是做到了副总书记，也还是难免斯人独憔悴，没有施展的空间。 还有贺巾、方壮璧、小刘、古宁、杨果、殷枝阳等许多知识分子，却都没有成为重要的领导栋梁，虽然授予职位但知识分子的本色却没有得到发挥。这也导致马共缺乏理论建设，他山之石毕竟不能全盘照搬。陈平长期位居第一号人物，然而对于马共建军建党谋略、统一共识、大局分析、资源统筹等方面，却没有留下举足轻重的论述，战士们视野难免涣散。 主观主义的滥觞，也表现在肃反的“扩大化”。北马局领导人的主观主义言论，包括著名的“1960年上队的泰裔新兵中，有90%是特务。”之句，引起很大的异议。许多战士凭着简单的认知和直觉，就能看出这判断的谬误。譬如老革命大东被杀，新兵杨立新看在眼里，当时便有这样的疑问： “处决大东后，阿苏宣布，他是日本的特务。这个证据，一般同志都不知道，只有领导才知道。不过，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上台做证人的却是两个边区勿洞上对的女战士。她们都举了一些很抽象的例子，说大东同志是特务组织的领导人。我想，在抗日时期，大东就是抗日领导人了。你们还没出世，现在才20岁左右的黄毛丫头，跟几十年前就领导抗日战争的领导人，怎样能够挂钩呢？真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领导啊！这样的证据，你为什么会相信呢？”（杨立新：艰辛的路程，页25） 这些异议在事发当时都被镇压下去，杨立新的疑问，要到45年后才能发出。肃反杀人的消息，当时也严格封锁，以致荒唐的事情继续蔓延。战士们的悲愤无从发泄，有些立志保命以便将来将它们一一揭发于世。知识分子的软势力不敌权威的拳头，痛苦不堪；本身的得不到重视还是其次，但见理性和公理的蒙蔽，错误的危害，自己却无能为力，才是真正的痛心

这样的结论（请看《马共对肃反“问责”的态度》）难免使人想到，这 3 位不获平反的人士就是敌奸了。这推论也符合“肃反既不可全盘肯定，也不可以全盘否定”的说辞，然而平反既然是一种“正名”的行动，就必须做到“名正言顺”，这三位的罪名也就进入我们的视野里。 熟悉马共历史的人，说莱特是敌奸，因为有“黑风洞事件”和黄耶鲁的揭发为依据，造成的破坏是确实的，至于林锐、阿良和艾平有没有造成那样的破坏，却很难指出一个事件来说明。 陈平在 1990 年 5 月对平反所作的谈话中，这样谈论阿良： “ … 这场肃反斗争相当复杂，有好些问题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追查的。如果要我简单的说，我可以简单的说，要我详细说，我现在也没有本事说。这里面有敌奸打进来的活动，这是真的。有一些人现在说我们因为肃反有错误，好像我们过去处理的敌奸，全部都是不对的，这个不符合事实。那么，有一些敌奸的活动，另外呢，这个敌奸呢，现在我可讲一个最肯定的，大家知道，好些同志都知道；没有正式传达，就是阿良，他是爬得相当高，过去在勿洞的一个队伍的负责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说：“ … 你要来消灭我们的领导机关，所以在处决的时候，用了一些酷刑。但是，这是一部分。搞这些酷刑，搞得最严重的，不是我们同志，而是这个阿良。他搞最严重的。另外，他把一些不该杀的人也全部杀掉，把我们这个斗争搞乱了。不过我这样讲，不是说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这个北马局要负主要的责任，这个没问题。” [1] 陈平罗致了阿良的罪名，然而却说，北马局应该负起全责，显示其矛盾的心态，他似乎要把北马局的罪名推给阿良，却又发现阿良不过是遵从北马局的指示做事，这样的推搪未免过于牵强。他说敌奸打进来是的确存在的，这个人就是阿良，然而阿良的罪名却是处理肃反手段残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这个说辞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阿良并不是北马局发号司令的领导人，而是于 1948 年上队， 1950 年提升为第 8 支队机关警卫， 1952 年被评为工作模范， 1969 年被提升为第 12 支队属下第一区机关队（ 5 分）指挥员，为 1968 年 6 月 17 日高乌战斗的总指挥，这就是陈平说他“爬得相当高”的实际含义。他人在机关队，只是执行阿苏等人发下的命令，如果有杀错，那也是上头的命令错误，如果手段残忍，上头也是立刻知道的，当场就应该处理这个问题，无须过了 20 年才给他加罪；如果

随着《决定》的发布，马共对平反作出了澄清、解释和道歉，安抚了肃反的错误带来的悲愤，然而平反的处理远远不算完善，因为它坚持部队内部暗藏着敌奸，针对这些人进行肃反是没有错的。这一点难于令人信服。因为谁是敌奸？哪一位被错杀的肃反牺牲者是敌奸？《决定》没有给出答案。一些非当事人给出的答案却没有代表性，导致争议发生，直到今天。 《决定》也对持不同意见、得不到北马局的谅解，最终分裂出去的八支和二区作出严重的指控，指这两个单位“煽动‘造反’，大搞无政府主义，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为澄清是非造成巨大障碍，说他们实际上起了敌人代理人的作用并没有错。” 如此强烈的字眼，与陈平在那时候讲得一番温馨的嘱咐：“（下山后），不要再分你我。大家要团结，不要再讲另一方的坏话。大家都是同志。”形成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决定》继续说，这两个单位内“极少数人中”有奸细，至于是谁？则“有待进一步调查。”这种捕风捉影的话术，也给后马共时代的左翼阵营内留下许多难于弥补的裂缝。 第一批平反完成后，过了 5 年，才终于进行第二批平反。“党内对那些从马境和中国上队的被处决者看法仍然没有完全一致”（取自《决定》），或许是个原因。这里的“不一致”，其中一个因素，是老谢争取为林锐平反，阿苏、阿成等人却不能接受。党内高层看来经过激烈的讨论，才在老谢让步的情况下勉强达成 1995 年 9 月 3 日的平反决定。原马共北马局发出平反通知书，给 19 名 [1] 被误杀的牺牲者家属作出道歉、抚恤和恢复死者名誉，包括涉及林锐事件的大东（老中委阿仲）、林木（巫天旺）、阿凡（叶冠柏）、古宁（方小浪）、余洁（林德籁）。平反人数于是增至 88 人，然而不包括阿和带队去二区肃反时所杀的五人。得到平反的人数已占大多数，仅剩 3 人，即北马局名誉上的第一号人物老谢的妻子林锐，肃反执行者阿良和艾平，不获平反。 至于北马局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有没有领导人对这错误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接受革职、降级之类的问责处理？ 1950 年，南马局的领导人小刘，给党提呈一份关于斗争路线的意见书，马共中央认为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竟将小刘处决，小刘所领导的机关人员也遭到降级处分。姑且相信，这是一种“问责”，却未免过于严厉。在中共，因犯错误下台的领导人有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等，马共既然追随中共，又有“小刘”事件为先例，肃反的错误理应问责，但有没有？这是

马共于 1967 年 6 月、 1969 年 9 月、 1969 年 12 月至 1970 年中，在边区各部队（第 10 支队除外），分别进行了三次肃反，根据处理平反的主要人物阿成的披露，总共有 91 人被处决，包括一人含冤自尽； 88 人获得平反，追认为烈士； 3 人不获平反。 [1] 马共中央于 1970 年 11 月 1 日，写信给拒绝按照中央北马局的方式进行肃反的二区“全体干部”，表示二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让今后的实践证明是非”，肃反“运动”到此也就打上了句号。北马局也没有再发“嫌疑分子”名单叫属下单位进行肃清，然而为肃反的受害者“正名”的课题正“方兴未艾”。 所谓“肃反”，就是“肃清反党反革命分子”；也叫“肃奸”，即“肃清奸细”。“肃反”跟过去的锄奸事件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以一场运动的形式出现，又叫“肃反运动”，马共的文件爱把它称为“肃反斗争”。而锄奸，例如 1947 年 3 月前一段时间的莱特事件，党中央公开讨论黄耶鲁揭发莱特为日本人奸细的指控是否确实，虽然莱特的罪名当时没有成立，却导致他后来畏罪潜逃。 1990 年，距离肃反已经 20 年，此时出现“肃反扩大化”这个新的名词，把“肃反”和“肃反扩大化”解读为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最后的结论是这样：“肃反”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才是错误的；肃反没有杀错，“肃反扩大化”才造成错杀。肃反事件于是被搞得非常混淆 。 推动肃反的主要人物是北马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第一号人物的阿苏（陈平通常称呼他为小章），由指挥部执行逮捕、扣留、处决等事项。阿苏得到中委阿和（原名陈鲁）及第 12 支队领导人阿石（原名吴一石）的坚决支持。马共第二号人物老谢， 1968 年被陈平派来边区，成为北马局名誉上的最高领导人，因为阿苏没有将实权让给他。老谢没有支持肃反，却也无法阻止它的推进。北马局也成立一个以阿苏的妻子阿秀为首的“审查委员会”，负责鉴定、审查敌奸，给领导提供嫌疑者名单。 1955 年成为中委的阿焰，为阿和的妻子，在第一次肃反运动中也是一个主要人物。 北马局在执行肃反杀害嫌疑者的当儿，没有，似乎也不需要，向远在北京的陈平及马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汇报，征求同意。理由是事态紧急，不容敌奸逃走，以免搬来敌人，后果不堪设想。有些被嫌疑者被捕后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被处决，通常被关押几天，就决定处决还是释放。北马局执行肃反

马共总书记陈平在 1955 年末华玲和谈失败后，对和平方案并没有放弃， 1956 年 9 月 22 日，马来亚仍处于动乱的紧急状态，万隆会议则刚过去 1 年多，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被殖民的亚洲 和非洲国家采取求同存异的方式争取和平与民族独立的言论，掷地有声，中文的泰国《新报》刊出马共致给第八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一封公函的基本内容，函中，马共表示，欢迎任何善意的国际团体，协助调解马共与马来亚政府的谈判，以恢复马来亚的和平，并称：“马来亚的和平，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福音，也对亚洲及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贡献。” 陈平 新闻说，该函由马来亚共产党主席穆沙阿米德及“书记长”陈平联署，在上述大会上宣读，获得热烈的掌声。 它也提到，马共曾经（向马来亚当局）提出合理的和平建议，但是马来亚当局未能“看穿促成马来亚人打马来亚人的殖民主义者的计划”，而没有接纳。 1957 年 3 月 24 日，《星洲日报》刊出陈平在马来亚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再次向马来亚政府当局提出和平谈判的请求。然而，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直接拒绝了请求，在其文告中，指马共此举为“旧的宣传材料”，重申马共必须放下武器投降。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宣布独立后，马来亚政府于 9 月 1 日签署了特赦令，马共又于当年 9 月发表一份宣言，呼吁立即停止战争，实现国内的和平，并愿意在宪法的范围内，通过民主方式参与为马来亚的民主、独立、自由、解放和繁荣的事物作出斗争，但又遭到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的拒绝。 [1] 陈平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此事。 根据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署致给伦敦的英联邦秘书长、关于紧急法令期间，马共、警察、军队和平民伤亡数字的一个表，从 1948 年到 1960 年抗英战争期间，马共党员被杀 6711 人，被捕 1289 人，投降 2704 人，在森林里受伤及死亡者没有统计数字。警察死亡 1346 人，受伤 1601 人；军人死亡 519 人，受伤 959 人；平民被杀 2473 人，受伤 1385 人，失踪 810 人。总共在这场战争中战死、受伤、被捕、失踪的人士 19797 人。 根据另一项资料，在长达 12 年的抗英战争中，有 6711 名战士牺牲在英军的枪尖下， 226 名战士被送上绞台， 3 万名华侨被流放到中国和印度，近 50 万华人被隔离在特定的铁蒺藜狭小空间内。 [2]

  1952 年，马共中央委员阿苏（章凌云，小章），带领马共中央司令部撤离文冬山区，在勿洞建立新的根据地。 1953 年，阿苏来到中国，担任马共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期间，他提交了一份《马来亚抗英解放战争实际状况》的报告书给中国对外联络部门。该部门部长王稼祥带阿苏一起到莫斯科，会见苏联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斯洛夫，他们用了几天的时间，讨论马来亚的革命问题。苏共与中共最后拟出一份联合意见书给马共中央，提出以下的观点： 由于“马来亚没有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接壤、马共斗争未能形成一个跨种族的统一阵线及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军事力量悬殊太大”这 3 个理由，明确地建议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此后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活动上面”。 马共于是联络马来亚政府，寻求结束武装斗争，改以和平方式继续政治活动。接下来就是广为人知的 1955 年末“华玲和谈”事件。谈判桌上，马来亚政府首席谈判代表东姑阿都拉曼坚持马共必须解散，向政府投降。陈平不能接受，谈判于是破裂。 陈平回到边区，将党总部迁到泰南的昔罗地区，由阿成驻守，武装斗争的热诚不再热烈，马共让不想继续打仗的军士退伍，实行遣散，兵员减少至 300 人左右。陈平于 1961 年去了中国，直到 1989 年才回边区。 1961 年 7 月，邓小平接见陈平、阿苏和穆沙阿默德，表示支持马共的革命运动。邓小平认为，胡志明矢志要统一越南，东南亚形式有利于革命。马共于是恢复了武装斗争，中国也恢复对马共的财政援助。马共与中国设立了无线电联系，阿苏是马共跟中国外联部联系的主要人物。陈平把总书记的实际工作交给阿成，自己的工作则是联络中国高层人员、处理边区提上来的要求和开发秘密的经费收入管道。 [1] 1962 年，阿成在边区推展“新方针”，在这项策略下，战士跟民众打成一片，协助民众进行生产活动，包括割胶、运输、扑灭匪患等等，组织革命群众，成立了老人、青年、儿童、妇女“四大组织”，推广群众教育工作，建立及巩固民运系统。党员受教导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民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归公、严守军事秘密，（即所谓“四大纪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住所要打扫、风俗要尊敬、不打人骂人、不损坏田园、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即所谓“十项注意”）。另外，马共也跟泰国当局采取互不干涉政策，没有把泰国政府视为敌人，不主动对他们进行攻击，被攻击时只作自卫反击，

北马局中央机关队警卫队副队长艾力（原名李耀光），是肃反运动的其中一名牺牲者。关于他的死，有几个版本的说法，这里收录了一篇艾力的姐姐李秀珍寻找其弟的亲身经历，完整地呈现了具体的情况。对于谁应该对这事件负责，读者读后想必自有体悟。 首先，《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4 》一书第 22 页谈到艾力之死时，这样说： “艾力的冤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例。 1970 年 2 月 24 日，应二区阿凌的请求，领导人阿和带领机关队的艾力等 11 名干部前往二区协助‘肃反’。二区头头阿凌在骗取其老上司阿和陷入‘处决’陷阱，造成二区队伍笼罩着恐怖气氛后，阿凌得意之余，又设计使到艾力（哨长）在 3 月 21 日深夜改变放哨时间，当夜阿凌便乘机拉了队伍叛变分离出去，名为‘阿沙行动’。发现情况突变后，阿和一行人连夜撤回机关队。狡猾的阿凌事后电告北马局，说是艾力放走他们的。较早或与此同时，西部的八支由来电报说，他们的营房受到敌兵进攻，部队只好推进深山，从此与北马局脱联系（实际上是叛逃）。八支的一江又编故事，说是只有来过该营房的艾力（会绘图）及其妻子曾雪贞有能力把八支营房地点暴露给敌人的。北马局当时还被蒙在鼓里（当时阿凌、一江的反党阴谋尚未暴露）。 4 月 2 日扣留艾力及其妻子雪贞严审，他俩罪名落定。艾力于 4 月 5 日被处决；雪贞因有身孕，待生产后也被处决（婴儿较后由组织上托民运同志交革命群众抚养）。《合艾和平协议》后，马共中央为艾力、雪贞双双平反昭雪，授予烈士荣誉。” 艾力 上文提到阿凌在电文中告诉北马局，说是艾力放走他们的。这一句有检讨的必要，因为我检查了阿凌从 1970 年 3 月 22 日到 4 月 6 日的电文，共 8 封，并没有提到此事，电文压根儿没有提到艾力，部分电文内容可参考《多数人的暴政》，艾力不是因为张忠民诬陷而遭杀身之祸。 况且，阿苏于 4 月 6 日发给阿凌的电报中说，阿和等人“已经克服困难回队”，而艾力在 4 月 5 日就已被处决，很有可能如李秀珍所说，是在回程的路上被杀的。如果是阿凌陷害，也要等到阿和等人回到营，看了电文之后才发生这一幕。可见这一说法缺乏根据。 从新兵杨立新的角度来看，艾力的死又有另一番景象，他说： “使我迷惑不得其解的还有，艾力是一位军事干部，也是党委成员，据同志们介绍，他曾经在中伏时，英勇反包抄敌人，掩护进入火线的同志撤退。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