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主义在马共的滥觞

文：李开璇

阿凌（中）与蔡求真（左）、彼岸（右）慑于友谊村。

马共的斗争，在外是阶级敌人，在内是主观主义的斗争。阶级斗争有结束的时候，思想斗争却藕断丝连，延绵至今。

《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主观主义”：“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作风，特点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和臆想出发来认识和对待事物，以致主观和客观分离，理论和实际脱节，主观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

马共的主观主义滥觞，表现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漠视。许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入党，献身党国，一片丹心照汗青。然而进来了才发觉，学问和卓见在这里不受重视，经验比见解重要，战功比远见优先。如老谢，入党前为报社健笔，入了党哪怕是做到了副总书记，也还是难免斯人独憔悴，没有施展的空间。

还有贺巾、方壮璧、小刘、古宁、杨果、殷枝阳等许多知识分子，却都没有成为重要的领导栋梁，虽然授予职位但知识分子的本色却没有得到发挥。这也导致马共缺乏理论建设，他山之石毕竟不能全盘照搬。陈平长期位居第一号人物，然而对于马共建军建党谋略、统一共识、大局分析、资源统筹等方面，却没有留下举足轻重的论述，战士们视野难免涣散。

主观主义的滥觞，也表现在肃反的“扩大化”。北马局领导人的主观主义言论，包括著名的“1960年上队的泰裔新兵中，有90%是特务。”之句，引起很大的异议。许多战士凭着简单的认知和直觉，就能看出这判断的谬误。譬如老革命大东被杀，新兵杨立新看在眼里，当时便有这样的疑问：

“处决大东后，阿苏宣布，他是日本的特务。这个证据，一般同志都不知道，只有领导才知道。不过，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上台做证人的却是两个边区勿洞上对的女战士。她们都举了一些很抽象的例子，说大东同志是特务组织的领导人。我想，在抗日时期，大东就是抗日领导人了。你们还没出世，现在才20岁左右的黄毛丫头，跟几十年前就领导抗日战争的领导人，怎样能够挂钩呢？真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领导啊！这样的证据，你为什么会相信呢？”（杨立新：艰辛的路程，页25）

这些异议在事发当时都被镇压下去，杨立新的疑问，要到45年后才能发出。肃反杀人的消息，当时也严格封锁，以致荒唐的事情继续蔓延。战士们的悲愤无从发泄，有些立志保命以便将来将它们一一揭发于世。知识分子的软势力不敌权威的拳头，痛苦不堪；本身的得不到重视还是其次，但见理性和公理的蒙蔽，错误的危害，自己却无能为力，才是真正的痛心。

从这里可以发现马共的先天缺陷，马共斗争从抗日时期的高峰，到抗英时期的衰退，到边区昙花一现后，因肃反而没落，乃至最后的式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没有摆脱主观主义的魔咒。

1950年的“小刘事件”，领导人对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小刘进行杀人灭口，何尝不是对不同意见的惶恐所导致？60年代出现的一些叛变事件，究其原因，也都跟领导人主观上的自我麻痹，应变迟钝所导致。

撤退到边区后，马共领导人对“实事求是”的了解仍然差强人意。边区相对封闭的环境，虽是韬光养晦的好去处，却也使思想变得单元化、僵硬化。这时候的领导相信“堡垒最先从内部攻破”这句列宁的名言，视为指导原则。然而对实际的缺乏调查研究，和对敌人的过高估量，却导致对敌奸的判断失去准确性。

北马局领导人阿焰对新兵大志的“调查”，就充斥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她见新兵大志懒散不爱学习，就认为他染上了敌人的通病。见大志不跟领导说话，对领导必恭必敬，跟新同志、女同志却谈得有声有色，就认为他对领导很提防。发现他保留几张一个女孩的照片，女孩的父亲恰好认识勿洞的一个敌奸，于是认定大志已被敌奸收买。还认为女孩就是他的线人。她又画蛇添足的说，敌奸要新兵干掉领导，事成给他几十亩树胶园作为报偿。（阿焰肃反报告，第26-33页）

阿焰的肃反报告还谈到：“按照我们破获的这一批内奸最后懂得的情况是这样，敌人企图在1966年620前后发动反革命行动，要整个扑灭我们的机关，准备直升机来载文件和载人，准备占领我们的营房，整个搞掉。它的阴谋很毒辣，野心很大。”（第7页）

然而这只是她心中的假象，占领营房、杀害领导人和破坏设施的事件并未发生。“敌奸”人数既然那么多，又组织了网络可随时动员，何以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人一个个被杀？难道这些“敌人”不会先下手为强吗？

可见阿焰的“主观主义”的毛病是非常严重的。她的错误判断，导致20位新兵被冤枉杀害。

阿焰（女）原名伍瑞霭，1955年马共退守边区后，被委为马共中委。她在边区主持了1967年第一次肃反运动后，1969年被调往中国。在中国，她依旧坚持她的主观主义观点，认为“1960年代上队的新兵之中，90%是敌人特务”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在这个课题上她与阿成针锋相对，也导致陈平选做好人，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阿苏沿着这个调子，1970年发电文给北京的陈平，说了那句著名的“90%1960年上队的泰国新兵是特务”的假设，虽未经调查研究，行动上已经在处理了。这意味着腥风血雨，人头落地，然而陈平却没有马上制止阿苏，因为他自认自己远离边区，不了解边区的实际，不好随便说。

阿苏于1969年12月至1970年2月间发了一批电文给二区的阿凌，要阿凌依照他的指示执行肃反，这些指示充斥着主观臆度和经验主义。譬如他说：

——根据我处肃奸经验，肯定坚松是敌奸，小玲也很有可能是。

——新方针以来上队者绝大多数是敌奸，肯定也有不少女敌奸头目已经打进你处，并在内部积极拉人，而且应该估计有敌奸头目隐藏潜伏。

——春鸣是我处敌奸小头目，承认是被她店里一个特务收买，接受敌人任务多年后打进你处。

——敌奸活动的方法是：按照他们各人的特点，用消极、积极面孔出现，有落后、进步等等，敌人不但要收买出身不好的共青团，更加突出收买家庭背景好者。因此不应被‘日常表现好’和‘家庭背景好’所迷惑。

——审讯时应肯定对方是敌奸，施加压力，又要制造幻想，先以次要问题突破后追究。（也可考虑先破雄英后破坚松、志海。）

——按照一区的情况，新方针以来敌奸逐步控制了团的领导。公开一面做好团的工作，秘密一面利用其团干地位大量收买敌奸，弄得出身好的团员也被收买，然后打进部队建立秘密系统，有的单线联系，有的编成小组，分成多线并用，多种面孔出现。有的伪装进步长期埋伏，有的比较浮面活动。主要头目多是新方针初期上队在幕后指挥。普遍奸细多数内心有矛盾，但没办法摆脱越陷越深。

——材料：甲）敌奸细头目68年5月在厨房开会，参加的是小玲、小凤、小勇、阿水、坚平、志海、美华。第二天早上，小凤布置，利平和金平注意偷听凌和求真谈话（因求真刚见了领导同志）。…丙）利平等调动时，小勇、小玲、小凤一起到民运处布置他们来我处找春明、小琴等联系，小玲还布置冰玲送信给小琴。

——根据我处和别方面的材料，一区、二区、三区，新方针后吸收的人几乎全部都是敌奸，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的产物，不足为奇。

如此等等，无法赘述。阿苏虽然扮演判官的角色，却没有判官应有的公正和理性，根据表象推测本质，而不是捉住具体事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探索，以确定一些确凿的东西。

阿凌于1970年3月29日在一封给阿苏的电报中，提到老谢对处理肃反的教导。他说：“老谢同志对肃奸问题对我们的教导是：重调查研究、重实际、重证据。主张以慎重的态度来处理内部肃奸问题。二区各级干部认为，阿和同志不是根据上述的原则来处理肃奸问题。”

接下来，在4月1日，阿凌在另一封电文中，给阿苏上了一课什么才是“联系实际”：

“志真的口供，二区各级干部都有疑问。志真说护送阿焰同志的前两天，敌奸头目在一小旁边开会。当时一小旁边是民运区指级干部和老同志在那里睡觉，敌奸头目哪里能够在那边开会？同时护送阿焰时，阿水并没有参加护送队。调动志真等同志时阿水是在马境工作，没有在部队。马境工作队出发时，连区指级干部都不懂志真等同志要调动。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水怎样能亲自布置任务给他们去三区？又如谈到阿和同志来时，阿水等要开枪打领导的问题，各级干部也有很多疑问，认为和当时的实际连不上。因此，二区各级干部建议，领导上获得有关材料之后，最好能够向干实际工作的干部作调查，经过研究之后才再颁发命令，这样才是慎重和负责人的态度。”

北马局要到1990年1月20日，才对主观主义做了一次比较充分的探讨，思想理解的进步，总是比客观时局的变化要慢几个马步。北马局通过一篇公开文告，《中央北马局关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肃反斗争的决定》，其中第四段说：

“另一方面，也应该说，这三次斗争都不同程度地犯有扩大化错误，使我党我军遭受了惨痛的损失。之所以犯这种错误，从主观上说，是对肃反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认识错误及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从客观上来说，也由于敌我斗争的尖锐复杂以及游击队的特殊困难处境，也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

老谢认为，马共领导犯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是因为敌我斗争的尖锐复杂，必须提放奸细。游击队没有稳固的后方，在处理肃反事件也就过于匆促，另外，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都给马共带来错误的影响。

他说，另一个方面是领导人在思想观念上的严重错误，过高估计了敌人打进部队的可能性、严重性和危险性，分析和判断主观武断，不能实事求是，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同志当敌奸。（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页77）  

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利弊各方面，然而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判断，可以飞跃环境的约束，所以个人意志是主导，人的素质是决定性因素。

这也意味着，1990年之后，我国左翼阵营需要严防“主观主义”的萌芽，发扬客观探讨的精神，加强内部的民主磋商，这个宏伟的课题，将是新时代的一个标杆。

（2023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