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作者：郑文龙 《新山华人的第四次动脑：告別巴别塔一言堂论述，开启新山华族历史的潘朵拉黑匣子！——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 2022年Facebook版：《告別巴别塔一言堂论述，开启新山华族历史的潘朵拉黑匣子！——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Jiu  Wenlong’s  Facebook 文章，2022 年 10 月 23 日。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Cj5kwxHVuMy6hisR/?mibextid=oFDknk 2024年《学文》版：新山华人的第四次动脑——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郑文龙，《学文》2024年第一期（总第二十五期）。2024年8月23日转发于Facebook，略作笔误修正。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JVJU4gyVXF5h8AqE/?mibextid=oFDknk 《学文》版，改称“新山华人的第四次动脑——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在《告別巴别塔一言堂论述，开启新山华族历史的潘朵拉黑匣子！——评述〈新山华族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删减、修改及增补。 一．资料增补：加上李计伟、伊静轩等人的研究成果，让百年前的历史面貌更清晰可鉴，让真相辩证更进一小步——百尺竿头向前行，十方世界齐进步！ （一）加注：李计伟《南洋华侨的祖语传承：应变与植根》（2023） 根据李计伟的研究，“国语”在南洋推广之前，南洋华社所言之“华语”主要是指方言[5]。可见，清末民初之际，南洋华社所言之“官话、国语、普通话”，才是对应今天我们所谓的“华语”（共同语）。我想，把“华”字搞懂了、把“华夏精神”弄明白了，再来辨证历史探究真相，比较省心、靠谱、宽柔而实在！ 附注[5] 李计伟《南洋华侨的祖语传承：应变与植根》，二之（一）“语言之变：语言环境与语言能力”部分，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电子版），2023 年 1 月 24 日。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一期。 （二）加注：伊静轩《七十年来的菲华国语推行运动》（1973） 十九世纪末，南洋华社基本上还是“方言群”的社会[10]；因此，当时这所官立 Chinese  School 应是以方言进行教学。我推测，在独尊义兴，潮帮侨领“总握天枢”的港主时代，这所新山官立 Chinese School 或是以

  本人因见张礼铭先生的文史工作被欺压，打抱不平之下，认识了张礼铭，后来，我又联络了李开璇，邀请他拔刀相助。那时，舒庆祥写了“黄羲初是汉奸吗？”一文，引起争论，深化之下，发掘出百年宽柔校史有被黄氏歪曲的现象，却有人为黄羲初塗脂抹粉，更为他立铜像，独尊此人。 張礼铭的“柔佛早期華人史实篇″有一个重点内容，就是附上历史证据，揭发新山闻人、宽柔学校校史撰写者已故黄羲初在日据时期，当上恶名昭彰的日本蝗軍策动的“奉纳金”主席，后来，黄羲初又升迁为日本蝗軍傀儡组织新山“华侨协会”会長一职。 然而，張先生却遭到新山文史界人士公开诋毁，他的原意被曲解，历史被掩蓋，企图让黄羲初“安然过关”。 本人觉得“此事必有蹊跷”，因而插上一脚，想不到这一脚的火苗一直延续燃烧至今。 在“黄羲初是否汉奸”的论争下，有关历史脉络一步步深化，其中更发掘出新山百年宽柔校史的起源被黄義初歪曲的论据，却有一批新山人物为黄羲初塗脂抹粉，更为他立铜像，独尊此人。 宽柔并非仅仅由黄羲初等 4 人所建，而是有各帮人士的共同参与，历史应该正确地反映这个事实。 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史超过两百年，而黄羲初却是逝世于 60 年代人物，这种新山华教始于黄羲初的谬误难于服众，不宜继续让它泛滥成灾。 由于事关华社重大历史资料文献事项，需更大的动力为之显现真正的历史事实，为之邀请了前星洲日报资深记者、文化人、文学工作者李开璇对此事进行书写， 此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作者奋笔直书真相，将張礼铭的正能量发扬光大，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打抱不平的行为，促成了这样一本著作，为新山华族历史增添了许多磚瓦，为华社补充了许多营养，得来不易，希望大众珍惜它的存在。—— 许炳正（社会工作者）   李开璇先生是我近期认识的一位文史作家，我是在面子书上读了他的一系列关于本地华族历史的著作后，才对他的作品开始产生兴趣。李先生虽不是一位专业的文史工作者，但读了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新山华族历史真相》，发现他对待过去一些尚待厘清的某些历史案件的背景和让后人纠结真相，态度严肃，实事求是，有考据，分析有分寸，有说服力，值得读者深思。李先生的这本书， 17 万字，可说相当厚重，但其文笔朴素流畅，读者应该容易消化，对有兴趣研究地方历史的人士应该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集。—— 宋铭（作家）   李开璇的《新山华族历史真相》付梓面世，从“另

  本人并非研究有素的历史工作者，也跟宽柔和新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于 1996 年才在这座城市定居下来，对它的历史我是陌生的，而这些历史课题的书写，要求高度的准确性，我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若是没有得到一群朋友的帮助，在提供资料方面，在诠释方面，在鼓励方面，在物质支持方面，这本书是决计面不了世的。 趁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对以下的朋友致以衷诚的谢意： 首先是张礼铭先生，无私地在这里分享他极为珍贵的史料，而且多次吩咐，不要在文章里提到他资料供应，这样对作者不好，我就在这里总的提一句，以让自己觉得舒服些。另外，新山一批文化界的朋友们，无意中形成一个珊瑚礁般的网络，互相支援、互相学习，互相成长，我也从中获益不少。 这里的朋友，不分先后，就有前宽柔董事长陈伟雄先生、前南洋商报总编辑已故李树藩先生，两位也是新山潮州八邑会馆前会长，前新山中华公会会长、历史研究者赖益盛先生，新山小商公会总务、社会工作者许炳正，资深报人、太极拳研究者黄建成，陈开顺先生后裔、历史研究者陈树荣先生，还有作家、文化人周锐鹏先生、彭汉方先生、洪祖秋先生、郑昭贤先生、郑文龙先生、马仑先生、社会工作者卢业镖先生、冯海岚女士等，感谢各位对本书的关心和呵护。此外，网络上一批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一路来给于这些文章的好评和意见，也是我前进的动力来源。最后，要感谢陈中华先生为本书设计封面和处理出版事宜。同时也很感恩我的家人，支持我长时间从事这些没有什么生产性的工作。 本书出版印刷费用一万余令吉，悉数由以下文友及热心人士解囊赞助：陈伟雄先生、周锐鹏先生、许炳正先生、刘德福先生、赖益盛先生、张川杰先生、高先生、陈先生、黄建成先生、陈中华先生，仅此致以谢意和敬意。 新山文史界一群，慑于 2022 年农历新年，许炳正寓所。 （ 2022 年 3 月 25 日）

  张礼铭与郑良树教授 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张礼铭先生提供资料并审阅，极为耐心而周详，甚至到字斟句酌的地步，因为他如此认真，我也不敢怠慢、敷衍，然而感激却是默默的藏在心中。 为了讨论的方便，他经常驱车几十公里，到我家附近的马星花园一间咖啡店，大家见面审阅，通常一两句钟。我知他健康不良，说不如电话联络好了，或者我去你家附近，他说不要改来改去，他是没问题的。于是维系着这种精神，驱策着我把新山华族历史的新观点、新诠释一篇篇写下去，直到最后，他说，他的这些新史料所要告诉我们的历史，基本上都写出来了，他感到非常满意，但觉一生无憾，至于未能尽善之处，以及未来的历史处理，不在他的责任范围内，就要交给以后的人了。不幸，正值进行着最后的编排、审阅、润色之际，张先生突然撒手人寰，时为 2022 年 2 月 10 日，他 68 岁，来不及看到此书付梓成册。我免不了有些落寞，却也深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然而忽然觉得责任重大起来，幸亏还不致于半途而废。本书也就成为对张礼铭先生的一个纪念。 张礼铭去世后，文化界人士给于他的文史工作很高的评价，这在新山文史界无疑是一个奇数，其中宽柔中学前任董事长陈伟雄、童星存和现任董事长郑振贤，联名献上花圈挽词，写的是“方志星陨，宽柔永怀”，短短八字，说明了宽柔中学对张礼铭史料研究的肯定。 宽柔中学曾于 2013 年出版张礼铭的史料专辑《柔佛地方史话》， 2020 年出版他的另一本史料专书《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均列入宽柔丛书，然而出版后却受到另一位文史界人士批评为企图“颠覆宽柔校史”，指宽柔出版张书不当，如今尘埃落定，随着三任董事长藉着挽词表达了立场，张礼铭的历史研究对宽柔有好处，已成定论，推而广之，也是对华社有裨益。 张礼铭业余之暇，在档案局收集了柔佛华族历史，其中包括义兴公司的清盘师陈二弟提呈给法庭的宣誓书，揭开了许多关系义兴、宽柔和明墓的真相。另一部分史料来自于州秘书署档案，这里收藏的档案包括独立前柔佛国务秘书的资料，譬如关于直律街商人傅亚道写信给政府，要求探望关押在牢里的亲戚傅亚宝，该函乃收藏于州秘书署，有档案号码。关于利泰兴街和林亚相专利区的一些图册、政府宪报，也是从这里收集而来。他也到各地图书馆收集资料，还登门造访人物查询，譬如黄羲初担任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期间开出的一张收据，便是从一位友人苏国华那里获得。除了这些管道，旧报

  左起：张礼铭、李开璇、洪祖秋 发生在新山的一场文史论争，最近又甚嚣尘上，黄羲初的孙和曾孙亮相报端，说了许多黄羲初的好话，评击文史工作者张礼铭伤了他们的心。张却选择沉默，不愿置评，跟张有同感的人们也不愿意对黄羲初的后人说三道四，节外生枝。 毕竟，黄羲初的历史跟他的后代没有半点关系，张是根据史料做表述，还很小心地没有用上“汉奸”这样的字眼，但他不可能征询了黄家的后代才来动笔吧？这事大家不提也就算了，不料，体制内的安焕然教授，今天 [1] 又挑起事端，讲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 我曾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说了一句：“张礼铭是负责任的作者。”（大意），就有个洋名的人问：“你可以证明他是负责任的吗？”（大意）我觉得对方来意不善，不想纠缠，就说：“你问上帝去吧。”并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自我介绍。安焕然在下面问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人家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有问题。”今天看到安老师的文章，变成了“倚天剑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加以冷嘲热讽。”就明白了，原来都是圈套。 这场论争的本质，是“当权派”文史人和一小部分华社领袖，对“自由派”文史人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进行打压所致，因为这些新史料，以及作者对史料的解读，颠覆了一贯的权威崇拜，以及由这历史信仰制定的社会规则。张的揭露和书写，虽然无懈可击，却是“政治不正确”，冲击了这个既成的规则，为主流领导所忌惮。 对华社整体而言，却是一件进步的好事，它涉及历史的辩证、正义的彰显，为十分罕见的现象，而宽中出版张的考据报告，也有寻求认同、重塑历史的意味，董事长和执行董事都在序言里，明确表示支持这种正面的历史探索，并非如安焕然所说：“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 [2] 新董事长不愿置评，不等于旧董事长和旧执行董事的立场无效，可见安氏在这里带有选择性偏见。 当权派文史人刻意把原则之争扭曲为意气之争，“请问上帝”的部分显露这个企图。黄羲初后人上报发言，似乎也非其本意

  最近发现一篇介绍郁达夫的文章，题目为《长歌正气重来读》，作者吕焕，发表于 1977 年 11 月 12 日甄供主编的《文艺春秋》，为作者阅读了《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和《郁达夫选集》后写的感想。这里，作者引述了郁达夫对文化侵略的一些谈话，值得我们借鉴。 郁达夫是烈士而非汉奸已无需争论，他于 1945 年 9 月 17 日，在抗战曙光即将出现的时刻，惨遭日军毒手。对于日寇的文化侵略，他有这么一段评述： “文化侵略是各种侵略之中，最毒辣的一种，可是敌人于施行侵略之际，第一没有远大的计划，第二拉不到有力的干部，第三摸不到有效的路线，它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的力量，反而还增加了负的声势。”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跟郭沫若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他精通日文，却没有挟洋自重，看轻自己的文化，反而在战火的历练中放弃个人主义情感，站在抗敌的最前线，获得胡愈之、夏衍等人的高度赞扬，他还曾经协助陈嘉庚逃离日寇的魔掌。 对于中华文化，他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的文化，历史实在太长久了，虽经了辽金元清数百年的压抑，复经了最近西洋文化二百余年的侵蚀，可是，结果，还依然一点儿的动摇也没有。在文化上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雅量，我们当然自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须加于一番科学的精炼的决心，在近几年来，也已经一步一步的确定起来了；我们的文化阵形，在长期抗战的中间，只会向坚实的一方面发展。反之，敌人的固有文化， 不但不够来向我们进攻，恐怕将要在敌军事，政治，经济，同时崩溃的时候，完全消灭成一张白纸。” 从今天的世界形势来看，郁达夫的论断是正确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没有实现，大和文化也没有成为优等文化，实际上文化并无优劣，只有丰富抑或贫乏。 日本的明仁天皇是裕仁天皇的儿子，但是裕仁好战，明仁却爱好和平。 1992 年 10 月 23 日，明仁与后美智子应中国之邀，访问中国，游览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大多为跟历史文化有关的博物馆和历史古迹，如长城、故宫博物馆、紫禁城、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并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园漫步。明仁在北京表示，日本跟中国的历史交往中，曾经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事件，他对此深表痛心。访问西安时，在西安碑林找到他的年号“平成”的出处，非常惊喜。工作人员贴着石碑仔细寻找，

  共荣圈的虚假和平 “大东亚共荣圈”本来是一批日本人倡议，要跟东亚国家“互相尊重、彼此独立、不搞人种差别”的地缘策略，然而被军国主义者利用，打着这个旗号，作为“进入”他国的借口。 军国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军事化，用军刀来讲说真理，说什么大和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占领他国，在那里建神社、推行神道教、把天皇奉为神，其他民族则必须学习“东亚共同语言”的日语，而侵略是“解放”英美殖民地人民，然而他们本身却是更激进的殖民主义者，也要在殖民分割的局面下分一杯羹。 这种思想受到华人的激烈反对，日军的暴力手段不但没有达到震慑华人的效果，反而激起他们爱国爱生命的潜在意识。太平洋战争激起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最终淹没了殖民主义。华人传统里没有侵略的概念，一旦被逼上绝路，爱国爱民为国捐躯的思想也就合理化，以其惶惶不可终日做亡国奴，不如光明磊落地豁出去，跟敌人好好干一场，谁死谁活还说不定。 这种爱国文化软实力的爆发很少被人注意到，然而为惨烈战事画上休止符的最大正能量，正是它。虽然华侨大多为农民，非骁勇善战之族，然而一股义愤却使他们“不假思索”参军，斗志高昂，服从纪律，完全是一副不惜一切代价非胜不可的态势。年轻人以参军打日本鬼子为荣，一时蔚为风气，战场外的民运、民兵组织积极配合，里应外合吞噬着日本鬼子的残余力量。 以上这些，为这场战争最真实的写照。 《海峡时报》1947年2月23日苏丹增地建抗战烈士纪念碑新闻 101 特训学校 日军 1941 年 12 月 8 日登陆，号称有 10 万大军的英帝，面对 4 万日军竟望风披靡， 51 天就从吉兰丹退到新柔长堤，日本人仅用一个星期占领了新加坡，英军投降。 英帝却不甘愿这样把江山拱手让人，联络马共，献议提供武器，由马共训练一支抗日部队伍。他们根本没有意愿保护这些支持大英帝国人民，这里既不是他们的家园，也不是他们情感之所系，岂有负隅顽抗的斗志？ 抗日军就这样成立，第一批“ 101 特训学校”毕业生 165 名战士，成立了 4 个独立队，在各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打一面增加兵员、武器，累积作战经验。在那 3 年 8 个月期间，打了 340 场战斗，包括 200 多场伏击战，其余为主动袭击和围剿，打死打伤日军 5 千 500 多人，打死奸细 2 千多人，将 3 万日军卡在这里，不能派去支援其他地区的战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