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的延伸

 

最近发现一篇介绍郁达夫的文章，题目为《长歌正气重来读》，作者吕焕，发表于1977年11月12日甄供主编的《文艺春秋》，为作者阅读了《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和《郁达夫选集》后写的感想。这里，作者引述了郁达夫对文化侵略的一些谈话，值得我们借鉴。

郁达夫是烈士而非汉奸已无需争论，他于1945年9月17日，在抗战曙光即将出现的时刻，惨遭日军毒手。对于日寇的文化侵略，他有这么一段评述：

“文化侵略是各种侵略之中，最毒辣的一种，可是敌人于施行侵略之际，第一没有远大的计划，第二拉不到有力的干部，第三摸不到有效的路线，它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的力量，反而还增加了负的声势。”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跟郭沫若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他精通日文，却没有挟洋自重，看轻自己的文化，反而在战火的历练中放弃个人主义情感，站在抗敌的最前线，获得胡愈之、夏衍等人的高度赞扬，他还曾经协助陈嘉庚逃离日寇的魔掌。

对于中华文化，他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的文化，历史实在太长久了，虽经了辽金元清数百年的压抑，复经了最近西洋文化二百余年的侵蚀，可是，结果，还依然一点儿的动摇也没有。在文化上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雅量，我们当然自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须加于一番科学的精炼的决心，在近几年来，也已经一步一步的确定起来了；我们的文化阵形，在长期抗战的中间，只会向坚实的一方面发展。反之，敌人的固有文化，

不但不够来向我们进攻，恐怕将要在敌军事，政治，经济，同时崩溃的时候，完全消灭成一张白纸。”

从今天的世界形势来看，郁达夫的论断是正确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没有实现，大和文化也没有成为优等文化，实际上文化并无优劣，只有丰富抑或贫乏。

日本的明仁天皇是裕仁天皇的儿子，但是裕仁好战，明仁却爱好和平。1992年10月23日，明仁与后美智子应中国之邀，访问中国，游览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大多为跟历史文化有关的博物馆和历史古迹，如长城、故宫博物馆、紫禁城、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并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园漫步。明仁在北京表示，日本跟中国的历史交往中，曾经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事件，他对此深表痛心。访问西安时，在西安碑林找到他的年号“平成”的出处，非常惊喜。工作人员贴着石碑仔细寻找，从65万字的碑文中找到了“地平天成”四个字，这种细心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明仁的中国之行基本上是一次文化之旅，取得的成果远非裕仁天皇一生的文化侵略政策所能比拟。

2005年10月5日，陈雪风发表一篇评论，《我的另一些思考——关于国家文学与马华文学 》，对新纪元学院主办的“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再造”国际研讨会上，庄华兴的论文和演讲提出批评。

他说，对于国家文学政策的偏差，庄华兴不是寻求纠正，正本清源，而是要我们去认同它，本末倒置奢谈“体制建构、定位、重写历史”之类。其实，在国家还没有独立之前，马华文学就已经存在，而且出现大批作者，早就有自己的承先启后的体制，只是庄华兴不看这些，不承认方修编的马华文学史，以他闭门造车的意见，提倡马华文学需要“重建”。而重建的方法，这位学者建议，乃是马华作家应以华巫双语创作。这样，马华作品就可以纳入主流，为“国家”所接受。

陈雪风说，庄华兴把华侨抗拒法西斯的斗争解读为马来西亚华人“基于血缘关系，支援中国抗战”，而抗战成功是“民族主义的得逞”。那时，马来亚还未独立，华侨还是中国公民，抗日是履行公民责任，也是爱国的表现，怎么把这种高尚的行为跟“血缘关系”、“民族主义”扯上关系？

陈雪风的愤怒，在于他感觉出，一种文化的侵略正在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跟郁达夫的忧患是一致的。

（2021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