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写作，难免遇到不熟悉的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办？ 解决的方法似乎只有一个：硬着头皮写下去。文章不是写给自己看的，硬着头皮写下去的地方，自己觉得恐怖，然而读者自有读者的味道，未必也跟你一样觉得恐怖。 写《巴哈伊信仰对哲学的贡献》一书，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可多的是，此时如果退一步想，觉得自己尚未准备好，停下了笔，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就绪。 这种情形好比我们跟别人分享教义，永远会遇到不熟悉的课题。这时候，只能硬着头皮讲下去。 这又好比我们涉足远行，有好走的路也有不好走的路。有时候遇到险滩，战战兢兢还是要涉水而过，更加考验你的勇气、毅力和想象力。 写不下去的时候，做些调查研究是好的，你还有一个后备军可以使用，就是你的想象力。 守基阿芬第写《神临记》，是根据自己对圣人的理解而写的历史，除了确凿的资料，也加入了自己的阐述，想象力的运用到处可见。 （2024年9月5日） #

巴哈伊信仰人物：圣护守基阿芬第 当新世界的面孔露出她迷人的风采，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抛下旧时的皮囊。文艺界更应洞察先机，赶忙抛下过了时的包袱，紧紧盯着新时代的主题，才不愧为新时代的人物。也给自己披上一层防弹衣，不那么容易被时代所淘汰。 当今世界，一边天空已经倒塌一大块，另一边天空缝缝补补露出璀璨的容颜。倒塌的都是些早已令人倒胃、陈旧不堪的景象，只是那一声轰然这回更加吓人。剩下一堆破铜烂铁等待清除，一笔带过即可。 我曾经以为，要在写作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专注于某种文体，这样就不会被“怎样写”所分心劳神。如今方知，这个想法错了，因为我的兴趣不在文体，而在主题，很愚蠢地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以其专注于文体，不如专注于主题。只要熟悉题材，不管用什么文体来表现，都是好文。题材掌握不好，技术再好也是徒然。 我所关心的主题就是我们多年以来投身于其中的社会人文活动，它带着新社会的血液，将一直流淌下去。只要写好它，就是不虚此行了。 你要往东方看，因为所有新时代的悸动都来自那里。你也要凝视新时代的圣贤，他是初升的朝阳，它的光芒普照古今中外。 （2024年7月30日） #

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 张景云先生曾说，在他看来，散文不能算是文艺作品，只有小说和诗歌是艺术。然而表示，这是他的“偏见”。 散文和小说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散文写的是事件，至于产生事件的原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小说写的是行动，至于行动产生的事件，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行动与事件，必然是行动在先事件在后。行动是根本，事件是现象。行动是因，事件是果。所以小说必须从思想行动上去溯源。散文刻划事件，要从行动和思想的高度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是好作品。 我们与人接触，接触到的何尝不是他的思想行动？我们认识一个人，认识的也是他的行为思想。至于最内里的精神，是难以捕捉的，恐怕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行动是思想的结论，事件是行动的结论。按照这个逻辑，捕捉行动比捕捉事件更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比散文难写，所需的艺术成分也更多。 然而这不等于说，散文的价值不如小说。也不能说，作家写小说就好，不必写散文。 我是这样理解张景云的这句话，它并非毫无道理。 （2024年7月29日） #

写小说最核心的活动恐怕是让自己进入主角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仿佛看到他的一举一动和思想情绪的波动。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剩下来的便只是艺术的问题，一篇作品也就信手拈来。 这恐怕是写小说最困难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被所谓“生活”所催促，依据它的需要作出被动的反应，在想象力和意志力方面缺乏锻炼。我们在清醒的时刻，几乎都被“自我”意识牢牢地控制着，我们的天地限制在自己的价值观的范围内。许多人穷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活在这样一个樊笼内，本来可以自由驰骋的却甘心做了囚犯。 作家要像“神”那样居高临下审视他笔下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由于这与一般的习惯不同，所以显得特别困难。然而我们可以从点点滴滴的认知开始，先将它巩固下来，继而渐渐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就有实际的进展。 既然每个人都被“自我”所控制，我们只要捕捉这个人的自我，了解它的依据和脉络，就可以看出他的行动模式。不同的自我模式互相关联、矛盾，形成社会的特有形态。 （2024年7月28日）

阿拉伯餐厅卖的大煎饼 有位新加坡作家说，他不写散文而写诗，因为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写了，写散文也只是无病呻吟，不如写诗，还可以抒发一点儿思想感情。 目前的世界，已静悄悄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巴哈欧拉说，人类在这个时期，渐渐脱下“儿童期”的浮躁、妄动、轻佻、好斗的外衣，穿上理性、稳重、智慧、合作和全局观等“成年期”的思想态度的斗篷，我们似乎正处在过渡时期的真空状态下，旧的意义被掏空了，新的价值观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巴金在年轻时写了《激流三部曲》，大手笔描绘了封建时代的大家庭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进入了“新中国”的年代，巴金虽然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却没有产生描绘新中国的伟大作品，而是以写散文为主，似乎在探索和思考新的主题。 老舍精彩的小说都是植根于旧时代的中国，新中国的领导人曾要求他写阶级斗争，然而看来他并不熟悉也并不怎么热衷于这个主题，后来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中投湖自尽。 巴哈欧拉说，新时代的特色是大同世界，这是人类历史来到目前这个阶段，必然要踏入的下一个阶段。然而，令我们的作家们感到彷徨的是，这个人类仰望的新天地还没有脱胎而出，只是身影隐约地一闪而过，不时抛出一个令人惊艳的手势。作家要刻画它却感力不从心，而拓荒、马共、殖民地、战争、贫穷等等旧主题已渐渐失去新意；许多新事物分明喷泉般奔涌而出，然而新的人生态度却又尚未成立。 如果你是作家，你要写些什么主题呢？ （2024年7月22日） #

小说要写什么？只是把故事写出来是不够的，天底下的故事一箩筐，为什么你要写这个？回答这个“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它靠近我们，有我们熟悉的人物和场景，读了能引起共鸣或启发，有社会功用，也有启迪心灵的作用，把它写出来就不失意义。 每个故事的讲法都有千万种，要怎样讲才是最好的？回答这个“怎样”我认为，上面第一段已经讲到了该写的范围，故事要像个故事，不能光有描述却看不到描述之间有什么关系。然而仅仅完整还是不够，还要把灵魂和思想带入叙述之中，使故事显得与众不同，让人读起来感到新鲜、愉快。至于如何进行，则是一个风格和匠心的问题，似乎无法被教导。 (202年7月21日）

处理短篇小说千万不要野心太大，同时表现几个主题。把一个主题写好就是尽了本分，主题明确的小说显得五官端正，写起来也比较轻松愉快，普通能力的人都可以做到这点。 一个主题就是一种人生态度，通过故事把主人翁的人生态度写出来，可以正面写也可以侧面写，由于是短篇，只能集中表达一种人生态度，虽然人物有几个，各有各的人生态度，但是焦点必须是毫不含糊的某一种，它通常出现在主人翁身上。 所以主角和配角要泾渭分明，细节通常出现在主角身上，配角帮助带入故事。写的时候要分清楚主角和配角的轻重。 加拿大女作家艾利斯芒罗的短篇小说《办公室》，写一个女作家在外面租了一个房间写作，房东马雷先生却对她的行径疑神疑鬼，起初不断自献殷勤，等到被拒绝之后老羞成怒，怪她的朋友在厕所的墙上涂鸦，画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这篇小说揭露表面平静的日常生活底下，掩盖着违反常性的残暴，令人恐惧和失望。 作者通过马雷先生表达这种多疑和冷漠，“我”在小说里只是一个配角。 （2024年7月20日） #

写小说要写事发现场，如果做不到这点，写出来的小说必然不忍卒读。写事发现场不可以死板，所谓死板，就是缺乏“人性”的角度，过于“忠于”客观，像个摄影镜头。 死板也可以是缺乏时间的深度，没有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来龙去脉必然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跟当下的情节有某种关系，或是情感上的牵连，或是事件的矛盾连系。如果把这种来龙去脉用散文来表达，小说就显得断裂了，像被从中间切割，魅力必然大减，读的人不愉快，写的人更是不是味道。 一段故事就是一个事发现场，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事发现场，有些人把一天分成许多个事发现场。说明一种情况却不是。要分清故事和说明之间的差别，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小说的说明必须融入故事里，而不是由作家跳出故事另作说明。故事性要强就是这个意思，会讲故事指的也是这个方面。写小说的训练主要也在这里，我认为。 （2024年7月18日） #

脸书下载的照片，忘了记录出处，谁要是知道，请通知，以便补上。 写作的中心活动是从社会的表面形态寻觅内在的意义，从物质的表象挖掘其背后蕴藏的灵性真理，所以不仅仅是个技巧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和灵魂的活动。作家不但要学习技巧，还需要严肃、真诚地看待人生。后者恐怕比前者更有重量。阅读文学作品，也是从字里行间揣摩作者的思想态度、情感姿势，并回过头来审问自己，认同还是抗拒？文字顺达意义清楚，又或表达灵巧语言风格优美的文章，令人很自然进入这种回味和咀嚼享受的境况，这是技巧的作用，然而情感的高尚与否，却不是技巧所可以取代和掩饰的。 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了简单、平凡的生活、毫不起眼的对话和接触，视其为理所当然，以致不假思索，一笔带过。正因为平凡所以无处不在，历久弥新，刚刚读到李清照的《如梦令》，平常心一颗铺成了千古绝唱：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爭渡，爭渡。 惊起一滩鸥鹭。 又如这首宋诗《新晴。其一》，已经流传了一千年，写的也是平凡的生活情调和共同的感觉： 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 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2024年7月15日）

昨天，一口气读完驼铃的短篇小说《家福》。这是少数我可以一口气读完的马华小说之一。生动的个性描写、活灵活现的对白、我们熟悉的贫家景况、粗鲁的工人形象、激烈的代沟冲突、逆来顺受的妇女，在驼铃笔下得到了一次重现。 然而掩卷沉思，却颇有一些儿缺憾。故事虽好，却怎得引不起我的共鸣？刚好有位报界前同事来访，聊起这篇小说，他也有同感：“没有共鸣。” 读巴金的《家》、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郭沫若的《歧路》，那种共鸣，那种感动，怎么没有出现？于是对这个课题，我做了一些儿思考，并发表以下。 建筑工人家福被老板剥削，工钱没有算准给他。他自己都不知道被欠了多少。出粮那天，他跟老板多讨几块钱，因想到家里的老婆要买菜。他心地善良，然而有许多恶习。拉拉扯扯之下，总算多拿了几块钱。老板却叫他明天不用来上工了，因为工程已接近完成。 家福口袋里多了几块钱，就去喝啤酒。给朋友一激，又喝了椰花酒。所有二十块钱一转眼全买醉去了。回家前跟一个老头赊账买了一束蕹菜。几毛钱的蕹菜竟还要赊账，可见他是穷得多么彻底。 因为酗酒他老是跟老婆要钱。老婆终于忍不住，反唇相讥，说他自夸自己了不起，却连女儿的牛奶钱都没给。家福自尊心受到伤害，赏了老婆两个巴掌。老婆出门去了，当晚没有回家。 他叫大儿子辍学，在家里照顾妹妹，下午出去卖面包，要把卖到的钱全部给他。然而他的儿子步他的后尘，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大笔钱。两父子为了钱终于闹翻，家福将一个饭碗砸在儿子头上。那个还在念中学的小伙子惊哭起来，双手抱着湿漉漉的脑袋，夺门而出。那晚，邻居把小伙子带回来。可是过了两天，他失踪了。 老婆离家后去找工作，在几个少年时期的朋友当中流转，始终找不到工作，只好折返老父的家。老父又把她带来家福这里。家福见到老婆，又听了老丈人一番安抚的话，放心不少，碍于面子，表面上却是装得很平静。 那晚，警察来到他们家中，说他们的大儿子死了，停尸吉隆坡医院，要他们去领。他参加私会党格斗，被打死了。 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基本上是一则家庭的悲剧。这种家庭悲剧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尤为普遍。小说的背景，据网友说，是六七十年代的华人新村。 目前社会，虽然没有大动乱，生产活动也还算正常，国家机器尽管效率不高，却依旧维系着全民的活动。仗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紧急状态后期尽管种族主义兴起，人民的基本需求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得势集团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尽管管理能力差劲，国家

海凡 星洲日报刊出的本文 ——读海凡《雨林的背影》有感 海凡的14万言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读后，觉得自己仿佛跟着战士们的脚步到森林里走了一圈，在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最后大家汇集在村边，商量建村事宜，互相问候、访问，了解死亡、婚姻与家乡的许多事，思考未来的生活。作者文笔优美，写情写景均妙笔生花，阅读这些美文也是一种享受。在男性阳刚主导的战场，作者作为男性，仿佛意识到艺术毕竟有异于战场，对女战士那些不轻易宣泄的声音，投入大量的关注。作者以写实的笔调为主，不时穿插意识流的时空交错，过去与当下相互交融，把马共书写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无疑是一本标杆性的“马共文学”作品。  我们这里谈的却是另一件事：感觉上，这好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读巴金的《家》，觉慧嫌恶那个封建的大家庭，想离家出走。一连串悲剧加深了他的悲愤，给他的思想垫了底。最后，他悄悄地，不告诉家里的长辈，毅然决然上了船，去了新思想集中地的上海。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勇敢地，坚决地，不顾一切阻挠追求完美的婚姻。然而她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她越来越深地陷入感情的绝境之中，最后选择卧轨了结了余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个性描写非常精彩，高潮设在结尾，安东尼奥施巧计使剥削者夏洛克在审讯中敗诉，他的悭吝、刻薄无情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嘲讽。张爱玲《多少恨》的女主角当家庭教师，与事业有成的男主角陷入恋情。男主角已有太太，然而她患病，快要死了，请求女主角嫁给男主角。她却选择离开，把“她到底在想什么？”留给读者。 看小说一定要看到结局，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那个故事。作者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后，往往在结尾的部分暗示他对那个事件或主人翁的态度，含蓄地将这些人物的经历总结出可贵的价值，给读者带来启发。 《雨林的背影》这部小说充满着对生命的试验，不但考验生命的极限，也考验社会接受应变的能力，可惜结尾部分乖离了这个主题，以致整篇不能一气呵成。前部分写尽马共游击战士的酸甜苦辣、九死一生，彩笔描绘雨林的温柔与暴戾，也写出了战火的烈焰如何摧残着战士的生命，试炼着他们的意志。 最后几篇，随着和平条约的签署，突然出现变调。凛然大气消失了，主调嘶哑了，异化的现象相继出现。领导人变成了迫害者，要战士拿着火红的“焖鸡”去烙自己的老婆同志。“建立共和国”变成了建立自己的村庄， “敌人”变成了供应者，枪支在爆炸声中变成了废铁，理想不再挂在口边

 #李开璇随笔   20230930 中篇小说《青山走一回之敢死必赢》，写的是以马共武装斗争为蓝本的战斗故事。通过一系列的武装冲突，突显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塑造了多位英雄人物，他们具有敢于牺牲、不怕苦不怕的典型性格。 全书13章，66页，基本上就是13个战斗、练兵和解散的故事。一个叫做“老虎连”的队伍，在森林里与正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以“黝黑将军”主持的别具一格的练兵开始，紧跟着就是一系列的战斗。战斗中又出现牺牲、残缺、失散，当然还有胜利和使命的完成，使英雄气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飞升。最后，组织上头下达命令，要他们解散队伍，和平下山。文中没有只字提到这是一支马共的队伍，然而熟悉的故事和战士所用的语言却告诉我们，写的是马共武装斗争的故事，惟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比历史和传记更加凝练，也加入了作者的想象，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在粗笔描绘故事的轮廓之余，也写出人物心理的波动和具有特征的细节，使人物之间性格分明，而不是样板化地都是一批战斗工具。 换言之，作者利用现有的战斗故事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并不理会所采用的故事或情节是否吻合历史，只取其精华不在乎历史的真实。譬如，马共剿土匪一章写在尾部部队准备解散下山的时候，是与事实不符的。马共抵达边区不久就开始消灭土匪为民除害，还民众于安居乐业的生活无忧扰地进行农业生产。这在艺术上当然是允许的。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作者并没有说明这是一部“马共小说”。惟读者未必能够以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可能还会将它视为马共历史的浓缩版。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情节紧凑，调子轻快，对人物和环境的描写只是画龙点睛，没有冗长的叙述，这是很讲究文字功力的。作者总是让人物不断陷入某种特殊的困境之中，从而捉住读者的兴趣，感受到战士心灵的跳动。也通过克服这些林林总总的困难，展现人物的智慧、勇敢、机智和自我牺牲的品质。 作者善于利用对话突出人物的性格。譬如，吴蔚强被炸废了一条腿，刘元帅慰问他时，有这么一段对话： 元帅来到吴蔚强床前，看到自己的兵失去了一条腿，他心疼地问道：“失去了一条腿，你后悔吗？”元帅担心吴蔚强转不过弯来，焦虑地望着吴蔚强。 吴蔚强咧嘴微笑道：“绝不后悔，阎罗王想与您抢士兵，没门儿！” “说得好！你们每一个都得给我好好活着，好小子，我还担心你是否过得了这个坎，听到你这句话我可安心了。”元帅松了口气说。 埋伏等待军车出现的当儿，两个战士有这样一段对

这是我少年时读的一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振新书局在野新。 如果写作使人愉快，我们就可以一直写下去，直到愉快的感觉消失为止。一股劲就有了保障，人家要偷走你的快乐也很难。那么，这个愉快到底隐藏在哪里呢？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知道了答案就晓得往哪里寻找。把愉快请出来，笔就不会卡住，灵感不会枯竭。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必须牢牢记住，写灵魂中的那一份感动。乐趣藏在这里边。 这不外是写自己体悟出来的人生、领悟出来的道理、大多数人还不怎么知道，或没有意识到的事。每一个道理反映在生活中，都是繁复多姿的，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发现和专告的过程，是令人兴奋的。 真正的写作所以必然是结合了个性的创作，是那些没有生活体悟的软件所无法取代的，也跟每有灵魂的文案截然不同。你通过作品投入了生活，融入精神的世界，也提供社会你的贡献。一棵结果的树，将它的礼物奉献给大地。这种行为本身，不管收获如何，都使人愉快。 然而这个乐趣是会枯谢的。随着意义的用尽，腹稿的努力放松，笔也要停下。直到后来又开始寻觅，一个什么事促动你新的热情，你又看见了真善美，写作的火焰便又燃起。书写能力不过是一个技能，要配合灵魂的触动才叫做写作。 写作的乐趣淡化，是因为我们觉得，告诉读者的那些事没有什么意义了。人们知道了或永远不知道，都无所谓了。譬如，你说某个政策很无坏，听者说，你跟我讲这些有啥用？你又说某某人是贪官，他们说，知道了又怎样？他们还不是依旧一般，你能做什么？ 你是看见表象而不是真相，许多文章充斥着表象，却没有揭露真相。这是气象预测，明天的后天的气象怎样怎样，没有什么触动灵魂的东西。新闻报道就是社会的气象报告，写新闻不会给人太大的乐趣，除非深入到事件背后的原因。 你说，这一轮博弈之后，世界要迈向大和平了。到时，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就有不同的意义，来自于你的这个发现。读者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跟他们有关系了。 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只要坚持寻觅，一定会有发现的。即便是一片叶子，如果渴望风，也一定会感觉出凉意来。写作的秘密乃在于此，它是一个寻找和发现的过程。 有些人对自己的发现过于偏爱，一点小小的感受便以为是真知卓见，详详细细写出来，然而陈腔滥调不管如何伪装，也不会变成真理，最后连自己也不想多看一眼。真正的意义，并非“俯拾皆是”。探索、追寻也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 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一般都是用文字记录着

林建国《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南洋文艺18-3-1998及20-3-1998）一文，谈到作家无法走出现实主义的框框是由于对现代主义的无知，这是预设了现代主义为现实主义的替代品，为现实主义必然要走入的 下一个阶段。本人觉得，现实主义在走入窘境后没有自然的朝现代主义过渡”，并不是由于现实主义作家没有朝现代主义注视，或者不愿承认现实主义美学的有限性，虽然人基于一种惯性有抗拒改变的倾向。但作家毕竟善于思考，总不致不能坦诚看待自己，尤其是关係前途的事物。 林建国这篇宏文没有谈到社会的变化对文学题栽和风格的影响。当社会充斥着对立和斗争，文学也不能倖免受波及而反映出同样的内容，小说往往以人物的冲突矛盾来舖衍，而这样一种技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发展情节唯一的技巧。那时候也以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典型是否成功为衡量水准的尺度。 根据现实主义的说法，在典型的环境中有典型的人物，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典型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从而透视那个环境的本质。由于现实主义的功能主要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带着浓厚的群众性，所要求的语言也是通俗浅白。浅白而精练的语言受到推崇，而文字表达美感的功能不但没有受到提倡，反而常常被视为颓废主义的倾向。 现实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将终结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反而在大环境的转变中自己陷入了窘境。我的旨趣并非在于说明现代主义是一个更好的主张，其实主义之间孰好孰坏的争论是无聊的，把它变成一个争议的支点令人厌恶。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社会的影子倒映在文学里便形成这多种多样的思潮。每个思潮不过是文明的大海中的一阵浪涛，彼此之间有强弱和程度的不同，却没有所谓优劣，也不能拿来作比较。好像中国画和西洋画不能比较一样。而且，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完好，想像不出任何瑕疵。 文艺思潮的目的，并非奠立一个百世不变的写作原则，它只是文明火车上的一个轮子。 大时代来临，作家要从纷至杳来的新现象中，寻觅有意义的东西，把不再适合的扬弃，需要下一番功夫提升思考层次，超越较为狭窄的传统思想。要不然就得被大潮流所吞噬。 各种主义和思想，文艺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神圣的经典，在这晚近的100年内，都失去了过去那种紧捉人心的力量。这世纪末的现象，已不仅仅是一场科技和经济的跃进，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促着世界的重生，陈旧的事物同时迅速朽灭。 现实主义预言资本主义的将继续腐化则不幸被言中。功利观念使人变得肤浅及暴躁

——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引起的论争 陈雪风根据我报导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提出评论，引起陈大为和刘育龙的反驳。我向来不喜争论，而这件事也没有把我拉下水，我更应该当作没有一回事。我虽听过陈雪风和陈大为的大名，却没有任何交情，刘育龙则是一个可爱的朋友。但是，读到作家们的语气如此之重，心情如此躁急，我结合了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感受，有一件事倒是很想说一说。 陈雪风提出来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如果跟未来20年内，世界将严重缺乏淡水和粮食那样的事情相比，这些争论的内容真是琐碎的不得了）。正因为琐碎，所以争论的目的并不在问题本身，实际上讨论的是作家的态度，如锺怡雯是否真的忘了她得过多少次奖，陈大为是否自大，刘育龙是否自怜，何国忠是否很客观等。关于定位、对谈有没有跨越世纪、文学奖等问题的争论，也是借题发挥，谈的是作家的修养、心态、动机。陈雪风所置疑的是几位作家的态度，陈大为和刘育龙所回应的，也是针对陈雪风的态度。我们忘记了研究会中严肃的谈话，唯独这些琐碎的问题和它们引起的争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涉及一个美学问题：作家创作了美的诗篇，作家的行为是否也要表现一种美？或者作家只需埋头写出好的作品，道德行为是他阁下私人的事，和他的文章无关？ 至于陈雪风根据我的一篇报导就提出批评，陈大为和刘育龙认为是不恰当的，其实，这完全是争辩所斥诸的手段。我们目前读到的时评，政治人物之间的口诛笔伐，对外国事态的评论，有那一样不是根据报导？有那一样我们曾经在场？有那一样我们老实地查过了会议记录？ 但是报导也不能滥用，我的报导只供一般性阅读，学术性很高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写，也没有能力写，从这些粗略的报导判定讨论没有跨出世纪，或者锺怡雯有没有贬损本地作者这些微妙的问题，是很危险的，我的报导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参考。我们在场的人恐怕都不敢妄下论断，有些东西似乎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但是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提出置疑的权力应该是受到维护，然而置疑者不宜有不良的企图。 即然是手段，我们倒可以把它忘记，集中谈谈今天的主题。我们曾到研讨会现场的人，是为了一睹作家的风采。作家创作了美丽的诗篇，作家本身必定也是一个美丽的人物。美必须先存在于作家的心中，然后才到纸上。人们寻找美在作家身上的闪烁，并陶醉于其中。在我们心目中，作家和作品的关係就是这样。为什么记者不会产生这种迷人的风采，因为记者只是客观报导

小说要让人读了感觉新鲜，不要让读者猜得到你要说的东西。每一则故事总有它本身特定的内容，要不平淡而又让人觉得突兀最难做到，我们都该想想如何把一个状况的极点写出来。 套句老话，就是“取之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总要想办法做到最高最美。小说要写事情的高峰，如《威尼斯商人》写阿拉贡亲王前来抽籤，希望选中的盒子里有鲍西娅的小像，他就可以把她娶为妻子。莎士比亚的写法很引人入胜，阿拉贡亲王向鲍西娅说，如果抽不中，他将终身不娶，并且马上离开。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终身不娶还要严重？这就是高峰了。 他在夏洛克这个人物用同样的方法，而使“夏洛克 ”一词成为吝啬者的代名词，主要因为他要割下安东尼奥的肉来偿还他的债务，有什么比这个割肉还钱更歹毒？ 你要写出事情的颠峰状态，而不是一般的状态。李白诗：“白髮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也是一样，三千丈还不是已经到了极点？ 巴哈欧拉为现代圣人，他的作品也是常常写到极緻，无人能出其右。如他说一个如果时常诵读《阿慕德书简》，他将可以获得一百个殉道者和两个世界服务的回报。这也是一个极点。什么东西比这一百个殉道者的报酬还多呢？ 《老人与海》写一个老人85天捕不到鱼，也是用高峰的手法。85天，是一个极点。一个渔夫85天捕不到鱼，可能还是一个渔夫。为什么海明威不写一年，一年不是更久吗？但是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渔夫一年捕不到鱼还会当出海捕鱼。这高峰要有分寸感，必须让人相信。 《红高樑》这部部电影，讲一个抗日分子被日本人捉住，对日本人破口大骂，结果日本人把他倒吊起来，叫他的同志将他的皮一块块剥下来。有什么比剥皮更能显示日本人的残忍？高峰的作品往往能成之为经典，把该写的写尽了，别人就无法跨越你。 （2004年5月4日）星洲日报 #

米兰昆德拉的骑士，出现在和凡生的时代里，有基辛格的恋爱。散文化的写作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拖杳的描写。他总有些东西要说，不像时下的小说，一大堆的描写但不知为所这样写。但是他要讲的却有琐碎之嫌，捷克学者的假牙，贝克对捷克学者的轻蔑，米兰昆德拉捉住一个主题就咬住不放。读后有些感觉并不怎么好，太多性的描写，有些事情太猥琐，并没有任何意义，也看不出作者从这些事件中讲出精明的话来。米兰昆德拉受推崇的地方是他开辟的这个创作的新天地，不是他所展开出来的精神面貌。在展现精神面貌方面他其实是很弱的。他最大的成就是利用说明的方法来简明扼要地点出了事情的真相，而不是一大堆拖杳的描写而不知道要在那里结束。直接地点出来事情显得迫切，读者的感受很好，觉得你注意他的时间不可以浪费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面。托尔斯泰写得那么真的场景是过时了，这些场景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们辛苦的追逐着，等待一个结论，总是以失望告终。我们要说的话很多，小说这种拖杳的写法实在叫心灵非常难受，因而小说的改革在所必须，我们从米兰昆德拉的写法中看到了小说的希望，直接地把要讲的话讲出来就行了，并不需要讲了很长的一大段才到戏肉，才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泰戈尔用短诗的手法写真善美，这诚然是一个我们所要取决的方向，但是我们希望它有更多时代的背景，太精简的诗歌成为一种咏唱，浓缩过度恐怕今日的读者没有能力接受那么多层次的主题，而要在这样的作品中提倡一种新思维也极不容易，因而没有说明的空间。在这两者之间取一条中间路，看来是较好的出路，这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小说的创作模式。（1999年10月4日） #

不要陷入诺贝尔奖或其他文学奖的圈套里，这不是一句自夸之言，而是有深刻意义在背后的。我们的目的是用文艺来写巴哈欧拉，而那些诺奖作品和时下各种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通常写的是人文社会的种种，很多言说在巴哈欧拉的眼里可解读为一种虚妄之想。那是我们必须加以克服的、阻碍我们灵性进步的东西。许多作家却以不加批判地描述这些虚妄之想为其能事，尽管写的充分、细致，却没有阅读的必要。对于关注自己灵性发展的人来说，那是需要忘记的物质思维，我们的关注只有增加自己的烦恼而不是快乐的事物。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缺乏灵性的高度，尽管艺术完美却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假如为了奖项而写，往往选择的题材也是通俗的东西，一般读者熟悉的熟悉的、容易引起共鸣的事物，于是往往堕入这个世纪末的窠臼之中。 我认为最好的文章是写自己的灵魂的成长的体会，写新时代人类应有的思想态度和感情，这就不能不看巴哈欧拉，不能撇开巴哈欧拉对时代的诠释和期许。用文学来推动大同世界运动，以我看来，今天人类丰富的想象和多姿多彩的人生，和巴哈伊信仰的融合、开放、涵盖广泛的教义，不会陷入新的样板文学之困境，反而将给“旧的”文学开创新的局面。伴随新社会的到来，必然有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文学。（2017年10月30日） #

周若鹏的短篇小说《烟魔》刊载今天的《文艺春秋》，我注意到小说光是写“现实的考量”，没有扩大到灵性的参悟，因而想提点儿意见。 我们看到一个烟民内心的挣扎，对染上烟瘾的悔恨，戒烟的无助。下了功夫戒烟是因为怕死，然而生存又是为了什么呢？从戒烟这个转捩点作者没有捉住一些更高尚的东西。譬如有些人为了激励其他的人，给予他们戒烟的力量，反求诸己之下，觉得自己非把烟瘾戒掉不可，否则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于是越发珍惜生命。小说如果这样写读起来会更加舒服。 这里写的是“我”抽第一枝烟的情况、烟友的间接鼓励、烟瘾发作的痛苦、自我安慰只是吸烟而不是吸毒、父亲的吸烟背景、看医生的恐惧、对烟和烟盒的爱恨交织等，都是一般烟客的事。“我”始终没有得到救助，戒烟的念头也是个软弱无力的决心。小说的视野始终是一个受害者懦弱的身影，忽然想戒烟是因为抽烟的骄傲感没有了，却看到自己的生命独自枯朽。主角诚然令人同情，却又觉得他不够振作，不够自爱，不够坚强，怎么老是看不到更好的戒烟理由，当很多人都能看到人生不能轻易浪掷的时候？作者文笔活泼生动，然而读了却不会令人感动。我们看到一个平凡人肤浅的意识，庸俗的思想决定了他堕入烟瘾的悲哀。主角虽没患上绝症，作者却已暗示，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我想时代已渐渐跨越这样的写实，网络上流行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很多具备启发心灵的内容，总会讲一些更高的理由说服你去做某件事，许多民众也都有某些批判现实的见解。譬如讲人生的苦短，及时选择正道的必要；讲选择朋友的智慧，跟吸毒者在一起，每天的话题都是哪里打斗，哪里偷情，谁被捉了，谁逃走了，这些等等，跟思想正面的人在一起，则天天都给你机会给你鼓励；又有教导人们以好习惯斧凿人生的文章——假如脑子不听使唤，就用习惯来驯服它。养成好习惯跟堕入坏习惯一样容易，缺乏的往往只是勇气和坚持。社会逐渐灵性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已成潮流，而刻板的写实显得单薄了。要是像深雪那样刻意扭曲，却又只是回避不是融入，亦非好的出路。我想文艺界该是时候调整脚步了。（2017年11月5日） #

将来的作家必然会把注视自己的内心，然后写下心灵的闪光，视为一个日常的作业。他们写的每一行字，都将源自心中的一个信仰，推己及人用最恰当的语言把它传告他人。一个人必须自己先感动了，才讲的出令他人感动的话。当每一个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或者可以说，人类社会已抵达成熟的阶段，作家获得了真正的创作自由。 目前很多作家似乎忙着给别人作出种种告诫，可他们却不热衷于作育自己。对他们来说，写作和生活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这是一种过去的态度，未来的社会决计不能接受这样的作家。未来的作家将把发展和提升自己的灵魂，摆在写作的前面。 （2013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