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雨林到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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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凡 |
星洲日报刊出的本文
我们这里谈的却是另一件事：感觉上，这好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读巴金的《家》，觉慧嫌恶那个封建的大家庭，想离家出走。一连串悲剧加深了他的悲愤，给他的思想垫了底。最后，他悄悄地，不告诉家里的长辈，毅然决然上了船，去了新思想集中地的上海。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勇敢地，坚决地，不顾一切阻挠追求完美的婚姻。然而她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她越来越深地陷入感情的绝境之中，最后选择卧轨了结了余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个性描写非常精彩，高潮设在结尾，安东尼奥施巧计使剥削者夏洛克在审讯中敗诉，他的悭吝、刻薄无情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嘲讽。张爱玲《多少恨》的女主角当家庭教师，与事业有成的男主角陷入恋情。男主角已有太太，然而她患病，快要死了，请求女主角嫁给男主角。她却选择离开，把“她到底在想什么？”留给读者。
看小说一定要看到结局，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那个故事。作者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后，往往在结尾的部分暗示他对那个事件或主人翁的态度，含蓄地将这些人物的经历总结出可贵的价值，给读者带来启发。
《雨林的背影》这部小说充满着对生命的试验，不但考验生命的极限，也考验社会接受应变的能力，可惜结尾部分乖离了这个主题，以致整篇不能一气呵成。前部分写尽马共游击战士的酸甜苦辣、九死一生，彩笔描绘雨林的温柔与暴戾，也写出了战火的烈焰如何摧残着战士的生命，试炼着他们的意志。
最后几篇，随着和平条约的签署，突然出现变调。凛然大气消失了，主调嘶哑了，异化的现象相继出现。领导人变成了迫害者，要战士拿着火红的“焖鸡”去烙自己的老婆同志。“建立共和国”变成了建立自己的村庄， “敌人”变成了供应者，枪支在爆炸声中变成了废铁，理想不再挂在口边，关于生活的安顿、婚姻、生孩子、职业等等，成为切身的事物。
似有一种种幻灭的感觉。
历史当然就是这样，然而文学也必须这样处理吗？
个人福利诚然是重要，然而小说并不都写“重要”的事，而是写跟主题有关的东西。战斗和追求理想，似乎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小说应遵循自己的格式，并发挥格式的力量，解答一些更深刻的问题。譬如，战斗是停止了，革命也不再前进了吗？和平条约是签署了，正义和平等也都解决了吗？战斗是因为打输了，还是不再有这这需要了？那么战斗的目的达到了吗？如果没有，什么是其他途径？缴械下山是上头的命令，战士自然要遵从，然而战士对战斗的诠释都是一样吗？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吗？
如果“革命”是指“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那么，战斗显然不同于革命。战士离不开枪，革命者却可以没有枪，然而一定要有高尚的人格。战士出现在战场上，革命者可以出现在和平的地方。
书中，这许多予人好感的战士，到底是仅仅战士还是革命者？在结尾部分，作者错过了回应这些质问的机会，导致人物魅力不免大为逊色。
你们下山后还有故事吗？
如果还有，那么，下一本革命的故事该怎么写？
我认为，海翎上对前的丈夫林岳，在她下山后给她写的一封信，是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它提到殖民主义者退去后，马来亚已没有武装抗争的需要这个重要观点。由于这个缘故，他选择不上队，而是留在农村搞“合作社”，似乎预告了战斗不会走很远，暗示还有另一种革命方式。
海翎将它一读再读，并拿出来跟战友灵芝分享。然而作者并没有写到她读了林岳的远见有何反应，也没有见她检讨当年上队的决定是否正确，而是侧重写她陷入跟林岳破镜重圆的热切期待之中。他们当年被强行拆散们夫妻关系，好让海翎没有后顾之忧上队。下山后，林岳迂回联络上了她。
马共的故事还有续集吗？
下山后他们渐渐走进了新时代，大多已经老去，然而也有不少亲眼目睹了新时代的绚丽风貌。组织不存在了，然而追求平等正义的大气并没有消亡。“革命”似乎也还没有消亡，然而它不等于武装斗争，而是包含更广泛的消除所有偏见。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合作最好，要打也奉陪。
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可以调和了，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国籍的矛盾均可调和。只有霸权和人民国家的对抗无法和平转化，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游击战的主题落伍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迅速逼近。除了一小撮要称霸世界的狂徒，绝大多数人民被绑在“国家”的船上。所有的船又被绑在一个攸关全体命运的共同体内。文艺界这时也酝酿开出一朵新花，无比的美丽。仍然需要“革命”的主题，那些在《雨林的背影》里落空的主题，已不是森林战斗的情节所可以承载，将在这里得到延续。
（2023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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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于星洲日报诸家：2024年9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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