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山少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共荣圈的虚假和平
“大东亚共荣圈”本来是一批日本人倡议，要跟东亚国家“互相尊重、彼此独立、不搞人种差别”的地缘策略，然而被军国主义者利用，打着这个旗号，作为“进入”他国的借口。
军国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军事化，用军刀来讲说真理，说什么大和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占领他国，在那里建神社、推行神道教、把天皇奉为神，其他民族则必须学习“东亚共同语言”的日语，而侵略是“解放”英美殖民地人民，然而他们本身却是更激进的殖民主义者，也要在殖民分割的局面下分一杯羹。
这种思想受到华人的激烈反对，日军的暴力手段不但没有达到震慑华人的效果，反而激起他们爱国爱生命的潜在意识。太平洋战争激起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最终淹没了殖民主义。华人传统里没有侵略的概念，一旦被逼上绝路，爱国爱民为国捐躯的思想也就合理化，以其惶惶不可终日做亡国奴，不如光明磊落地豁出去，跟敌人好好干一场，谁死谁活还说不定。
这种爱国文化软实力的爆发很少被人注意到，然而为惨烈战事画上休止符的最大正能量，正是它。虽然华侨大多为农民，非骁勇善战之族，然而一股义愤却使他们“不假思索”参军，斗志高昂，服从纪律，完全是一副不惜一切代价非胜不可的态势。年轻人以参军打日本鬼子为荣，一时蔚为风气，战场外的民运、民兵组织积极配合，里应外合吞噬着日本鬼子的残余力量。
以上这些，为这场战争最真实的写照。
《海峡时报》1947年2月23日苏丹增地建抗战烈士纪念碑新闻
101特训学校
日军1941年12月8日登陆，号称有10万大军的英帝，面对4万日军竟望风披靡，51天就从吉兰丹退到新柔长堤，日本人仅用一个星期占领了新加坡，英军投降。
英帝却不甘愿这样把江山拱手让人，联络马共，献议提供武器，由马共训练一支抗日部队伍。他们根本没有意愿保护这些支持大英帝国人民，这里既不是他们的家园，也不是他们情感之所系，岂有负隅顽抗的斗志？
抗日军就这样成立，第一批“101特训学校”毕业生165名战士，成立了4个独立队，在各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打一面增加兵员、武器，累积作战经验。在那3年8个月期间，打了340场战斗，包括200多场伏击战，其余为主动袭击和围剿，打死打伤日军5千500多人，打死奸细2千多人，将3万日军卡在这里，不能派去支援其他地区的战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
根据学者谢文庆的统计，仅在1945年8月，日军就有506人被打死，抗日军也有550人牺牲[2]。到了后期，日军越来越不敢离开自己的阵营，凡是农村和小城镇都不敢进入，深恐遭到袭击。视死如归不透露任何消息的抗日军俘虏和华侨领袖，也令日军十分受挫、气馁，一部分出现厌战情绪，只想尽快回去日本家里，跟亲人团聚，有些加入了马共。
1945年5月13日，抗日军同时袭击柔北13所警察署，打死日军几十人，活捉几十人，缴枪200多支，为一起主动军事行动，显示抗日军势力壮大之一斑。
抗日军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方，是打击敌人的主要力量，没有这批出生入死的战士，国际援助再多也无济于事。即便是没有美国的两枚原子弹，他们的胜利也是伸手可及的，以下数据道出了真相：
战争结束时，抗日军兵员已从165人增加至9千人，加上民兵、民运组织几百人，达1万4、5千人。独立队也从4支增至8支，其中8独在日本投降后成立。联军在1945年才开始空投武器，投了大约2千件，和平后缴械，抗日军交出5千多件。多出3千多件。这是他们从日本鬼子手中抢来的。抗日军拥有武器超过1万件。[3]
10万英军做不到的事，让165人的抗日军做到了。
谁主导这场战争？已一目了然。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英国人从天上扔下传单，说日军已被“英美”打败，人民不要擅自处罚日军和汉奸，并说：“历年来在马来亚继续英勇作战的游击队，和领导他们的英国军队，已奉命留守他们的防地。”[4]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假如抗日军是英国军队领导的，4独在天吉港根据地被围剿的时候，日军出动飞机、大炮，英国人为什么不支援？黑风洞石山脚高层会议，为什么没有看见英国指挥官出席？被日本人打死的抗日领袖也没有一个是英国军官。
根据维基百科，抗日军的领导人是莱特和陈平。如果莱特是英国人在马共和抗日军的代表，那就更加暴露英帝的虚伪面目，因为莱特就是出卖消息给日本人，酿成“黑风洞事件”的罪魁。英国人有意削弱抗日军，担心它太过壮大。
其他被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除了中国，抗战军力都没有马来亚的规模和有效，也许是这种民族气节的缺乏所致。
文化冲突的军事化
马来亚抗日战争之所以这样惨烈，因为它不但是军事上的冲突，也是文化的交锋，华人文化和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正面较量。军事上只要压服对方就是胜利，文化上却要杀光所有不愿意服从的人才能征服，所以日军对华侨实施三光政策，这跟宗教战争的非此即彼类似，非常惨烈。其谬误也告诉了我们，合作、平等、共商、多元一体，才是时代的真理。
1942年9月1日，日军得到莱特报讯，出动2千名士兵，围剿在黑风洞石山脚开会的40多名抗日军高层干部，杀害18名优秀的战士，包括10位各州政委和司令员，8名警卫员和服务员。[5]
日军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吉隆坡几个显眼的地方，企图恐吓人们远离抗日军。它要传达的讯息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然而，他们估计错误，这个举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过中华文化照妖镜的折射，暴露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激发了更多人加入军队。不久，独立队从5个增加到8个，全马都有了，一时间，年轻人不参军似乎就是贪生怕死。领袖的鲜血，促成了队伍的壮大。
庄严的“九一烈士纪念碑”今天耸立在汝来孝恩园，它似乎在说：新生总是在幻灭之后，胜利总是跟危机跌宕而来。[6]
这是由华族和华族精神主导的一场战争，有良知的人都会去凭吊一座抗战英雄纪念碑，感受这股力量。
刘润之的《寇军入柔前后杂记》有这么一段叙述：
“寇军在占领三年八个月之内，各事莫不严厉进行。如土产及大宗物品，则强归组合，以维持治安为名，则强令华侨壮丁守夜；工事方面，则征派奉士对为奴役劳役；军事方面，则抽调各民族壮丁，取为兵补；同时藉名增加粮食生产，发出强制转业问题。他如利用汉奸走狗，捕杀爱国分子，毒虐无辜良民，犹如家常便饭，据说只新山监狱，有籍可稽者，三年八个月之间，死者4千余名，其中受绞刑者千余名，除少数印巫民族外，大多数丧生以及备受酷刑幸获生存者，皆系吾华人也。”[7]
那时，马来亚尚未建国，华侨没有身份证，可享的福利不多，却誓死维护这片土地，包括其他民族，这种牺牲照耀了历史，熠熠生辉，然而战后的领袖，却努力将其淡化。
哥打丁宜华侨的抗战史悲壮如史诗，英军撤退到这里的时候，将横跨柔佛河的铁桥炸毁，阻断日军前进。日军迁怒华社，将哥打丁宜多个地区划上红圈，实施三光政策，一位抗日分子留下这样一段描述：
“暴寇由1942年2月26日起，开始在哥打大屠杀，直至3月5日下午止（这里不能说是寇停止屠杀，实在经过10天的屠杀，大部都被杀光，一部侥幸生存的亦已逃到大山芭里面去了），整整的屠杀了10天。屠杀的范围，由哥打路18碑起至丰盛港路30碑止，纵横20余里，繁荣的哥打市，已变成一座‘尸横片地，血流成河’的死城。市区马路尸体纵横，因无人掩埋，致给一群主人被杀饥饿的猪、犬咬啃，腹裂肠流，散弃满地，在板帝尾一带屠杀的侨胞，尽被推落河中，河水尽赤。当时惨状，较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当更为惨酷，及今执笔追纪至此，回忆当时凄惨情形，犹觉手颤心悸，心酸泪落。”[8]
日军的暴行使在柔南活动的第4独立队异常活跃，为所有独立队中作战最多的一支，在哥打丁宜县早期华人猪仔重镇天吉港设立了根据地，有“小延安”之称，日军屡次发难皆铩羽而归。1944年9月，日军出动飞机、大炮，把天吉港唯一街道联丰街夷为平地，2万多士兵分兵5路，兽性大发，一口气杀死了700余人，占该区华侨人口的八成。[9]
尽管如此，2千多名游击队却远远没有被消灭，抗战依旧持续，天吉港依旧是4独的根据地，日军的处境却越发艰难，渐渐的四面楚歌。[10]
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
当和平最终到来，各民族一起庆祝、欢欣，战士已走出了种族主义的桎梏，他们是属于全民的。
没有参与抗战的人们，应以感恩之心，给战士敬礼，安顿他们的遗属，恢复他们的名誉，方为正确之举。
柔佛华社战后收拾残局，收集各地的遗骸，集葬于一处公墓，每年定时祭祀，然而，却没有为英雄们立碑纪念。
新山有“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振林山有“华侨男女老幼义冢”，乌鲁地南有“殉难侨胞公墓”，士乃有“殉难侨胞公墓”，笨珍有“华侨殉难公墓”、“福宁山三墓碑”，哥打丁宜有“殉难华侨万灵墓”，新文龙有“华侨殉难公墓”，亚依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柔佛州华侨殉难烈士公墓”，丰盛港有华裔先贤公墓，任罗红有华侨被害同胞公墓，都是墓。只永平和彭亨交接的金马士各有一座纪念碑。
其他州的纪念方式比较倾向于建纪念碑，如：“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马六甲华侨殉难纪念碑”、“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文叮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汝来“九一烈士纪念碑”、孝恩园“马来西亚抗日英雄纪念碑”、士毛月“雪兰莪森美兰抗日抗英殉难烈士纪念碑”、吉隆坡广东义山“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吉隆坡福建义山“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纪念碑”，立于“中国民国日治侨胞殉难者总墓”附近，祭祀在半山监狱被杀害的800余人。
霹雳有“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吉兰丹有“抗战烈士纪念碑”。吉兰丹的 “林晓东烈士之墓” 则是一个单独纪念一位抗日烈士林晓东的墓。沙巴山打根有“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七日殉难华侨纪念碑”，根地咬有“卓领事暨同难四人纪念碑”，纪念中华民国驻婆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为免日军迁怒侨胞，决意尽职留守而坚不逃离，1945年7月6日，他于沙拉越政务司李高洁和另三人被日军杀害的事迹，还有“沙拉越南洋华侨机工参加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碑”，2016年8月20日建于古晋。
建墓还是建碑，反映了领导人对战争和英雄的态度。公墓像是个大型的窀穸，主要为拜祭之用，为死者祈福，而纪念碑则是为了让人凭吊、追思，凝聚死者的精神。
新山哥文茶殉难烈士公墓
1946年8月6日，战争平息后一年，南洋商报报道说：“日寇南侵新山所属，遭受杀戮及损失，至重且大，据各方统计在1万人以上，惟据筹赈会所发调查表报告者只有3379人，此种重大牺牲，若不举行公葬及建碑纪念，将何以慰忠魂而安窀穸？新山筹赈会，前此曾有建碑之建议，只以种种关系，未能一时实现。昨筹赈会主席，黄树芬先生由国内南返，新山筹赈会特联合各支会开会欢迎，席间黄羲初等重提此事，认为有从速实现之必要，于是选举人员，成立建碑筹备委员会，积极进行…”云云。
那是新山华社对战争首次表态，当时，要为殉难者建一座公墓和纪念碑。
1947年3月23日，《海峡时报》有篇新闻说，苏丹依不拉欣于1947年3月23日，送了一片6英亩，属于他自己的地段予新山华社，让他们在那里，为那些被日本人屠杀的同胞建一座纪念馆（memorial），同时建其他设备给纪念馆的管理员。
它说，之前，新山华社通过律师依斯迈，致函身在伦敦的苏丹，要向殿下购买4亩地作此用途，然而苏丹回复律师说，乐意将一片坐落在哥文茶路的6英亩土地送给华社。[11]
关于这块墓地，文史人舒庆祥有另一种说法，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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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林山空难死者埋葬于抗战烈士纪念碑土地 |
1947年4月23日，“新山区公葬烈士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纪念碑的图样，当时议决，按照新山市建议之图样招人建筑。[13]
目前新山哥文茶抗战公墓，中间石碑写的是长长的“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寇南侵柔佛新山区柔佛殉难者诸先烈公墓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建碑委员会”。
左右两侧石碑，左边刻着51名牺牲的新山筹赈会职员名字，右边刻上日寇的杀戮记述，文长接近500字，多着墨于杀戮和死难，有安抚死者遗属的意味，却不着眼于抗战乐观主义信念和爱国爱民情怀。[14]
公墓前有牌坊一座，正面写的是：“义血忠魂，浩气长存”，对联：“葬义骨成名区问邱陵何幸，风雨吊山邱侠骨能今天洒泪，香花荐寒食忠魂争得地知名，三鞠躬两行泪为烈士兴嗟。”
牌坊背面书“成仁取义”，左有诗云：“累累义骨，巍巍忠碑，低回凭吊，想象当时。”右有诗云：“名留南岛，骨痉茶园，精神不死，万古长存。”
总觉得文字太多了，却没集中表达主题。抗战才是主题，死亡是它的荣耀，却不是主题。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只有这么一段文字：
“人民英雄纪念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毛泽东题字，周恩来书法的这几行字，却震撼心灵，正气缭绕。
建碑意志之消沉
新山这座公墓，获得苏丹赠送6亩地之后，又获得苏丹谕令土地局批准2亩多毗邻地段，使它有路可入。这片总共9英亩，立于市区的地段，有了足够的空间建一座公墓和一座纪念碑，还可以建一间文物馆，摆放抗战文物；一座宽大的广场，以便进行大型纪念活动，如安徒生雕像之立于丹麦哥本哈根广场，除了让人凭吊吟诗，也让白鸽在这里飞翔，新山正好缺乏一个这样的景点。
这，何尝不是华侨以鲜血换来的集体的殊荣？其他族群可没有这么丰富的骄傲事迹可以展示，有利于提高华社的声望地位，静静地孵化一个融合的马来西亚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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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林山空难死者埋葬于抗战烈士纪念碑土地 |
苏丹不卖反送地，有答谢华社的意味，华社岂能没有看出？华社在他眼里，已是“反战”的代名词。这是指华社整体，在那个时候，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以生命昭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为民族平等打开了一个难得的局面。苏丹以这个动作表达了他的认同，这是我国人民，尤其是华社领导必须珍惜的历史，华社领袖没有把纪念碑纪念馆建立起来，是一个失误，也显示华社领袖对烈士的敷衍，对抗战的轻蔑，本身尚且如此，如何要求其他民族尊敬？
公墓只是履行华人的风俗习惯，土葬死者，后人拜祭，没有取代纪念碑的意思。公墓所在地的“文化园林”，终日大门深锁，公众不得进入。
1977年，马航客机MH653被骑劫，在振林山附近坠毁，93人罹难。据说是日本赤军干的，马航当局却表示不能肯定。这些各民族死难者遗骸，后来在华社领导人的安排下，葬于哥文茶路保留给抗战英雄建碑的土地上。
烈士的牺牲，跟意外死亡的价值也就等同了：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死亡。
新山华社建了公墓之后，没有继续建碑建文物馆，再不见有这方面的提议，似乎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后来，将其中6亩地交给宽柔一小建校舍。
宽柔一小网站写道：“1980年…宽柔小学董事长拿督郭鹤尧局绅披露，已故柔佛苏丹依不拉欣在世时，曾拨出9英亩土地予新山中华公会，建造纪念碑，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华人。后来中华公会从这片土地中拨出6英亩，作为宽柔一小校地。1982年7月底，哥文茶新校舍的工程宣告完成。”
唯一建碑的土地，没有建碑，却让给了学校。这就是妥协主义的操作。学校建好后，为全津性质，土地权从华社手中回归教育部，再无话语权。苏丹赠送的土地这么一转，就回到政府手里，而且，是华社自己送回去的。再也没有多余的地方建碑，这座未完成的建筑也就永远未完成，公墓被挤成一小块，只有1亩半左右，也不能做什么了。旁边是偌大的校舍，另一边是面积一样大的空难事件公墓，1万名殉难者和无数烈士的精神象征，成为一处草长风冷的荒冢。
2009年，黄羲初先生的铜像摆在宽柔一小礼堂。黄先生诚然对华教有功，却没有到建铜像的地步，而在抗战期间，他为虎作伥的角色有凭有据，跟抗战精神不但扯不上边，还是站在相反的一面。这极不调和的景象，可教华社如何面对烈士的询问？
1947年公祭的疑点
哥文茶“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中间碑文清楚说明，该墓建于1947年6月，舒庆祥先生著述的《走过历史》一书，却说：
“隆重肃穆的安葬典礼及公祭仪式，于1947年3月17日正午1时举行。”[15]公祭怎么可能在竣工之前举行？
苏丹赠地是在1947年3月23日，该年3月17日，可是连地都还没有一块，如何就举行了公祭？[16]
1947年3月17日这天，的确有一场祭奠仪式在进行着，被文史家冯京当马凉，错置为新山公墓的公祭。
那场公祭在亚依淡举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柔佛州华侨殉难烈士公墓”的竣工公祭典礼，这座州级公墓占地7英亩，建费2万，埋葬了柔佛各地的抗日英雄。据报道，人数上万。当时祭礼十分隆重，出席者上万，全柔各地下半旗、学校停课以示哀悼致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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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所处地点的《文化园林》，大门终日深锁，访客不得其门而入。 |
那么，哥文茶这座公墓有没有举行竣工公祭？
《南洋商报》1947年4月26日报道，新山区公葬烈士委员会于1947年4月23日召开会议，定于是年5月18日举行公祭，还说，要邀请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前来主祭，由黄树芬、黄子松、史联对、黄羲初、徐文治、黄振杰等人陪祭。
1947年5月18日这天，有没有举行公祭？
这种活动一般上都会见报，然而，张礼铭翻阅了这天前后，乃至前后两个月的报纸，都没有看到有关的新闻。所以，很有可能没有举行。
关于公墓两个时间点的勘正
舒庆祥《走过历史》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然而对新山烈士公墓的叙述却出现几个明显的错误，除了竣工公祭日期不正确，建竣日期和黄羲初等人挖掘遗骸日期，也有失准确。
该书113页说，“《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山掘墓记》详细记载了检视殉难同胞骨骸的情形，现抄录如下：‘记者搭委员会特雇的罗里车，同工人十余人于（1946年）4月12日，驰赴市郊英人俱乐部前后…’”
然而，挖掘骨骸的工作必须先获政府批准，才能进行。根据新山华侨公所致给新山英军政局主任，申请挖掘战争牺牲者遗骸准证的函件，日期志为1946年10月14日。所以，挖掘工作不可能在这日期之前进行。
这封由会长黄树芬签发的函件，提议几个挖掘地点，其中包括舒文提到的英人俱乐部，可见这时候挖掘还没开始。该函也建议采用日本战俘协助工作。
《走过历史》第114页说：“公墓在当年初招人投标承建，1947年初即大功告成。”
然而，苏丹献地之日为1947年3月23日，墓碑文字也说：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建碑委员会”，可见完成期为1947年6月，并非1947年初。
建一座英雄纪念碑
新山殉难者多达1万（黄树芬语），其中有4千来自各地的扣押者，死在新山监狱，这批监狱屈死者的骨骸，并没有被收集葬在哥文茶公墓，无疑是个缺憾。华社领袖与华社意愿出现分歧，在这里可见一斑，或可解读为妥协主义与战斗精神的一种对立。
南洋商报1947年4月26日报道，新山公葬烈士委员会于1947年4月23日的会议，讨论了新山监狱内的被害者是否应参加公葬的提案，议决如下：“参加公葬，由本会去函监狱受理人调查一切以便挖掘。”
然而，后来就没有了消息。
既然公葬会有意愿，议决也已记录在案，何以竟没有执行？原因为何，也没有向社会交待，颇令人纳闷。
这导致哥文茶公墓缺乏全面，只埋葬了两成的死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缺乏代表性。”
吉隆坡半山芭监狱死了800抗战人士，吉隆坡华社给他们立碑纪念、申冤，新山监狱死了4千人，华社什么也没给留下，连个记录都如此含含糊糊！我们不由得要为新山的这批死者喊冤。
哥文茶公墓死者，大多为平民，包括筹赈会的一批领导，至于抗日同盟和抗日军有没有埋葬于此，碑文没有任何记录，甚至对抗日军只字不提。抗日军是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公墓跟它息息相关，能够这样被认为切割开来吗？
抗日军战死沙场，埋骨青山，“他们的尸骨没有留下坟冢，他们的坟冢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名字上没有冠上鲜花，侵略者说你们是造反者，那你们就是真正的英雄。”（乌斯曼阿旺诗）
于是，另外建一座纪念碑，专为他们，也就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从杀戮的边缘走过来的群体，不会忘记血的教训。
什么人最能代表华人的民族性？是谁最能揭露侵略者的龌龊和战争的腐败？是谁最能体现无私的爱国精神，在那国破家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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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星甲革命烈士纪念碑 |
答案都指向同一个人：烈士。
最近，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雕像人头落地了，其“丰功伟绩”被划上问好，丘吉尔的石像被人涂上“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字样，瞬间刷新人们对这位“伟人”的印象，沾满非洲人鲜血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被焚烧、涂鸦，蒙受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些，给了我们许多启示，被立雕像的人，必须全人类有普遍的贡献，而不是只惠及一小撮人，活在法西斯年代却无反法西斯精神的人物，没有这资格，但烈士的光辉，应该不受遮拦，炳耀地照亮这片土地。
真是心想事成，写此文的当儿，得一位朋友约见，原来，他们正在筹建一座英雄纪念碑，给柔南一带的抗战烈士，立在这片土地上。
（2021年5月11日）
[1]抗日事迹讲演会，南方学院出版社
[2] 同上
[3] 同上
[4]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页9
[5]抗日事迹讲演会，南方学院出版社
[6] 2004年，一批人士将烈士遗骸移至汝来孝恩园，并建纪念碑一座，弥补历史的空白。
[7]此文收集在《柔佛华侨殉难义烈史全集》，页16
[8]张寄萍：高打屠城记。
[9] 同上
[10]抗日事迹讲演会，南方学院出版社
[11]英文海峡时报，1947年3月23日。
[12] 舒庆祥，走过历史，页114
[13]南洋商报，1947年4月26日，页7
[14]舒庆祥：走过历史，页114-115
[15]走过历史，页114。
[16]海峡时报，1947年3月23日。
[17]南洋商报：201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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