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木山野人疑云




老友陆家明（2023年1月28日）发来这张照片，显示加亨发现类似野人留下的脚印。记得写《柔佛野人真相》，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故事似乎尚未完毕，然而讲故事的人已经老了。

你的朋友们已逐渐老去

小溪边却还留着你永恒的脚印

他们用铅笔描绘你谜样的传说

那飘扬在加亨雨林不灭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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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的重量

当名誉和金钱等同起来，将出现非常奇妙的局面。到底名誉的损失如何赔才算合理？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名誉一斤多少钱？勉强给它订个价码毕竟是主观的价码，难道这其中有一条法律的方程式可以计算出来？如果以诽谤造成内心的痛苦来估价赔偿，法庭已经干涉上帝的领域了。只有上帝知道他有多么痛苦，内心的秘奥永远在人类的眼前隐蔽。 诽谤的吊诡和言说的不能准确一样难于捉摸。我们走在街市上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然而我们无从互相了解。社会不是一个大熔炉，是一个有许许多多格子的箱子，每一个格子有它自己的威严，由庄严的法令和专业知识筑起的高牆，挡拒外界形形色色的侵扰。谁要是觉得被侵犯了，马上大发雷霆，并搬出那个格子裡的法律权力和专业知识来反击。于是我们只好从他们的言论中去猜测他们的人格。 真正伟大的人物不在乎自己的名誉，他们只在乎自己的行为，他们以崇高的行为抵御诽谤的风暴。当诽谤的迷雾终于拨开之后，他们得到了更大的荣耀，而他们所倡议的理想也像被镇压下的气体，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诽谤的危机促成了波浪式的前进，其实文明的进步也是这样迂迴向前探进的。 以上这些言说跟商业社会的格调格格不入。商业的名誉跟真正的名誉是两回事，商业化的名誉是有重量的，也有刺人的绫角，并且带着金钱的味道。一个人在世俗的规范裡花了功夫，付出了金钱的代价，耍了手段，终于争取到一个朝思暮想的地位。那就是一个特别的称呼，一个换成肯定的衔头，一个使他的言说受到尊敬的领导者，便是“名誉”的全部内容。这又是演说开场白别人不能漏掉的称呼，名片上叫人恍然大悟的职位。这种名誉也可以搬上法庭，并要求一个永远不会公正的“公正的判决。” 100多年前甘地受一间公司聘请，到南非为这间公司打官司。他轻易打赢了那场官司，因为对方是一个并不富有的人。他发现对方没有能力偿还罚款，便向他的当事人请准，让对方以一个他可以负担得起的分期付款来付还。 后来甘地看到亚裔人在南非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他留下来，继续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平等。他一开始所表现的这种人道主义的作风，在今天事事讲究法律原则的社会，和司法界，已不存一丝痕迹。 我们对名誉损失的处理缺乏怜悯和同情。判决应该根据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来考虑，不能漠视他的经济来源和生活需要，以免过度的惩罚造成败诉的一方一无所有，倾家荡产，从而影响他身边无辜的依赖者。过高的罚款已失去了惩罚的意义，而是彻底摧毁一个人，也可能摧毁他身边的人。胜方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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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侧写

换了一个政府，做官的做了官，在野的在野，庆功宴吃过了，人民担心的事情仍旧令人担心。譬如，盗贼横行的烦恼，少女离家的困惑，摇头丸的荼毒人心，新新人类的无道德即是道德的怪论，还是一样，腐蚀着生活的素质。 在政治人物眼裡，偷抢之类的新闻属于“小儿科”新闻，他们的报告为了精简的要求，只有一批数字和资料。只要这些数据看了不会叫人惊心动魄，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坐在部门的高背椅子上。 我住的地方有4间霸级市场，有5、6个出口道路，全马各地都有人涌来这裡住。居住环境好的不得了，只有一样不好，就是太多偷抢甚至命案。过去住在乡下一整年可能没见一次的偷抢事件，这儿天天发生。这是社会进步的另一个明証。 昨天午夜3时半，一辆汽车停在我的邻居的大门前，引擎开动着。车子裡鑽出2个人，用把大剪刀剪铁门旁的铁丝网。主人那晚失眠，听到滴滴的声音，拉下窗口往外看，淡淡的月光下，看见两个黑影把篱笆剪了一半，那一惊非同小可，用尽全身的力量喊叫起来。那人跳进车子裡呼啸而去，左邻右舍也给吵醒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才知道每个人都有和盗偷打交流道的经验，被偷被抢的东西可真是林林总总，但是留下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防止盗贼不会回来。 这儿人口5万，有一个警亭，有2位警伯驻守。有些人被抢了打电话给警局，叫警伯来调查，却没有来。去报个案时要等好几个钟头，甚至一整天，于是人们对报案越来越“没有兴趣”，为了避免呕气乾脆不报。居民合力买了一辆灵鹿给警方巡逻之用，不知怎的没法交出去，最后把灵鹿卖了把钱分给捐助的人。 有些人出了远门回来，屋子被盗贼搬空，于是人们不敢出远门。有些出去吃晚餐半小时回来，名贵的东西都给人偷走，于是人们不敢出去吃晚餐。有人在抵达家门下车的时候，强盗上来抢了他们的车子，于是人们回到家开门时提心吊胆。又有车子放在门口前大路上，过了一夜就失踪了，只好把车子都驾进屋子范围内，但是庭院太小，不知道放谁的车子好.... 为什么许多身强体壮的人跑去做强盗宵小，难道没有工作可做吗？还是没有工作的自豪，当强盗比当平民更加了不起？ 正如政治人物所形容的那样，社会的确是稳定的、繁荣的、民主的、丰衣足食的，但是这些好处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和平安宁所带来的好 处多。只有住在盗贼区的人民了解和平的重要，从我们夜晚睡觉时，是否不必掩门，还是扣上重锁再加防盗铃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社会究毕有多少文明值得自诩。 （1999年12月16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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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铜像的故事

一：日治期间的黄羲初 张礼铭新书《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提到华裔先贤黄羲初于 1942 年，也就是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新山奉纳金会长”。证据是一张收藏在新加坡李光前图书馆的追讨奉纳金月息公函，上面印有“新山奉纳金会长黄羲初”字样。 另外一份文物，一张由“柔佛州华侨协会”发出，作为土地买卖或转让之用的“奉纳金缴清证明书”，盖章人为黄羲初，职位是“理事长”，日期为 1945 年 7 月 10 日。彼时日军尚未投降。 舒庆祥写道，早在几年前，新山文史界就已经看到黄羲初担任“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的文物。 然而，他却没有说明，何以没有将它公开。 最近，有位年轻学者，查阅了网上的新加坡出版、英文版的“昭南日报”，发现黄羲初的确曾经担任“柔佛华侨协会会长”之职。担任年份为 1943 年。 1942 及 1944 年，该职由黄树芳担任。 上述资料也是舒庆祥提供的，他也以此说明，他没有掩盖史实的企图。这一点无疑值得表扬。 这等于说，黄羲初在 1942 年、 1943 年和 1945 年都在“华侨协会”活跃，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月，还在为奉纳金辛勤劳作。 2009 年黄羲初之铜像和碑文竖起，文史界评述为一件好事。然而，知道“内情”的文史界，仍然没有揭露黄羲初的“底子”，也没有提出异议。直到今年张礼铭出版其文史研究，果敢将事情和盘托出，“文史界”才大事攻讦。这种失语现象，或出于民族自卑心理，不敢立刻说出真相的犹豫心态。 从这个心态延伸开去，文史界，尤其是舒庆祥先生，对“异见”也是一种本能的抗拒态度。他说，张对立像后面的一批人出言不逊，“指指骂骂”，叫人情何以堪？ 这些话语引起活跃社会工作者许炳正的不满，与舒庆祥展开一场论争。前媒体人黄建成也站在许炳正的一边。最近，为刘南辉写传记的彭汉方也认为，黄羲初是不是汉奸的问题，不是舒庆祥说了算。 宽中执行董事陈伟雄对张书的陈述和史料的呈现也是欣赏的态度，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补充的过程，并非一潭死水。交由宽柔中学出版之前他也做了审查，觉得并无不妥。 这本书对新山历史人物、风俗、会馆、港主制度、教育、马来皇室、学校、庙宇、人文都有叙述，日治时期为其中一部分。争议也大都源自于此。 论述黄羲初的一篇提到，黄在日军入侵之前半年，就已要求辞去筹账会总务的职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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