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阿苏

马共处理肃反事件的手法,跟毛泽东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和手段,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点也十分吻合,马共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肃反主要是由阿苏(小章)领导的北马局主导,其他北马局成员都必须附和及配合他的决定,否则就会被打为反党反革命,将不能认同与他的决定的老谢、阿仲、林锐等人排除在局外,这跟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启用四人帮和康生,有架空党内元老的态势是同一个概念的,虽然阿苏没有随同陈平在1967年会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发生时他已人在边区,然而意识形态的传播似乎没有受到距离和森林所阻隔,随同陈平会晤毛泽东,并聆听了这位领导人畅谈文化大革命的阿成,却不相信取得政权后继续造反,会带来好处。

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四人帮附和他搞文革,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他要依旧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的资产阶级分子抓出来,加以改造、革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他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唯有革除这批人才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这批人隐藏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于是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学生起来革命,将这些人揪出来。这是他的意图,还是为了国家的好。然而四人帮却是一批投机分子,文化大革命下的大乱局面使他们对权力蠢蠢欲动,而老战士和老干部看到这种情形,却是痛心疾首。

阿苏曾经是马共在中国的全权代表,他的性格和毛泽东的刚毅颇为相似,他进行肃反也是认为这样会对马共好,认为党内还有许多敌人的特务或思想倾向于敌人的人物,必须全部清理干净党才会壮大,才可以实现南下。他主持肃反并一意孤行进行到底,在中央机关和一区进行了几轮之后,将肃反扩大到八支和二区。这种在革命队伍里继续革命的思维,跟夺得了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维是同出一撤的。他们都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而堡垒最容易被人从内部攻破。

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倒退和动荡,然而对中共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反面教材。今天的中共也非常客观、正确地看待文化大革命,将文革的错误牢牢记在心上,避免了犯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文革和之前大跃进的试验,从侧面铸造了中国今天的繁华。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天天都在思考如何使这场运动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期间他做了许多政策性的指示,又根据情况对自己发出的指示作出了更改。他发现红卫兵容易出现失控的局面,于是发动工农群众取代红卫兵。他要军队保持稳定及支持左翼造反群众,然而发现军队却无法鉴定谁是真正的左翼,军队内部免不了意见不同而陷入混乱。这是一个大胆的史无前例的尝试,最终证明,社会经济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必须用它的科学方法来处理,阶级理论不可以用在处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上。

马共的肃反何尝不是一个试验?它从一个反面告诉我们,一个人有资产阶级思想不等于就是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不等于是反革命。革命不是要达到全体一致,平等也不是人人没有异议。在革命队伍内部继续搞革命,并不是革命事业,而是破坏革命的行为。至于说在今天稳定的社会内部继续搞革命,那就未免荒唐了。社会事务的处理,不可以采用革命手段,而是要以磋商维护团结为主,集思广益为辅,才是今天的共识。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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