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铜像的故事

一：日治期间的黄羲初

张礼铭新书《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提到华裔先贤黄羲初于1942年，也就是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新山奉纳金会长”。证据是一张收藏在新加坡李光前图书馆的追讨奉纳金月息公函，上面印有“新山奉纳金会长黄羲初”字样。

另外一份文物，一张由“柔佛州华侨协会”发出，作为土地买卖或转让之用的“奉纳金缴清证明书”，盖章人为黄羲初，职位是“理事长”，日期为1945年7月10日。彼时日军尚未投降。

舒庆祥写道，早在几年前，新山文史界就已经看到黄羲初担任“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的文物。

然而，他却没有说明，何以没有将它公开。

最近，有位年轻学者，查阅了网上的新加坡出版、英文版的“昭南日报”，发现黄羲初的确曾经担任“柔佛华侨协会会长”之职。担任年份为1943年。1942及1944年，该职由黄树芳担任。

上述资料也是舒庆祥提供的，他也以此说明，他没有掩盖史实的企图。这一点无疑值得表扬。

这等于说，黄羲初在1942年、1943年和1945年都在“华侨协会”活跃，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月，还在为奉纳金辛勤劳作。

2009年黄羲初之铜像和碑文竖起，文史界评述为一件好事。然而，知道“内情”的文史界，仍然没有揭露黄羲初的“底子”，也没有提出异议。直到今年张礼铭出版其文史研究，果敢将事情和盘托出，“文史界”才大事攻讦。这种失语现象，或出于民族自卑心理，不敢立刻说出真相的犹豫心态。

从这个心态延伸开去，文史界，尤其是舒庆祥先生，对“异见”也是一种本能的抗拒态度。他说，张对立像后面的一批人出言不逊，“指指骂骂”，叫人情何以堪？

这些话语引起活跃社会工作者许炳正的不满，与舒庆祥展开一场论争。前媒体人黄建成也站在许炳正的一边。最近，为刘南辉写传记的彭汉方也认为，黄羲初是不是汉奸的问题，不是舒庆祥说了算。

宽中执行董事陈伟雄对张书的陈述和史料的呈现也是欣赏的态度，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补充的过程，并非一潭死水。交由宽柔中学出版之前他也做了审查，觉得并无不妥。

这本书对新山历史人物、风俗、会馆、港主制度、教育、马来皇室、学校、庙宇、人文都有叙述，日治时期为其中一部分。争议也大都源自于此。

论述黄羲初的一篇提到，黄在日军入侵之前半年，就已要求辞去筹账会总务的职位，所给的理由的生病。筹账会没有批准他的请辞，只给他两个月休养。沦陷后，不知何故，黄竟挑起了傀儡组织“华侨协会”这个有刺的担子。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文史界迄今未能予以详说。

二：黄羲初与林文庆

相比之下，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担任日寇伪职的过程就有迹可寻。

根据李业霖主编，华社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的记录，林文庆及其家属在阿拉伯街集中地点受检证时被日本宪兵认出。“初时不肯接受日本提出请其出面领导华侨之议，宪兵迁怒于林博士夫人，使伊在烈日下跪伏历四小时之久，还施以其他羞辱。最后，经蓧崎之劝服，林博士始接纳之，与林夫人同被释返家，但有日宪特务一人常驻其家以监视其行动。日军首领令林博士到处找寻华侨领袖以组成一个委会。经数日奔走之劳，乃觅到医生二人，律师一人，欧人商行买办二人，另商家数人，然而前此不断在社会上发言之华侨领袖已不复闻其声色矣。

“迨至2月27日，忽乃召请林文庆博士前往吾庐俱乐部，参加与多名之前华侨筹账会之人员集会。筹账总会署理主席李俊承在场，穿佛袍，手持佛珠。南侨总会署理主席陈延谦亦在其处，但见其震惊异常，汗流浃背。其他人员则有李伟南，杨缵文，与衣服整齐之黄兆珪及邵仁枚、邵逸夫兄弟，盖披等适从拘禁所出来而应台人黄堆金之召前来开会也。黄氏穿日本军服，配短枪，乃华侨协会之独裁者。”

“华侨协会”后来为蝗军筹足5千万元叻币，并把这笔所谓华侨的“捐献”交到山下奉文手里。

舒庆祥拿林文庆和黄羲初作比较，为黄羲初立像辩护。他这样写道：

“出任华侨协会会长就是汉奸吗？且看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昭南华侨协会’会长林文庆，在中国厦门大学如何受到公平的礼遇。

“林文庆是该校第一任校长，一座怀念与追念他的‘文庆亭’，一直矗立在该校校园内。如果他是‘汉奸’，在今天的中国能享有此殊荣吗？为什么没有人骂中国政府与厦大为林文庆立像是‘错置林文庆的历史定位’？

“现今，至少应给黄羲初一个公平的历史定位，也应还推动立像的人一个公道。”

我上网搜寻，没有看到关于黄羲初的文章，而关于林文庆的书写却有很多，而且几乎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他的担任伪职，多数表示同情。而且也表明，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

林文庆的人生非常丰富、多姿多彩。他跟鲁迅、康有为、孙中山、黄遵宪、陈嘉庚、林语堂和许多当时的名人都有各种联系。他的原配黄端琼是黄乃裳的女儿。他曾建议陈齐贤在马来亚栽种树胶。陈齐贤乃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位树胶种植人。后来，陈嘉庚跟进，成为巨富。马来亚也成为树胶王国。

林曾经代表清廷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林出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兼个人保健医生，并在孙的派遣下，与杨寿默赴南洋筹款。

1920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性喜和平热爱文化的林文庆成为第一任校长。在陈嘉庚破产的艰难时期，他亲自出动为厦大筹款。

林文庆的一生相当完美，他还无意间为中国培养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殷承宗。然而日军南侵，他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伪职，却使他一生英名付诸东流，也造成他被后世遗忘。

在担任“华侨协会”会长期间，林文庆曾利用他的身份掩护，解救不少爱国华侨。这一点尤其能看出他的人格。比如“南侨总会”负责人之一李振殿被日本宪兵逮捕，就是林文庆签具保证书才被释放的。

“华侨协会”秘书陈育嵩这样描述他所目睹的情形：“当李振殿被释放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着林文庆对他说：‘哪！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

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宪兵逮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二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林文庆的谴责。

战后，林文庆已76岁，不问世事，饮酒消愁，显然内心非常煎熬。

林文庆88岁去世前，将他居住了16年，坐落在鼓浪屿的别墅和51亩私人土地的五分之三捐给厦大。他的葬礼非常隆重，万人空巷。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伟人。

2005年，厦门大学为林文庆塑了像，修建“文庆亭”，让人记得他。亭上写着两行诗：“禾山巍巍怀师德，鹭水泱泱见道心。”

对于厦大给林文庆立亭，我想许多人是会认同的。这个亭述说着林文庆一生的功绩，叙说着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残酷的印记。他二战前72年的行径，显得高尚、正确，为一般人所难于企及。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巨大的文化道德的活力。

正是这样的人格魅力使人在战争结束后60年，无法抗拒为他的怀念，而有这个亭的设立。这个纪念物，不会使人觉得它宣扬“汉奸文化”，反而让人看到战争的丑恶。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也没有达到烈士那种“引刀成一快，不惜少年头”（注1）的决心，这不敢以生命维护气节的胆怯，埋下了被日本人推入深渊的伏笔。

至于黄羲初是否也有像林文庆那样的高尚道德，我们希望他有，可我们至今没有读到。网上也没有关于他的叙述。如果有，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就应该赶快把它写出来，给浮躁的人心一个安慰，而不是花时间在笔战上面。

三：黄羲初立像的经过。

舒庆祥对于张书所写的史实基本上没有异议，惟对黄羲初部分，却指张在用词遣句间对黄羲初立像的人不敬。他甚至用了“指指骂骂”这个辞令。

那么，谁是“推动黄羲初立像的人”？

根据舒庆祥的记叙，为黄羲初立像的念头最早发端于2002年4月28日，宽中董事长丹斯里郭鹤尧、副董事长陈燕鸣、校长张拔川、宽柔五校董事长曾振强和新山县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黄剑锋5人，聚会于直律街郭兄弟有限公司，达致共识，要在宽中校园建一座“黄羲初像”。

张拔川向报界讲述立像或立亭的缘由时，简单的说，黄羲初为宽中付出不少心血，其处理校务的眼光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造就了今日的宽中。所以有为他立像或立亭的意愿。

舒庆祥写道：“由于校园内没有矗立铜像的适合地点，因此改为建纪念亭，地点预定在庄新培图书馆附近，耗资数万元。”

这个建亭计划也没有实现，后来改为在宽柔一小立黄羲初半身铜像，另具一面碑文，于2009年完成。

舒庆祥所说的为黄老立像的人，应该就是指这几位在新山华社享有名望的人物吧？然而似乎也未必，因为至今他们都没有表态。也没有看见他们对张书表示不满。光有文史工作者舒庆祥发出不同的声音。

至于他们根据什么原则为黄羲初立像？宽柔董事部那么多人才，为什么只选黄羲初一人？有没有考虑其他人选？如有，有无合理的筛选过程？与会者有没有考虑黄羲初日治时期的角色？如果按照原先计划，立于新山宽中校园，等于跟孔子“同台”，（因孔子像也立于彼），黄老是否有这样的底气？

对于这些可能的问题，始终没有看到答案。遴选的客观性未免令人怀疑。

选择铜像人物其实也可以采取更“开明”的管道。譬如，给宽柔师生、民众参与。可以在学校举行投票，由“选民”推荐历史人物，列出一份候选人名单。推荐者可发表谈话，陈述候选人的功绩，争取选票。这样，即可促进学习，也可实践实地“民主”课，尚可避免铜像将来被人诟病。

四：表述之争

一尊铜像立于公共场所，人人都可对它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尊敬他人的发言权，虽然不一定同意他的看法。

然而这次论争却似乎变质为一场“表述”之争，大大削弱了磋商的意义。

历史学者在收集、解析史料之余，当然可以对人物事物发表意见。张礼铭对黄羲初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新山华社一些领袖及在教育界服务的朋友可能受到一些缺乏考究及不客观的地方史之误导，错置黄羲初的历史地位，于2009年在宽柔一小为这位先辈立碑塑像， 让天真无邪的小同学们向黄羲初的塑像鞠躬敬礼，颠倒是非黑白，叫新山人如何教育子孙后代。”

还有一段：“斗转星移，一些本地写作者不停的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之下，其中一位前华侨协会的领导人竟被‘捧’为新山华社的‘一代伟人’和不可多得的‘族魂’，并在学校礼堂为他立碑塑像，让天真无邪的小学生鞠躬敬礼，这种是非黑白忠奸不分的举动，未免对不起日据时代的先烈及严重伤害新山华社的尊严。”

舒庆祥对此大表不满，说，1955年陈宝锦写的《黄羲初传》、吴华著述、舒庆祥提供照片的《黄羲初事迹》（2005年出版），数篇学者、文史工作者论述的黄羲初生平、新山广肇会馆出版的6本特刊以及在2010年10月开幕的广肇文物馆，铜像揭幕礼上诸君的讲话，都没有给黄羲初戴上“新山华社一代伟人”和不可多得的“族魂”的名堂。

他说，铜像立后，有谁安排小学生在铜像前鞠躬敬礼吗？请列举。不然，就是“欲加人以罪，何患无词”？

以我个人之见，张礼铭这段叙述表达的是他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对于华社不考虑历史因素，表扬可能的“汉奸思想”感到义愤，有一股寻求纠正的渴望。

至于“一代伟人”和“族魂”虽然没有人宣之于口，但是立碑所散发的讯息，何尝不是塑造这位先贤高大的形象？

既然没有人形容黄老为“一代伟人”、“族魂”，那么，这纯碎是张的解读，也就没有针对对象，舒又何须对号入座？

我们对公园里的一个设施有意见，对它进行批评，是不是等于辱骂了地方政府？我们对政府政策提出异议，是不是等于污损了国家领导人？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2013年，曾振强曾说，黄羲初可以媲美林连玉。这也是他个人的表述，我们无需对它口诛笔伐。

至于说安排学生对铜像敬礼，可能校方没有这样做，张礼铭应该也没有看到。然而，一尊人像立于礼堂，必然使人肃然起敬。至于有学生向他敬礼，也是预料中事。校方难道要横加阻挠？拿什么理由去阻挠？

表述之争，已乖离“有一份史实说一分话”的原则，背离了寻求真相的磋商精神，难免蜕变为人身攻击。如不克制有可能演变为派系斗争。

这是何以我们在这里把话说个清清楚楚，但愿能铲除积累的偏见。

五：黄羲初的功绩。

黄羲初做了哪些好事，叫华社替他立碑塑像？我在脸书提出这样的问题，舒庆祥就笑我无知。不但无知，还不肯翻查资料。

其实，何止我对此一无所知？新山华社有几个人听过他的名字？听过他名字的又有几个人说得出他的功绩？

华社于11年前为黄羲初立像的当儿，就应该印发一本黄羲初的介绍手册，给大家好好说明一下，这是一位怎样了不起的人物。

何况，我们这里不乏文史工作者。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勤劳。

根据舒庆祥发来的资料，黄羲初有以下的功绩：

1963年出版的《宽柔五十周年特刊》刊出一张照片，上面有4位“本校创办人”，分别为黄羲初、郑亚吉、骆雨生和陈迎祥。舒注释道：“宽柔于1913年创校的4为创办人，刊登在书中，他们的肖像高挂在宽柔文物馆内。”

黄于1947任宽柔学校董事、1948年任副董事长、1950年任副董事长、1951年任副监学，1954年任宽柔中小学校建校委员会主任，1955年直1959年任建委会副主任，1960至1962年新届理事会，他担任副主任。他于1961年去世。

黄羲初于1946年，日军投降后，出任殉难公墓建碑委员会总务，收集各地遇难同胞遗骸，集葬于一处。

黄羲初为广帮人士，曾经担任广肇会馆会长。

日本人投降后，林文庆羞于见人，闭门不出。黄羲初却在1946年就“复出”，对日战期间所作所为只字不提。（至今没有读到。）

黄羲初被誉为宽柔创办人，其实，在1913年之前，宽柔学校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是私立学校。到了1913年，才改为“公立”。黄羲初等是宽柔的“接办人”。

许武荣督学在《马来亚侨印象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讲到早期新山的华文教育状况：

“（新山）教育方面极为发达，该地宽柔学校，以前为潮人私立之学校，及后归为公立，学子及董事部职员皆为潮人占极多数云。”

1954年，新山宽柔中小学校筹款建校委员会发布一篇筹款启事，内有“本校创办以来，近五十载…”之说，显示宽柔学校在1900年间就已存在。根据《新加坡及海峡殖民地索引》，新山于1892年、1896年、1901年都有华校校长的记录，校长为Tan Nguan Ngee。进一步证明了这间华小可能就是宽柔学校，它早在黄羲初等接手之前就已存在。

至于说，一个人长期担任一个职位，如黄羲初长期担任宽柔董事部职位，是否就等于功绩彪炳呢？这也是有争议的，有人把职位当着一个服务社会的工具，也有人把职位看作为升官发财的管道。所谓“霸着茅坑不拉屎”，何尝不是华团的一个普遍现象？

至于黄老在收集殉难先烈骨骸方面的功绩，我们不愿抹杀。然而，根据张礼铭披露，有一批死在监牢里的英烈的遗骸，大约一千人，本来要移来公墓集葬的，最后却没有实现，不知何故。

六：告华侨同胞书

舒庆祥列出一份《告华侨书》，说是“新山市人民委员会”發表的，讲述战后宽柔学校由抗日军控制，经过谈判移交给“原宽柔董事会”的过程。

并说，在这篇文告中，黄羲初出现在1947年董事会名单里，证明黄羲初人在新山，而且担任宽柔董事职位。

他打出这样的题目：“为什么抗日军没有对付黄羲初？”

他说：“我不是要为黄羲初日治时期出任华侨协会三个高职辩护或漂白，抗日军当时没有对对付他，這是史实，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明回答。下为《告华侨书》全文：

《告华侨同胞书》                                                

1945年8 日15日日本投降，马来亚历史重新掀开新的一页，在英军还未重返之前两个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导的“新山市人民委员会”掌管了新山市人民的一切生活，宽柔学校就在他们的安排下重新开课。高峰时学生总数达400人，校长为杜边。于是宽柔学校出现新旧两个董事会。由于双方缺乏沟通，导致产生误会，终发生争执。这里转载了“新山市人民委员会文化部”就整顿宽柔学校事务发表的《告华侨同胞书》。书中揭示了新旧两个董事会纷争的缘由。英军政府成立后，形式改变。至1945年11月，宽柔学校旧董事会就宽柔主权归属问题与抗日军谈判。第一次会商，在新山琼州会馆举行，郭鹤尧是宽柔谈判代表之一，结果谈判失败。第二次谈判在新加坡举行，史联对单独赴会，谈判终于成功。抗日军交出产业，战后宽柔新一届董事会于1947年正式产生，王秀岩石出任校长。董事会名表如下：董事长：黄树芬、副董事长：史联对、总务：陈炳坤、副总务：邬有祥、财政：苏炳衡、副财政：赵孟华、中文书：谢楚秉、英文书：叶金福、监学：叶泉、副监学：徐文治、交际：黄庆云、副交际：刘伟民、建设：阮祯和、副建设：张福寿、董事：黄振杰、郭钦鉴．黄羲初、林照轩、郑两叙、蔡汉初、陈德强、徐荣达、符气安、何子裘、宋子廉、陈德耀、陈炳凯、黃长明。 ”

这篇所谓文告，没有日期，没有签发人，突然结束，没有“团结敬礼“，显然是假的。

另外，舒庆祥随帖附上一张截图，下面注明：“另一篇是新山人民委员会发表的文告，供参考。”

这份“供参考”的截图才是真正的抗日军文告，第一行就点出了：“新山人民委员会文化部为整顿宽柔学校告华侨同胞书”，结尾部分写的是：“民族团结敬礼，1945年12月14日，新山人民委员会文化部发”。

文史工作者何苦拿一篇假的文告混淆视听？我也真的想不明白。

文告内容模糊，我无法读出全文。根据张礼铭的说法，在这篇真的抗日军文告没有提到黄羲初。至于黄羲初那时在哪里？历史学者似乎都没有查出。

七：为什么今天还要谈“汉奸”？

关于黄羲初铜像的争议，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似乎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最近，网红公知高晓松在做直播时遇到网友抛出尖锐的问题，导致他中途“翻车”，直接关掉直播走人。从司马南的频道我们发现，原来高晓松说过许多污辱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譬如说共军是土匪，又说八国联军没有美国人、美国人也不曾杀害中国人之类。在历史叙述方面，高晓松故意掩盖事实。譬如谈到庚子赔款时，说美国人拿庚子赔款的钱给中国兴建清华大学，仿佛美国人对中国非常慈悲。实际上，美国人只是拿庚子赔款的利息出来办清华，目的是要培养一批亲美的知识分子。

湖北大学文学院的梁燕评教授最近被停了职，受到纪律处分。这位梁教授是另一个不断拉黑中国的公知，被网友形容为“蟑螂”。譬如，她在网上写道：“如果真爱你的女人和孩子，就让他们出生在美国或大陆之外的任何地方。”她的学生这样形容她：“她上课开口日本，闭口日本，对国家冷嘲热讽，侮辱谩骂，甚至经常在班级的QQ群影响同学，公开支持方方。”

“汉奸”文化滥觞，黄羲初立碑事件也跟这个有关。

只有侵略者才需要代理人。讲求和平共荣的民族是无需代理人的。“倭寇”是侵略者、英国殖民地主义者是侵略者，“美帝国主义者”是侵略者，他们都有代理人。日本人有走狗、英国人调教出来的“精英”、美国人唆使的曱甴，以前有，现在也不缺乏。

我们的先民不是侵略者，他们是“外来人”，但是是和平的参与者。他们跟这里的原居民不是对抗关系，是互补、合作关系。他们在这里劳动、耕作，累积了一些财富，丰富了社会的内涵。他们体现农民的淳朴性，乐于融入当地社会。

日寇不会自己劳动，也不打算从事生产。他们觊觎别人的财富。他们已被洗脑，说他们的岛什么也没有，但那片叫中国的土地什么都有。他们只需带着刀去抢就可以了，天皇允许他们这样做。

所以他们的侵略者，这一点必须重新确认。

这群蝗虫飞来这里，好比进入黄金之谷，见什么拿什么。最初是抢女人，后来抢物资。掠夺过后，继续寄生在人家的劳动上，将其吸盘紧紧的贴着受害者的血脉。于是找来一批“代理”，要这些跑腿替他们完成统治、代替他们杀人、奴化这些被统治的人民，帮忙榨取尚存于民间的民脂民膏，让他们买飞机大炮，以便继续蹂躏被压榨人民的们志气和战斗精神。

有人问，战争已经停息70年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对一尊铜像喋喋不休？

这就是我的答案。

注1：取自汪精卫写于狱中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惜少年头。”然而汪精卫终究没有活出这个精神，反而做了大汉奸。

（202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