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我心中的投影

我不是写历史的，我写散文、小说。《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小说合我胃口，本地历史却啃不下去。总觉得情节过于唐突、牵强，缺乏连贯性，没头没脑的冒出一些东西，又忽然不见。

譬如，备受表扬的“五帮精神”据说是新山的独特传统，说明先贤们老早就已摒弃帮派观念。然而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呢？总得吃过帮派分歧的苦，才终于醒悟吧？谁是主要的塑造者？谁又是曾经的破坏者？一条脉络始终缺席。起先有潮州人发展新山，并建立了义兴公司桥头堡，怎么忽然说停就停了？接下来广帮走上舞台，也没听说广纳各路豪杰共兴华社，怎么忽然就五帮共和了？

90年代末，我进了一家报社。那时，常常给一位同事打稿。他的稿还是手写，我们已经学会了大易。主任交代下来，谁的空谁就帮他打，大家也都主动不计较。这位同事的字却不好认，必须全神灌注才认得出。幸亏文都不长，然而对内容也就全无印象，只知道大抵在谈历史。

这是我对历史的初步印象，觉得不过是一批硬邦邦的资料。只因有人喜欢怀旧，就有人应运写出东西来。然后叫做历史。

后来，这位同事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著作，算是慰劳我们打稿的辛苦吧！然而，也只是收藏在书橱里，未曾细读。

尽管不喜欢历史，我们却不得不注视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事件，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我们怎样看前人，后人也那样看我们。一面照妖镜摆在那里，谁也躲不掉。

后来，苦闷之下，写了一篇散文，叫做《先贤的盗跖史观》，拿孔子被盗跖气走的故事影射我们的先贤。

孔子的朋友柳下季的弟弟盗跖（zhi）是个大盗，孔子叫柳下季劝他的弟弟改邪归正，柳下季说办不到，还劝孔子不要去找盗跖。孔子不听，自己去拜访盗跖。见到面时，盗跖和他的部属正在休息，一面切人肝当晚餐吃。孔子劝盗跖不成，反被盗跖抢白揶揄了一番，还说要把孔子切了来吃，吓得孔子脸青唇白，灰溜溜而逃。

孔子讲道理，盗跖讲歪理，都一样洋洋洒洒。有人追随孔子，似乎也有人追随盗跖。我们的所谓先贤，有的讲求礼义廉耻，然而，似乎有些信奉打家劫舍，后来却还是被誉为民族先贤。

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林则徐焚烧鸦片的当儿，我们的祖辈，尤其那些掌握大权的港主、甲必丹，戴着重重衔头的华裔领袖，却在南洋贩卖鸦片，全无林则徐的前瞻思想和人道精神。心怀壮志的南来青年，一批批沦为瘦骨如柴的鸦片仙，在幽暗的烟馆里吞云吐雾。当时的情况虽然清苦，但是开烟馆却是有利可图的生意，不怕没人光顾。在鸦片过了时的今天，一片18万人的摇头大地叫人心惊动魄，正是这个南洋特色挥发出来的效果。”

这是根据感觉写的一篇散文。先贤开烟馆、妓寮却是时有所闻，我也见过会馆里的鸦片仙。当时，社会风气败坏，跑马机摇头丸泛滥，而后面的一批老板不乏地方头目，思想境界跟先贤乃同出一撤，于是有感而发，那样论述。

我目的却是向历史学家投石问路：你们讲讲这些先贤发迹的经过吧，不要老是贴标签却没有按牌理出牌。会不会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赚了盆满钵满之后，漂白了，就成为先贤？

文章发上去不久，有位资深的人物前来跟我说：“你那篇历史稿件我们看了，哪里可以这样写的！这种东西不可以乱乱写，等下苏丹把你撵出境！”

没头没尾的撤下这几句就走了，叫人丈八金刚。苏丹的部分没有把我吓着，然而我想，稿子应该是不会用了，他们一定跟编辑部商量过了，不登这种有争议性的稿。为了对得起自己，为了稿费，我换个笔名把它发给了另一家报馆。

不料，过了几天，南洋商报的《言论版》和星洲日报的《言路版》，同一天把它刊了出来。《言路版》把标题改为《某些所谓“先贤”不值得褒扬》，《言论版》保留原创，内容都没有更动。那是2000年9月6日，距今已有20年。

这就犯了一稿两投的大忌，结果是我受到了处分：两边都没有给我稿费。

今天讲这个故事，附上剪报，确定其真实不讹。也为了照会报馆，一稿两投后面的故事，你们一定万万没有想到。

那一篇之后没有第二篇，我的课题转向于环保、野人、废置广场和新村。历史的领域留给了别人。自有专人承办，虽然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他们也似乎不在乎知音的稀少。

至于华族历史怎么竟成了敏感地带，我可是摸不着头脑。

又过了5年，新山地方法庭翻译官张礼铭先生渐渐的跟我要好起来。法庭新闻抄完，谈的都是历史和文学。原来他看见新山历史遗缺斑斑，有纠正的热诚，正在收集史料，计划出书立说。书写遇到了难题，找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曾经跟摄影记者戴敏非去他的家，拍摄他所收集的日战时期文物，写了一个极获好评的日战系列。然而，那只是在历史的边缘踩一脚，没有踏进去的意思。

他跟我有些相似，然而他更进一步。我只是写文章刺激他们，张礼铭却是亲自前往查询档案，又完全置身“体制”之外。这点尤其难能可贵。其爆炸力今天也获得了证实，的确非同小可。

直到最近，许炳正找我，才知道张礼铭的书出版了，并且引起了轰动，三两下就被抢购一空。从跟他的谈话中，我大抵捉到了引起轰动的原因：他怀疑历史被人篡改，在书中隐隐约约透露篡改的痕迹。他也指出，某些主导社会的认知跟历史事实有出入。他颠覆了新山人对历史的认知。

我可以感觉出来，他面对的压力非同小可。

颠覆是什么意思？或许有人这样问。

假设新山华社是一个人，那么，近代史就是他曾经的遭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用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取决于他如何解读过去的遭遇。

但是，如果这个旧经验被扭曲了，改写了，明明曾经奋斗过的，却说成坐以待毙；明明一大群人英勇抗敌，却表扬妥协分子；明明社会对通敌分子恨之入骨，今天我们却宣扬投降主义，会是怎样的呢？

这等于叫人忘记传统美德、唆使趋炎附势、宁做奴才，不做忠臣。社会假如没有能力给历史人物正确的定位，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是非不分，善恶混淆，内斗加剧，内耗加深。一旦如此形成，如何能够给现在的人正确的评价？

张礼铭的书使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因为它让我看到了民族的自卑心理，其实出自于历史的偏差。

黄羲初是不是汉奸？有没有必要给他立雕像？这个疑问，跟我20年前那个质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含糊的背景下发生了这场论争，我觉得有其正面的作用。黄羲初为日本人办事的证据，是不是早就已经在哪里，却故意被掩盖？还是之前不为人所知，最近才被揭露？最近揭露了，为什么还是不能摆正过来呢？

这些问题，引发了争议。我也写了一篇散文《谈今天我们应该给谁立雕像？》（可参考脸书）谈到一个烈士的被杀经过。有人写历史报告，有人写历史散文，不正是“吾道不孤”吗？然而，还是再度被评击，有人说我“胆大包天，捏造故事。”

写散文是可以想象的，有些历史学者不了解，以为写散文也要像写历史报告那样一板一眼，才有那个失准的问题。

那时，我还没有读到陈合吉遇难的历史报告，想象了一种情况，说明烈士不愿意杀害自己人。他是可以选择当汉奸换取饶命的，但是他的气节不允许他这样做。这是为了民族的威望，为了在气魄上将敌人镇住。然而我们却怎么好像没有了感觉？

相比之下，黄羲初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态度就差远了。

我担心被人误读，特别在文中说明“不妨想象一下，”末了，还说：“这样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在张开川和其他烈士身上。”

后来查看了陈化治写的《陈合吉先生殉难的始末》，陈的确有上述的英烈的一面。其中一个情节，日寇把陈领到一支重型机关枪前面，这管枪对着一群被扣押的华裔同胞。日寇要陈开火，把这批人杀了。陈拒绝，推说不会开枪。日寇说：“那你是不是要赦免他们？”陈说：“是的。”倭寇于是把这批人放了，并告诉他们：“是陈合吉赦免你们的，以后要服从陈合吉的领导。”已露出收买的端倪。但是到了最后，陈还是选择了牺牲。这是他的高尚的一面，是我们今天应该表扬的德行。

菲律宾人民不会忘记黎刹烈士，而且给他立了雕像。中国人民不能忘记“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个“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后路”的信仰。正是这种精神打造了今天的华为、北斗、量子通讯等等令敌人胆寒的成就和一个强大的祖国。

巴哈伊信仰一百多年前在伊朗成立的时候，教士采取灭绝整个群体的策略，企图扑灭这个新宗教革新运动的火苗。结果造成了大约3万名教徒殉道。他们的殉道也跟我们这里的烈士一样，只要你放弃信仰，就把命和财产全部给回你。然而，这些杰出的波斯人，却是那么的倔强、坚定，百般折磨之下依旧笑对屠刀。他们的故事被历史学者忠实地记了下来，收集在《释放太阳》这本书里。

这本书后来译成英文、中文等多种语文，鼓舞了全世界的巴哈伊。今天，巴哈伊信仰发展迅速，散播之广，已超越伊斯兰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信众时时刻刻获得“殉道者”的伴随和鼓舞。可见历史一旦正面地投影在人们心中，有不可估量的力量。

美国白人统治者过去杀死大批印第安人，压榨黑人，把屠杀印第安人的将领杰弗逊奉为英雄，立像纪念。另一方面，把印第安人丑化为残忍、野蛮。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歪曲、含有恶意的历史观开始对美国造成深重的灾难。种族主义正在将美国一点一点的撕成碎片。一种天界的力量显露出来，人间无法抗拒。

至于说，这些六十多七十岁的“老家伙”还在争斗什么？年轻的读者或许有这样的疑问。我想给读者说个清楚，或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这并非一场意气之争，而是对历史态度的讨论，虽然难免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大家所期望的还是社会整体的好处，社会正义的维护。偏颇的社会风气导致烈士的真相被掩盖，损失的并不仅仅是烈士的遗属，社会正义也蒙受打压。

难得看到，一股寻求真相的热诚在网络的言论自由里冉冉升起，正值此时，新华社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胆批判国内的投降主义，继续扫除崇洋媚外的烟霾，跟我们这里的景观相互辉映，好不美丽！对我来说，这是20年前那篇文章的延续，不曾遗忘的初衷，并无否定文史工作者的意图。

（2020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