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故事

作者李开璇，摄于1972年末。

我读中学的时候，对农务渐感厌倦，不明白何以我的几个同学，当走进我家那又闷热又臭气熏天的鸡寮，会那么兴高彩烈。他们对那些单独监禁在笼子里的母鸡评头品足，比较谁的羽毛漂亮，谁的冠鲜艳，伸手去铁丝槽里捡它的蛋，见它颈项伸出来怕被啄着立刻抽手。旋即又发现，母鸡见头顶上影子晃动，雌性大发，唱着小调蹲下来等人抚摸，样子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来时，要是刚好碰到母亲清理铁丝网下的粪堆，铁铲嘶叫着把湿漉漉、飞满苍蝇的米田共一片片铲起，倒入铁桶内，满了挑到篱笆边的粪池倒掉，准会把隔夜饭也吐出来。

放学回家吃了饭，妈妈估计我们休息够了，便喊我们去鸡寮帮忙。鸡寮里有七八个大鸡笼，一上一下叠在一起，上下层各有两排，每排用铁丝网隔开成十来个小笼子。每个小笼子里养着一只母鸡，除了吃喝睡觉，它们的工作就是下蛋。蛋一下来就因铁丝网倾斜而滚到下面的凹槽里，我们巡视时将它捡起。这些，都是父亲花了心血，用木材和铁丝网敲打出来的。

父亲又取粗竹数根在竹节的地方锯开，居中破成两半，磨掉利角用铁线绑在鸡笼前，便是它们喝水的槽。我们将这些竹槽取下，拿到井边刷洗干净，再挂回原处，提桶清水，在炎热的午后，在母鸡群喧闹声中，用个铁罐在上面倒水。喂饲料的工作还没轮到我，是妈妈在做。木质的饲料槽挂在水槽上方，母鸡们从竹片的缝隙间伸出头来啄玉米谷料，又从另一个竹缝伸出头来静静的吸水。水混进了饲料容易发臭，换水的苦差就落在我和哥哥身上。那时候，我们还不晓得劳动是神圣的。

我六年级参加全甲华小华语科学数学比赛，得到星洲日报赠阅报纸半年；全甲国民型中学华文作文比赛每年举办一次，我参加了三次，得过奖，也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到他家住了几天，算是那些年的一点儿收获。

我在颁奖礼上可真是“晕头转向”，对周围的动态缺乏观察，当他忽然来到我面前，竟吓了一跳。虽然他表示出极大的善意，我这个没有出过家门的孩子，一时间却不知该如何应对。尽管晓得谈吐必须文雅，却屈于辞令大多数时候沉默寡言。我想我的态度是相当粗鲁的。

我跟着大家站起来并走去喝茶时，他跟我说：“你的作文写得真好，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我慌忙说：“好的。”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会面，我已记不清他的相貌，依稀觉得我们握了一下手。他比我高一个头，在他面前我像个弟弟。

回想起来，觉得此人确有他特殊的地方。那场面，许多文艺界闻人都出席了，谁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学生仔呢？不过写了篇作文，碰巧拿了个奖，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继续走这条路，他却偏偏选择跟这样一个人物结缘。我至今没有猜透他的用意，我想他的企图是无私的。

他说他叫“陈书洲”，住在马六甲。他又说他看了那些贴出来的作品，特别喜欢我写的那篇，虽然不是第一名，但内容很不一样。然后他说：“我要请你来我家住几天。” 

听了这句我觉得受宠若惊，意识到要被人好好招待了，可不知被人招待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没想到一篇作文会有这样的效果，除了答应，我已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说：“我不会去你的家。”

他说：“你一到马六甲就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

我忙说：“好的。”

我们交换了地址，他说：“我会写信给我，你等我的信。”

我又说：“好的。 ”

那年是1972年，我16岁，在野新综合中学念初中三。我们的华文班开在下午放学后，班上有十几个华校生。每周的作文练习我都准时提交，还不时投稿给《知识报》和《星洲日报》，渐渐发觉，那些鸡，那些鸭，那些狗，那些蝙蝠，还有雨夜、茅草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入文，无须按照那套死板的方法去构思，从老师常常都给我的作文打高分和写下好评这一点，我意识到他其实认同于我的写作策略，虽然从来没有在班上作公开的点评。

傅立明老师一个人挑起了教学和华文学会的全部工作，不多久就见他抱着一大叠纸张进来班上，每个人轮流上前领取一册。一看，原来都是同学们的作品，老师作了修改，抄在钢板上，印在白纸上，钉成十几二十页的小册子。老师的字体工整，一丝不苟，不见一个错字，不知要注入多少精神才能做到这点。想到这些，心里总是少不了一份温暖，觉得唯有在赛场上争取得奖，才不辜负老师的期待。

去了颁奖礼回来，就是年终长假了。过了假期我们都要转去另一间学校。我跟几位要好的同学们去了一趟相馆拍了照片，北风萧索季候更迭，更让人想放下枯燥的农务，换个焕发的心情。恰巧这时，陈书洲来了信，邀我去他家小住。邮差把这信送到村里村民常聚的一间咖啡店，被父亲在它的糕点玻璃橱窗上捡到，安全抵达目的地。陈书洲在信中说：“要来的话，先打个电话过来。”并附上他的电话号码。

我望着那个电话号码发呆，我们的村子——甘文路土地发展区——上百户人家，没有一户有电话，我也从来没用过这东西。别说电话，连自来水都是刚刚才装好。之前许多年，都是四、五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我家大路旁就有一个这种公共浴池，我们小孩子都是赤身露体在那边冲凉，大人裹着围巾也是将水当头淋下，妇女包着沙笼在那儿刷衣服，家里的水池通过塑胶管从那里获取供应。

父亲说：“你可以去经理的办公室，跟他借电话，别的人都是去那里打，他会借给你的。”

踌躇后我终于鼓足勇气，第一次踏入一间办公室——发展区经理的办公室。经理是个会讲马来话、身材魁伟的英国人。我用颤抖的英语跟他讨借电话，没料到他一话不说就把一台黑色的电话推到我面前。我并不知道要把听筒拿起来，等到出现了可打的讯号，才可以拨打，而是急急忙忙的拿出纸条，就按照上的号码摇起来。旁边一个书记见我那副狼狈相，将纸条接过去，三两下就接通了，又把听筒交给我。我又慌慌张张朝着听筒就喊“哈喽哈喽”。一阵空白后终于听到了陈书洲的声音，这才稍许冷静下来，把要讲的话念了一遍。经过一番急剧的心跳，终于吁出一口大气。那天，我完成了两个“第一次”。

《智慧语录》有句云：“一磅的勇气胜过一吨的运气。”我估计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顺利在马六甲巴士总站见了面，然后坐上一辆汽车直接到他的家。他的家是一间两层楼的店屋，坐落在马六甲市郊的马樟。上到楼来，踩在脚下的是一片堵红光溜溜的木质地板，光可

照人，纤尘不染。厅堂和走廊灯光柔和，各种艺术摆设古色古香，与我们熬热、零乱的锌片木板屋相比，真是精致太多太多了。要花多少的精神才可以把房子整理成这个样子呀！我想。

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带着几件衣服出门远行，并在一个新朋友的家里做客。也是第一次离开甘榜，转了一趟车来到马六甲市区，并走进一所富有气派的城市人的房子。

我已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那年代，除了农村的种种，我想，我还能够谈些什么呢？至于陈书洲，他的期许似乎都凝聚在这本书里。那是我在他家住了一天，也许两天之后，告别时刻，他说：“我送你一本书，作为纪念。”

他送的是文化图书公司印行的《诗词欣赏》，厚重的一本，记录的诗词真不知是我们华文课本里的多少倍，也不知还有多少首像《琵琶行》那样的诗在里头，够你欣赏一辈子的了！想到这些，心里充满了感激。这当儿，陈书洲已在内页写下了他的名字，日期注明为1973年1月1日，并把它放进我的衣袋里。

此后的51年里，它一直躺在我家的书橱内，只偶尔取出来翻阅和寻找，担心太多的接触使它已经发黄的纸页变得更加脆弱。那个钢笔书写的名字亦不曾从我的脑子里抹去。然而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互相联络，可能是因为我的离散，使联络变得十分困难。

唯有一个时期，我把它带在身边，在上班和下班的路上，找机会将它打开，以捕捉一两句优美的字句，并试图将它转移到我贫乏的脑子里，以这方法挤掉不断浮现的胡思乱想和十分扰人的浮靡意识。

总之，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早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遇到了这些良师益友，各以各的实际行动，予以我这许多难于磨灭的激励。

（202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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