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们今天应该给谁立雕像？

这篇文章讨论三件事：（1）黄羲初有通敌的嫌疑，（2）给烈士立碑，（3）烈士被出卖了三次。

李开璇随笔20200618

（一）

新山华社于2009年在新山宽柔一小立了一尊黄羲初先生的人头铜像，另置一篇碑文，表扬他对华文教育的伟大贡献。发言者说，黄羲初是宽柔学校的“保姆”，他坚决反对宽柔改制。因为他，马来西亚才有第一间华文独中。黄老可与林连玉媲美。

2013年，那年的“华教先贤日”庆典，先贤名单里有48人，却漏了黄羲初。新山广肇会馆会长曾振强先生，在黄羲初铜像前召开记者会，抨击主办当局遴选先贤“过于仓促”，“对写历史的人不尊敬”。

出席记者会的历史学者安焕然先生、吴华先生和舒庆祥先生也颇为愤概，促请主办当局明年一定要补上。

黄羲初是华教中流砥柱。华教风雨飘摇，需要更多中流砥柱，这点十分明确。然而，柔佛历史诸多空白，脉络不清，许多资料恐已被刻意销毁，真相莫白。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歌功颂德的台词，实无必要跟着继续念下去。

果不其然，最近一本新书披露了新的“出土文物”，其中就有昭和17年7月18日，日寇政府向一位侨民追讨奉纳金利息的公函，签发人为“新山区奉纳金会长黄羲初”。文物藏于新加坡李光前图书馆。

又有一张“柔佛州华侨协会”所发收据，为哥打丁宜侨民陈绿（译音）已缴清奉纳金的证书，签名人为“理事长”黄羲初，附上盖章。时为1945年7月10日，日本尚未投降。

“华侨协会”是日伪政府统治华侨的工具，由华社侨领负责运作，为伪政府鸠收臭名昭彰的奉纳金，推动奴化教育，给日寇征招劳动力，通风报讯帮助抓捕抗日分子，均为低劣之行径。

当然，也不能根据几张收据就判定黄羲初为民族奸佞，需要更多事实才能证明此说。我们目前只能说他有“通敌”之嫌。而他对民族自强、抗日斗争的早已心存厌弃，断定不是当时华社的保护者和领导者，则是顺理成章的推论。可以说他已无民族气节。

新书指的是《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作者张礼铭，为一位我行我素的文史独行侠，多年的法庭背景培养了他强烈的思辨能力。

他还述及，根据新山区筹账会会议记录，1941年6月，日本人尚未入侵之际，黄羲初曾致函该会，要求辞去所担任的总务职位，显示他曾经是这个账济抗日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然而，日军占据后，他不但不保持隐退，反而“重出江湖”，扛起倭寇组织的大旗，有投机倒把之嫌疑。

虽说黄羲初通敌的证据已“呼之欲出”，然而，吊诡的是，根据史料，“华侨协会”会长黄树芳战后逃之夭夭，理事长黄羲初却没有逃走，也没有被清算，亦无恳求谢罪，反而被赋予重任，收集散落各地的忠魂遗骸，集葬于一处。他也努力促成此事，这就是哥文茶路“新山华侨殉难公坟”，集葬了2千余具忠魂遗骸。

这，或许源自于当时华侨大多为农村劳动人民，生性淳朴、直率、敬畏权贵、不爱斗争，加上资讯或缺，黄树芳出逃，事情也就都说得通了。于是舒庆祥就有这样的疑问：“72年前的华社都接受了他，72年后的我们是否要开始拒绝他了？”

宽中执行董事陈伟雄形容张礼铭的笔“董狐不孤”，然而，他也没敢在黄羲初事件上“一锤定音”。

至于黄老为宽中第一任董事且为拒绝改制拍板定案人，我们便予以他华教至尊的地位，这却是肤浅的看法。因宽中乃集体领导，集思广益之后由一人定案，乃程序使然，无需执着于这话出自谁口，那句又是谁说的。成功是大家的功劳，失败集体承担，方为民主之道。

吹捧个人，歌功颂德之举，侧面反映华团的大家长思维，乃对权位的迷恋，所出判断必然缺乏说服力。在这关节眼上，不见黄老人格魅力，也未闻其对宽中发展大局运筹帷幄之智慧，雄才和伟略都不在席上。

即使这挑选至尊的方法可以成立，如今又有新的质疑。张礼铭举证说明，坚决反对改制者为黄庆云和李清来，不是黄老。黄老斯时已辞去宽中董事职，归隐狮城，并无参与决策。

舒庆祥却说，董事部有派人前往狮城会晤黄老，当时黄老坚决反对改制。

到了1958年，黄老又再出道，竞选并担任宽中董事，直到1961年与世长辞。到底是基于投机心理，还是为了力挽狂澜，今天看来，已是无关宏旨了。

我们无需拆除黄老铜像，除非有更多关于他的恶迹暴露。保留他对华教的贡献，可避免当下无谓的纷争。然而，从杀戮的边缘走过来的群体，焉能看不见血的教训？

（二）

最近，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的雕像人头落地，身体倒下，其“丰功伟绩”被划上问好。丘吉尔的石像也被人涂上“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字样，瞬间刷新人们对这位“伟人”的印象。沾满非洲人鲜血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被焚烧、涂鸦，蒙受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些，给了我们诸多启示。被立雕像的人，必须有普世的贡献，而不是只利惠一小撮人。以人类福祉为依归是首要的条件。活在法西斯年代却无反法西斯精神的黄羲初，姑且不提那些疑案，是否有资格登上这个荣誉？已昭然若揭。

“华教斗士”立像于校园，也有欠妥当。华教斗士为一个斗争形象。我们无需栽培斗士，只需教导道德行为，使了解是非正邪，自然就有打抱不平的美德。

华教问题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教育的政治化、扭曲化，种族政策下的产物，不宜把它变为一个教育项目。

而且，华教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在于民族之间的和平协商，互相尊重，配合国际形势促成人民民主。有这些素质的人，才给他立像。

孔子像立于新山宽中，看去就非常和谐。中国有些学校放葛洪和苏东坡雕像，鼓励学子读书问道，也很美好。而教育家陶行知的纪念馆立于安徽歙县，他的家乡，整间就是一个教育殿堂。

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造诣极高，但他是“汉奸”。书可以出版，文章却不许收入教科书，立像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中国对汉奸的态度，可为借鉴。

我们应给烈士立铜像，让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为那段黑暗的岁月写下民族整体的记忆，表达对侵略者的厌恶，以及对和平坚定不移的追求。

“殉难烈士纪念碑”不能取代烈士雕像。雕像是有个性有故事的一本书，牵动读者的心灵、良知。纪念碑却只是一段历史的标签，没有什么醍醐灌顶的东西。一年一度的公坟祭祀是遥远的怀念，如果旁边有个烈士铜像就相得益彰。

什么人最能代表华人的民族性？是谁最能揭露侵略者的龌龊和战争的腐败？是谁最能体现无私的爱国精神，在那国破家亡的时刻？是谁带给人间一线希望，当日军的铁蹄无情踩过？又是谁凝聚了民众的力量前仆后继迎向光明？

答案都指向同一个人：烈士。

他是民族的保姆、国家的守护，为他立碑雕像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其雕像傲视全球，跨越时空，与日月同辉。

他是一盏灯，在最黑暗的时刻，仍旧放射着和平的光芒。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何以新山有多达一万人死于刽子手的刀下？

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一批持刀的倭寇突然出现在筹账会副理陈合吉先生住家旁边，将屋子团团围住。几个刽子手走进屋内，把主人喊醒。陈见刽子手之中有他认识的人物，竟然是自己以前的同胞。此人游说陈加入“华侨协会”，共同为倭寇服务。陈对此早有预见，且已深思熟虑，做好了心理准备，断然拒绝之，呵责其为民族败类。这人见身份暴露，唯恐留下后患，惶恐不已，乃授意其主子诛陈全家。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就此展开。刽子手全身喋血，确保无一生还始离去。这样一口气就杀了19人，包括陈家佣人在内。

这样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在张开川和其他烈士身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高度，立马就可以给生命划下他所要的定位。一方面是为国为民的大无畏精神，另一方面是满足小我的苟且偷生。

屠刀一挥，成败乃判。一个普通侨民，不是飞升成为千古流芳的烈士，就是沉沦变成万世遗臭的汉奸。血的判断不容置疑，所以能震古烁今。

日军踏入，英军望风而逃那一刻，国家实际上已经沦陷、破灭。所有人都已沦为了亡国奴，被置于敌人的刀俎之上。

国家都把你抛弃了，你还痴痴地爱着他，愿意为他捐躯么？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何况，本可以选择当汉奸换取饶命的，却选择了不向恶势力低头，即使全家抄斩也在所不惜。这傲骨，这气节之高，即使文天祥史可法在场，也不遑多让。林连玉可要稍逊一筹。

至于把先烈遗体笼统葬于一墓，真是太辜负他们的牺牲、不解他们的思想了。在那看不见尽头的黑暗的隧道，他们依旧相信民族还有希望，相信“邪不胜正”必然到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信仰？多么坚定的意志？这个力量必须找出来，武装脆弱的民族。不应该让它埋没在一个2千具尸体的陵园底下。它应该是一副面向青天白日的俊美之躯。

有了国家而后才有教育，而后才有独中和华教，烈士的地位高于华教斗士，是不言而喻的。烈士属于国家，华教斗士只能归根于民族。

立一个栩栩如生的烈士像，为那“三年零八个月”考验的年代，写下我们对和平的诠释，对国家的期望，肯定有多层的意义。

（三）

烈士被欺骗、出卖了三次。

第一次，日本投降时，英军从空中扔下一份中文传单：《公告马来亚各民族》#1，向各界报告日本投降、大战结束的消息。预告英军“再过几天，就可以重归故土”，吁请人们“远离日军的集中地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还提到：“届时，所有日敌和在当地为虎作伥的汉奸，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如果目前和他们冲突，无异是招取自身和家属无谓的生命危险。历年来在马来亚继续英勇抗战的游击队，和领导他们的英国军官，已奉命留守他们的防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同年9月初英军重返马来亚#2，去来之间那段空白，给了汉奸走狗足够的出逃机会。

他们知道来日无多，深恐报复上门，乃疯狂销毁各地的档案文件，“华侨协会”会所和“慰安所”内的文件，均被毁尸灭迹，企图把那一段历史彻底切断。我们怀疑公立宽中的一次“焚书事件”#3，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他们的确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今天，无人可以凑出一张完整的“汉奸”名表，更休言他们做过的种种恶行。最多事之秋的那4年，竟然是“一纸难求”，接近彻底的空白。“华侨协会”领导为谁，成为史家争论的话题，迄今仍无定论。

英国人这样高调宣布胜利的消息，看来极具居心。即可制造“抗日战争乃受英国军官领导”的假象，以为接下来的继续殖民铺路，又可告诉汉奸们：“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根本没有站在华社立场做政策考量。

必然有一些传单落入汉奸手中，打草惊蛇了。而且，英国人不许民众私自责问、拘捕、伤害他们，给了汉奸从容逃跑的机会。汉奸不属于日军，而投降的也不是他们。他们不必被集合，是可以自由离开的。

三年零八个月你没发一言，日本投降后你才出来叫嚣。虚伪的嘴脸暴露无遗。

表面上非常美丽的一篇文告，骨子里却隐藏着恶毒的企图。难怪悲剧没有就此结束，刚刚躲开一枪，另一枪又马上刺到。

“汉奸”都走了，史料都没了，也就没有了“烈士”。因为没有情节的烈士是很难成立的。所有的死亡都可以归咎为“战乱”、“不幸事件“。

这样一来，人们就把烈士淡忘了，只剩下他们的图片和名字。他们的事迹和人格魅力，随着“崇拜者”的减少而日薄崦嵫。

没有“烈士”也就没有民族的象征，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亦丢失了个性。人们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个纪念碑。

人民抗日军跟日本人打了大大小小340多次战斗#4，击毙日军5500多人，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领导”抗日军的英军，却不曾老老实实地跟日本人打过一场仗。

然而，尽管取得巨大的优势，抗日军却自动放弃治理国家的权力，把鲜血换来的江山拱手让给了英国人。这又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也是对“烈士”最致命的一次出卖。

从中国的农村出来的憨直的移民，以及他们的第一、二代，不善于提防海盗的逻辑和狡猾，对虚假的所谓领导人缺乏戒心，觉得自己不擅长理国论政，就把国事统统交给了英国人，自己回去耕种。

一万名抗日军#5解甲归田，何其的壮观！殊不知恰恰中了敌人圈套，彻底辜负了“烈士们”还没冷却的鲜血。

我的父亲也是南来的农民，当我稍微懂事家里也比较安稳之际，他给我的劝告我至今不忘。他说，做人要像我们的手掌，正面是康庄大道，翻过来也是康庄大道。千万不要做领导人，因为枪打出头鸟，露头露脸的那个总是第一个中枪。”

现在想来，“枪打出头鸟”岂不是指筹账会的一批人吗？本来出来领导的，却当了烈士。

人们对烈士的看法变成负面了，这是因为时过境迁，烈士始终没有得到平反所致。

尽管仍是“侨民“身份，烈士们却都把这里当他们永久的家园，以自己的生命捍卫她的主权完整，然而独立后，他们的儿女、子孙却被打成“外来者”，只能享受打折扣的公民权利。

即便是教科书，都在一点一滴消耗他们的精神。以前的小学历史课本还有记载说明林谋盛烈士，后来就不再提了。中学历史是怎样写的我不甚了解，只知日战的一章轻描淡写，绝计不如巫统马华的显著。网友对此可有意见？请在下方留言，俾作本文之补充。

现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当年谁在抗战，只知美国轰炸了珍珠港，后来日本就投降了。“那个以前的悲剧，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这样说。

烈士事迹被故意遗漏，历史被人为撕裂，精神纽带被悍然斩断，历史于是变成了一堆枯燥无味的资讯。

这是烈士的第三次被玩弄、出卖、欺骗。操刀的是化妆为领袖的种族主义者。这些人知道，只要将烈士的灵魂淡化、平凡化，就能将一个民族排挤到被遗忘、被淡化的边缘，实现他们的掠夺。

他们始终没有察觉，烈士是属于马来西亚各民族的。把烈士种族主义化，只能显示他们的无知。终有一天要被人民唾弃。

如果你对烈士还存有疑问：“他既然那么举足轻重，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少听到他们的故事？“这就是答案了。

历史糊糊涂涂的走过来，敏感的人们都有一个感觉：国家歪了，仿佛什么东西没有被摆正过来。这个东西就是烈士和他们的事业没有得到公正的看待。我们相信事实乃是如此。这是何以我们做了一个建议，立一个清高的雕像，献给那浮躁的社会。

#1：《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

#2：廖小健：《英国殖民政策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3：同#1

#4：同#2

#5：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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