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巴哈伊信仰

蔡德贵

蔡德贵（右）与老师季羡林病房谈笑。（网络图片）

[编按：蔡德貴教授這篇文章，提到幾位主要的早期中國巴哈伊，包括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顏雅清、 廖崇真，描述瑪莎露特在中國傳教的情形。胡適是在留學美國時接觸巴哈伊信仰，他的大同觀念或與巴哈伊教有關。魯迅則是瑪莎露特在中國世界語學校的同學。在廖崇真的安排下，瑪莎露特會唔孫中山。作者也收集了中國文化界和政治界名人對巴哈伊的評述和感想，包括汪真祺、卓新平、陳麟書、吳云貴、朱景和、叶小文、丁光訓、周加才等，許多掌故首次公開，內容豐富，十分珍貴。]

 

一、巴哈伊信仰“与中国之所需密切相关”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题目有点拉郎配，牵强附会，怎么居然把新文化运动和巴哈伊教扯在一起了？这话就得说得远一点。

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中国正在崛起，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已经强盛起来并走向富裕。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一百年以前我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我想有几种典型的观点：一种是东亚病夫，19世纪末，在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到达极点的时候，西方列强一边倒地把中国说成“东亚病夫”。当时，世界范围里有两个病夫，一个是东亚病夫，那时是对我们中国普遍性的世界称呼，另外一个是西亚病夫，指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拿破仑三世，跟他的一个门卫，说了他在睡梦中梦到的几句话：中国是一头睡狮，现在还在睡着，这头睡狮，将来会醒，但是，请求上帝千万不要让它醒，这是拿破仑三世当时对中国的一个认识，后来的睡狮论，就是从那儿来的。

那么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有数千年文明的、曾经在世界居前列的中国还有没有希望重新崛起？我注意到两个人，对中国有信心并且发表公开言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思想家梁启超，另外一位就是巴哈伊教的第三号人物阿博都巴哈。而且这两个人还说了同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中国是未来的国家。巴哈伊信仰的第三个人物，阿博都巴哈，在19世纪末就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让我们今天听来都为之一震的话。他说：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导到中国。那位圣洁崇高教导中国人的教师在哪里？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真理也最为诚挚。教导中国人的巴哈伊教师一定要先具有中国人的精神，了解中国人的经书，学习中国人的习俗，以中国人的辞汇和他们交谈。这些教师要以中国人的灵性福祉为念，而不得有任何私心。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许多人，可以教育培养崇高的人士，他们将成为人类世界中的明亮灯烛。诚然，我说，中国人能免于任何狡诈伪善，为崇高的理想奋斗。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将亲自到中国去。中国是未来的国家，我希望适当的教师能受鼓舞而到那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的基础，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

中国是未来的国家，中国人最有潜力，这样的一句话第一次竟是从诞生于伊朗的一个新信仰的领导人口里说出来的，而且现在居然应验了。稍晚一点，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就是梁启超先生，他在1900年竟然说了和阿博都巴哈完全相同的一句话：中国是未来的国家。他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少年中国说》里提到了这句话，说“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一百年后中国的崛起，证明了中国是未来的国家。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下，为什么阿博都巴哈作为巴哈伊信仰的核心人物之一，居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应该有其深刻的思考。那么我个人认为，他思考的起点就是：巴哈伊的和谐理念和中国的和谐思想完全一致。

在座的朋友可能有些人对巴哈伊不是很了解，那么我用几句话简单地将巴哈伊的核心精神解释一下。我曾经跟朋友讲，什么是巴哈伊，巴哈伊无非就是一、二、三。什么是“一”？就是“和”，左“禾”右“口”，季羡林先生说过，“和”就是人人口中有粮食吃，有生存权。那么“谐”，就是人人都要有话语权。巴哈伊教义“消除极端贫富”，就是解决这个“和”字，“谐”字在巴哈伊中也有具体的教义，即“磋商原则”，每个人都不能主宰和独裁，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要每个人都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独立去探求真理。这样就从教义上对和谐理念进行了阐释。

“二”就是“团结”，就是世界性大团结。巴哈伊教的创始人，巴哈欧拉在1875年前后说出了一句非常响亮的、今天我认为还是属于地球村思想的话：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现在看来，我认为还是地球村的思想。这样，巴哈伊教就提倡人类在“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这个“三”就是“上帝独一，宗教同一，人类一家”，这是“三个一”，不是用一个“一”来概括。所谓的上帝独一，因为巴哈伊特别欣赏上帝只有一个，他不同意基督教的那种将上帝一分为三，三位一体的做法，所以上帝只有一个，而且上帝本身是不可知的，它是一种精神本体。“宗教同一”，就是宗教同源性。

巴哈伊认为，世界上有很多宗教，而且各不相同，但基本来源都是来自上帝，这一点上我们与巴哈伊学者稍有分歧，因为我们认为佛教从天启和非天启来讲，不是上帝天启的，因此根源不是上帝。其来源是一句佛教的口头用语叫：“如是我闻”，即我是这样从老师那儿听说的，这个老师是释迦牟尼，所以它是直接来自于释迦牟尼的，然后当时的弟子叫罗汉，然后由几大罗汉，几百罗汉弟子们慢慢地传下来，所以每一个都是弟子们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说教，就“如是我闻”了。但根据巴哈伊教思想，即便是“如是我闻”了，也是来自于上苍，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稍微区别一点。那么不管哪一个宗教，它叫什么名字，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这样一个本质。然后就是“人类一家”，我认为，这也是非常符合世界潮流的。

巴哈伊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是不分种族的，什么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应该有什么优越性，黑种人也不应该有自卑感，在上帝面前，本质都是一样的，而且作为一个世界大家庭，一个世界花园，就像真正的植物花园里一样，如果只有一种白色的花，那么这个花园非常单调，谁也不去欣赏，假如这个花园，有红花，又有白花，各种颜色都有，丰富多彩才好。人类也是一样，正是因为各色人种，才丰富了整个世界。所以人种的区别不是本质的，在上帝面前，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区别。这样我就通过“一”“二”“三”简单地把巴哈伊教义介绍给大家。

那么为什么阿博都巴哈选择中国，说中国是未来的国家。就是因为阿博都巴哈和巴哈伊的两位使者巴孛和巴哈欧拉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那么这种和谐文化，它的主流，国内的学术界，到现在也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是儒家，有的人认为是道家，我的观点是儒道互补。那么中国的主流思想，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我个人认为都是和谐。那么简单地展开一点，儒家的和谐思想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了天人合一，人和自然不是矛盾斗争的对立状态而是和谐，所以儒家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这非常典型，人和自然要和谐，所以儒家用万物一体来体现人要用生命去爱自然。

这是儒家第一个关系，天人关系，那么儒家第二个关系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三纲六纪，这是前清华大学教授，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说中国文化之要义具于《白虎通》之三纲六纪，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六纪：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样，人生所接触的九大关系都有了，处理好所有这九大关系，社会就稳定了，儒家处理这九大关系的根本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整个社会贯穿在这三纲六纪当中，和谐是很自然的。第三层关系就是每个人都要处理自己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关系，那么儒家提出来了一套非常精细的修身之道，用修身之道来约束自己的物质欲望，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每个人的人格完美。这是儒家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我想我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很详细地展开。

那么道家思想呢，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理解为一门养生哲学，道德经里很根本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宝恰好也与儒家相对应起来，但顺序稍有不同：如果把“俭”放在第一位，就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物质资源有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节约，才能把有限的物质资源利用起来。那么“慈”，我们简单理解就是父慈子爱，解决了人际关系。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心理调整，通过心理调整而达到心理的和谐。所以中国的文化，不管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这样一个和谐文化，正是因为这样，就与巴哈伊的理念完全合拍了。所以阿博都巴哈讲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是未来的国家，也就不感觉奇怪了。

在巴哈伊创教之后，我接触到的最早到中国的巴哈伊教信仰者是在1862年，巴布的一个亲戚，在上海以经营茶叶、瓷器和金银首饰为业，一直待到1868年前后。从时间上来讲，自1844年5月23日巴布宣布巴哈伊教正式创立起到1862年，不到20年的时间，巴哈伊信仰者就最先到中国传教，和我们分享这样一种信仰。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一开始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

我接触到最早的中国巴哈伊信仰者是清华之父曹云祥，至迟1911年以前在美国加入巴哈伊信仰。另外一个是在美国的华人，1916年加入巴哈伊教，叫陈海安，但陈海安的影响在现在微乎其微。第二位是廖氏两兄弟，廖崇真、廖崇圣，其父廖德山，就是创办广州培正书院的基督教浸信会教徒，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好，其妹廖奉灵与孙中山也很熟，和一家人没什么区别，因此巴哈伊传教士玛莎露特从美国到达中国后，由其妹廖奉灵引荐给孙中山，并从玛莎露特那里得到了巴哈伊教的小册子。孙中山从小册子当中看到了大同思想，表示非常赞赏，他说这种思想与中国的儒家大同思想非常符合，非常适合中国。但可惜的是，孙中山见了玛莎鲁特之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所以之后也没有了记载。

1911年以前入教的清华大学前校长曹云祥先生，他将巴哈伊思想引入到建设清华大学的过程当中，正是通过曹云祥关于巴哈伊的几部作品，才将巴哈伊教义引入了中国。之后对巴哈伊教义比较欣赏的，据我所知，就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毅元帅，他在1959年接见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印度籍巴哈伊信徒希琳•福达尔。巴哈伊教在文革时期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又重新将巴哈伊教带回中国。

巴哈伊教自1844年巴布创立至今，在诞生以后的167年以来，从一个无声无息的小宗教，逐渐在世界范围里正在演变为一个大宗教，其思想正在变为世界显学，影响到世界领袖和顶尖级的学者。自20世纪初，开始得到很多世界名人的肯定，如俄罗斯的大文豪托尔斯泰、高尔基，印度的甘地、泰戈尔，旅美黎巴嫩作家和画家纪伯伦，罗马尼亚女皇，西萨摩亚皇帝，英国的本杰明•乔伊特、汤因比，德国的施宾格勒，法国的罗曼•罗兰，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副总统戈尔，布达佩斯俱乐部创始人美国的欧文•拉兹洛，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思想家中村元，新加坡净空法师，美国奥地利裔社会学家彼得•伯格，美国盲人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都对巴哈伊教予以肯定。巴哈伊教作为宗教组织，是联合国创立的贡献者之一，也是其非政府组织顾问成员。

今天不讲巴哈伊教的世界意义，只就其在中国的影响略作陈述。以使知悉巴哈伊教在20世纪初，就为中国思想家所注意到了。甚至大胆一点，可以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巴哈伊教有着撕扯不开的联系。

二、巴哈伊教的诸多译名

中国著名清初画家石涛，总结自己画作经验时说：“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句话对我的启发极大。我自己对中国巴哈伊教资料的搜索，可以说是“搜尽千书找材料”，经过数十年来（自1966年前后至今）翻阅上千部著作和文章，筛除600余篇、部只涉及几个字的，剩下400多余篇部，多多少少都有段落而不是几个字，涉及到巴哈伊教的文章和著作，发现这些著作从1917年胡适使用波斯泛神教到现在普遍使用的巴哈伊教，前后有29个译名。

这29个译名是：巴哈伊教、巴哈伊信仰、巴哈主义、八海、贝哈主义、贝哈因主义、巴哈教、白哈教、巴海尔教、巴海的主义、比哈教、贝哈教、巴海教、巴赫伊教、巴哈依教、巴孩教、白衣教、白益教等，是阿拉伯文 Bahaiyah 的音译。也有意译为大同教、博爱社、巴赫泛神教、波斯泛神教、通一教，或既有音译又有意译的伯哈尔大同教、巴海大同教等, 巴海尔教、贝哈教、百合一教、伊朗万神教，不一而足。海外比如新加坡还有峇亥教的译法，不在28个译名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大同教的名称在1980年以前非常流行，起源于曹云祥先生和廖崇真先生的译名。但是，后来学者们发现，使用大同教虽然通俗易懂，然而与以前在国内外使用过的名称重复，容易误解。比如明代就有民间宗教“大同教”的称呼，是当时的一种“圆教”的别称。明代大同教为安徽巢县方荣升所创，宣称以解除无边众生痛苦为宗旨，谓真命天子下凡，过去为燃灯佛青莲掌世，为无极青阳教；现今是释迦佛红莲掌世，为太极红阳教；未来是弥勒佛白莲掌世，为皇极白阳教。韩国也有“大同教”的叫法，是1909年朴殷植站在大同思想和阳明学的观点上，作为儒教改革之主体而创建的。而民国时期正式注册的一个宗教组织“世界宗教大同会”的简称也是大同教，也有人称为“大同党”。1923年1月由王芝祥、汪大燮等发起成立于北京；声称以“发扬基督，犹太，儒，释，老、回六教真理，以期宗教大同”，“不涉及政事，军事及其他世俗之得失”。同年3月北京政府教育、内务二部分别批准备案。鉴于此，所以学术界统一不再使用大同教这个称呼了。

以下的这些著作，属于通俗的读物，有的是工具书，所以在一般读者中影响也比较大。其译名应该统一到巴哈伊教。

胡适对梅光迪的厚诬新潮流，在1916年7月29日的复信中提到了波斯泛神教（Bahaism）、彼得伯格1954年的硕士论文就是巴哈伊教的社会学（《巴哈伊教教派运动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the Bahai Movement〕）廖崇真翻译为巴海尔教、巴海大同教。还有译为通神学(Islam，Bahaism，‘Theosophy)（史维明，王国良主编《图书馆教育基础教程》，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的。

1926年《东方杂志》第14号，第75页发表的何作霖《波斯的新国王——李查可汗》一文表彰李查可汗“以正义对待各种教派的人民，并予以信教的自由。巴比（Babism）教徒本来是波斯各种教派中最进步分子，从前很受虐待现在却很受人尊重了。”

陈嘉全《设计•素描基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美国艺术家马克•托比早在1918年即已皈依“巴赫泛神教”(Bahai)。

（美）杨克勤《末世与盼望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代诠释：从保罗的末世神学至近代千禧年运动之修辞诠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没有一个宗教有办法将所有的宗教容纳其内，通一教(Bahai)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将世界各大宗教减缩为最低分母。

吴德明编著《圭亚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7页：波斯泛神教之一派的“巴哈伊教”（Baha’i Faith）实为早期的穆斯林教派之一，流传至今。

[美]辛克莱•路易斯《巴比特》（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457页：“现在，让我跟你们各位谈谈由我负责的《通神学②与泛神论③东方•读书会》的优越性。我们的宗旨就是要集新世纪之大成，把新思想派，基督教科学派、通神学、吠陀哲学④、贝哈因主义⑤，以及从这独一无二的新的光源所迸发出来的其他火花、通通融合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每年只需捐助十块钱，各位会员交了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点儿钱之后，不仅可以收到《疗救珍品》月刊一份，而且还有权向我读书会会长，我们尊敬的神甫太太多布斯直接去函请教任何问题，比方说，有关神灵复活问题，婚姻问题，保健与福利问题，以及银根紧缺等问题。”（原注②通神学亦译神智学、通神沦，认为：通过精神上的自我发展，即可洞察神性之哲学或宗教；近代通神学还纳入许多佛教婆罗门教教义，具有极其浓厚的唯心的神秘的宗教色彩。④链神论亦译宇宙即神论，多神崇拜．④吠陀哲学，源自印度的泛神沦哲学之一派．⑥波斯泛神教之一派，为米尔札•侯赛因•阿里的信徒所宗奉）

[德国]T•N•波斯特莱斯维特《最新世界教育百科全书》，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75页：波斯泛神教教徒(Bahai)。

（英）米尔顿 《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 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袁同凯、周建新译，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69页：Baha’i，译者注：波斯泛神教的一个教派。

（苏）A•M•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丁祖永等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第129页：贝哈主义：19世纪中期巴布教徒起义被镇压后产生于伊拉克的宗教政治思潮，后来又传播到近东、西欧和美国，在俄国也有所流传。其创始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贝哈乌拉宣扬同王权、封建主和外国资本家妥协。在现代，贝哈主义宣扬否定民族国家的思想，宣扬把科学同宗教结合起来约思想。贝哈主义的主要中心在美国和联邦德国。

叶美利编著《英语游学手册》， 学习出版社 1988 年，第253页：大同教，波斯泛神教之一派。

吴光华 《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0年，第176页：Bahaism波斯泛神教Babism创始人的尊号BAB=babb。

（美）亨利•米勒著《亨利•米勒全集》之九《大瑟尔》，孙萍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波斯泛神教是惟一的宗教，“你信仰什么?”我问。“造物主！”他回答说。“你入什么宗教了吗?”“没有。我属于波斯泛神教运动组织。那是唯一的宗教。”

颜惠庆1932年3月6日的日记，上海档案史料丛编《颜惠庆日记  第2卷》颜惠庆著 ，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640页：纽约律师米尔斯先生来访：他是波斯泛神教一派的信徒。

《21世纪世界彩色百科全书（1-10册）》（国际中文版）台湾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1085页：泛神教的词条介绍的就是巴哈伊教。

萧少云主编，广州外国语学院编《泰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74页：十九世纪伊朗的一种强调人类精神一体的穆斯林教派。

陈祺铬编著《外来语辞典》，台湾复文书局，1986年：巴哈伊教词条：从回教分支的一种新宗教，1863年起源于伊朗，倡导世界和平，男女平等、万国共同教育等理想为教义。

金成奎，宋玉花编《韩中外来语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巴哈教：19世纪伊朗伊斯兰教的的一个教派。

沈崇淑《图书情报专业英语教材》   1987 年，第111页 ：巴哈教派一种国际性的神秘教派．此名在波斯语中意为“真主的光辉，一种强调人类精神一体的穆斯林教派。

徐安生编著《万用英文手册》，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125页把bahaism解释为波斯泛神教。

沈炼之《简明世界近代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110页：1844-1852年在波斯开始了万有神教运动。

国际联盟《世界经济新论》，钟学敏、张丽东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111页：万有神教(Baha’1)。

王杰 、张海滨 、张志洲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2004 年，第227页：主张和平、友好；主张人类大同的万有神教(BAHA’1)国际联盟也长期坚持和平与裁军活动。

李广辉 、李红等著《当代国际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第428页：主张和平、友好、合作，主张人类大同的万有神教(BAHAi)国际联盟。

王家福、刘海年《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12-213页：国际万有神教联盟(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享有乙级咨商地位。1844年成立，在149个国家中有4万多个盟员。联盟是世界性的组织，代表1600多个民族。它的成员均是一种独立的世界宗教——万有神教的教徒，该教是由米尔扎•胡萨古•阿里在波斯(现称伊朗)创立。联盟参加联合国所有与人权相关的活动，特别是消除偏见和歧视方面的活动。它的活动包括：促进万有神教教育，倡导男女平等、普遍的义务教育、国际通用语言、公平解决世界经济争端和世界大同。办有《万有神教世界》（期刊）、《万有神教信息》（月刊）等。

《联合国及有关组织机构译名手册》编辑组《联合国及有关组织机构译名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第32页：国际万有神教联盟。

[美]亚伯拉罕（Abraham,P.）、麦凯（Mackey,D.）编《走近美国：英文》，陈一梅注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Baha’i(应为Bahaism，19世纪伊朗的一种强调人类精神一体的穆斯林教派。)

金成奎编《韩国语外来语辞典》，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巴哈教派(19世纪伊朗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

陈建华《简明科林斯百科辞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39页：Bahaism巴哈教派，19世纪由伊朗宗教领袖巴哈安拉(1817--1892)创立的宗教。谈派主张各宗教统一，男女平等及世界和平。

三、中国传统思想里的世界大同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和巴哈伊信仰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很容易理解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天下一家的思想，是两种思想文化都主张的。

在中国流传了2500多年的儒学，把“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使命，提出了非常有世界眼光的大同思想。《论语•颜渊》里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礼运•大同篇》是最突出的代表。

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儒家传统里一直延续不断。从孔子、孟子、张载、朱熹，都保持了这种传统。一直到南宋时，陆九渊更从宇宙论方面加以诠释。他十三岁时，有一天对自己少儿时思考的问题忽有所悟。这天，他读古书到宇宙二字，见解者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忽然省悟道：原来“无穷”便是如此啊。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他提笔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陆九渊年谱》中说他“因宇宙字义，笃志圣学”，他从宇宙二字，悟得人生之道。陆九渊立志要做儒家的圣人，而他以为，做圣人的道理不用别寻他索，其实就在自己心中，而心是不分中西的。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到19世纪中叶之后，世界范围里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思想家也很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趋势势不可挡。康有为在同治十三年的时候(1874年，17岁)，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第90页）22岁的时候读的书里面有《西学近年事汇》，《环游地球新录》、《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地球图》，自言“渐收西学之书”。

1884年27岁的时候，康有为大同书的基本思想形成，《康有为年谱》记载：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既知无来去，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气精神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脱；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悟觉为受用：既以畔援歆羡皆尽绝，则专以仁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

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及五百年后如何，千年后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体迁变如何，月与诸星交通如何，诸星、诸天、气质、物类、人民、政教、礼乐、文章，宫室、饮食如何，诸天顺轨变度，出入生死如何?奥远窅冥，不可思议，想入非无，不得而穷也，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自得。然后莫往莫来，因于所遇，无毁无誉，无丧无得，无始无终，汙漫无为，谓而悠然以游于世。又以万百亿千世，生死示现，来去无数，富贵贫贱，安乐患难，帝王将相，乞丐饿殍，牛马鸡豕，皆所已作，故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援救，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诸天不能尽也，无小无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亲之众，而悲哀振救之，口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梁启超《康有为传•附录康南海自编年谱》，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99-100页）

1884年康有为27岁的这一年，写了一部著作《大同书》。这部书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发表一小部分，至1935年才全书出版。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他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材料。 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从他的“三世说”发展出来的。他认为，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升平世”的阶段，但是也仅只达到这个阶段。比这个阶段更高的还有“太平世”。他根据《礼运》大同章的理想，加上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一些社会改良的措施和理想，再加上他自己的主观希望和幻想写成这一部著作。这部书的内容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也带有社会主义的空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把人类描写成为一个受苦的人类。他把人类“诸苦”罗列出来，共有六类三十八项之多。他认为在现存的社会中，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苦的。不仅是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是苦的，就是统治剥削的人也是苦的。他认为，甚而至于“神圣仙佛”也是苦的。他认为人类诸苦的原因，是由于有九种分别。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大同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51—52页) 康有为接着说：“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第53页) 康有为认为，“界”是一切“诸苦”的根源，要脱离“诸苦”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去“界”，这是何休的“三世说”的引申。何休认为春秋的“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内部各诸侯之间也有国界：“升平世”中国内部的国界都没有了，但还有中国与非中国之间的界；在“太平世”这个界也没有了，“大小远近如一”。康有为认为，在大同世界中不但没有国界，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界也没有了，这样，大同之道就实现了。康有为说：“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第8页)照他所说，这是一个人人独立、自由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家的界限都消灭了，只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各种族都混合了，只有一个种族。男女一律平等，家庭的界限也没有了。农工商都为社会底公产。“不平、不通、不同、不公”的法律，都废除了。普爱众生，“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没有了。这样的世界，“去众苦，至极乐”，生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浩然自在，悠然至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第52页)。

(1885年)28岁：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以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既而得西医书读之，以信西学之故，创试西药，如方为之，乃渐效，日走村后大树下，至七月乃瘳。（第100页）

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和谐）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和谐）府及区政（和谐）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可以续约。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和谐）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院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在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几乎同时，郑观应也提出了大同思想，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设想。他是中国主张办世博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他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为什么要在上海举办呢?郑观应写道：“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甚至在上海举办的办法、经费等集款招商、辟地建屋的具体问题及解决的途径，郑观应在书中都一一想到。文中还提出具体的筹办步骤，先组织小会，逐渐推广，每岁扩充，以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裕民足国、致富通商，最后希望当事者“高见远识”，促成此事。郑观应的基本思想和巴哈伊教几乎完全一致，他主张“各教必统一，直至大同年。精诚不畏苦，心等金石坚。环顾五大洲，谁是大圣贤。”（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0页）“我倡各教统一议，已蒙上帝准行矣。尚祈各教统一心，协力同心急奋起。大同世界泯战争，民康物阜万国宁。不分畛域无强弱，专崇道德重文明。”（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2-1473页）因此，我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认为：郑观应的诗“堪称上承晚唐《无能子》而下启民国初年刘仁航《东方大同学案》，逼近伊朗巴海(Bahai)大同教。”（《郑观应的道教思想》，《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上海经营茶叶公司，而且其时正好与巴哈伊信徒的波斯商人同时经营茶叶，他们之间的接触是必然的，是否是受到巴哈伊信徒的影响，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资料证明。

另外，1926年3月刘仁航出版《东方大同学案》一书。作者认为“大同学乃人性自然本具”，“本不应生东西新文化之冲突”。该书主旨在“发现人类本性，及显出古哲与新文化公同之精神，化除争执起见，足为五千年已死圣哲昭雪冤魂，为今世新文化运动多得铁证”。并谓以“实现小康，试办大同”为目的，“乃在解决社会、乃人生，人群，人类全体问题，尤与马克思派‘唯物史观’一面相关颇近”。他说：“孔子真圣人也”。唯自汉武“罢黜百家，尽弃孔子大同富教均平之实教，而代以空名为教，于是二千年来中国与罗马中世同一教权黑暗，直至宣统亡而后伪孔毒熄，今后真孔将昌矣”。“因为伪孔者借空洞之机关名词以压愚其民而已。彼挟孔尸以号天下，乃孔子之罪人。……及令人实察其非，群撵不承认而攻诘其虚伪，牵有此一攻，而虚伪代表乃不能鱼目混珠，此后社会科学日昌，即孔、佛学大明也”。并认为“孔子大同之十字者，即《礼运》‘男女老终壮用幼长疾养’十字也。孔子之大同十字经。尽收政治、伦理、宗教、经济等。马克思发挥此十字，列宁行此十字而已。此十字乃孔子真哲，故曰‘大哉孔子’”。（韩达编《评孔纪年 （1911-1949）》，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上述人物的思想充分说明，在中国，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思想，因此巴哈伊教传入中国，比其他任何外来宗教都更为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四、中国近代早期名士的巴哈伊教观

上世纪20到30年代，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形成过一次高潮。政界名流，社会闻达，对于巴哈伊教几乎有口皆碑。上海的街头巷尾，甚至老叟弱小，对大同教都有所耳闻。

中国早期巴哈伊信仰者

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是191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时加入巴哈伊教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在分析中国人信巴哈伊教的原因时，说：“分析一下中国文化便会发现，东方的哲学家们遇有忧虑时便深自反省。巴哈伊运动是种深自反省的新方式。巴哈伊的教义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正在寻求的帮助。中国，实际上整个世界此刻都正在呼求灵光。人们当前对巴哈伊教义以及解释这些教义的书籍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其原因就在于此，既然有需求便会有探索。因此也就会有满足。这是一种伟大价值的新预言，它正在解放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活跃起来。使得宗教在解决世界性难题时更加具有能动性。对于这一切都有一种需求，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这一迫切需要。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有的陈腐不堪、半死不活的教义中。巴哈伊的这一预言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不依照它，世界便行不通。各种旧的宗教会不断地挣扎下去，直到这些宗教消亡。它们大概从来没有达到接受这种教义的目的。整个世界会不断地沉沦下去，直到喝到了最底层的沉渣，然后才又会再次浮起，中国社会一直都是这样。一些年的多灾多难之后，就会出现某位统治者或圣贤，于是社会就有数百年的进步。之后又会故态复萌，旧病复发。然而现代中国已经经受不起旧病复发了。孔夫子本人(笔者按：应为孟子)就曾教谕过，每五百年必有王者圣人或改革者兴。”他又说：“我有时候问我自己，中国人民会怎样对待这些教义?在东方各民族中，有些民族对待宗教的严肃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或中国。近东和中亚的人民把宗教视为命根子。这些民族为了宗教可以不顾一切。我的问题是，中国人民会像近东各民族那样严肃地对待巴哈伊运动吗?根据以往的历史，如果没有政府或某位君主的鼓励，中国人民很少曾经这么热切地对待过宗教。根据现代中国新统治者们的情况看，他们已经学得了很多很现代化的西方思想，所以现政府及其领导人还并没有试图用宗教运动来帮助解决中国的事务。然而在解决这些国内事务中，他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迅速进展。因此，严肃的思想家们和正致力于深刻反省人类心灵并正在从精神上帝处寻求精神指导的领导人们，不妨借鉴并了解一下这一来自巴哈欧拉的新预言的价值。因为这一新运动不但满足了当今需要，而且还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理想。在彷徨徘徊之际，中国人民可以在此看到一线灵光。”经过比较，曹云祥得出结论说：“巴哈伊的这些教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为这一新世纪提供了教育、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仅中国，而且全世界都需要这些教义。而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们现在正在黑暗中求索光明，所以中国尤其需要这些教义。”①

转引自玛莎•露特：《中国文化与巴哈伊教》，《巴哈伊周刊》1931年1月29日。

曹云祥自己说，他本人“认宗教为广义之教育，而尝一再研究宗教与文化进步之关系也。当读大同教义之初，即觉其含义之广大，而适合现代之思想”。因此他“数年前曾宣读大同教十二条大纲于一广义之耶教堂中，颇受听众之赞许；即爱国爱种如孙中山、陈铭枢诸先生者，亦皆大加称许；盖彼等默察社会之现状及人心之缺点，深知欲促进社会之进化，舍大同教莫由”。（邵基•阿芬第《世界之秩序》（此书即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出版之《巴哈欧拉之天启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中的《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曹云祥《译者序》上海1932年，第2页。）

另一个贡献较大的中国巴哈伊教徒是广州人廖崇真（chen  S.Liu）。根据《佛山历史文化辞典》：廖崇真（1897－1970），早期担任过广东蚕丝局长。祖籍蕉岭县，生于广州，1927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回国，1933年就任广东省蚕丝改良局长，出于工作需要，他长期驻留顺德，实干苦干，为了培训技术骨干，接管了设在大良的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后改名为顺德农业学校，亲自兼任校长）在种桑、制种、育蚕、缫丝、纺织技术的改良及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广东蚕丝叶作出较大贡献。

廖崇真是一个多面手，年轻时是运动员，后来又是学者，担任中山大学农学教授。1915年在中国上海参加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排球比赛，1917年5月8日-1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廖崇真作为田径运动员代表广东队参加比赛。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成为巴哈伊信徒，得到著名巴哈伊人士Roy Wilhelm和Fazel两人的教授。1923年春天，他回到广州，在政府部门建设厅任农林局副局长兼农业课长。1924年玛莎•露特与孙中山会晤，就是由他和妹妹廖奉灵安排的。1930年，顺德丝业商人集资在乐从兴办蚕丝学校，并从广东蚕丝业研究所和岭南大学延聘师资，培训技术人员。此后，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又开设顺德农业职业学校，由升任广东省蚕丝局局长的廖崇真兼任校长，1939年以后担任岭南农科蚕丝学院校长、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他将巴哈欧拉的《隐言经》、《世界书简》、《美德书简》等著作的英文本译成中文。他的妹妹廖芳（奉）玲通过他也成为巴哈伊，并和他一起接待了巴哈伊人士Keith Random Kehler。他的另一个妹妹Foulk•I•W则通过玛莎•露特成为巴哈伊，并充当她的翻译。廖崇真本人与邵基•阿芬第有书信来往，1937年曾去信向他汇报说，经过五年的审慎工作，他完成了《巴哈欧拉书简》的翻译工作，这是巴哈欧拉的著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他翻译的另一部著作是《隐言经》。廖崇真认为，“大同教道，高深广大，为救世之南针。有无穷之价值。……其道注重实践，而不重宣传。……余深信大同教为医治今日世界纠纷之良药，建设新世界之基础，个人修养之圭臬。”（《大同教隐言经•廖崇真序》，洛阳印务馆1937年）这本译作，得到朋友郑道薰、周明德二人的润饰，其夫人孙丽淑也帮助校录。当时的社会闻达，一代儒将香翰屏中将以“圣行真一”、教育名家、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以“经正民兴”题词推介。廖崇真还曾经将他翻译的《十二个基本原则》和圣护所写的《巴哈伊简史》编成小册子，并印刷了两千多份。这些译作被送到了分散在中国各地的许多图书馆。他的工作受到邵基•阿芬第的赞扬，他和他一家人的照片被邵基•阿芬第挂在海法巴哈欧拉住过房子的墙壁上。

当时他不顾战争中日本人对广东的轰炸进行工作，在给邵基•阿芬第写的信中说：“在枪林弹雨中，我完成了两部重要巴哈伊文献，《巴哈欧拉书简》和《已答之问题》的翻译。现在我正要开始第三部文献——《阿博都巴哈关于神圣哲学的评论》的翻译。我坚信世界新秩序和最终解放依赖于巴哈欧拉的准则的实现。我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将这欢乐带给我们的人民。”1939年，廖先生完成了巴哈欧拉《祈祷和默诵》的翻译。

20世纪40年代成为巴哈伊的中国人，最著名的是曹云祥的表侄女颜雅清（黑尔达•炎•梅尔（Hilda Yen）。她的家族是中国颜氏近代最好的家族，其祖父颜永京是东吴大学的创建人，伯父颜惠庆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理，驻苏联大使等重要职务，父亲颜福庆是著名医学家，救治过毛泽东夫人杨开慧，担任过中华民国卫生署长。颜雅清本人1904年11月29日她生于上海颜福庆F.C.Yen 和曹秀英Siu Ying Chou 家中。她的母亲在上海也是富有和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他们信仰基督教。13岁时到美国拉伊中学读书，16岁时，她获美国史密斯学院奖学金，成为该校获此奖学金的最小的学生。未及毕业，她到长沙雅礼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回到上海。1923年，在长沙读书的颜雅清通过表叔曹云祥，她第一次听到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消息，但并未成为巴哈伊。她曾在莫斯科的中国使馆为她的伯父颜惠庆工作。她的伯父曾经是中国驻俄国大使。后来她又到柏林和瑞士工作过。二战初期，当中国满洲里战争爆发的时候，她搬到了美国。1941年至1943年间，黑尔达•炎•梅尔回到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为战争尽力。这段时期，她的父亲在蒋介石政府任卫生署长。1944年她回到美国，并于1945年在伊利诺斯州的威尔米特成为巴哈伊教徒。同年，她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工作。在联合国任职期间，她代表巴哈伊在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了许多公共会议。她还经常在巴哈伊和非巴哈伊会议的讲话里引用邵基•阿芬第的话。1949年４月４日到９日，在成功湖湖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她主持了联合国组织的第三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会议，是四个主要组织者之一。1952年，她又作为巴哈伊成员，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五届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会议，担任第一工作组副主席。她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机构中最著名的中国籍巴哈伊教徒。1970年３月18日，她在美国去世。

巴哈伊教对胡适等学界耆宿的影响

 

曹云祥之外，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到巴哈伊教的，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来，无疑是胡适先生。当然，胡适既是学者又是政要。

胡适是在美国期间受到巴哈伊教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从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留学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曹云祥就和胡适有来往。1911年胡适21岁的时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6月13日，赴Pocono Pines旅行，该森林所在的山地，高2000英尺，是美国的避暑胜地。夏夜气爽天寒，居然寒如在深秋，早晚有拥炉者。曹云祥等35人在此地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会”（胡适又称中国留美东省耶教会）举办的夏令营，参加者有陈绍唐（系胡适中国公学同学）、张履鳌、曹云祥、胡宜明等。胡适6月14日在湖上游玩，夜间开会，听取穆德讲演。6月15日穆德又演说，胡适说：此君演说之能力，真不可及。其他名人演说，也多围绕基督教，受基督教感化的则现身说法，“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胡）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6月18日听陈绍唐君陈述耶教大义，颇为感动，这天晚上，耶教会安排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其一生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自今日始，余为一耶稣信徒矣”。

胡适的和平主义思想（1914年5月20日讲演《世界和平与民族界限》年谱第34页，12月26日鼓吹和平主义，年谱37页，1915年1月18日：“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决心投入世界和平诸团体”年谱第38页，1915年接受杜威实用主义之后，仍然在6月15日起参加和平主义的会议长达15天，年谱42页，该年9月正式拜杜威为师，研修实用主义哲学，年谱43页）、世界主义(1913年1月在大同会讲演《世界主义》，年谱第31页)、大同主义思想（康乃尔大学校长，是一位大同主义者。民国二年五月，胡适当选为康奈尔世界大同会会长。1914年7月22日演讲《大同主义》，年谱36页），新诗的创作既与他自己所说中国墨家思想有关，也如梅光迪所说与美国当时流行的新潮流有关。

在新潮流中，巴哈伊教占有一席之地。据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有关胡适提倡新文学的几则史料》，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梅光迪致胡适函》（1916年7月24日）：夫此种现状固不仅在美术界，欧美近百年来，食卢梭与Romantic movement(浪漫主义运动)之报，个人主义已趋极端，其流弊乃众流争长，毫无真伪美恶之别。而一般凡民尤任情使性，无省克与内修之功以为之防范，其势如失舵之舟，无登彼岸之望。故宗教界有所谓Billy Sunday，Bahaism（又译作巴哈主义），Shakerism，Christian Science，Free Thought，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etc，ere(弟兄们星朔日，巴哈派(泛神教派)，震荡教派，基督科学派，自由思想社会革命教派，等等)人生哲学界有Philosophy of force，Intuitionism，Hu—manitarianism，new morality，woman Suffrage(力的哲学，直觉主义，人道主义，新道德，妇女参政权)及各种之社会主义、各种之“乌托邦”；而经济、政治、法律各界之分派，亦不胜数焉。其结果也真伪无分，美恶相淆，入主出奴，互相毁诋，而于是怨气之积，恶感之结，一旦横决，乃成战争，而人道更苦矣。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今之欧战，其大因故在各国思想界之冲突，加以经济之学兴，人权之说倡，以人生幸福只在外张而不在内修，而弱肉强食之说乘之，而might makes right乃为人生秘诀矣。)盖世界一切事未有行之过度而无流弊者。吾国数千年来，及欧洲之中世纪乃泥古太过，其流弊至于社会枯槁、文化消颓。法国革命及Romantic movement (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欧洲人可谓恢复其自由矣。讵料脱出樊笼，不受训练陶养之赐，而野性复萌，率兽相食焉。由此可见，凡事须归“中庸”之道，为古人奴婢者固非，为自由之奴婢者亦非也。惟有于两者之中取得其平，则文化始有进步之望耳。

胡适对梅光迪的厚诬新潮流，在1916年7月29日的复信中进行了反驳：（沈卫威编《胡适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来书云，“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此一语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盖足下往往以“耳已闻之熟”自足，而不求真知灼见。即如来书所称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足下痛诋“新潮流”尚可恕。至于谓“今之美国之通行小说，杂志，戏曲，乃其最著者”，则未免厚诬“新潮流”矣。……足下岂不知此诸“新潮流”皆未尝有“通行”之光宠乎?岂不知其皆为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为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而痛绝之故耳。

老夫不怕不祥，单怕一种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间之大不祥已。……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 （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说： (七月三十日补记) 前作答觐庄之白话诗，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觐庄来信：(二十四日)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又日：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又日：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觐庄历举其所谓新潮流者如下：文学：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 美术：Symbolism，Cubism，Impressionism 宗教：Bahaism，Christian Science，Shakerism，Free Thought，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Billy Sunday。

胡适自己在日记里面把Bahaism放在宗教方面受其影响的第一位，把Bahaism翻译为“波斯泛神教”，其余的还有基督教科学、震教派、自由思想派、社会革命教会、星期天铁罐派。同上，第264页

章清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说过，胡适先生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孕育出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1页）而巴哈伊教无疑是胡适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之一。

胡适后来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还和颜雅清有过接触：1938年1月5日，胡适“到Chow  Mein  lnn[酬美饭店，蔡德贵查阅，在纽约百老汇街1761号，炒面餐厅]吃饭，与王大使（王正廷）于（俊吉）总领事同饭。在饭馆中见着Miss．Hilda  Yen[希尔达•严（颜之误）小姐)，她现在此学习飞行，每天上飞，精神可佩。”（胡适《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939．7．25）早十点离Washington [华盛顿]，二点零五分到纽约，换车到Greenwich，Conn．[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Dr．George E．Vincent [乔治•E•文森特博士] 来接到他家。颜雅清女士 (HildeYen) 也来了，Dr．Walter Judd[沃尔特•贾德博士]也来了。Vincent [文森特]为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in China [美国医药助华处]请客，我与Dr．Judd [贾德博士]有演说。到者九十人。1939．7．26早起赶回Washington [华盛顿]，下午两点半到。光甫与Dr．L艘sing Buck [劳森•巴克博士]，Lawrence Morris [劳伦斯•莫里斯先生]同来吃饭，谈的很好。他们走后，我独自在家，忽得馆员邝兆荣来电话，说他在无线电广播里听说美国外部今天正式照会日本大使馆，声明废止一九一一年美日商约，六个月后失效。我听了大兴奋，到十一点钟，崔存磷秘书来，带来照会全文；我叫他摘要打电回国。一会儿邝君也带了全文来了。我打电话告知光甫。他也很兴奋。（胡适《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1940．1．31）陈炳章和他的新婚夫人从Havana[哈瓦那]回来，住在馆里。炳章先与颜雅清(Hilda，希尔达：源自日耳曼语，含义“战争，战斗)结婚，生一子一女；颜雅清是一个无知识的女人，只知道虚荣，故与他离婚。他上月廿四在NewYork[纽约]结婚，新人是梁孟亭的侄女，比Hilda[颜雅清]美，似乎比她更聪明。（胡适《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

周作人1919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参观了一个叫做巢鸭村的村庄，对这个村子的和谐赞美之后，说：Bahaullah说：“一切和合的根本，在于相知。”这话真实不虚。新村的理想，本极充满优美，令人自然向往。但如更到这地方，见这住民，即不十分考察，也能自觉的互相了解，这不但本怀好意的人群如此，即使在种种意义的敌对间，倘能互相知识，知道同是住在各地的人类的一部分，各有人间的好处与短处，也未尝不可谅解，省去许多无谓的罪恶与灾祸。（此文先收入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第2编65《生活的艺术、艺术与生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此处引自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

而后，因为美国新闻记者玛莎露特到访中国，使更多的人接触到巴哈伊教。

1924年春天廖崇真偕同玛莎露特女士拜访孙中山先生。“偕同趋谒孙总理，颇蒙总理嘉许”。孙中山在那次会见的时候，对罗德女士说：“我对于一切提倡世界和平的主义，均异常在意。我若能够促进或实现世界和平，我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是非常甘愿的。”（《罗德女士演讲专号》，《广州市政日报》1930年9月23日）

玛莎•露特在北京的活动开始于世界语学校。当时她和鲁迅这位极力提倡和推广世界语的作家是世界语学校的同事。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筹建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创办，其时尚在法国的蔡元培（1908年在德国自学了世界语，1926年才从欧洲回国）被推为校长。据1922年北京出版的《学生杂志》第6期（第102页），学校设在北京西四牌楼兵马司中间的南褡裢胡同2号。9月17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开课，招男女学生180名，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能用日语和世界语写作）等，蔡元培任校长。是日，马叙伦、鲁迅、密斯儒特（即著名的巴哈伊教传播者玛莎•露特）诸先生到校上课。（鲁迅日记中称世界语校，月薪1 5圆）。学校的宿舍在武定侯11号。（《晨报》1923年9月19日第6版）空六，即陈兆枢任教务长。邓梦仙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校医，教员有路葆清（1899-1964）等。教务处有陈空

三、冯省三。

侯志平编著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第30页，明确说，美国的儒特（Root，就是玛莎露特）女士曾在该校任过教。1924年5月，武昌中华大学和商科大学开设世界语班，并成立武昌世界语学会，负责人是王东篱、郑方生、杨奎廷等人。美国儒特女士在汉口青年会发表《世界语与巴海教》的演说。12月，其学生李乐山、张希涛、李瑞甫等人利用暑假在太原开办世界语暑期讲习班。1924年5月，武昌世界语学会成立。其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的美国女士儒特(MRS.ROOT)专程赶到汉口，在汉口青年会发表《世界语与巴海教》演讲，吸引了汉口的许多宗教人士学习世界语.。汉口天主教堂神甫和牧师们被儒特女士的讲演深深感染并产生用世界语作弥撒，祈祷的尝试。他们曾一度用世界语讲经布道，首开中国人把世界语运用于宗教之先河的记录。

（http://two.xthost.info/wea/lishi3.htm）另外的世界语学校，还有北京集成国际语言学校，成立于1924年4月4日，借钟鼓寺中学的一个教室上课。代理校长谭熙鸿（字仲逵）。

1923年11月4日，玛莎• 露特与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一起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巴哈伊的精神会餐——灵宴会。在此前后，玛莎• 露特通过曹云祥的安排，在冯玉祥开办的军校里发表演讲，介绍巴哈伊信仰。有万余名师生听了她的演讲。这次她在北京的其他活动还有：在东单牌楼清真寺向阿訇介绍巴哈伊信仰，结识了中国当时社会名流、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黎元洪的顾问，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巴哈伊。

玛莎•露特、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和Mary 在邓宸铭的陪伴下于1923年11月25日离开北京来到中国的东、北部，访问了许多城市，她们从天津到达济南，邓广铭《记一位山东的老教育家王祝晨先生》（《邓广铭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7--398页）：那时（1922年冬天）来中国讲学或游历的外国学人，王（祝晨）先生只要知其行踪，便也千方百计邀请其过济南稍留，以便对于山东的文化和教育，得以从事于实际的观察和指导。例如美国的植物学家柯脱博士、创行道尔顿制的柏克赫司特女士，印度诗人泰戈尔、努力于世界语的推行工作的儒特女士和亚力山大女士，遂因此而先后莅济讲演。一时的济南城垣，成了一个极活泼极有光辉的文化重镇，其时肄业于第一师范的学生，不论是专修科或本科的，既全都能够和国内国外的许多学者名流相接触，他们的眼界遂得以无限地扩大，知识也得以急遽地增高。专修科的毕业生多半去做初中教员，本科的毕业生多半去做小学教员，他们分布在全省各县，于是山东全省的教育和文化，也被第一师范的师生们拖带着向前突飞猛进了。

据说，玛莎鲁特在济南的齐鲁大学作过演讲，后到曲阜、烟台等地进行了活动，然后南下徐州、南京、苏州、武汉，于12月底到达上海。

玛莎•露特在上海逗留了三个月，从1924年1月开始，上海有九家报纸登载了她有关介绍巴哈伊信仰的文章，1月13日，她在一家学校举办了有关推广世界语的讲座，顺便介绍了巴哈伊信仰。第二天的《国民日报》便报道了她的这次活动。2月中旬，她到中部城市武汉等地进行了为期19天的旅行演讲。而后又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她先后在世界语协会、儒教学会、神学会等团体中作讲座，与《上海时报》主编成为好友，经常为该报撰稿介绍巴哈伊信仰。从3月17日开始，她在各学校和俱乐部中马不停蹄地作了10天的讲座。3月27日，她离开上海去香港。香港最早的巴哈伊信仰也是得力于她的传教。到达上海以后，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和Mary12月27号乘船去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玛莎•露特又在上海多待了两个半月，对若干社团作了讲话，其中包括儒学社，通神学会和世界语协会。她又抓住机会为上海时报等报刊写了一些关于巴哈伊的文章，并深入内陆，到武昌和杭州宣讲巴哈伊教义。

玛莎•露特1924年3月27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她到达香港后，开始了她繁忙的传教活动，造访当地报纸的编辑，大学校长，图书馆藏家，进行演讲，会见知名人士。香港电讯发表了一篇关于玛莎•露特和巴哈伊教的社论，因为她在港期间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在香港大学作了演讲，并在那里为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著名诗人、教育家、人文学家泰戈尔讲解了巴哈伊教义。

玛莎•露特1924年在南京访问的时候，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教育部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都有过交流。玛莎•露特1924年3月27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她到达香港后，开始了她繁忙的传教活动，造访当地报纸的编辑，大学校长，图书馆藏家，进行演讲，会见知名人士。香港电讯发表了一篇关于玛莎•露特和巴哈伊教的社论，因为她在港期间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在香港大学作了演讲，并在那里为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著名诗人、教育家、人文学家泰戈尔讲解了巴哈伊教义。在香港，玛莎•露特逗留至3月底，她在准备启程去越南和柬埔寨之前，其间曾经再度返回中国大陆，在广州进行活动，在广州作了多次演讲。她这次在广州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广州的中国巴哈伊教徒廖崇真①，在4月3日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她称孙中山为“中国的华盛顿”，是“共和国的不朽之父”，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其“雄才大略不是基于战争，而是以合作为基础，其最终目的便是世界和平”。②她谈到巴哈伊教的世界大同主义，孙中山非常感兴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4日的《美国女记者之游粤》报道说：“美国新闻记者儒特女士（玛莎•露特）来粤游历、演讲巴海的主义。兹闻儒女士昨午12时曾携带美国必智市长及该国工商部长介绍函，晋谒孙大元帅，陈述其关于世界和平之意见，并希望大元帅以中国和平民族的领袖地位，指挥世界和平之运动。大元帅极为称许，畅谈至1时之久，始握手约再会而别云。”孙中山表示，巴哈伊信仰“与中国之所需密切相关”。曹云祥先生在他的著作《巴哈伊教在中国》中提到“孙中山先生曾经听说并读到过巴哈伊教，他认为巴哈伊教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

她1930年８月底第三次来华再次到广州的时候，在广州市政府无线电播音台的演讲中提到和孙中山的那次会见，她说当时和孙中山谈到巴哈伊教的世界大同主义，孙中山对她说：“我对于一切提倡世界和平的主义，均异常注意。我若能够促进或实现世界和平，我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是非常甘愿的。”（《广州市政日报》，1930年9月23日，第11页）他希望她回到纽约的时候，能够寄两本巴哈伊教的著作给他。她后来不无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巴哈伊运动正开始给中国这一拥有5亿人口的伟大国家带来崭新的面貌，中国今后的所做所为将会对世界上每个国家产生影响。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变成一个军事大国，则会主宰整个文明世界的沉浮；如果中国坚定地实行巴哈欧拉的普遍原则，中国就会在一两个世纪之内促使世界出现崭新的梦寐难求的国际合作。1924年当我在广州拜见孙逸仙博士时，这位新共和国的不朽之父，“中国的华盛顿”、带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巴哈伊教义，他要求送给他一些巴哈伊的著作。这是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雄才伟略不是基于竞争，而是以合作为基础，其最终目的便是世界和平。（转引自玛莎•露特：《中国文化与巴哈伊教》，《巴哈伊周刊》，1931年1月29日。）

1930年9月，玛莎•露特在广州拜会了当时的广东省国民政府主席和将军陈铭枢。她认为他是一位著名将军，多次亲临前线，出生入死，是一位具有远大眼光和深思熟虑的人。陈铭枢告诉她：“前两天你送我那本小册子之前，我原对巴哈伊运动所知不多。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认为巴哈伊是个预言家，这种教义起码可以使中国和其他每个国家获益极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接受这些教义，因为中华文明的基础便是世界和平。当前我们正处于严重的兵荒马乱境地，可是当中国恢复和平，我们与其他国家地位平等之后，中国将会在所有的国际事务中取得她应有的地位。”（转引自玛莎•露特：《中国文化与巴哈伊教》，《巴哈伊周刊》，1931年1月29日。）她因此而对陈铭枢评价极高，认为他很像孙中山，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中国实现和平，唯有理想才能最终战胜。

这次在广州时间虽短，但她在广州电台作过讲演，在《广州市政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巴哈伊教义。

1930年９月20日，玛莎•露特从广州来到上海。从日本来的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与她在上海共度10天时光。这期间，她们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作了三次讲座，并与上海当地哲学与人文学会的学者们进行了座谈，与曹云祥博士再次会面。上海的所有当地报纸，连续８天刊登了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

廖崇真翻译为巴海尔教。1924年春天偕同玛莎露特女士拜访孙中山先生。“偕同趋谒孙总理，颇蒙总理嘉许”。孙中山在那次会见的时候，对罗德女士说：“我对于一切提倡世界和平的主义，均异常在意。我若能够促进或实现世界和平，我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是非常甘愿的。”（《罗德女士演讲专号》，《广州市政日报》1930年9月23日）

 

当今的学者和政要怎么看巴哈伊教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致施松卿的家书中，也谈了他对巴哈伊教的认识：前天（1987年10月23日）上午，6个中国留学生开车陪我和祖光去逛了逛。看了一个很奇怪的教堂。这个教叫Bahai，创始入是伊朗的Bahai。这个教不排斥任何教，以为他们所信的上帝高于一切，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上帝派出的使者。教义很简单、无经书，只有几句格言，如：“你们都是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没有祈祷、礼拜。信教的人坐在椅子上，想你所想的。教徒也就叫Bahai，乐于助人。任何人遇到困难，只要说一声“Bahai”，就会有教徒帮你。这个教可以入，——入教也并无仪式，教堂是个很高的白色建筑、顶圆而微光、处处都是镂空的，很好看。( 汪曾祺《美国家书》，《人民文学》，1998年第5期，第63页)

学者罗竹风说：新兴的巴哈伊教称从财富的污秽里洗清你自己，平静舒坦地进入贫穷之域，从那超然脱俗的源泉里，你将畅饮永生之源。（罗竹风《人•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63页）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丁光训主教认为，该教是当代积极的宗教。

 

据周加才先生说，巴哈伊教“教义中提出的人类一家，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民族、种族都应该一律平等，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建立世界统一语言，逐步取消国家建立全球性的实体，实现宗教与科学的和谐，各宗教本质上同源，主张各宗教之间的和谐，强调任何宗教都应服从政府、遵守法律，过宗教生活时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提倡“工作就是崇拜，服务就是祈祷”的理念等等。我觉得教义新颖，而且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宽容性、创造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它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宗教之一，据有关资料显示，它已传播到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在分布范围上仅次于基督教的宗教。故把此文送给丁光训主教审阅，征求他是否可以把此文收入我撰写的《(宗教工作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中。丁老阅后说，过去我对巴啥伊教仅仅是听说过，没有做过专题研究，不过从你文章中介绍的情况看，我的印象是可以的，我历来主张各宗教间相互尊重，因此讲几点意见：1．完全可以把((巴啥伊教简介》纳入你的((宗教工作探索》一书中，使更多的人了解巴哈伊教；2．你在对巴哈伊教介绍时总要有你的观点和看法，我认为评价应当高一些；3．我们各个宗教如果都能像巴啥伊教那样，可见世界要太平得多。有一次在闲聊中，当丁主教得知我撰写的《巴哈伊教简介))一文没有收入《(宗教工作探索》一书中，又建议我在《金陵神学志》上发表，后遵嘱已发表。从丁主教的态度，足见其有多么宽阔的胸襟，他一贯倡导的各宗教应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的开放的宗教观是何等鲜明。（周加才《爱无止境》，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叶小文在任十多年期间，对巴哈伊教予以高度关注，也始终高度评价这一新兴宗教。他在《邪教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载陈红星、戴晨京主编《“法轮功”与邪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5-166页，后来收入叶小文：《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2009年再版）中说：“新兴宗教之中，有的逐渐自成一体。有的又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往上靠，努力朝着传统、主流的宗教靠拢，走向制度化，如巴哈伊、哈盖伊、摩门教。一个是往下沉，反正政府也不承认，大家也不喜欢，就走向神秘，走向极端，走向颓废，走向反政府、反社会，成为异端、邪教。当然，邪教不一定都由新兴宗教演变出来，但确有一部分新兴宗教在走向邪教。”

中国纪录片界的元老朱景和老先生在《我当电视记者30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86——287页）说：

巴哈伊教宣扬人类同源，“世界仅有一个国家，人类是它的公民。”它承认上帝和其先知的和谐统一，却又主张扫除各种迷信与偏见，强调必须与科学携手并进；尊重男女平等，提倡义务教育；消除极贫与极富。其教义的目标是融合各种族、国家和宗教成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显然，它的教义包容了所有宗教的美好成分，同时又充满着矛盾；它试图联合各大宗教为一体，却又在某些方面，严重开罪于现存宗教。这个“宗教联合国”的创始者，是18世纪初叶的伊朗人巴哈欧拉。他的传奇性自我牺牲精神和叛逆性格，堪与释伽牟尼相比。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牺牲其所有财富致力于宣扬自己的信条，这也注定他难免传统势力的无情迫害。从36岁开始，他便经受着流放和监禁生活的折磨。在巴格达，康土坦丁堡，阿格狱城，他在监禁和流放中坚持传播教义，达40年之久，直到75岁逝世。

所有宗教都有一些崇高教义和可敬的品格。可是，有哪家宗教能解决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难题?巴哈伊教正在世界五洲传播，在7个国家建有灵曦堂。1986年建成的新德里灵曦堂，是最富魅力的一座，也是重要的景观之一，前往观瞻者颇众。陪我们参观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女青年，29岁的黄水珠，祖籍福建。她在此为她的信仰作为期半年的义务服务。我们没有机会一睹新型宗教的礼拜仪式，只能在了解其教义和观赏建筑艺术中得到满足。这里气氛肃穆而又高雅，不见香烟，不闻咏唱，没有偶像，没有职业僧尼，也没有其它宗教寺院所共有的那种神秘感和压抑感。 理想化的巴哈伊教，美不胜言的灵曦堂。世界上最早产生宗教的土地上有此一种新型宗教，似乎让人看到一种希望：相互对立的宗教，有可能走上互容和谐，消弭仇恨和杀戮。如果大家都以科学和友善为信条，那么，人类将减少多少灾殃和疾苦?

吴云贵研究员主张：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巴哈伊教(自称巴哈伊信仰)，原为19世纪+伊朗民众起义中形成的一个伊斯兰教派别，后来经过教义思想重大调整，取消了反政府的内容，增补了人类一体、世界大同、发展科教等教义思想，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如今的巴哈伊教已有500多万信徒，在世界223个国家和地区建有教团组织，成为一个鼓吹万教合一、万流归宗，自成一体的世界性的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欧美和世界各地的迅速发展，显然与它在教义思想上的重新定位，同它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宗教宽容、强调和平与发展等新思想新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吴云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问题》，总政治部宣传部《哲学学习提要和辅导讲座》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卓新平学部委员认为，巴哈伊教作为新兴宗教的一个典范，发展非常迅猛，有几百万信徒。它是从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中间分裂出来的，遍布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未来的宗教。巴哈伊教教义之一是不反对政府，因此除了伊朗是严禁巴哈伊教的，各个国家对巴哈伊教比较宽容。巴哈伊教这些年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商界、文艺界、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卓新平2010年8月28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0年第8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宗教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陈麟书先生在《宗教学基本理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9-80页）中说：事实证明，不同宗教群体整合功能越强烈，其封闭的排他性也越强烈，而这正是宗教纠纷、冲突和战争的“隐性地雷”。不少开明的宗教家对于这一“不治之症”虽想给予“治疗”，但也深感束手无策。但是，根据为联合国一特别委员会所写的一篇文告《号召寰宇》中指出，目前正在世界各国掀起的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巴哈伊教(BAHA‘I)正力图在这一方面作出贡献。其基本原则是要把世界各宗教精神融为一体，认同各教义仅是同一教理的各方面，以便达到完全和谐，使全人类团结一致。巴哈伊教的出现似乎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克服宗教群体整合功能封闭性、狭隘性、宗派性的“不治之症”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就象爱因斯坦早就希望的那样，想建立一个没有宗派性的世界统一的“宇宙宗教”。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到，那就是美国著名的巴哈伊信仰者斯坦伍德•柯布1979年致信邓小平，建议中国的改革要避免伊朗激进式改革的模式，采取渐进式改革。据说邓小平回了亲笔信，可惜两位均已经去世，不好查到他们的通信了。斯坦伍德•柯布是胡适先生的老师杜威的同事，有可能对胡适产生影响的思想家。他早就有教育学的著作《新教育的原则及实际》在1933年就在大陆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之一。

 [1]孛可诺森林，在费城近郊，位于纽约市之西约60英里。该区原是一片原始森林。

[2]《胡适留学日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42—44页。

#蔡德贵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