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锐事件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大爆发，已撤退到马泰边境的马共武装部队内部，也发生了最为人所争议的“肃反运动”。马共边区根据地领导机构“中央北马局”（下面简称北马局），怀疑有一批敌人的奸细，伪装为战士混入组织内部，于是毅然决然展开了肃奸行动。这场运动从1967年5月起，到1970年11月结束，前后3年余，对党内精锐战斗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折损。
1972年，马共对这项运动作出了反省，认识到肃奸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乃正式停止。1990年《合艾和平协议》后，马共给误杀的同志进行平反，共有88人恢复了名誉，然而被冤杀的真正人数远不止此。
1968年，党中央委派党第二号人物、副总书记老谢（李安东）和妻子林锐（林英婷）来边区，“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形”，1969年10月抵达，（陈平《我方的历史》第399页）但是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老谢不但没有，或说不能有效地行使他的职权，竟连太太和女儿，都被肃反运动卷入。林锐的下场是被处决，女儿李谦，也被打为敌奸，幸而老谢出声，才救了她一命。
林锐是在1970年3月10日被北马局扣留，26日即遭处决，前后却只花了16天！
陈平在《我方的历史》第420页谈到林锐的罪名时说：“我接到的报告也提到李安东的妻子林英婷的案件，她在中央机关面对两项通敌指控，而且两罪俱立。”
“中央机关”就是指老谢任第一把手的北马局。
接下来，陈平说，根据这份报告，“李安东有出席林英婷的审判会，他和营区的其他同志一起聆听林英婷的罪状。他和其他人一起举手赞成判她死刑。”
陈平的“报告”，应该就是北马局发给他的文件。那时，北马局的对外电报，从1968年到1989年，都是由北马局的实权领导人阿苏（小章，原名章凌云）经手的，老谢不知道它的内容。
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1970年3月22日“阿沙行动”后，12支队2区的领导人阿凌（原名张忠民）跟北马局之间维持着长达4年的电报联系，阿凌写给北马局的电报，都是致给“苏同志”，而不是职位为“北马局书记”的老谢，也就是阿苏。阿苏的回信，则是致给“凌同志”。其中一封，阿凌要求阿苏派老谢前来2区商讨肃反问题。可见北马局的书信，都是由阿苏发出。
陈平说，“直到1973年，我才接到中央机关队和勿洞东段的审判及处决的详细报告。报告内容含糊及未经证实的人数困扰着我。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党将得面对现实，解释这场特务危机牵连之程度何以如此惊人。我个人深感忧伤的，是来自彭亨州的二战宿将阿仲（大东）及我少年时代在实兆远就已有往来的同志伍天旺（林木），也在这场肃反行动中被处决了。”[1]
可见阿苏是在肃反运动偃息（1970年11月）后1年多，才致电给总书记陈平报告消息。
这里，可以看到，除了第一次，即1967年5月的一次肃反是由当时的北马局领导人阿焰（女）处理之外，1969年初，阿焰去了湖南“四方山”，阿苏便完全掌控着北马局，全权处理肃反事件。所有判决和处决命令都是他一手掌握，先斩后奏，独断独行。事情过后，才慢吞吞的通知陈平。陈平在这个事件上严重地脱离实际，他的无所作为促成权力集中在阿苏和他的北马局一伙手中。
既然肃反是打击敌人的特务战取得辉煌胜利，为什么还要隐藏1年多才向党中央作出报告？
再说，林锐不但是老谢的老婆，也是陈平的同乡。陈平在其回忆录里，称呼林锐为“林英婷”，她的原名，应该是当年在家乡时常用的称呼。
陈平说：“她和伍天旺（林木）一样，也是我的同乡。她曾是一个羞怯的女生，我和她的其中一个哥哥曾是好朋友，后来还一起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她哥哥惨遭日军折磨之后，不但泄露情报，还转而成为侵略者活跃的特务。林英婷和李安东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工作后，我和她才比较熟络。当时，她已从一个害羞的女生蜕变成一个自命的理论家了。”[2]
阿苏不怕得罪老谢和陈平，没有给他们留面子，证明他执行军令严苛之外，也不忘展示自己的权力。
陈平没有对北马局处决林锐提出异议，然而言语之间却显示出他对林锐的死有惋惜之情。
营内，在事发现场，北马局给林锐定的罪名是“敌奸总后台”。
肃反运动的幸存者杨立新，原名杨大光，目前住在泰南勿洞市区，为和平村村民，在和平村分配到芭屋。他根据亲身的经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文章收录在《艰辛的路程》这本书里。该书第6节写道：
“雪贞（艾力的妻子）被捕后，她的衔头是‘敌奸后台’。到捕林瑞（老谢同志的妻子）时，她的衔头是‘敌奸总后台’。阿石（吴一石，阿苏的助手，北马局领导人之一）很自信的说：敌人以为它的组织很严密，不知道我们是从前台打到后台的。其实，这些所谓敌奸组织，只有英明的领导才知道，其他同志是一无所知的。
“这里要说明一点，我看了陈平同志在《我方的历史》第420页里这样说：‘报告说，李安东有出席林英婷的审判会，他和营区的其他同志一起聆听林英婷的罪状，他和其他人一起举手赞成判她死刑。’
“这个‘报告说’是谁报告的呢？难道又是北马局有关的同志做假报告，要把责任推给机关队的同志吗？
“我记得很清楚，白天杀人的时候，一般的同志是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晚上，领导才来宣布敌奸的罪状。
“杀林瑞后，晚上老谢同志有出席会议，而且是第一个讲话。接下来才到阿苏、阿石和阿和讲话。
“老谢同志大概这样说，领导决定处决林瑞，她是我的妻子，但她和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在一起，所以，她犯了罪我也不知道。从话中看得出来，老谢同志也很无奈，没有办法了。
“人都杀了才开会公布，哪里有开审判会，举手表决呢？为了求证，我走访了好些当年在场的同志，都说是这样。”
杨立新要说的是，阿苏杀了林锐后，才在营内宣布，老谢也才知道。然而，在阿苏写给陈平的信中，却说老谢聆听林锐的审判，并举手赞成判她死刑，这是在撒谎。
可见，在肃反期间，林锐的罪名是严重通敌，可概括为“敌奸总后台”。
根据立场倾向于中央派的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下面简称《国内》），马方特务在勿洞一带活动并渗透部队，是有迹可寻的，1960年到1970年间，从边区上队的许多人士，是敌人的奸细。然而林锐不是边区上队，而是随老谢从中国来到边区。对她来说，特务渗透论也就不攻自破，这个“敌奸总后台”要从何说起呢？看来，只不过是扣在她头上的一顶帽子。
林锐的罪名，到了平反时期，换成了另一个模样。
根据《国内》的记载，前马共中央以“原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代表”和“原马共中央北马局代表”的名誉，分别于1990年5月8日和1995年9月3日，给88名被误杀的马共党员做了平反，唯独林锐和另外两名人士，阿良（李安、Omar、原名巫日民）和艾平（爱平、原名林戴伟）没有获得平反。原中央北马局对林锐的“罪名”有这样的叙述：
“林锐，原中央北马分局特别队高级干部，1967年与爱人李安东（老谢）及一行人，从中国经越南、泰国，1968年抵达马泰边境。老谢是马共副总书记，受命回来边区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的。老谢等来到边区部队，正值肃反斗争激烈的中后期，林锐在国外已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新到伊始，就带头大搞所谓“打倒中央北马局”的造反行动，严重违犯党纪军纪，也不听劝诫。于1970年3月10日被扣留，26日处决。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马共高层经过多年几次复查、重审等程序，确定林锐在肃反扩大化期间被处决，与内奸或敌奸等问题无关，而是严重违犯党纪军纪，军法必办。”
上述两段，记载于《国内》第89页，录在“原马共中央北马局” 于1995年9月3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书》末端“编者按”部分，应为《平反通知书》的部分内容。
既然林锐当年是以“敌奸总后台”的罪名被处决的，平反时应该要根据这个罪名来重审，方为合理。
如果这个罪名不能够成立，就应该给她平反，恢复名誉。
一个人死后20年，当局才来“修改控状”，然后说：“罪名成立！”人世间，哪里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国内》第20-21页评述“林锐事件”时说：“1968年同老谢一起回来边区的林锐，好多方面都肯定她不是敌奸，然而她的表现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她刚到伊始，就鼓吹‘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从8支、特区、2区直闹到中央机关，一路上影响国外来的同志一些有所接触的新同志。1969年10月，刚到中央机关，就摆开‘造反’的架势，拒绝出席机关队全体同志所举行的欢迎晚会。根据老同志的报告，林锐始终认为，根据地的部队应该‘大打’和全面出击，并且指责中央北马局的积极防御的游击战方针和分化敌人的政策（即《新方针》的三大政策）是什么‘修正主义货色’。为此，她‘拉拢、挑泼指战员同领导的关系’，甚至搞串连和‘夺权’活动，在部队（主要是她所经过的单位）造成很大的混乱。她以造反头目的统领自居，更把‘肃反’事件搅得更加错综复杂。最后，林锐狂热地按照自己那一套所谓文化大革命冲着组织，号召打倒中央北马局，另立一个中央；她不听指挥和规劝，肆意‘造反’，甚至表明即使‘造反’会导致对整个党军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又有些干部同志，特别是国外回来的干部同志，虽然不是外来敌奸也不是内奸，但伙同林锐一起高喊‘造反有理’，在内部搞分裂活动，矛头向上，企图打倒中央北马局，还自以为是干革命的。中央北马局对林锐实行军法处分，有些跟风的同志也受波及或牵连。‘林锐事件’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悲剧。”
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叙述，有无史料根据。既然修改了“控状”，自然要制造一堆罪名。如果事情的确是这样，为什么1970年杀林锐的时候，没有说是“军法处分”而说她“通敌”、“两项罪名”皆成立呢？北马局可以叫读者不要这样质疑吗？
我们不晓得“红卫兵”事件是否曾经出现过，如果有，也不知道它的严重性是否如上文形容的那样，这是不可以“据老同志说”就可以成立的，要有事实根据。
杨立新说，1989年10月，下山前夕，北马局的领导人阿石和阿和（陈云凯），叫“我们（受害人）去会议室开会，无关的同志没有出席。那时，老谢同志已经去14分开会了。
“阿石说，在肃反过程，我们有抓错个别，也有杀错个别，但有些同志说这是‘肃反扩大化’，是不对的。我一听，心里却很明白，这些领导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那时的肃反事件是错的，还在批评我们说肃反扩大化的言论是错的。
“阿石又说，领导决定销毁肃反期间，保留下来的一切材料和证据。理由是什么？他没有说，我们也不敢问。
“过后有同志说，要是把那时领导在肃反的录音讲话留下来，给陈平听一回。相信陈平同志就会知道，当年中央北马局是怎样英明了。”
我们怀疑林锐的资料也在那时销毁了，至于要给她定怎样的罪名，也就由后来的人“随心所欲”了。
肃反运动结束后的一年，北马局受党中央的指示，对肃反进行复查。北马局于是在1972年12月20日，发表了《防奸肃奸问题的意见》。这份文件可视为北马局对肃反的审思，把特务问题总结为一个思想问题，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非敌我矛盾，然而全文没有半句谈到“红卫兵运动”或相关事项。
如果林锐发起的“打倒北马局”运动确如《国内》所说的那般严峻，何以不见在这份重要文件中提及？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林锐事件受牵连的几个人物，包括陈平少年时期的“导师”林木（伍天旺）、抗日战争老战士、中委大东（阿仲）、曾经担任新加坡农民协会副主席的吴采唐的儿子方小浪（古宁）和马大生阿凡（原名叶冠柏），不但被定了罪，而且很快处决了。古宁的妻子余洁（林德籁），服安眠药自杀。
大东、林木、古宁、阿凡、余洁都在1995年获得了平反，恢复革命烈士的名誉，陈平还特别打电话给身在澳洲的吴采唐，当时正患着病留医，给她报告古宁夫妇获得平反的消息。这意味着，他们是被误杀的，罪名不能成立。陈平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这个观点。
既然涉及“林锐事件”的罪名不能成立，何以林锐的罪名却成立了呢？
我们没有看到老谢对这件事发表任何声明，也没有看到老谢为她争取平反，不知原因何在。然而老谢不为林锐争取平反，不能视为林锐不应该被平反。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正义的复辟，不是对哪个个人有特别的偏爱。
陈平以下这段话虽然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却也透露了一些内因，他说：
“林英婷被捕后，李安东曾劝告他的妻子招认，但是林英婷不肯这样做。我相信李安东有权代表林英婷要求缓刑，李安东毕竟是营区的第一号人物，也曾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宣传主任，就党职等级而言，他的职位在小章（阿苏）之上。问题是他从北京回到边区后，便自我孤立，与其他前线领导人保持距离。回到边区时，李安东曾好几次笼统地批评说，他离开了十年，边区没有任何改变。他提出一些冒险的主张，包括把泰国当作其中一个敌人，以及向敌人发动连队规模的攻势，都不为北马局所接受。自此之后，小章崛起成为实际的第一号人物。”[3]
如果林锐的罪名是违反党纪军纪，老谢应该会替她求情，因为触犯纪律毕竟个人问题，可当作为孤立事件，不像“敌奸总后台”这样的罪名牵连肯定很广。1970年林锐面对这个罪状时，老谢怎会不知道它的严重性？ 如果为她求情，很可能连自己也要招惹大麻烦，例如被标签为“敌奸总后台同谋”之类，可能连自己的老命也不保。
这个推论是有根据的，因为老谢的女儿李谦，也被北马局“一些领导人”[4]打为“敌奸”。老婆和女儿都是“敌奸”，下一步把老谢也推进去，就是“敌奸家族”了。一个打入中央机关的“敌奸家族”被连根拔起，大获全胜，将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消息！ 这可能已在野心家的计算之中。
我想这是老谢没有为林锐求情的根本原因，保留自己的一条老命，并利用自己的地位，拯救一些无辜的生命。为了不泄露自己的想法，他跟北马局的领导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自我孤立”，其实是一种策略——一个读书人应对强权的委婉之道。
至于北马局要杀他的女儿李谦，老谢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杀我女儿，就先杀掉我吧。”这才保护了李谦，没有成为肃反烈士。
这个事件后，李谦因过度惊吓，精神出现异样，其他同志看在眼里，心里同情，嘴上却不敢多说。[5]
勿洞上队的区秀莲，队名碧娟，一直被安排在机关队工作，肃反期间目睹了李谦的遭遇，讲出了更多的真相。她在《为马共还边区人民一个清白》[6]这篇文章里写道：
“马共中央北马局书记老谢同志，他的妻子也被杀害了，过后还捉他的女儿，也要拉去处决。当时，老谢同志就挺身而出说：你们要杀我女儿，干脆也把我拉去杀了算，结果才把女儿保下来。可是老谢同志的女儿放出来后，北马局的一个领导阿秀，就一直逆待她，骂她，不让其他同志同她讲话，孤立她，使她受到很大的打击，整个星期都不敢去洗澡，还被阿秀骂她臭，说她偷别人的东西等等，折磨得她人都变傻了。”
至于北马局不给林锐和另外两人平反，又是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是因为北马局和陈平，都坚持“肃反”没有错，错在肃反的“扩大化”。他们要群众相信，在被处决的“敌奸”之中，有一小部分的确是敌人的代理人，肃奸行动的确挫败了敌人的一个阴谋。为了使这个论调能够成立，必然要保留一部分受害者的“罪行”不被宽恕，才说得过去。林锐也就成为其中的一个。
这是何以北马局要修改林锐的罪名，从本来的“敌奸”改为“违反党纪军纪”。敌奸问题，一个人牵连一大串，一个人平反了其他人自然也要平反。但是违反纪律就不同了。它是个人问题，没有牵连一大串。这一来，不给林锐平反也就有比较充足的理由。
一般人议论肃反问题，很少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例外，通常还是把它跟肃反扯在一起。而且，在时间节点上，林锐事件跟“阿沙事件”也非常接近，1970年3月16日是林锐的死期，过了6天，22日，就是2区领导人张忠民率领部队撤离营房事件。
看来，阿苏垄断了北马局的话语权，老谢憋住满肚子闷气，终于向陈平倾泻。可见“林锐事件”背后涉及复杂的权力操弄，历史似乎也是按照权力的需要进行叙述。下山后，尽管没有了“同志”和“敌奸”的区别，然而名誉的执著仍然影响着历史的陈述，这也影响着今天左派阵容的团结和对历史的看法。
（2022年11月27日）
[1] 陈平：我方的历史，第419页
[2] 陈平：我方的历史，第420页
[3] 陈平：我方的历史，第420页
[4] 杨立新：艰辛的路程，第46页
[5] 杨立新：艰辛的路程，第46页
[6] 艰辛的路程，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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