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娜塔莎特雷修威（ NATASHA TRETHEWEY） 娜塔莎特雷修威著 李开璇译 照片里，我们四个人 站在密西西比河宽大的沙滩带子上 我的双手插在绣花艳丽的比基尼腰间 脚拇指插在潮湿的沙里卷曲 璀璨的阳光随着每个浪头切割着河湾 小鱼亮闪闪如弹簧刀 飞镖似的冲向我的脚 那是1970年，沙滩其余部分向我们开放后第二年， 我一个人站在相机前 祖母在相机另一端 教我摆甫士 40年前，她曾站在这里一处狭窄 写着“有色人种”的沙地上 微笑，双手插在棉质粗布绣花的腰间 摆甫士 History Lesson BY NATASHA TRETHEWEY I am four in this photograph, standing    on a wide strip of Mississippi beach,    my hands on the flowered hips of a bright bikini. My toes dig in,    curl around wet sand. The sun cuts    the rippling Gulf in flashes with each    tidal rush. Minnows dart at my feet glinting like switchblades. I am alone except for my grandmother, other side    of the camera, telling me how to pose.    It is 1970, two years after they opened    the rest of this beach to us,    forty years since the photograph    where she stood on a narrow plot    of sand marked colored, smiling, her hands on the flowered hips    of a cotton meal-sack dress. Natasha Trethewey, “History Lesson” from Domestic Work. Copyright © 2000 by Natasha Tretheway.

  李开璇注： 这篇文章简介清末明初美国学者李佳白（Gilbert Reich）在上海设立“尚贤堂”，传播及实践巴哈伊文明的情形。蔡德贵教授从浩如烟海的旧资料中整理了尚贤堂的历史，取书名《尚贤堂践行巴哈伊文明资料选编》，33万字左右，填补了巴哈伊信仰早期传入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此书尚未面世，蔡教授希望这篇简介能够引起有心人的关注，使该书能尽早付梓面世。这本书的出版，也将可以还原尚贤堂的真面目，为它摘下各种不确实的指责。 蔡德贵著 昔日被诬为“帝国主义分子”的美国友好人士李佳白，实为大清国和中华民国的有功之臣，为中国两朝领导人所器重。李佳白创设的尚贤堂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一个绝大的奇迹，当时对促进中国的觉醒，摆脱“东亚病夫”的窘境，走向文明社会起了巨大作用，中外一齐叫好。可在帽子满天飞的时代，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成为家常便饭，尚贤堂便被扣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的大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对尚贤堂有不同的认知，综合起来有以下各种说法：有的认为这个机构反对民主革命,支持封建军阀；五四运动后,尚贤堂出版的《国际公报》,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社交与文化交流机构；泛宗教性社会文化团体；传播基督教文化思想的机构；尚贤堂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传教机构,而是一所集教育、社交、出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机构,主要针对上层社会而创办,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平台,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尚贤堂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而李佳白自己确立的宗旨是：联络中外之友谊，为东西会晤之所。 尚贤堂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离开的时候却悄默无声，后来则几乎被批倒批臭。它会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过客吗？大清国总理衙门，表彰尚贤堂创始人李佳白“滔滔清辩，擅雕龙炙毂之才；觥觥雅材，负兰薰雪白之志。”那么多的清末巨擘如光绪帝、李鸿章、翁同龢、吕海寰、吴仲怿、严筱舫、曾少卿、李平书、张之洞、萨镇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伯行、沈仲礼、沈曾植、曾惠敏，民国群雄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宋教仁、冯国璋、段祺瑞、颜惠庆、江朝宗、伍廷芳、唐绍仪、王闿运、陈三立、李大钊、熊希龄、盛宣怀、陈焕章、胡适、蒋梦麟、黄炎培、胡愈之、章太炎、太虚、王一亭、郎静山、吴昌硕、杜月笙，乃至民国整个政府，都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的尚贤堂，难道真的就这样走得无影无踪了吗

蔡德贵教授 本月中旬，忽然收到蔡德贵教授发来的问候，惊喜之下，连忙用文字跟他进行一次简短的交流，始知蔡教授已退休了13年，目前年高78，人在美国。我问他：“您还在写作吗？” 他说：“还在写。季羡林老先生写到去世的前一天。” 季羡林是精通多种语文的东方学大师。退休前，蔡德贵是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山东社会科学人才库成员（2001-2005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山东大学一等关键岗待遇。 他又说，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去一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探望你们。语下不胜唏嘘。得知上一回来新加坡，安排他的行程的 陈家腾 （Chin Kah Ting）先生已逝世多年，感概的说，“难怪这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陈家腾来自东马的沙巴，他的一篇文章收录在本网站。 我已记不起上一回蔡德贵教授来新加坡是哪一年了，感觉上已经过了20年。那时，他在山东大学任职，担任“巴哈伊研究所”所长，已着手整理、编撰巴哈伊书籍。他是中国研究巴哈伊信仰的少数学者之一。 他的学生万丽丽 写了一篇巴哈伊信仰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的文章，获得个博士学位。 蔡来新加坡期间，在东海岸会晤新马的巴哈伊友人，我在那里匆匆跟他会了一次面。 蔡教授在那场聚会上，畅谈巴哈伊信仰传入中国的情形。那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是巴哈伊活动频密的地区，而中国几乎没有听到任何巴哈伊的消息。马来西亚总会还订立了双联计划（Twin Project），呼吁这里的信徒前往中国，奠立巴哈欧拉文明的基础。其实我们对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历史所知非常有限。 蔡教授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新鲜事物，令人大开眼界。他提到，巴哈伊信仰传入中国主要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时期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经接触过巴哈伊信仰，包括我们熟悉的胡适、鲁迅、曹云祥、孙中山、冯省三等人，还有一些比较陌生的名字如颜雅清、廖崇真、廖崇圣等等。  蔡德贵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脉络，补充了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发展这个向来空白的一页。他也收集了分散世界各地的巴哈伊文献，包括一批早年在马来西亚由梅寿鸿、苏逸龙等人翻译出版的中文书籍，编撰了一本接近51万字的《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 在这本书里，他详细地，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并采纳了著名巴哈伊Adib Taherzadeh在《巴哈欧拉的天启》这本巨著中许多重要的观点，有系统地介绍了巴哈伊文

  左起：陈中华、林青赋、李开璇、李文辉、符积虎、穆修德、沈如兰、张俊鸿。地点：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我们今天一行，包括中国、新加坡和伊斯干达区的一批巴哈伊，在笨珍培群独立中学听董事长林青赋先生谈他的治学理念。他说到素质优良的老师今天非常难寻，许多老师或行政人员把教育工作视为仅仅一个饭碗，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传授知识尽本分就好，没有意识到作为师者，有义务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行为，塑造尊师重道的品格。 他说，这是一个全国各地存在着的普遍现象，重物质而轻人文精神，并不是笨珍所独有。谈到培群最近又要撤换行政人员，有人以为他要求苛刻，不然的话，为什么培群经常换人？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他，他要寻找的是真正的教育者。 林青赋虽然名分上不是教师，也不是教师专业出身，但是他对学校长期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注，不停地思索着它的方方面面，殚精竭虑打造一个文化气息良好的校园。这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抗争，那些林林总总表现在人事上的问题，其实是在教育领域展开的对物质主义的拒绝，涉及人生观和思想行为，处理起来极其不易。 他的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其实就是最好的教育。 所谓教育，根据圣人的指导，基本上就是培养有德性，又能言行一致的人。教育者除了要能够讲好道理，也要自己用行动把道理表达出来。林青赋就是这样一个行动的人，尽管不是所有的决定都能服众，保持言行一致，却一直是他奉行不渝的原则。 他凡是皆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自己确立榜样，给学生打造一个在现实情况下，最好的学习环境。自己长时间付出，不计个人得失。这一点已是一个优秀的教育者的光辉典范。 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奠基者曹云祥，在一篇文章中说：“社会的重心全在德性，只讲求学识才干，竞相取巧，社会的秩序就不能维持，社会的基础就会崩溃。德性是社会的躯干，学识才是社会的枝叶，大同教的社会并非不要学识才干，不过不能舍本逐末而已。而且躯干不健全，枝叶也不能繁荣滋长，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清华之父曹云祥文献篇，页232） 访问团团员符积虎博士等人，今天给培群的捐助之中，就包括一套曹云祥的著作、翻译和蔡德贵教授撰写的曹云祥传记，捐赠给培群学校图书馆。希望这本书的教育精华，能在培群发扬光大。 近代大教育家巴哈欧拉说：“人是至高的灵性物，然而，缺少适当的教育剥夺了人天生的能力。人可比喻作一个丰富的宝藏，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宝石。惟有教育能使之显露出来，使人类获得裨益。” 以下一则故事 ，收录

林鹏飞作品，Aeron Lim提供 机器人能取代人类写作吗？有一种说法以为，机器人既然可以取代人写故事，写作就是也可以交给机器处理了。写故事不就是写作吗？科学家把背景设定输入机器人的知识库里，它就会自动进行搜寻，将获取的资料编成故事，然后用文字把故事制造出来。它的思想能力来自于大数据，就是翻译和诊断疾病所用的同样一种能力。电脑的超算能力越强，它的写作能力也越强。它收集、整合资料的能力，把人类慢条斯理的写作远远抛在后头。 这一来，我们只需将机器人制造出来的故事略加修改、润色，就可以“出炉”了。人跟机器配合，写作的速度会比以往快很多，说不定还会诞生伟大的作家。那些要自己找材料腹稿构思的写作人，可就要被这一波科技彻底淘汰出局。 然而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 我在早些时候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文字的最大功能是书写灵魂，这是它无可取代的功能。在机器人时代，更能突出文字的这个特性。机器人没有灵魂，它不知道什么是灵感，什么叫做思考。大数据产生的效果类似思考，然而它本质上跟灵魂通过大脑产生的心智，完全是两回事。它只是物质层面的咨讯处理，没有经过灵魂这个媒介。 机器人能捕捉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从这个联系编写情节，却不能发现心灵对客观世界的复杂反应，不知何为灵魂的悸动，也不会有体悟、醒觉、反省的内心的真实感觉，亦不分行为的高尚与低下，人性的美和丑。 人因为有灵魂，而能违抗大自然的约束，利用自然的规律征服自然，也能不依照肉体的需要行事，转而去庆祝高尚的思想。譬如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真理，可以毫不吝啬地付出自己的生命。机器人不会明白这一点，也写不出这种情感。 假如机器人也有高尚的家国观念，懂得何为圣洁的情操，它岂不是也懂得天意、畏惧上天了？它可是人类的导师了。人类制造的机器人反过来成为人类自己的导师，有这可能吗？ 这等于说，你必须给与它跟人一样的灵魂，它才可以产生我们所体验到的这种情感和思维。我们对自己的灵魂所知尚且极为有限，只知它的一些性质，全然无法触及它的本性，可如何能够在自己创造的机器里注入灵魂呢？这是办不到的。人不可能制造一个比自己还要崇高的物体。 机器人写得再好再快，充其量也只是一台机器。 机器人联系和综合资讯的能力，比我们强多了，然而这正是机器的功能。人跟机器比，当然比不过，而且，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比较。好比将工人跟机器作比较，是不恰当的。这正好说明，人作为懂得利用工具的生命体的

今天下午，乌云蔽日，滂沱大雨即将来临之际，新山和笨珍区一群作家，在士古来一家咖啡店里做了一场短暂的聚会，互相问候，交换著作，同时分享马仑的纪实长篇小说《新冠疫情泪花飘》面世之喜。 马仑今年已年高83，左眼患青光眼已有8年，右眼患白内障和轻微青光眼，已无法阅报翻查字典，在这样的困难中，凭毅力和药物的帮助，以自己的家庭生活为背景，根据收集来的新闻资料，交叉融入，铺陈情节，终于完成这部以疫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由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列为枫林文丛第二辑。 一个疫情把写作人更快地推向老龄化，今天来的这批写作界老朋友，好几位都过了八旬大关，其他几位也都已七十开外。跟这批前辈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学生。有些家人不让老人家写作，怕他们伤筋动骨，殊不知正是写作，带给他们活跃的脑筋，说不定还有助于他们的长寿。 给老作家们加油！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前排左起：洪祖秋、高秀、鲁肃伯、宋铭、马仑、陈中华、黄贵文。站立左起：黄建成、温国华、李开璇。 (2023年4月18日） All reactions: 67 薛振堃, Alex Lai and 65 others

照片由穆修德摄 吸引力来自于爱的接触，不能光靠讲道理。当你爱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或一样东西、一门艺术、一个道理，你会想办法了解它、接近它、模仿它、学习它、要跟他来往、亲近。对无形无相的上天，也是一样。 有些人，女性居多，不喜欢讲道理的人，他们怀疑道理是一种伪装。然而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爱，除非被偏见蒙蔽了眼睛。 所以，讲道理的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讲好道理是我的本分，信不信是你阁下的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听人家讲道理，曾经骑着电单车，进入树胶园的深处，几个人一起看禁书。不过是些哲学、主义的论述，基本上就是些没有敌人的知识，竟也不能见容于社会。反过来说明了文明水平的低落，而使各家言论，各种见解百花齐放，成为每个人的责任。 在几十年人生中，有意无意间也讲了不少道理，大多已经没有什么印象。而讲道理似乎是个坏习惯，再多也不会给你带来荣誉。你也别期望讲道理会获得人们的尊重。我跟彼岸交往的十年里，就经常被他激起评述时事的热情和辩论的兴趣。然而，没法付诸实践的谈话，不管多么动听，最终都要无情地流于空谈，久了连自己都会觉得厌倦。 道理、爱心和实践，可以捆绑在一起吗？有没有一个办法把这几样东西包容在一个项目里？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可以把日常的讲道理跟人与人之间的爱结合起来，又能够推广凝聚更多的人，那就真是太美妙了。 这样一来，讲道理就不再是一件浪费时间、令人寂寞的事。有人寻找真理，有人知道真相，有人讲述道理，误会就可以通通避免，社会面目就可以清晰，沟通可以通畅，关系可以融洽。让浪费在空谈里的才华，找到发挥的空间。这才是进步！ 我至今没有忘记那段在树胶园里学习的日子，尽管学来的社会科学知识没有使用的机会。然而群众教育塑造的健康社会风气，培养出来的许多意志坚定、心胸广阔、富有正义感的伟人和英雄，令人惦念。大众也需要教育，不是靠政治人物，而是要由社会中的进步力量聚合起来，将社会、人生和精神十分复杂的问题，梳理出一套正确的指导，让所有人免费参加。 一个公开免费的大众教育课程，不可或缺。 凝聚力就是“爱心”。爱不是挂在口头上的点缀品，它是用行动，把道理送过去。可见“爱”跟“讲道理”，其实相辅相成，并无矛盾。道理铲除了偏见的障碍后，爱就能通行无阻。 前几天，我在大学城的巴哈伊中心“上了几天课”，感觉上好比是40年前在树胶园里读禁书的翻版。只是这回读的不是禁书，而是圣贤光辉的言论。内容

尤利西斯格兰特 阿博都巴哈访美期间，在1912年，对美国寄予厚望。他希望“民主的美国”（The American Democracy）能够率先在美洲大陆调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高举“至大和平”（The Most Great Peace）的旗帜。他认为，美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他表扬美国率先取消奴隶制度，进而使欧洲各国也跟着效仿。巴哈欧拉是明文反对奴隶制度的，他说，一个人不可以将另一个人当作货物来买卖，这在上天的眼里是犯法的。 阿博都巴哈关注受压迫的民族和少数民族，他说：“这些印第安人，假如获得教育和引导，毫无疑问的，他们将成为照亮世界的明灯。”（Tablet Of Divine Plan, page 12） 巴哈欧拉被流放阿德里安堡的1868至1870年间，从局促的牢房，他写信给当时的主要世界领袖，呼吁他们惧怕上帝，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减少军事开销，关心民瘼。在一封致“美国的统治者和总统”的历史性函件中，他吁请美国总统“以正义的装饰点缀你统治的殿堂”（Adorn ye the temple of dominion with the ornament of justice）。 针对美国撕裂的局面，巴哈欧拉说：“以你的手将碎片连接在一起，以你的主，那注定者，智慧圆满者的权棒，粉碎猖狂的压迫者。”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上天的使者直接联系人间的领袖，对世事进行了干预。 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满目疮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面对混乱的局面，头大如斗，将巴哈欧拉的劝诫搁置一旁。 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后第二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乖戾的民粹主义兴起，激化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21年，他说出了当年他在美国时隐藏起来的话。他说，那时候，他只讲一部分，因为担心人们听了受不了。 对美国的种族主义，他要说的是： “假如种族之间没有达至谅解，毋庸置疑将发生流血。我在美国期间，告诉白人和有色人种，你们要团结起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会发生流血。我不加多说，以免他们感到伤悲。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比流血还要严重的危机，就是，美国会因此而亡国。因为，种族偏见会引发其他动乱的因素。美国的敌人会鼓吹白人对抗有色人种，又煽动有色人种对抗白人。对此危机，美国尚且浑然不知。他们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后悔的。然而，（到时）国家已经灭亡，后悔又有何用？…重点是这个未来的灭亡，现在的美国人要觉醒起来，

路易斯格雷戈里和太太 路易莎马修斯，为美国杰出巴哈伊。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年，土耳其青年党人推翻残暴的奥斯曼帝国国王阿都哈密后3年，巴哈伊信仰的领导人阿博都巴哈亲自走访了法国、英国和美国。他不是去那里旅游观光的，尽管他坐了40年牢，很想去各地走走。他是负着去那里奠定巴哈欧拉信仰的基础的使命。 然而他公正、坦率、开放的性格，无可避免地，与当时尖锐的种族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这是他的行旅最令人怀念的地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追踪刊出他的行踪和在各地的演说，把他奉为东方来的灵性大师。许多人闻风前来，要聆听他的教诲。有些美国人全程跟踪他，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谈话无疑十分精彩、思想宏大，情感高超，新意频传，然而，要是没有这些美的像诗一般的行动配合，未免容易会被解读为理想主义。 那时候，巴哈伊信仰还是个年轻的新宗教，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没有听过它，也没有人把阿博都巴哈称为“完美的典范”，（“典范”这个词，出现在后来邵基阿芬第的著作里），他要将自己局限在巴哈伊的圈子里，或成为富人、名人和白人的座上客，是毫无问题的。然而那不是他要做的事，他不断走出舒服的圈子，会晤黑人、穷人乃至形形色色的人群，即便顶撞了当时种族主义的条规和传统也在所不惜。他的谈话也远远越出小圈子的意识。 1893年，印度教大师Swami Vivekananda也访问了这个新兴国家，并在芝加哥的“宗教国会”做了一场演讲，而后在美国逗留了两年。这位大师讲解了印度教的哲学，注重理念的陈述，阿博都巴哈却以简单的逻辑散播人类一家的主题，并且身体力行，他的魅力在于行动和思想的完美和谐。 1911年，他下榻巴黎的一间酒店。白人业主不许黑人进入酒店，他却不顾这道禁令，让一个黑人来见他。这人不是巴哈欧拉的信徒，只是由于热爱大师而去访问他。终于，酒店管理人对他说，你不要来了，酒店没有允许黑人进入的规则。 阿博都巴哈得知消息后，派人把酒店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他不高兴他的朋友被挡拒在酒店的门外，必须把他的朋友找回来。他又说：“我不是来这里看巴黎的酒店陈设的，我来见我的朋友。我也不是要迎合巴黎的习俗，而是要建立巴哈欧拉的道德准则。” 白人的酒店不欢迎黑人，在当时很普遍。白人业主对意识形态的看重，胜过赚钱。解放黑奴已过去50年，黑人获得投票权也有30年了，许多白人还是认为，贫穷的旧奴隶不可能有钱住酒店。也看他们不顺眼。因为这

这是我少年时读的一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振新书局在野新。 如果写作使人愉快，我们就可以一直写下去，直到愉快的感觉消失为止。一股劲就有了保障，人家要偷走你的快乐也很难。那么，这个愉快到底隐藏在哪里呢？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知道了答案就晓得往哪里寻找。把愉快请出来，笔就不会卡住，灵感不会枯竭。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必须牢牢记住，写灵魂中的那一份感动。乐趣藏在这里边。 这不外是写自己体悟出来的人生、领悟出来的道理、大多数人还不怎么知道，或没有意识到的事。每一个道理反映在生活中，都是繁复多姿的，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发现和专告的过程，是令人兴奋的。 真正的写作所以必然是结合了个性的创作，是那些没有生活体悟的软件所无法取代的，也跟每有灵魂的文案截然不同。你通过作品投入了生活，融入精神的世界，也提供社会你的贡献。一棵结果的树，将它的礼物奉献给大地。这种行为本身，不管收获如何，都使人愉快。 然而这个乐趣是会枯谢的。随着意义的用尽，腹稿的努力放松，笔也要停下。直到后来又开始寻觅，一个什么事促动你新的热情，你又看见了真善美，写作的火焰便又燃起。书写能力不过是一个技能，要配合灵魂的触动才叫做写作。 写作的乐趣淡化，是因为我们觉得，告诉读者的那些事没有什么意义了。人们知道了或永远不知道，都无所谓了。譬如，你说某个政策很无坏，听者说，你跟我讲这些有啥用？你又说某某人是贪官，他们说，知道了又怎样？他们还不是依旧一般，你能做什么？ 你是看见表象而不是真相，许多文章充斥着表象，却没有揭露真相。这是气象预测，明天的后天的气象怎样怎样，没有什么触动灵魂的东西。新闻报道就是社会的气象报告，写新闻不会给人太大的乐趣，除非深入到事件背后的原因。 你说，这一轮博弈之后，世界要迈向大和平了。到时，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就有不同的意义，来自于你的这个发现。读者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跟他们有关系了。 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只要坚持寻觅，一定会有发现的。即便是一片叶子，如果渴望风，也一定会感觉出凉意来。写作的秘密乃在于此，它是一个寻找和发现的过程。 有些人对自己的发现过于偏爱，一点小小的感受便以为是真知卓见，详详细细写出来，然而陈腔滥调不管如何伪装，也不会变成真理，最后连自己也不想多看一眼。真正的意义，并非“俯拾皆是”。探索、追寻也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 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一般都是用文字记录着

  林鹏飞大师作品。picture in courtesy of Mr Aeron Lim 每天看一回国际新闻，已成为我如今生活的常态。当前的世界太精彩了，多了解一点对我们没有坏处。怎么还有人不看时事，不谈世界？我不明白。特别在这里提醒一下，算是尽了一点儿写作人的本分。 我们都是时代的见证人，见证一个新世纪的来临。这是一份荣幸。活在今时今世的每一个人，都是幸运者。然而，这也是“责任”的另一个说法。 新时代的脚步，酝酿多年后，如今已经迈开，在兴起、巩固着。而旧的一面也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在崩溃、坍塌、瓦解。兴起与衰败，王道与霸道，合作与对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交叉发生，相向而行。此起彼落，此消彼长。 自私、残酷、愚蠢的霸权被新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取代，喜欢以颐指气使的姿态面对他人的世界警察，遭到了羞耻的教训。惹是生非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几百年来反殖民反侵略的人民，终于来到了这扬眉吐气的一天。不管他们有没有亲眼看到，灵魂总是知道的。新世界焕发而温柔的气息，吹上人们愉悦的脸颊。 政治家完成这一波团结的工作之后，接下来就是老百姓的角色、你我的责任了。必须继续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林林总总的偏见和旨在造成分裂的意识形态一一扫开，给新人类的躯体穿上正义、适中、平等的衣裳。这不外是编织一面文化交融的大网，以精神文明为纲，覆盖整个地球村，铸造宏大的视野和开放进取的人生观。 新时代的机制确立后，将持续稳步迈进至少一千年。这是古来圣贤共同的预告，文人志士共同的愿景。千年太平盛世，给诗人们无穷无尽的灵感，穷毕生之力去歌颂、赞美，尚且言不及义。如何一个盛景殊非我们所能想象。然而在开始阶段，却是要平凡的我们——新时代的第一批人类——把调子调好，把原则讲明，把道理播送。所以，责任极其重大。 霸权与反霸权之间的斗争，不一定非要正面交锋不可，也可以采取迂回的方法，你打你打，我做我的。集中精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柔功化解他的实拳。坏事总是经不起好事的消磨，人心总是向往幸福，远离罪恶。这个本性决定了人类命运的向好，新时代的必将到来。 战争如果不好，就用和平的方案。制裁既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就以合作共赢取而代之。在他的大厦坍塌的地方建起我们的城池。西方那套自由民主制度，已被东方的实践证明，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还有比它更好的制度。仇恨也是可以消除的，不管积累了多久，只要调解的人心中坦荡，真心要

  假如生命的绿线到了五月变成红色 我要感谢天地，这一路走来平平安安 没有遇上炮火和硝烟 假如心跳的旋律到了五月成为静音 我要感谢命运，让我跟横财无缘 以免他偷走我的安宁 假如呼吸的节奏到了五月忽然停止 我要感恩时代，没让我活在将来 以免经不起太过美丽的诱惑 假如腿说，五月过后他要回家休息了 我说，谢谢你，以后我就可以飞翔了 （2023年4月6日） #

  毛泽东在陈毅追忆会上，其旁为陈毅夫人张茜。 晚年的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又把日本人赶回家里，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革在他心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他把它视为自己的一项使命。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马克思曾经说，在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以铲除残余的资产阶级分子，防止他们复辟。毛泽东从这个角度看初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觉得的确有很多资产阶级分子混杂其中，他甚至认为，林彪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一个例子，对这套理论也就深信不疑。 他始终认为，需要一场革命把他们清洗一番，让各级机关领导干净了，生产力才能上去。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富强，用阶级斗争促进生产。然而文革一开始就出现他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批斗、混乱、山头主义林立、帽子乱飞——而他要看到的效率和富强，却没有出现。这使他非常苦恼。本来他打算搞两三年就结束的文革，却一发不可收拾拖延了10年，依然没有看到收手的曙光。最后还是到了他于1976年，抱着遗恨去世后，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才正式画上句号。 文革的乱局让有野心的林彪看到夺取的机会，由他的儿子林立国设计了一个刺杀毛泽东的阴谋，1970年9月间，正紧锣密鼓进行着他的部署。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敏锐地感觉不妙，突然改变行程，火速回京。林彪的计划落了空，匆匆坐飞机逃亡蒙古，油尽坠毁在蒙古机场。 这个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此后他的健康便每况愈下。 林彪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叛变时职位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得到毛泽东委任为接班人。由于权欲心切，做了一件让毛泽东非常恼火的事。他的同伙在庐山会议上一意孤行要设立“推动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背后目的是要架空毛泽东，让他顺理成章当上党主席。 此事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对林彪的左倾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林彪集团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五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做了检讨，承认犯上了路线的错误和在组织内搞宗派主义。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始终对自己的错误不愿表态。 毛泽东南巡时，获悉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说了一句话：“同林彪的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林立衡本身跟林彪家人撇开关系。他又听人转告，林彪的妻子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毛泽东听到这些，略有所思，眼睛眯成一条线，远眺窗外，良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