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文史论争的真相 ——回应安焕然教授
发生在新山的一场文史论争，最近又甚嚣尘上，黄羲初的孙和曾孙亮相报端，说了许多黄羲初的好话，评击文史工作者张礼铭伤了他们的心。张却选择沉默，不愿置评，跟张有同感的人们也不愿意对黄羲初的后人说三道四，节外生枝。
毕竟，黄羲初的历史跟他的后代没有半点关系，张是根据史料做表述，还很小心地没有用上“汉奸”这样的字眼，但他不可能征询了黄家的后代才来动笔吧？这事大家不提也就算了，不料，体制内的安焕然教授，今天（注1）又挑起事端，讲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附录全文）
我曾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说了一句：“张礼铭是负责任的作者。”（大意），就有个洋名的人问：“你可以证明他是负责任的吗？”（大意）我觉得对方来意不善，不想纠缠，就说：“你问上帝去吧。”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自我介绍。安焕然在下面问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人家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有问题。”今天看到安老师的文章，变成了“倚天剑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加以冷嘲热讽。”就明白了，原来都是圈套。
这场论争的本质，是“当权派”文史人和一小部分华社领袖，对“自由派”文史人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进行打压所致，因为这些新史料，以及作者对史料的解读，颠覆了一贯的权威崇拜，以及由这历史信仰制定的社会规则。张的揭露和书写，虽然无懈可击，却是“政治不正确”，冲击了这个既成的规则，为主流领导所忌惮。
对华社整体而言，却是一件进步的好事，它涉及历史是非的辩证、正义的彰显，为十分罕见的现象。而宽中出版张的考据报告（注2），也有寻求认同新史料、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意味在内，董事长和执行董事都在序言里，明确表示支持这种正面的历史探索，并非如安焕然所说：“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注3）新董事长不愿置评，不等于旧董事长和旧执行董事的立场无效，可见安氏在这里带有选择性偏见。
当权派文史人刻意把原则之争扭曲为意气之争，“请问上帝”的部分显露这个企图。黄羲初后人上报发言，似乎也非其本意。安氏文中说：“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已露端倪，似乎是有人邀请的。
对于张礼铭和他的友人来说，论争不会使他们升级，更不会升官发财，他们都是退休人士，七、八十岁的老人，满身病痛，体弱身衰，看手机都难，出奇的怕事，哪里还有兴趣与人争一口气？意气之发端绝对不会是他们，因见这事涉及新史料的认同、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真相的接纳，有助于民族的砥砺前行，体制内既无人出来说话，也就站在体制外说几句，声援一下出发点单纯的文史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体制内有人接棒，万万不会去做“杀人”的勾当，（注4）更不是对方搬出一个90岁的老人，就变成了连老人都不放过的压迫者。我没有对这位老人家说过一句不敬的话，相信其他人也没有。
张的历史考据，纠正、补充了许多历史谬误，多年埋首搜寻史料，终有所成，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我们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庆幸华社有这样一位协助者和保护者。华社几时真正进步过？安焕然却说：“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
他权威的审判有根据吗？
张礼铭在编故事吗？
张礼铭对黄羲初的历史作出了许多更正和补充，粗略说来就有以下几点：
1。日据时期，黄羲初曾担任日伪组织“新山区奉纳金会长”、“新山区华侨协会会长”，而后升为“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相关文物藏于新加坡李光前图书馆。
新山华侨协会完成第一轮奉纳金搜刮后，1943年展开第二轮榨取，为蝗军筹款10万元买战机，于该年成功筹足并交给日军，同时继续催收华侨拖欠的奉纳金，直到日军投降前一个月都没收手。蝗军1944年轰炸哥打丁宜天吉港第4独立队根据地，出动飞机大炮，2万兵士，炸平联丰街，炸死杀死华侨700人，占天吉港华侨人口之八成，包括烈士丘继周。黄羲初的华侨协会，在这事件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黄羲初的官位却得以步步高升。
在这之前，没有人这样提过。有些文史人也知道，却不敢提。这份史料的公布使我们对黄羲初有更全面的认识，对华社为他立铜像一事，造成直接的冲击。（注5）
2。黄羲初不是宽柔的创办人。
目前的认知，宽柔是由黄羲初、骆雨生、陈迎祥、郑亚吉4位，于1913年所创。张推翻了这个说法，他发现，在英国人还没有进来的港主时代，宽柔就已存在，为潮州人所办，服务潮州社群，英文名也是潮州音的Kuan
Yew School，（注6）于1913年才转为公校，1922年学校注册法令生效，改为没有潮州色彩的Foon
Yew School。
黄羲初等人参与了这个转变，却不是创立新校，而是接管。参与者也不只他们4位，还有多位贤达也是最初公校的参与者。其实，是整个华社同心协力促使其成，后来，在一股势力的推动下，变成独尊黄羲初。（注7）
之所以“独尊”，是因为只为黄羲初建铜像，其他三位“宽柔创办人”却不得此殊荣，这在建铜像的初衷张拔川的谈话中就显露无遗。而根据黄羲初自己的文章给他定位，没有其他文献交叉证明，犯上“利益冲突”之大忌，又将不属于他的功劳套在他身上，更是明目张胆以达“独尊”的目的。其他三位的生平事迹不多提起，郑亚吉在公立后出现董事会一次就不再出现，似乎没有“宽柔创办人”的自豪。
本人根据这个发现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学文》。学文编者评述该文时说：“李开璇《新山早期华教与宽柔历史补遗》一文，从另一种角度喻情喻理讨论宽柔建校史，”这段话也可以视为对张礼铭的评价。
张礼铭打破了宽柔建校始于1913年的说法，创校年代要比这个年份久远许多。
3。黄羲初的记述是许多新山历史的依据，张礼铭发现黄的文章有许多错误，作出了纠正。所谓黄羲初等4人创办宽柔，就是黄往自己脸上贴金，上面讲的那股势力推动的结果。
关于义兴公司解散后有一笔款项交给宽柔，一般认为是得力于黄羲初的努力而促成。张礼铭发现，义兴余款交给宽柔，由义兴领袖处理清盘，会众参与决策，黄羲初非义兴会党，此事与他无关。黄这方面的叙述也含糊，多处错误。后来，有人把功劳套给他，以显示他的伟大。（注8）
4。义兴公司解散后，其会众将义兴总部的神主牌和文物葬于“明墓”，“既成历史”认为，黄羲初是明墓的创建者。张礼铭发现，这个论调也不靠谱，推翻了，并对义兴解散后殖民地统治开始的一段历史，做了清楚的叙述。（注9）
5。“既成历史”说，黄羲初担任新山广肇会馆会长长达21年，从1919到1940年。张礼铭发现，这是无稽之谈。在那段时间，至少还有三个人曾经担任该会会长。（注10）
6。张礼铭的《谈港主时代的华文教育》丰富了70年港主时代的社会风貌记录，弥补了我们对这个时期教育历史的空白。黄羲初在广肇会馆所创的育才私塾是间夜校，晚上上课两小时，并不是如”既成认知”所说的那样，为宽柔的前身。这一点也做了更正。（注11）
7。张礼铭在《宽柔中学拒绝改制的两位华教功臣》一文（注12），推翻黄羲初为宽中拒绝改制”拍板定案”的既成论述，真正拒绝改制的有黄庆云和李清来等人。
根据宽中史料，改制期间，黄羲初已告老还乡，蛰居星洲，已非宽中董事。风波平息后，又回来竞选，“重作冯妇”，直到1961年去世。
以上几则，都是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严肃的历史记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张礼铭用史实说真相，发掘历史的新大陆，前后熬时十几二十年，你就轻蔑的一句“编故事”否决一切，似乎哪里打破了一个醋缸。不是拿“真文件”发挥，难道要拿“假文件”吗？我也真个看不下去了，半夜三更也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这些新历史，新史料是属于全民的，他自己这样声称。总是想着与人分享，希望更多人看到，至于所谓“名誉”，他从不在乎。然而出版以来，体制中人不是张开手欢迎，而是讥讽嘲笑、恶意批评、抗拒打压，包括安老师在内，何以做学问的人，要接受一点儿真相，竟是这般的困难？
过去如果错了我们今天把它纠正过来，算是我们为时代尽了一点儿义务，无关个人得失，是要活出生命的意义。安焕然要把这些社会大事淡化为个人纠纷，是不会成功的，只有暴露自己丑陋的一面。
备注：
1：星洲日报，2021年5月16日，边缘评论
2：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
3：同上
4：安焕然：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
5：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页108，李开璇随笔，论我们今天应该给谁立雕像？
6：1921年义兴公司清盘司陈二弟向新山高庭申请拨出义兴余款，受益团体包括宽柔学校，将其英文名写作Kuan Yew
School，既然是法庭文件，当是正确的。
7：李开璇随笔，新山早期华教与宽柔历史补遗
8：同上
9：李开璇随笔，从明墓百年看掠夺者本色
10：李开璇随笔，广肇精英陈亚宝烈士
11：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页67
12：同上，页59
（2021年5月16日）
图：张礼铭、我和洪祖秋。
附录：
安焕然.历史是倚天剑，还是屠龙刀
边缘评论
同样的，在中国史学里，“史”在《说文解字》里是“记事者也，从手，执中。”而“中”即“正”也。因而历代中国史官就有一种“秉笔直书”的硬骨头的自我要求。所谓齐太史、董狐之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但这里有个问题，亦即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诠释的问题。你把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没错，也应该写。但当你要像孔子那样下春秋褒贬之笔时，那就涉及到历史的诠释，以及如何解读文献的问题。别以为那是科学般的客观。当你下判断时，自然有你对事物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
就以林文庆为例，在很多层面，无论是悬壶行医、实业经商、参与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还是办教育，他都是“人杰”。可是他没能做“鬼雄”。毕竟在日治时期，不管是不是被迫，他确实是当了日本军政府的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我曾在2018年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办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还原真实的林文庆》座谈会上作回应人，提说林文庆当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是历史事实，而且战后他也没有为此做辩解，想来他内心是痛苦的。既然林文庆本人也没有辩解，后人何需为林文庆在此事上辩护，甚而“漂白”？把林文庆说成是“时代巨人”，对其评价是不是过高了。与其纯化林文庆的精神思想，还不如探其离散的复杂性和悲剧性；与其说他的“风骨”，不如同理心的去谅解其晚年手中杯酒的愁绪（见2018.6.11星洲日报边缘评论〈林文庆是时代巨人吗〉）。
但你如果就因华侨协会是日本傀儡组织，而林文庆担任日本傀儡组织的主席就说他是“汉奸”，这一简单逻辑的思维判定，我也是不能苟同的。人是个体，事是结果，历史时空是环境。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汉奸，是好人还是坏人，做对还是做错了，你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同理心的了解和探究当事人的处境和思绪与动机，以及当时世人普遍对他的看法。
要客观的评论一个人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格局，也有他值得肯定、值得学习的地方。历史事实掩盖不了，找到确切的新证据就应该写下来。但你也不能“任意发挥”历史文献呀！关键还在于写历史的人，你要传达什么历史讯息，想要体现怎样的意念。“正义”不是拿来杀人或鞭尸的。作古之人也不应被今人随意拿来消费。秉笔直书是就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不是带着偏见或仇恨，凭僵化的意识形态行“褒贬”之笔。那就失去其“中正”了。
新山宽柔中学去年出版了一本影射其宽柔创办人黄羲初是汉奸的书。作者找到日据时期黄羲初曾担任新山华侨协会高职的文件，进而“推断”说黄羲初是“枯木逢春”“生龙活虎”去接任日本人的委托，做了对不起华社的事。这事一年多来引发相当大争议。网络吵翻天。
新山地方历史书写纠缠到这个境地，只能说是文化新山的悲哀。什么五帮共和，独尊义兴，新山华社华团领袖的沉默（除了广肇会馆就事论事仗义执言发了文告），其他似乎是事不关己，也不想惹事，可窥这些所谓华社领导机构的心态与格局。而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文化新山沦落至此，还搞到黄羲初后人（连九十几岁老人）都遭受刺激，出来讨公道，落泪难眠。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
文章来源：星洲日报
作者：安焕然
撥亂反正，好！
回复删除幫這些老油條清理一下油膩也好。
谢谢你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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