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篇试图解释，何以一场学术论争会拖延如此之久，它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现实。

 黄羲初写的自传，或由陈宝锦捉刀写的个人传记，都没有提到日据时期他做了些什么，仿佛那个时期他不在这个世界上。得意的事他长篇大论，不忘往自己脸上贴金，唯独在这最考验人格的节骨眼上闭上了嘴。如果是躲了起来，也有一则逃亡的故事。51位殉难的新山筹赈会委员，个个都有一则感人的故事。他也是筹赈会委员，却没有故事。可想而知，定非得意之事，否则为何隐而不提？可见他不是个诚实的人，胸怀也缺乏坦荡。作为华社领袖，这一点不足为范。这留白的意思似乎在说：“我就什么都不说，你们能够奈我何？”

不料80年后的今天，有个叫张礼铭的人，看出这有意留白背后的蹊跷。寻寻觅觅之下，找到了他那时的行踪，并打破我族扬善隐恶的优良传统，公诸于世。

文史工作到这地步，照理，应该渐入佳境。从这驿站往前走，就是广阔的天空了。

不料，体制里的文史人跳出来，不是欢迎，而是判官的态度，说：“我们认同你的资料，但你的诠释有问题。”

我们以为他是认真的，做了一番解释。然而他看了之后没有反应，即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等事情沉寂了一段时间，我们打算把他忘了，他又忽然跳出来，还是一副质疑的态度，问同样的问题，说你的诠释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关于华教历史的讨论也是这个态度，说认同你的资料但不认同你的诠释，问他该如何诠释，他说，“去读我的书吧！”后来又说，华教历史要从“新式学堂”算起。我们回复了这个问题，他又不说话了，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用个沉重的睡姿卡在那里。他们有教授、博士的衔头，又是什么馆长，在体制里有一席之地，机构内的历史顾问，他这样说了，别人也就相信，原来外面的是一群乱臣贼子。讨论也就戛然中断，真相依旧没有大白。

他就是一副老是睡不醒的样子，不跟你认真交流，指桑骂槐他一流，大原则他不表态，在细节上兜圈子。不管你怎样招呼他，他就是一副还未睡醒的模样。其实是在装睡，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近，安焕然教授的发难，就有这么一句：“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

过了几天，体制里的莫家浩博士说：“别人敢不敢提我不知道，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会对铜像造成什么负面印象（影响）。其实重点在於，这两份史料只能説明黄羲初在日据时期担任过这些职位，但不能证明他实际上做过什么，更不能穿越时空去透视他的心境，剩余什么汉奸不汉奸的问题就更加无从论起。既然史料上难成定论，史论上就应该有所保留。”（注1）

按照这两位仁兄的说法，你没看到黄羲初做了些什么，你又不知道他当时想什么，那你就不要妄下定论。

按照这套逻辑，华侨协会给日本人筹集10万元买飞机大炮，这些钱是向水深火热的华侨榨取的，但是跟华侨协会会长没有关系。战斗机是用来丢炸弹的，当然是丢在抗日军最多的地方，柔南就被这样空袭过，但是这跟华侨协会会长没有关系。战斗机也用来侦察敌人的行踪，当然是抗日军的行踪，这也无关华侨协会的领导者。许多人典当财产，“捐助”奉纳金，这跟奉纳金会长黄羲初没有关系。全国华侨协会为日本人筹集5千万元叻币，其中柔佛州占500万，这事跟黄羲初无关，因为没有人看见。

日本人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历史要解答的问题吗？掠夺、满足日本帝国的胃口，是真正的原因。“解放”是托辞，屠杀是掠夺的手段。他们需要很多代理人，帮他们搭桥，做他们做不到的事。华侨领袖是最好的招募对象，日本人一进来，就捉筹赈会的职员，这些人是华社领导，捉来做代理，最省力了。叫那些合作的，成立“华侨协会”，那些不合作的，通通杀掉，以免成为抗日分子。

“华侨协会”这名字，表面上像个社团，实际上是个官方机构。其官员是有实权的，有日伪政府站在背后。土地买卖要通过它，商业执照由它管，申请“良民证”也要找他们，他们收取奉纳金好像现在政府征收所得税，只有他讲没有你说。有些人交了买命钱，却被里面的人暗贡了，没有到账。它又来催收，说你没给就是没给，你不想死的话只好再给。就是这样的一帮气焰嚣张的人，这样的机构。他们的官位也不是选出来的，是日伪政府委任的。台湾人黄堆金是这个伪组织的独裁者。

我问隔壁王奶奶，“你怎样看待，这个华侨协会会长？”她不假思索的说，“这不就是汉奸了吗？”

群聊里，见多识广的陈伟雄先生说：“要知道黄羲初是不是汉奸，去问那51位殉难的筹赈会领导人的遗属，和哥打丁宜大屠杀的幸存者，就知道。”

这些直观的答案，比起那些油腻腻滑溜溜的说词，清楚、痛快多了。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夫人被日军羞辱后，经蓧崎劝服，乃答应领导华侨协会，始被释返家，但有日宪特务一人常驻其家，监视其行动。日军首领令林博士到处找寻华侨领袖，以组成一个委会。经数日奔走之劳，乃觅到医生二人，律师一人，欧人商行买办二人，另商家数人。（注2）

可见，任职华侨协会好比坐在地雷上，他们不会让你霸着毛坑不拉屎，你没做出贡献的话，当心老命不保。黄羲初在华侨协会待了3年，1942年7月18日是“新山区奉纳金会长”，1943年是新山“华侨协会会长”，1945年7月10日是“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注3），一路晋升，显然很受倚重，付出必然也很不少。

和平后，黄羲初重新活跃社会，晚年写历史，有很多发言发表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对日据

时期的行径作出交代。舒庆祥说，战后，黄羲初从黄梨园出来，就着手复办宽柔。

对于这样一个身份暧昧的人物，文史人如果有感于日据时期群众的苦难，肯定会对他的论述有所保留，而不是夸大他在华教的贡献，掩盖他这不光彩的一面。

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文史人的装睡导致一股歪风吹袭，于今尤烈。

2005年，宽柔小学五校董事会出版吴华、舒庆祥合着的《黄羲初事迹》。在这本书里，五校董事长曾振强在序言部分，说黄氏是“新山华教之首创者”、“先驱者”、“宽柔保姆”，舒庆祥说他是“新山的陈嘉庚”，吴华说他“担任广肇会馆会长20年”。

2013年“华教先贤日”漏了黄羲初的名字，曾振强在黄羲初铜像前召开记者会，抨击主办当局。席间，他形容黄氏的“名字可以和林连玉同台”，文史人吴华说他是“宽柔保姆”。

社会贤达和文史人，争相为他挂上桂冠，而同时期壮烈牺牲的陈合吉、陈亚宝等人，却连本来要建的纪念碑，都打消了。黄羲初的铜像隆重地进行了推介礼，在烈士鲜血换来的土地上。莫家浩冷冷的说，“我并不认爲这些会对铜像造成什么负面印象（影响）。”（注4）

正义的旗帜，从这里掉到海里去了。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这是“独尊黄羲初”，莫家浩回应道，“那是李开璇的一家之言。”

“黄羲初担任新山广肇会馆会长长达20年”的说法，出现多处，乃既成的历史认知。我在《广肇精英陈亚宝烈士》一文中提到，在那段期间，还有三个人也曾担任过该会会长，黄亚炎、陈亚宝、黄植三，资料来源于新柔长堤铁路开幕礼、《柔佛华侨殉难义烈史》和《南洋名人集传》。新山广肇会馆文物馆主任莫家浩又说，那些资料，缺乏交叉验证。

舒庆祥的历史文章，没有说明出处的地方俯拾皆是，譬如，他在《关于华教先行者黄羲初‘遗嘱’》一文里写道：“黄老曾于1919年至1940年出任新山广肇会馆会长多年…”，流传这么久了，都没交代，这些资料是从哪里得来的，为什么莫博士不说，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你一家之言？

我们的这些，有证有据，他却说不够，还要证据二证据三。如此双标处理历史，还美其名说“方便大家对照识读，一起进步。”

这是何以我们的历史讨论不会进步，只会拖延时间的根本原因。

如果莫博士是认真的，必然想到，这何尝不是一个优化会馆历史的机会？应该有主动挖掘、修订历史的冲动，方属正常。对于提供消息的人，有一份感激，才是正当。局外人有什么义务帮你优化会馆的历史？而且是这种恶劣的态度？提出“交叉验证”不过分吗？说穿了，就是“装睡”，然后说：“来叫醒我吧！”

更好笑的是，舒庆祥自己跟吴华合编的《新山历史图片集》第45页，有一批殉难精英的图文说明，其中就有陈亚宝，说明写的是：“柔佛华侨公所司理、广肇会馆总理”，似乎忘了自己曾经讲过，黄羲初从1919到1940年都是该会会长，那么，陈亚宝是哪一年的？

提出这个，也是交叉认证。

张礼铭于今年4月10日，把一批史料交给麻坡的广东会馆、潮州会馆、粤东古庙和雷州会馆，作为考究用途。人家可是感激不已，召见记者公开道谢的，新闻隔天见报。（注5），可见，这已不是文史讨论的事情，是人格的考验。

何况，张礼铭和自由派文史人，根本没有取代当权派，或否定当权派地位的意图，由始至终都是一副合作共商的姿态，愿意跟每一位真诚的人分享资料，而体制内的一批，却阴阳怪气、画地为牢、自定规则，搞单边主义，以致关心这个课题的人，如周锐鹏、彭汉方、黄建成、许炳正等，都忍不住要发文讨伐。不明就里的人，觉得乌烟瘴气，十分厌恶，加剧了给历史正本清源的困难。

今天在这里打开天窗说亮话，因为我不想被虚情假意继续愚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呢。

（2021年5月22日）

 

备注：

 

1：莫家浩：看莫家浩博士怎样回应李开璇（附录）

2：奉纳金资料选编，李业霖主编，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0

3：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莫家浩：看莫家浩博士怎样回应李开璇

4：莫家浩：看莫家浩博士怎样回应李开璇

5：星洲日报大柔佛，2021年4月10日：麻坡乡团神庙获张礼铭赠文史资料https://www.sinchew.com.my/pad/con/content_2457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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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看莫家浩博士怎样回应李开璇》

 

5月18日是宽柔的老校庆，读到李开璇先生的鸿文真是既喜气又应景。里面谈到了“张礼铭对黄羲初的历史做出了许多更正和补充”共七点，刚好我对这些问题也有点兴趣且略知一二，来而不往非礼也，把回应写下，也方便大家对照识读，一起进步：

1. 黄羲初的印章曾出现在日据时期（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柔佛州华侨奉纳金筹款会”收据条的“会长”一栏中，也曾出现在同年的一份印有“新山区奉纳金会长黄羲初”的通函中。我亦在英文版《昭南新闻》（Shonan Shimbun）中发现黄羲初曾于1943年以新山“华侨协会会长”（President of the Oversea-Chinese Association）身份见报。别人敢不敢提我不知道，但我并不认爲这些会对铜像造成什么负面印象。其实重点在于，这两份史料只能説明黄羲初在日据时期担任过这些职位，但不能证明他实际上做过什么，更不能穿越时空去透视他的心境，剩馀什么汉奸不汉奸的问题就更加无从论起。既然史料上难成定论，史论上就应该有所保留。

2. 关于宽柔学校在1913年以前是否存在，我与张英杰合撰的《林美盛是不是宽柔毕业生？》一文（收录在《新山华族历史文物舘年刊2019》）已针对张礼铭的论断提出质疑，在此不赘述。简言之，我们认爲当时位于新甘光的Chinese School，比较可能是林亚相的家塾而非宽柔。至于“独尊黄羲初”的説法或爲李开璇一家之言，在宽柔校史中一般都以推动创校的“四先贤”以及群策群力的新山华社为依归。顺带一提，所谓潮语发音的宽柔学校校名，我所看到的文献写作Khuan Jiew School，而所谓Kuan Yew只会让我联想到某位光耀。

3. 说义兴解散后的款项交给宽柔得力于黄羲初，出自陈寳锦的《黄羲初先生传》，吴华与舒庆祥合着之《黄羲初事迹》一书加以引用。在传世史料中，却未见黄羲初本人如此宣称，因此陈寳锦的説法存疑。

4. 黄羲初参与创建明墓的説法，见于舒庆祥2015年4月24日刊于《星洲日报》大柔佛版的《明墓之谜》。但无论是陈寳锦或黄羲初自己都未曾如此宣称过。因此，舒庆祥的推论显然有武断之嫌。

5. 关于黄羲初从1919到1940年担任新山广肇会馆会长的説法，并未见于《新山广肇会馆100周年纪念特刊》，但却连续出现在123周年及130周年两本特刊中，盖为当时编委会自行推论所致。如李开璇所言，黄亚炎、陈亚寳、黄植三确实都曾在各类史料中被记载为战前新山广肇会馆的会长，但对他们的任期则未有着墨，也缺乏其他史料可以交叉验证。

6. 张礼铭有关育才学堂是夜校、晚上上课两小时的説法，源自王汉修的口述历史（载于《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王汉修的説法，与黄羲初的描述相去甚远。然而查王汉修7嵗来到新山，彼时为1923年左右，距离育才学堂肇立（1911年）已有12年，因此王汉修不可能亲眼见证育才学堂种种，其忆述或来自他人口耳，因此应要斟酌存疑。

7. 黄庆云与李清来在宽中拒绝改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乃今日宽中校史之公论，在郑良树、安焕然合着之《宽柔纪事本末》中也有提及。而所谓黄羲初为宽中拒绝改制“拍板定桉”的説法，可能源自黄庆云之子的忆述。（见安焕然等合着《公心与良心：郭鹤尧传》）顺带一提，1957年宽中拒绝改制前爆发的“11.21”罢课事件，根据当时亲历的学生回忆，当时黄羲初曾与黄则吾校长、黄庆云董事等人一方面劝説学生回到课室，一方面则拦阻镇暴队进入校园（可参閲鄙人所着之《社会权力结构与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改制问题新释：钟灵中学与宽柔中学的比较》，载于《百年宽柔：宽柔学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似乎并非如李开璇所谓“告老还乡，蛰居星洲”那么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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