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一尊铜像的故事

一:日治期间的黄羲初 张礼铭新书《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提到华裔先贤黄羲初于 1942 年,也就是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新山奉纳金会长”。证据是一张收藏在新加坡李光前图书馆的追讨奉纳金月息公函,上面印有“新山奉纳金会长黄羲初”字样。 另外一份文物,一张由“柔佛州华侨协会”发出,作为土地买卖或转让之用的“奉纳金缴清证明书”,盖章人为黄羲初,职位是“理事长”,日期为 1945 年 7 月 10 日。彼时日军尚未投降。 舒庆祥写道,早在几年前,新山文史界就已经看到黄羲初担任“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的文物。 然而,他却没有说明,何以没有将它公开。 最近,有位年轻学者,查阅了网上的新加坡出版、英文版的“昭南日报”,发现黄羲初的确曾经担任“柔佛华侨协会会长”之职。担任年份为 1943 年。 1942 及 1944 年,该职由黄树芳担任。 上述资料也是舒庆祥提供的,他也以此说明,他没有掩盖史实的企图。这一点无疑值得表扬。 这等于说,黄羲初在 1942 年、 1943 年和 1945 年都在“华侨协会”活跃,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月,还在为奉纳金辛勤劳作。 2009 年黄羲初之铜像和碑文竖起,文史界评述为一件好事。然而,知道“内情”的文史界,仍然没有揭露黄羲初的“底子”,也没有提出异议。直到今年张礼铭出版其文史研究,果敢将事情和盘托出,“文史界”才大事攻讦。这种失语现象,或出于民族自卑心理,不敢立刻说出真相的犹豫心态。 从这个心态延伸开去,文史界,尤其是舒庆祥先生,对“异见”也是一种本能的抗拒态度。他说,张对立像后面的一批人出言不逊,“指指骂骂”,叫人情何以堪? 这些话语引起活跃社会工作者许炳正的不满,与舒庆祥展开一场论争。前媒体人黄建成也站在许炳正的一边。最近,为刘南辉写传记的彭汉方也认为,黄羲初是不是汉奸的问题,不是舒庆祥说了算。 宽中执行董事陈伟雄对张书的陈述和史料的呈现也是欣赏的态度,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补充的过程,并非一潭死水。交由宽柔中学出版之前他也做了审查,觉得并无不妥。 这本书对新山历史人物、风俗、会馆、港主制度、教育、马来皇室、学校、庙宇、人文都有叙述,日治时期为其中一部分。争议也大都源自于此。 论述黄羲初的一篇提到,黄在日军入侵之前半年,就已要求辞去筹账会总务的职位,所

历史在我心中的投影

我不是写历史的,我写散文、小说。《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小说合我胃口,本地历史却啃不下去。总觉得情节过于唐突、牵强,缺乏连贯性,没头没脑的冒出一些东西,又忽然不见。 譬如,备受表扬的“五帮精神”据说是新山的独特传统,说明先贤们老早就已摒弃帮派观念。然而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呢?总得吃过帮派分歧的苦,才终于醒悟吧?谁是主要的塑造者?谁又是曾经的破坏者?一条脉络始终缺席。起先有潮州人发展新山,并建立了义兴公司桥头堡,怎么忽然说停就停了?接下来广帮走上舞台,也没听说广纳各路豪杰共兴华社,怎么忽然就五帮共和了? 90 年代末,我进了一家报社。那时,常常给一位同事打稿。他的稿还是手写,我们已经学会了大易。主任交代下来,谁的空谁就帮他打,大家也都主动不计较。这位同事的字却不好认,必须全神灌注才认得出。幸亏文都不长,然而对内容也就全无印象,只知道大抵在谈历史。 这是我对历史的初步印象,觉得不过是一批硬邦邦的资料。只因有人喜欢怀旧,就有人应运写出东西来。然后叫做历史。 后来,这位同事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著作,算是慰劳我们打稿的辛苦吧!然而,也只是收藏在书橱里,未曾细读。 尽管不喜欢历史,我们却不得不注视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事件,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我们怎样看前人,后人也那样看我们。一面照妖镜摆在那里,谁也躲不掉。 后来,苦闷之下,写了一篇散文,叫做《先贤的盗跖史观》,拿孔子被盗跖气走的故事影射我们的先贤。 孔子的朋友柳下季的弟弟盗跖( zhi )是个大盗,孔子叫柳下季劝他的弟弟改邪归正,柳下季说办不到,还劝孔子不要去找盗跖。孔子不听,自己去拜访盗跖。见到面时,盗跖和他的部属正在休息,一面切人肝当晚餐吃。孔子劝盗跖不成,反被盗跖抢白揶揄了一番,还说要把孔子切了来吃,吓得孔子脸青唇白,灰溜溜而逃。 孔子讲道理,盗跖讲歪理,都一样洋洋洒洒。有人追随孔子,似乎也有人追随盗跖。我们的所谓先贤,有的讲求礼义廉耻,然而,似乎有些信奉打家劫舍,后来却还是被誉为民族先贤。 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林则徐焚烧鸦片的当儿,我们的祖辈,尤其那些掌握大权的港主、甲必丹,戴着重重衔头的华裔领袖,却在南洋贩卖鸦片,全无林则徐的前瞻思想和人道精神。心怀壮志的南来青年,一批批沦为瘦骨如柴的鸦片仙,在幽暗的烟馆里吞云吐雾。当时的情

论我们今天应该给谁立雕像?

这篇文章讨论三件事:( 1 )黄羲初有通敌的嫌疑,( 2 )给烈士立碑,( 3 )烈士被出卖了三次。 李开璇随笔 20200618 (一) 新山华社于 2009 年在新山宽柔一小立了一尊黄羲初先生的人头铜像,另置一篇碑文,表扬他对华文教育的伟大贡献。发言者说,黄羲初是宽柔学校的“保姆”,他坚决反对宽柔改制。因为他,马来西亚才有第一间华文独中。黄老可与林连玉媲美。 2013 年,那年的“华教先贤日”庆典,先贤名单里有 48 人,却漏了黄羲初。新山广肇会馆会长曾振强先生,在黄羲初铜像前召开记者会,抨击主办当局遴选先贤“过于仓促”,“对写历史的人不尊敬”。 出席记者会的历史学者安焕然先生、吴华先生和舒庆祥先生也颇为愤概,促请主办当局明年一定要补上。 黄羲初是华教中流砥柱。华教风雨飘摇,需要更多中流砥柱,这点十分明确。然而,柔佛历史诸多空白,脉络不清,许多资料恐已被刻意销毁,真相莫白。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歌功颂德的台词,实无必要跟着继续念下去。 果不其然,最近一本新书披露了新的“出土文物”,其中就有昭和 17 年 7 月 18 日,日寇政府向一位侨民追讨奉纳金利息的公函,签发人为“新山区奉纳金会长黄羲初”。文物藏于新加坡李光前图书馆。 又有一张“柔佛州华侨协会”所发收据,为哥打丁宜侨民陈绿(译音)已缴清奉纳金的证书,签名人为“理事长”黄羲初,附上盖章。时为 1945 年 7 月 10 日,日本尚未投降。 “华侨协会”是日伪政府统治华侨的工具,由华社侨领负责运作,为伪政府鸠收臭名昭彰的奉纳金,推动奴化教育,给日寇征招劳动力,通风报讯帮助抓捕抗日分子,均为低劣之行径。 当然,也不能根据几张收据就判定黄羲初为民族奸佞,需要更多事实才能证明此说。我们目前只能说他有“通敌”之嫌。而他对民族自强、抗日斗争的早已心存厌弃,断定不是当时华社的保护者和领导者,则是顺理成章的推论。可以说他已无民族气节。 新书指的是《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作者张礼铭,为一位我行我素的文史独行侠,多年的法庭背景培养了他强烈的思辨能力。 他还述及,根据新山区筹账会会议记录, 1941 年 6 月,日本人尚未入侵之际,黄羲初曾致函该会,要求辞去所担任的总务职位,显示他曾经是这个账济抗日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然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