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这篇试图解释，何以一场学术论争会拖延如此之久，它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现实。   黄羲初写的自传，或由陈宝锦捉刀写的个人传记，都没有提到日据时期他做了些什么，仿佛那个时期他不在这个世界上。得意的事他长篇大论，不忘往自己脸上贴金，唯独在这最考验人格的节骨眼上闭上了嘴。如果是躲了起来，也有一则逃亡的故事。 51 位殉难的新山筹赈会委员，个个都有一则感人的故事。他也是筹赈会委员，却没有故事。可想而知，定非得意之事，否则为何隐而不提？可见他不是个诚实的人，胸怀也缺乏坦荡。作为华社领袖，这一点不足为范。这留白的意思似乎在说：“我就什么都不说，你们能够奈我何？” 不料 80 年后的今天，有个叫张礼铭的人，看出这有意留白背后的蹊跷。寻寻觅觅之下，找到了他那时的行踪，并打破我族扬善隐恶的优良传统，公诸于世。 文史工作到这地步，照理，应该渐入佳境。从这驿站往前走，就是广阔的天空了。 不料，体制里的文史人跳出来，不是欢迎，而是判官的态度，说：“我们认同你的资料，但你的诠释有问题。” 我们以为他是认真的，做了一番解释。然而他看了之后没有反应，即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等事情沉寂了一段时间，我们打算把他忘了，他又忽然跳出来，还是一副质疑的态度，问同样的问题，说你的诠释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关于华教历史的讨论也是这个态度，说认同你的资料但不认同你的诠释，问他该如何诠释，他说，“去读我的书吧！”后来又说，华教历史要从“新式学堂”算起。我们回复了这个问题，他又不说话了，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用个沉重的睡姿卡在那里。他们有教授、博士的衔头，又是什么馆长，在体制里有一席之地，机构内的历史顾问，他这样说了，别人也就相信，原来外面的是一群乱臣贼子。讨论也就戛然中断，真相依旧没有大白。 他就是一副老是睡不醒的样子，不跟你认真交流，指桑骂槐他一流，大原则他不表态，在细节上兜圈子。不管你怎样招呼他，他就是一副还未睡醒的模样。其实是在装睡，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近，安焕然教授的发难，就有这么一句：“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 过了几天，体制里的莫家浩博士说：“别人敢不敢提我不知道，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会对铜像造成什么负面印象（影响）。其实重点在於，这两份史料只能説明黄羲初在日据时期担任过这些职位，但不能证明他实际上做

发生在新山的一场文史论争，最近又甚嚣尘上，黄羲初的孙和曾孙亮相报端，说了许多黄羲初的好话，评击文史工作者张礼铭伤了他们的心。张却选择沉默，不愿置评，跟张有同感的人们也不愿意对黄羲初的后人说三道四，节外生枝。   毕竟，黄羲初的历史跟他的后代没有半点关系，张是根据史料做表述，还很小心地没有用上“汉奸”这样的字眼，但他不可能征询了黄家的后代才来动笔吧？这事大家不提也就算了，不料，体制内的安焕然教授，今天（注 1 ）又挑起事端，讲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附录全文）   我曾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说了一句：“张礼铭是负责任的作者。”（大意），就有个洋名的人问：“你可以证明他是负责任的吗？”（大意）我觉得对方来意不善，不想纠缠，就说：“你问上帝去吧。”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自我介绍。安焕然在下面问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人家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有问题。”今天看到安老师的文章，变成了“倚天剑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加以冷嘲热讽。”就明白了，原来都是圈套。   这场论争的本质，是“当权派”文史人和一小部分华社领袖，对“自由派”文史人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进行打压所致，因为这些新史料，以及作者对史料的解读，颠覆了一贯的权威崇拜，以及由这历史信仰制定的社会规则。张的揭露和书写，虽然无懈可击，却是“政治不正确”，冲击了这个既成的规则，为主流领导所忌惮。   对华社整体而言，却是一件进步的好事，它涉及历史是非的辩证、正义的彰显，为十分罕见的现象。而宽中出版张的考据报告（注 2 ），也有寻求认同新史料、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意味在内，董事长和执行董事都在序言里，明确表示支持这种正面的历史探索，并非如安焕然所说：“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注 3 ）新董事长不愿置评，不等于旧董事长和旧执行董事的立场无效，可见安氏在这里带有选择性偏见。   当权派文史人刻意把原则之争扭曲为意气之争，“请问上帝”的部分显露这个企图。黄羲初后人上报发言

祝家华说，他家的水翁熟了，生了满树，叫我过去采。于是今天就去了他的家。认识他十多年，还是第一次去他家。   以前见到祝家华博士，大多在南院，后来的南方大学学院，他也总是西装笔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那是代表一所大学的形象，自然要照顾好来，不得草率。   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时候，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知道，他的脸代表中国，马虎不得。   祝家华拿个塑料桶，爬到那个篱边的果树上，将桶搁在枝丫间，伸长手臂去采头顶上的水翁。一下子就采了满满一桶。我在下面帮他接住。   忽然想到，他已经不在南院了，但是南院的感情，却留下来，在大家的情感里。对他，南院更是难分难舍。   以前的南院，各种各样的讲座，表演，文化节目，目不暇给。那是我常去的地方，除了写报告，也为了感受那文化气息，增加一点见闻。   作家、学者、名人，到过南院的，多如过江之鲫。   有时，在众人摩肩擦踵的当儿，迎面走来祝家华。然而，也只是打个招呼，他又匆匆忙忙的做事情去了。   最近，在写一篇关于抗战的小文，找到一份抗日军现身说法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发表讲话的地方，就是南院。主办这项活动的是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这研究所是郑良树教授创办的，现在，郑良树去世了，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这个不赚钱的机构，也关闭了。   以后，谁来主办这类研讨会？我们能够没有研讨、磋商吗？   在南院教了 26 年书的”老教授”安焕然，跟我们打了一点儿小小笔战的那位安老师，我认识他很久了，也写过不少跟他有关的新闻，这个月，去了新纪元大学学院，不免还是觉得有些怅惘。   这一期的《学文》杂志刊出詹杭伦教授的论文《论鲁迅对唐人小说游仙窟的研究贡献》。詹教授曾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柔佛诗社的指导，做学问非常认真。后来，被解除教职，面对生活压力，于去年去世了。那是在彼岸去世后的大约半年。詹教授那时还给彼岸写了一首诗，虽然他不认识彼岸。   文学馆的许通元博士，以前经常发电邮过来，告诉我们免费的电影招待会消息，现在，这个活动似乎也没有了。免费当然是不赚钱，所以这样的电邮也不会有了。   我有一本获得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赞助出版费的小说，在南院出版。这个出版社据说也是不赚钱，如今也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