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诗文全集

  阿苏 马共处理肃反事件的手法，跟毛泽东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和手段，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点也十分吻合，马共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肃反主要是由阿苏（小章）领导的北马局主导，其他北马局成员都必须附和及配合他的决定，否则就会被打为反党反革命，将不能认同与他的决定的老谢、阿仲、林锐等人排除在局外，这跟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启用四人帮和康生，有架空党内元老的态势是同一个概念的，虽然阿苏没有随同陈平在1967年会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发生时他已人在边区，然而意识形态的传播似乎没有受到距离和森林所阻隔，随同陈平会晤毛泽东，并聆听了这位领导人畅谈文化大革命的阿成，却不相信取得政权后继续造反，会带来好处。 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四人帮附和他搞文革，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他要依旧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的资产阶级分子抓出来，加以改造、革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他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唯有革除这批人才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这批人隐藏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于是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学生起来革命，将这些人揪出来。这是他的意图，还是为了国家的好。然而四人帮却是一批投机分子，文化大革命下的大乱局面使他们对权力蠢蠢欲动，而老战士和老干部看到这种情形，却是痛心疾首。 阿苏曾经是马共在中国的全权代表，他的性格和毛泽东的刚毅颇为相似，他进行肃反也是认为这样会对马共好，认为党内还有许多敌人的特务或思想倾向于敌人的人物，必须全部清理干净党才会壮大，才可以实现南下。他主持肃反并一意孤行进行到底，在中央机关和一区进行了几轮之后，将肃反扩大到八支和二区。这种在革命队伍里继续革命的思维，跟夺得了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维是同出一撤的。他们都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而堡垒最容易被人从内部攻破。 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倒退和动荡，然而对中共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反面教材。今天的中共也非常客观、正确地看待文化大革命，将文革的错误牢牢记在心上，避免了犯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文革和之前大跃进的试验，从侧面铸造了中国今天的繁华。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天天都在思考如何使这场运动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期间他做了许多政策性的指示，又根据情况对自己发出的指示作出了更改。他发现红卫兵容易出现失控的局面，于是发动工农群众取代红卫兵。他要军队保持稳定及支持左翼造反群

  社会人心有黑暗和光明之分，黑暗包括战争、邪恶、动乱、贪污、分化、垄断、偏见、自私、残暴、武断、片面、愚昧、懒惰、浪费等等造成困难、分裂、敌意的行为。黑暗驱使人们对抗法纪，犯下了罪行之后，却是奉公守法的人要去补救他们造成的恶果，要劳动父母、朋友、警察、法官、律师、狱卒等等一大群人去教育和处罚这群被黑暗唆使的公民。领导人如果内心黑暗，人民就要为他们的错误饱受折腾，社会倒退，民不聊生。治理黑暗势力的成败，影响国家和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历史，何尝不是一场与黑暗势力展开斗争的过程。圣贤心中没有一刻不记得人间的黑暗，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要教化人们走出黑暗的阴影。 然而黑暗却不是一个存在的事物，只是缺乏光明。你不能向一个不存在的事物宣战，这好比跟一个影子搏斗。不能用偏见来解决偏见，一个人的愚昧也不会使另一个人聪明起来。你不能以浪费的行为教导别人节省，你的贫穷不是别人的富裕。 有些人痛恨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然而当他们坐上了权力的宝座，自己却搞起了种族主义。口头上说是要纠正错误，其实是加强那个错误的作风。有些人看见别人贪污，轮到他有机会时，却用更大的贪污来诠释贪污，贪官污吏形成一个团体，抱团取暖，一同贪污，让贪污公开化，并显得不那么“有罪”、“严重”。一个愚昧而刚愎自用的人，只要有权力，往往身边都会围绕着一批更加刚愎自用，更加愚昧的人。 阿博都巴哈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谈话： “邪恶是空无，死亡是缺乏生命。当一个人不再获得生命，就死了。黑暗是缺乏光线。在没有光线的地方，是黑暗的。光线是一个存在的事物，而黑暗是不存在的。财富是是存在的，贫穷是不存在的。这就明显了，一切邪恶都要归于虚无。善是存在的，恶并不存在。”（英文版：已答之问题，页264） 只需给它光明，黑暗就会自己散去。既然平等是一种光明，制造社会的平等必然会驱除不平等的黑雾。我们对平等的事物要给予喝彩。既然财富是另一种光明，对于制造财富的政策我们应该给与支持，而实行财富共享，缩短贫富鸿沟的政府要给他们宣传，因为那是在散布光明。在分割成碎片的世界之外，今天形成了另一个合作协商的世界，这是要给黑暗的分裂照射团结的光芒，跳出了黑暗处理的模式，塑造一个新的光明的模式，这样的事在我们眼前发生着，值得我们欢呼。 世界终于跳出黑暗的恶性循环，在黑暗的系统外形成了一个光明的系统，在绝望的世界外另外建造了一个希望的社会，在崩塌的纽约的另一方建了一座牢固

  亚里斯多德 人类有别于动物，在于人类拥有思考的能力。我们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在脑子里串连起来，让它们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意义。亚里斯多德说：“获取知识的方法是通过实践、观察、感觉和体验。”他又说：“知识源自于经验和常识。”换句话说，从实践、观察、感觉和体验中产生的概念，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的。我们今天获取概念和资讯并非难事，然而人们普遍的言谈却缺乏意义，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导致人们无法发现新的价值？ 有些人整天在看手机，嘴里吐出来的言语却乏善可称。对自己的思考过于敷衍，是造成这种浪费的原因。 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思考能力，让它发挥应有的力量，这才对得起自己的灵魂。思考能力在适当的发挥下能够起多大的作用难于估量。亚里斯多德是一个思考的典范。有人说他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古希腊的雅典人口不过几十万人，跟我们今天互联互通的便利，可说是相当孤立的。然而亚里斯多德留下给人类的遗产，却是一部科学的百科全书。他奠定了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霍金说，今天的科学和文明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他不但是科学家，还是哲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创立经验主义哲学。这使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外，出现一个新的学派。他也是逻辑学的开山鼻祖，他提出的三段论演绎法，对科学发现起着重大作用。 亚里斯多德活到63岁，成绩已如此惊人，可见思考能力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今人的寿命平均80岁，但几个有亚里斯多德的成就？可见思维能力在今天被漠视，而在未来当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活受到保障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及发挥思考能力，将是一个受到广泛重视的课题。人的思维在受到保护和妥善运用之下，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灵魂喜欢专注。专注虽然令人难受，有些人一刻的专注都很难维持下去，可是它的结果却往往令人惊喜和愉快。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知识，以概念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意识里，知识之间互相碰撞擦出新的意义，便有这么过程必须走完。如果我们缺乏耐心，在新的意义出现之前，我们放弃了，寻找新的刺激去了，那么，我们的思考也就不可能有成果。 我们很少会想到保护自己的思维，客观生活上的需要往往把我们的思考打乱，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去。尽管思想可以跨越时空，无远弗届，但是对生活和亲友感情的恐惧却使我们把思想放置在眼前的利害关系上。知识和意义超越这种日常的得失与进退，所以在专注以外，还需有一定的勇气才能捍卫我们的思考能力。 在手机

  唯物论者认为，人类的出现，是大自然物质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互相聚合而产生。起初形成长链条的碳氢化合物，是偶然性产物。这个化合物继而自己吸纳其他物质，形成蛋白质体。从这里，它自己不断增加累积，形成细胞。又由单细胞而到复杂的生命，植物和动物，最后成为人。这里是要否定神创造人的宗教观点，以排斥宗教的“荒谬”。然而这个生命来源的科学论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肯定，因为人们发现，要让各种元素根据或然率组成人的机体组织，那个概率小到接近不可能。即使成功地形成了人，怎么就会产生思维和情感呢？这样的质询，唯物主义无法解答。 至于说人是灵长类动物演进的结果，同样不能有效地解释智慧的产生。劳动产生智慧无疑可以认同，然而有个先决条件，他必须有总结经验的天生能力。猴子没有这个能力。作为动物，猴子不能了解人间的事物，它踏不出动物世界的门槛半步。 智人、直立人是人类的老祖宗，他们的灵魂本来就是人，他们不属于动物界。现代人从古人演进过来，这是演进而不是演变。早在创世之初，人类就已存在，只是当是尚未显现。要到后期才渐渐出现在地球的表面。好比一颗树，要长到一定的年龄才开花结果，然而果子是早已隐藏在树里面的。隐藏不等于那段时间，上天没有进行创造。 西方哲学摆脱神学的压迫后，提倡人本主义。为了扬弃宗教的迷信和落后，走到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极端去了。创造论也被认为是一套过时的理论。上帝用7天创造了世界，然后用泥土根据自己的形象把人捏造出来，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笼统，也没有照顾理性的需要，很容易被归类为神话故事，无法满足新人类的追求。晚近的宗教巴哈伊信仰对人的起源和万物的生成，依旧延续创造论的基调，却舍弃说故事方式，加入了许多新的阐述，符合理性，值得我们关注。 死于公元27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Plotinus认为，所有会动的东西都有灵魂，正是这灵魂创造了生命和运动。矿物也有自身的运动，所以矿物也有灵魂。19世纪欧洲哲学家Fechner和Marie Guysu认同于这个看法，认为矿物有生命和灵魂。《可兰经》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但是这些说辞远远不能解释，上帝造人是什么回事。 阿博都巴哈说，爱是宇宙间最大的力量。他没说爱的力量只在人间，而是说它存在于宇宙间，并且是宇宙最大的力量。这种广义的爱，把物质之间的吸引力解读为一种爱的形式。这种力量把物质聚合在一起，完成聚合后，灵也跟着进来。模式与精神相向出现的现象非常

  肉与灵的结合，有如镜与光的关系，难分难舍。光既不在镜里，也不在镜外，一种非常牢固却又说不出所以然的联系。光没有成为镜的一部分，镜也没有影响光的性质。它们互相促进，镜得到光而有映照的功能，光因为镜得以反射，使其存在有了新的意义。然而光不会向镜转化，镜也不会渗透入光里。等到有一天，镜子破了，光和镜告别了关系，镜在物质的世界里朽灭，光在虚空里漫游，矛盾统一并没有发生。 表面上看去，精神是主体，肉身是客体，肉身的存在，使为了蜕现灵魂的目的。从灵魂在肉体朽灭后它继续存在这点看来，的确是这样，然而，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灵魂与肉体却不是对立的两个事物，灵魂无法脱离肉体独自发展，肉体依赖灵魂而具备超越物质的能力，它们之间如光和镜一样，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肉体不会成为灵魂的一部分，灵魂从始至终也不会融入物质的肉身，它们之间没有发生转化，可见肉与灵不是一对矛盾，也说不上主客关系。 既然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说法，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统一的结果，何以在这里却看不到矛盾统一呢？ 其实，一般的人都是非常矛盾的，勤劳和懒惰的矛盾，圣洁与堕落的矛盾，慷慨与贪婪的矛盾，丰富与贫乏的矛盾等等，肉与灵在各自的世界，不会产生矛盾，但是由肉身的存在所产生的物欲观念和灵魂的存在所产生的灵性思维，却在精神的领域激烈碰撞。 物欲观念和灵性观念是不能互相妥协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慈悲又邪恶，既强大又软弱，既博学又无知，所以是对立的两面，而且每一次发生对立冲突，都会有一方妥协，一方胜利，这一对矛盾不断的进行着转化，有时朝向物质的一方走去，有时往天界迈进，无数次的进退让人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总结起来也就是那一句话：糊糊涂涂又过了一生。 躯体虽为物质，然而，吊诡的是，物欲虽然可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但是一旦过度，就不再令人愉悦，反而成为负担，反过来将我们的精神捆绑。物欲观念因而不会使人愉悦，轻松、自由，不符合生命的渴望，而精神方面的情感和思维，尤其化为行动后，给我们的身心快乐的濡养，充裕着生命的本质。 大自然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看那些树木，它们把根置于黑暗的泥土里，泥土是它们的故乡，它们应该喜欢这个故乡，继续留在泥里。然而，所有的树都很非分地突破泥土的封锁，把它们的枝丫伸向蓝天、清风和阳光。它们的本性是向上成长。为了成长，他们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要有这个物质基础，才可以狂妄地向天空施展它们的英姿。 人类世界比树木的世界高

  英语俗语说，an elephant never fogets，就是，大象永不忘记。真的。 大象的记忆力特强。研究表明，即使分开多年之后，母象能分辨最少100个伙伴和家庭成员的呼唤声。 人脸识别也是大象的强项，尤其对那些虐待过它的人，多年不见，一旦碰面，它不但能确认无误，还会毫不犹豫的向他直冲过去，报仇雪恨。 还有，大象天生怕老鼠，是真的吗？据说老鼠会钻进它的鼻子，搅得它死去活来。这个说法，只是误传，没有事实根据。 实验表明，虽然大象对任何陌生动物，不管大小，包括老鼠，都非常警惕，但是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也不担心老鼠钻入它的鼻子。相反，有人观察到，大象对靠近的老鼠，总是好奇地用鼻子反复嗅闻一番，一点也不紧张。 #

  公元225年，诸葛亮率领一支强大的蜀汉远征军南征平乱…他的《出师表》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不毛” 究竟在哪里呢？叫历史学家大伤脑筋。 有些专家推断，是中国与云南交界的缅甸（Brahma）或者缅甸境内一个叫八莫（Bramo）的城市。缅甸的拉丁文后来写成Murma，现在统一写成Myanmar。 根据史实，建兴三年春天，蜀汉军队兵分三路南征。诸葛亮率领的主力部队从成都出发，渡过岷江和大渡河，再“五月渡泸”；“泸” 就是金沙江。最后渡过怒江，向西挥军直入…从地理形势来看，应当是进入缅甸的“不毛”，就是八莫。在这里，诸葛亮打了最后一次特大的胜仗，火烧孟获的战象大军，迫使孟获说出“南人不复反矣”。一纵一擒比较合理，七纵七擒可能是艺术夸张。 平心而论，七纵七擒孟获的故事，的确带有大汉沙文主义的色彩。以致1700多年之后的今天，据说八莫还流行《八擒诸葛亮》的戏文，而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七擒诸葛亮》的民间故事，都与《七擒孟获》的主流版本分庭抗礼。 孟获的来历和族属莫衷一是，有的说他是泰国的一位出名的国王，有的说他是夷人酋长、彝族头领、白族权贵、汉族土王…中国史书记载，他是云南叟族（sǒuzú）的首领，信奉鬼教，骁勇（xiāoyǒng）善战，是战绩赫赫的蛮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