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一则历史佳话
——苏丹后法蒂玛身份揭秘
历史变脸术
柔佛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港主时代的历史，到了后港主时代立马变质，以致面目全非，似有个魔掌，操控着历史的书写。
之前，我们谈到，港主时代的华文教育，虽然确凿存在，然而
另有一事，也出奇的相似。苏丹阿布巴卡的妃子法蒂玛，贵为王后，出生华侨家庭，港主时代的报章说她姓杨，为潮籍女子，极得苏丹宠爱，她也不负恩宠，为苏丹佐政立功不少，然而，到了后港主时代，却出现截然不同的故事，有者说她是广东台山籍人氏黄亚娇，有者言其为港澳来的妓女，马来作家说她是马来人的女儿。她跟华侨社会的纽带抹去一部分，入宫年代也被砍掉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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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后法蒂玛（右） |
这些，似有淡化华侨色彩之嫌。华侨的建国功勋、兴学育才，乃至在统治阶层的角色，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剔除。早期移民以潮州人为主，他们的史迹和精神，本应该为后人所铭记和学习，却落得像个罪犯那样落荒而逃，这岂是讲究良知的华人所可以容忍？
阿布巴卡与华侨达致互惠互利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阿布巴卡执政柔佛33年[1]，最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一改过去苏丹的封闭作风，打开国门欢迎外来移民，包括文化歧异的华侨大批进入。这些新客许多聚居在港脚，港脚散布各地，后来发展为城镇，华人居多。中国乡村的小农社会，搬来了这里，奠定了落地生根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态势。
阿布巴卡的年代，殖民地势力如日中天。他的父亲达因依布拉欣本为柔佛王朝苏丹阿里麾下的一员大臣，为获得苏丹授权治理柔佛的天猛公，得到英殖民地政客的属意而成为实权的统治者。到了他掌权的时候，他深知如果不谋发展，英国人在这块海外领地获取不到所要的利益，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在这样的理解下，阿布巴卡为了保住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在咄咄逼人的殖民浪潮前，采取绥靖政策，发挥个人魅力与英女王搞好关系，换取主权的独立，竟然取得意外的成功。
据说他跟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好到可以称姐道弟。1891年，他访问英伦，女王亲自在温莎堡会见及宴请他。阿布巴卡将自己的王宫造成温莎堡模样，以讨女王的欢心，并根据英国的典章制度建设国防和服务机构，使英人没有插手内政的理由。爵士阿布巴卡晚年病重，英女王派其私人医生前来探望。
华人通过阿布巴卡的新政移居柔佛，达历来之冠。这批移民力量，成为柔佛实际的开拓者。尽管地位大多卑微，有些还是寅吃卯粮的猪仔，但是假以时日，逐渐摆脱契约羁绊后成为自由的侨民，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和居留的合理性，逐渐加强入籍马来亚的意愿。由于他们是开拓者而非掠夺者，要成为公民也就理由充足。殖民地政府并不排斥华人移居此地，反而依赖彼等给这领土创造价值，所以阿布巴卡的移民政策，是得到英殖嘉许的。然而后期华侨人数“太多”，如印尼的情形，却引起殖民主义者忌惮，马来民粹主义者继续这种偏见，华侨地位才“重新”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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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温斯泰特《柔佛历史》关于“镬“的阐述 |
阿布巴卡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英国人的眼皮下处理国内问题，虽然海峡殖民地总督曾经建议他将义兴公司封禁，但他没有照做，可见阿布巴卡对于内政保留他的主权。他让土地给华侨申请开发，通过一个相当松散的契约制度进行管制，华社事务由政府委任的侨长管理，港主或甲必丹按照契约经营、管理各自的港区。这种封建制度很容易被来自封建社会的华侨移民所接受，于是基本上合作愉快。
这个有缺陷但实际的港主制度，把柔佛带上现代化的列车，阿布巴卡也获得现代化之父的美誉。李寿章《新马华人手创椒蜜业史丛谈》，记述华侨开发了138条港，仅在1862这年，港主主导下开发的港就有70多处，甘蜜产量每次接近3千镬。甘蜜为染料原料，胡椒是香料，都是西方工业社会的必需品。当时，甘蜜园面积以“镬”为单位，镬也是煮具，下面置柴烧煮，木柴是唯一的能源。根据曾任柔佛政府顾问的罗温斯泰特（R.O.
Winstedt）的记载，“镬”的算法有两种，一种是一镬的面积相当于30亩到50亩之间，另一种说法是，一镬的面积等于250亩[2]。可见开发的面积非常之大，惟处于初期建设的柔佛，土地测量尚未完善，没有正确的开发面积记录。
华侨在阿布巴卡的领导下有经商自由，结社自由，办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阿布巴卡始终信任华裔移民并与他们分享资源，凑合了一个微妙的合作关系，为我国种族共建设立典范。柔佛得到华侨带头搞经济，国势得以加强，国都日益繁荣，车水马龙，虽然底层民众的生活依旧艰苦，贫富分化，然而一部分利益回流华社却是有目共睹。移民的血汗付出得到回报，彷徨的心灵得到安抚，乃有留居继续奉献之想。阿布巴卡对种族合作、互惠共赢的直观感觉，超越独立后列为首相，应为今之政治人物的学习榜样。
阿布巴卡承认及信任义兴，不等于他对这些背井离乡的华侨有什么慈悲之心，也不是出于华侨朋友的个人感情，而是基于经济政治的考量。他需要依靠华侨开发柔佛境内大片处女地，华侨具备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可以克服恶劣的生产条件，他们的和平本性又使他可以放心依赖。
阿布巴卡之前的十多二十位苏丹，大都好战，历年来征战不息又频频被占领，以致不断逃往、迁都，另起炉灶伺机报复，社会不稳定人心涣散可想而知，人口也始终不足于撑起一个大国，国内缺乏一股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他打造新时代。他的父亲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借用廖内的经验，在柔佛设立港主制度，招揽新加坡的华侨前来开发，阿布巴卡继续并扩大这项计划。
1873年阿布巴卡颁布《柔佛统治港主法令》，其中第13条规定：“港主应遵守先王所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从而奠定了义兴公司的“独尊”地位。然而这不等于说，阿布巴卡支持和认同于华人私会党。他认为华人会党有利于柔佛，是因为他发现，华人私会党是可以接受法律约束的，可以让他们公开活动，这样，政府就能依靠这股组织力量，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阿布巴卡对私会党的法令管制，主要在于不许有第二家私会党出现，所有入党人士，不论籍贯为何，都只得参加义兴一家。如此，不同党派互相格斗就不会出现。与其他地区相比，柔佛的确少了许多私会党格斗的血腥味，这片早期安宁，间接推动了人民流动接触，有助于减少帮派割据，然而不同籍贯参加义兴，仍然还是少数。潘醒农执笔的《马来亚潮侨通鉴绪论》，就有“柔佛一百余港主，潮侨实占十分之九”之句，可见其他帮群在义兴公司内没有地位。
另一种间接管制是推举认为可以信赖的义兴领袖担任官方职务，包括委任他的好友陈旭年为王国华社的“侨长”，掌管境内华社事务，各地港主、甲必丹也必须服从于这位侨长，侨长进而向苏丹呈报。这种制度类似马来封建王朝的“分散诸侯制”，苏丹将国域分成几块，各由一名Orang Kaya，或称“诸侯”或“镇长”者管理，诸候反过来必须效忠苏丹，维护苏丹的统治，类似中国周朝的分封制。
通过“义兴”及“港主”网络，阿布巴卡的宫廷与语言文化歧异的华社取得了联系，语言文化的隔阂无阻于国家的团结，由此得到证明。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为潮籍，男士之中，八成左右皆加入义兴为会员。可见，这已不是一个封闭而神秘的会党，已然成为一个拥有政府代表、负责管理侨众事务的公共机关。该会也察觉苏丹的意愿，致力于去除私会党色彩，朝正当化、公开化迈进。多年运作下，义兴成为这时期华社正经文教的桥头堡，从1844年陈开顺起，到1916年义兴被解散，带领华社历经70年安宁时光。这一段时期，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是真气内敛，为华人在此落地生根的基础年、韬光养晦之关键期，为日后的生存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开启多元化时代
华族在马来西亚的历史虽然充满沧桑，然而在柔佛的这一个起点却是美丽的，不像许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起步时期充满着血腥杀戮和谎言欺骗。从这方面来看，阿布巴卡的良政应记一功。
柔佛那时又叫“天府之州”[3]，文人梁绍文笔下的黄亚福发迹史，将柔佛描绘成华侨的逐梦天堂[4]。另一位当代作家黄强将军，称“柔佛巴鲁”为“繁盛之域”。[5]
柔佛的现代化起于阿布巴卡，然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西方化”。西方科技引入，诚然是一个必要的因素，然而从人文社会的角度来看，多元民族文化在一个社会里水乳交融，以先进的科学工艺互相促进，更能体现时代的进步。所以多元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在管理上必须放弃独裁专制，以平等磋商寻求共同价值，凝聚新的国家力量。所以说，阿布巴卡之所以为现代化之父，并不仅仅因为采用了西方制度，而是促成社会的多元，更为贴切。
港主时代的椒蜜局行政盖章有“总管椒蜜园并种植地师行政盖章”字样，天猛公时代的邮票印上华文书写的面值[6]，有些港主在港区
上面关于港主时代汉文教育的讨论，谈到政府鼓励下，有马来高官在华人私塾学习中文、中国绘画和中华文化，政府也赞助马来学生就读华校，然而这并不是单向的文化交流，华侨这一边也非常积极的学习马来文。马来语为当时社会通用语文，华侨本着入乡随俗的态度，主动学习马来语，掌握基本沟通能力，成为风潮 。当时，有位商人冯兆年，有见及此，编了一本《马拉语粤音译义》，收录了许多生活常用字词，供华侨学习马来语会话。此书最早于1890年出现，有几个版本，显示它流传广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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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语粤音释义 |
蓝天笔的颂诗
谈论阿布巴卡，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他的华裔太太法蒂玛苏丹后。阿布巴卡的几位王妃之中，有一位丹麦商人的女儿和一位善晓中文的华人女子，他对异族通婚持开放的态度，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象征，而这位华侨港主的女儿，获得他立为王后，夫妻关系良好。而她也不仅仅是一个妻子，还是他处理政务的一个重要助手和顾问。
然而今人几乎都把法蒂玛忘了，或对此轻描淡写，只说她是阿布巴卡的其中一位妃子。她的华裔身份没有受到舆论的关注，华社也没有把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多加引介，以阐释种族和谐的要义。
在阿布巴卡33年里统治生涯里，有30年之久，法蒂玛一直陪伴在侧。说她是苏丹与华社之间的一道桥梁，绝不为过。她也他的安全和繁琐的事务操心，包括泰瑟王宫的建造，以致操劳过度病死，享年估计为61岁。
法蒂玛并非阿布巴卡身上一个浪漫的点缀，非如一些人形容的那样，以卖弄“甜美”、“风骚”讨好王上，实际上，她是这位君王严肃、权威的代表，她以个人的能力赢得苏丹的信任和宠爱。这一点，可以从一位跟柔佛王室有密切往来、住在新加坡的印尼土生华裔诗人蓝天笔的一本叙事诗中，窥见一斑：
蓝天笔于1896年，用口语式混合马来文写了一部赞颂苏丹阿布巴卡的长诗，诗中提到他于1895年，受邀参加公主的婚礼，受邀者之中，有许多华人，并设有华人餐席款待。诗歌也记叙新山华社面貌，他说，在靠近大王宫的码头不远处，有一个华人村子，有房屋和商店，华人在哪里售卖各种商品。
该诗有几段提到法蒂玛苏丹后，如第19首：
年老的王妃功绩彪炳
她的话语十分灵验
殿下的宠爱无可复加
从年轻到年老
第20首：
殿下心生惭愧
从前是这样，现今亦如此
她的话他句句入耳
重要事都找她商量
第41首：
王妃薨逝，以后的日子
干练的苏丹不免忧愁
日夜把她思念
悲戚之情无法形容
第42首：
美后逝矣，殿下悲恸难奈
备受折磨
一病不起
药石网效
第43首：
他的病总是有一点
有一点在他心中
多少药物一概无用
他龙体日益消瘦[8]
这里叙述阿布巴卡与法蒂玛伉俪鹣鲽情深的感情世界，关于“她的话语十分灵验”一句，似乎跟一个事件有关：
1865年6月10日，《伦敦新闻画报》报道，由柔佛政府所有的一艘轮船“柔佛号”，于那年4月10日，在新加坡海域发生爆炸，导致35名马来籍和欧籍官员丧生。苏丹阿布巴卡本来也要登上该船出游，却因王妃法蒂玛百般劝阻而没有登艇。法蒂玛表示有不详之兆，央求陛下不要登船。阿布巴卡姑且信之，竟然成真，逃过一劫。此后，对这位妻子刮目相看。
阿布巴卡那时号封天猛公，尚未成为苏丹，法蒂玛也未封后。可见她早在1865年之前，已是阿布巴卡的妻子，惟结婚年份不详。这跟后人的叙述，说她于1885年才进宫，大有出入，显然是个错置。她死于1891年，入宫年份至少30载，两人有长久的夫妻关系。
“母仪柔佛者垂30年”
1891年2月27日，新加坡《叻报》刊出苏丹后法蒂玛逝世的新闻，题为《柔妃薨耗》，写道：
“柔佛苏丹元配，秉性慈祥，持躬淑滇，待人无忤，佐治有方。入柔宫有数十年，佐苏丹以敷内政未尝失德。近因苏丹往游欧境而国中政事悉交妃摄理，以故益形劳瘁，遂至积劳成病，玉体时觉不安，屡召名医，迄无大效，旋愈旋发，因来叻邸就医，以冀··天怀，不意时数限人，遽于本月17日1点钟越12分时薨于叻邸。一时知交臣庶，得闻是耗，莫不悼哭同声。想苏丹在欧若得讣音，正不知若何悲恸也。现闻世子之意，拟择日扶妃之金棺回柔奉安阅寝云。”
1891年，柔佛王朝已迁都丹绒布地里，后改名新山，所以有“回柔奉安阅寝”之句。记者显然访问了宫廷王属，确定那是“世子之意”，内容之真实性可见一斑。这里也说到，“入柔宫有数十年”，应该也是出自同一个来源。
《百年柔佛纪要》也有记录云：“1891年2月25日，柔佛苏丹娜于新加坡泰瑟宫逝世。”[9]
《叻报》处理新闻态度严谨，这跟后期一些泼脏水式的书写截然不同，可从以下一事看出端倪。
1890年9月23日，《叻报》刊登一则消息，后来却发现实为虚假，翌日立刻作出澄清。
“柔妃薨逝。前者柔佛王妃因其玉体违和，业已发电往欧，请柔佛苏丹早回车驾，乃不幸苏丹旌节尚未抵叻而妃已以初八早，在本坡东陵行宫内薨殂矣。呜呼。母仪柔佛者垂30年。一且遽己薨殂，且不能与苏丹一诀，能勿悲哉！”
第二天，即9月24日刊出另一则新闻，说：
“误传噩耗。昨录曾有·录柔佛王妃噩耗，兹再查得实此事，··此耗所以致误之由，大抵因王妃抱恙而诸人过于区系，以致风声鹤唳，亦觉不禁为之拜手祈之。·风传实则王妃玉体虽有违和所幸天相吉人，现已渐次就愈而觉草木皆兵也。今闻妃恙业已渐安，可知后福之隆。正未有艾者爰。”
打黑点处因字体模糊难辨，然而整篇报道综合上篇，却是完整的，足于说明法蒂玛去世前已患病，消息在民间流传，民众对其安康十分关切，记者也一直在跟进新闻，发现报道错误后，马上发文纠正，所以有“查实”之句。所查问的对象必然是当时的王宫，当是可信度极高的第一手资料。获知王妃无恙，记者的感叹是“可知后福之隆”，反映民众对王后的爱戴之心，她其实深入民心。至于致电身在欧洲的苏丹，乃至后来王妃死后，遗体从新加坡运来柔佛安葬，必然也是王宫的消息，记者不可能凭空杜撰。
“入柔宫有数十年”之外，又说“母仪柔佛者垂30年”。“垂”是“接近”的意思，即从入宫到逝世，法蒂玛在王宫的日子前后接近30年。这是当时确认的事实，至于“拟择日扶妃之金棺回柔奉安阅寝云”，选一个良辰吉日安葬，为华人传统，回教徒无此风俗。可见王室处理法蒂玛的葬礼尊重华人习俗，也显示法蒂玛来自华人传统家庭。“奉安”为安葬皇帝的旧称。
“原配”之争
上述报道说法蒂玛为苏丹“元配”，也就是他的“第一次娶的妻子”。然而，近代的历史版本却多删除“原配”之说，法蒂玛变成阿布巴卡的第三任妻子。
阿布巴卡一生中娶妻4人，维基百科根据近代的史料转述说，第一任妻子是彭亨王室翁姑仄，于1857年他访问彭亨时所娶。
第二任妻子是塞西莉亚凯瑟琳那兰格（Cecilia Catherina Lange），为一位丹麦商人的女儿，其母为华裔，来自印尼巴厘岛，名叫王善娘[10]，两人于1870年结婚。婚后，塞西莉亚凯瑟琳那兰格取回教名朱拜达（Inche Ibu Zubaidah）。
1885年，阿布巴卡娶粤籍女子黄亚娇为妻，生有一女叫东姑阿兹加。黄亚娇取回教名法蒂玛阿都拉，于1886年7月加冕为苏丹娜。1891年2月25日，因肾病死于新加坡直落不兰雅泰瑟王宫（Istana Tyersall）。
阿布巴卡在法蒂玛去世后第二年，即1893年，官访奥斯曼帝国时，娶了一位切尔克斯人血统的女子为第四任太太，叫卡蒂加卡侬。
阿布巴卡娶妻，似乎不讲究“门当户对”，也不要求血统纯净，反而崇尚异族通婚。将来社会，将是混血儿天下，纯种人反成奇货，殿下似乎早有所知。他选妻似乎更多是“政治考量”，跟彭亨王室搞好关系，跟土耳其搞外交联盟，王室联婚无异是结盟的一种手段。至于娶华人庶女为妻，除了反映其开放的种族观念，是否也有政治考量，譬如招揽更多华人前来开垦，或跟日落西山的大天朝搞好关系，则难下定论。
上述关于法蒂玛的说法，取自维基百科，而维基百科则根据黄佩萱的英文著作《黄亚福：移民、建筑家和企业家》，这也是目前柔佛官方资料及马来文历史书刊通常采用的版本。
这些版本几乎都说她于1885年进宫，是苏丹的第三任妻子，翌年成为苏丹后，等于进宫到逝世前后只有6年。而进宫不过一年，就成为苏丹后，匪夷所思。婚前身份含糊，莫衷一是。
这跟蓝天笔“从年轻到年暮”、“她的话语灵验”、《叻报》：“母仪柔佛者垂30年”等“港主时代” 的论述，落差很大。本是长达半生的光辉记录，变成惊鸿一瞥，不但是她个人的悲哀，也是民族之痛。
1888年，英国女作家弗罗伦斯·卡迪在泰瑟宫见到法蒂玛，形容她见到的这位王后“已不再年轻”。可见1888年，即她死前3年，她已经老了。如果1885年进宫，等于说她也已是徐娘一个，还会被52岁、已经有两个太太的苏丹爱上，再筑爱巢吗？
作为一位名声卓越的王后，竟连进宫的年代都被搞得如此含糊不清，可以想象，关于她的其他方面的历史，是如何的难得清澄。
中文名之争
本文始终以“法蒂玛”而非“黄亚娇”或其他华文名形容这位王后，乃因她的华文名未能确定。
现代版历史将法蒂玛的中文名定为“黄亚娇”，粤籍，港主时代的文献说她是潮州女子，姓杨。一个人不可能姓黄也姓杨，历史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然而历史害怕坚持、寻根究底的人，这样的人健在的还很多，只要一颗心还在，谜团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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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后法蒂玛 |
2003年，黄亚福的曾孙女黄佩萱撰书论述黄亚福[11]，他的这本英文著作，提到法蒂玛和黄亚福的交往，并说法蒂玛的华文名叫Wong Ah Gew，广东人氏。她说，Gew这个字在粤语是甜美、雅致的意思。后人从这里取材，Wong Ah Gew就都译为“黄亚娇”，一直沿用到今。该书第36页写道：
“跟柔佛有关联的是一位华裔女子，后来成了马哈拉惹[12]的妃子。在张宝（Cheong Poh）的传记里，她的华文名叫黄亚娇[13]，粤籍人士。‘Gew’在粤语是甜美、雅致的意思。她极得马哈拉惹的疼爱，以致将麻坡县一座城市命名为马哈拉尼市[14]，以示对她的宠爱。阿布巴卡后来取得“苏丹”的封号，乃在诸妃中选了她，赐予“苏丹娜”的封号。关于她婚前的事迹，柔佛人所知有限。有一本当时的著述讲到她婚后的生活。英国女作家弗罗伦斯·卡迪，乘搭萨瑟兰公爵[15]的游艇来马来亚、暹罗游玩，在飞禽公园旁边的马哈拉惹王宫访问了她。弗罗伦斯在其游记中写道：‘苏丹娜住在泰瑟王宫，她已不再年轻，但是苏丹对她非常敬重，任何事都找她商量。是的，他还有其他更年轻的夫人，但是只有苏丹娜拥有实在的权力。’”[16]
苏丹既然还有更年轻的妻子，为什么法蒂玛却不是原配呢？难道她在高龄时才嫁给苏丹吗？没有看到关于他们结婚的报道。所以蓝天笔说她年轻时嫁给苏丹，直到年老，更加可信。1888年，苏丹后已不再年轻之说，也符合蓝天笔“从年轻到年暮”的叙述。
郑良树教授在《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中谈到，西洋港港主王世捷是苏丹阿布巴卡的襟弟，他娶了其岳父的幼女，苏丹娶了其岳父的长女。因为这个姻亲关系，苏丹把（笨珍）西洋港的港契发给王世捷，于是王成为西洋港港主。（王世捷的儿子王成壁后来成为巴株巴辖顺天港港主。）
这里，法蒂玛的中文名已呼之欲出，只要找出王世捷的岳父是谁，就可断定她姓甚名谁。然而，郑良树似乎没有读到港主时代的报章关于王妃薨耗的消息，相信了即成的历史，对“黄亚娇”身世缺乏挖掘的热诚，他在注脚里说：
“苏丹阿布巴卡原配为广府人黄亚娇，与黄亚福为义兄妹；疑王世捷之岳父姓黄，所云长女当即黄亚娇。”[17]
这里，郑良树说“黄亚娇”是苏丹的原配，显然不同意她是1885年才进宫的“第三任太太”，接近港主时代的原始版本。
在《黄亚福及其他》这篇文章里，郑良树写道：“阿布巴卡有一位华裔妃子，黄姓，也是广府人。这位华裔妃子的出身有两种说法，拿督郭鹤尧说她的先生是贩卖沙龙布的，因赌而打死人，后被驱逐出境；黄姓粤女为阿布巴卡垂青，终于嫁入皇室。我看到的材料却说这位粤女是新加坡酒吧女郎，英语说得很好，闻名于上流社会，乃为阿布巴卡所宠幸。两种说法可以并存，也许都有几分真实。可以互补。黄亚福由于出入皇宫，于是，跟黄姓粤女相熟；更由于都是广府人，乃结为义姐弟。当时，华族社会把这位妃子称为‘马来娇’[18]。
可见蜚短流长，都在她身上，史家也饱受流言所惑，下笔十分彷徨。
2015年4月26日，柔佛苏丹依布拉欣出席一项由新山中华公会主办的宴会，谈话中讲到，苏丹阿布巴卡曾经于1883年访问中国，跟中国的关系良好，还说，阿布巴卡有一位华裔夫人叫Wong Ah Gew，来自龙引港（Kanchu Rengit），后来被称为“马哈拉尼法蒂玛”或“苏丹娜法蒂玛”。[19]
显然今天的王室也很重视法蒂玛的历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讲述这段故事更能昭显殿下的亲华态度，然而王宫的陈述也还是那么的寥寥几句，它是一则被遗漏的历史佳话，尚未被挽救，沉溺在疏忽的海洋里。这则故事，也许已经被人加工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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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叻报》1891年2月27日报道王妃甍耗的消息 |
“后本潮籍杨姓之女”
法蒂玛所处的义兴时代的文献，说她是一位姓杨的潮州女子。
1891年3月11日，中文《星报》报道法蒂玛出殡的新闻，同时对她的身世作了一番介绍，其文如下：
“柔佛国后之·宫经已奉安陵·曾于前报将其仪礼录登，然而，尚有·遗今特补述，并将后之籍贯谨据所闻录登焉。按后奉安乃系皇陵，四方树有黄旗以护陵道，复树一木柱即华人所谓华表者也。上盖一厂，周遭亦树黄旗。拟俟柔佛王跸旋乃易以铁盖云。闻后本潮籍杨姓之女，始蒙柔王选为宫妃，恩宠日加，继固柔后失欢乃尊之为后，奈牡丹无子，有庄姜不育之伤。有生于该处之潮籍人送后一女，乃抚如己出珍如掌珠，现有妹三人亦在宫中随养，恍如杨玉环之有秦韩虢三姨也。后性沉静，贵而不矜，又能节用，身后遗资约有60万之谱云。”[20]
这里说法蒂玛本来是姓杨的潮州女子。但是记者又补充说，“后之籍贯谨据所闻录登焉”，也就是听来的，并未获得证实。然而这是我们见到的关于她华裔身份的最早的报道。王后葬于皇陵，往其陵墓的路边插满黄旗，还竖了一根富有华人色彩的“华表柱”，为木质柱子，由一个无顶的神厂罩住，周遭也是黄旗围绕，等柔王国外归来，将用铁盖蔽上。
被忽略的法蒂玛葬礼散发出强烈的种族融合讯号，黄旗象征马来君王，黄色是苏丹宫廷的御用颜色，“华表柱”是中华民族艺术才能与智慧的图腾，多设于帝王的宫殿、陵墓，柱身多雕刻龙凤等图案，上部横插雕花石板，天安门广场前就有一对，同建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华表柱不属于某一籍贯，属于全体中华民族。杜甫有诗云：“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法蒂玛的葬礼特别立了一根华表柱，显然有华社的参与始能玉成，可见法蒂玛的华裔身份受到王室高度敬重，非比寻常。不管她是原属廖内岛的潮籍娘惹[21]还是新一代移民，华裔身份呼之欲出。如此华巫色彩兼具的王室葬礼可谓空前绝后，侧面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种族的开放态度，优胜今时。
法蒂玛于1891年2月25日驾崩，这篇文章在她逝世后半个月内刊出，是一篇非常接近“现场”的报道，可信度也属最高级。记者处理新闻的态度严谨，用词简洁，没有份外的意图，纯粹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真实性是这类文章的第一要素，有别于炒作文章的虚假、煽情，可视为一份原始资料。可惜作者没有把她的名字直接道出，免了后人这番无谓的折腾。
这里说她膝下有一女，是其家乡潮州乡亲送的，她自己没有留下“龙种”，遗憾文章没有提到她家住何处。现代的版本，却说她和苏丹生有一女。孰是孰非，实难定论。
法蒂玛与黄亚福
关于王妃与黄亚福的故事，早在黄佩萱之前77年，就有一个版本，隶属广东陈炯明部队的广东客家人氏黄强将军，1926年出版游记《马来鸿雪录》，记录他驾车环马来半岛游历30天之见闻，其中，《柔佛王妃与粤商黄福之故事》一章写道：
“柔佛巴鲁向为荒野之区，自前王将政府移驻后，现有居民约二万，遂成为繁盛之域。因较之马六甲星加坡等处，开阜稍迟，故华人呼曰新山。前王颇思振作，惟国人性懒质纯，绝无远图，不得不借重华人任其前驱。彼有妃曰亚娇，系潮产，颇具国家观念，对于华人请求诸事，莫不襄助。会木匠黄福，常于宫内包领工程，人极诚实，公益事业亦乐提倡，惟马来语不甚畅达，遇事多径与妃商。生意偶有亏折毫无怨悔，以是深得王与妃之信任。凡黄请领地方建筑房屋与种植者立予批准。故现在新山一带，黄福地皮最多。”[22]
黄强的素描，法蒂玛为阿布巴卡辅助者的角色，呼之欲出，然而跟黄佩萱的叙述又有异同。他也说王妃叫“亚娇”，却不说她姓黄。他说“亚娇”系“潮产”，即潮州人，不说她是“广府人”，跟《星报》的说法一致。
黄强的叙述出现在法蒂玛死后35年，如果是一件宝贝，人死后35年后才被发现，还算正常。然而，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名字总是跟人如影随形，怎么也要等35年才水落石出呢？这是我们不解之处。她死时人们都已知她是谁，虽然侨众平时称其为“国后”、“王妃”，但死后她的原名总该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吧？不应是隐藏一段时间然后才出现，更不应该是经过了这漫长的35年，才由一个旅游作家把它点出。然而这就是我国的历史现实，折射出多方面的偏见、散漫，残酷的叫人窒息。
辅政者的角色
从这段描述，可见当时的侨民大多不通马来语，别说一般移民，即便是身份显赫的黄亚福，皆需中间人斡旋沟通。种族交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非自然形成想当然耳，需要大量的付出而后方见其成。
160年前柔佛多元化初阶，马来统治阶层和飘零落户的一批华侨新客之间，都付出不懈的努力促成合作的态势，其中法蒂玛扮演了一个“母后”的角色，深入民心，是许多新客感激和寻求协助的对象。
1890年3月12日，中文《星报》登出一则新闻，报道苏丹人在国外，法蒂玛摄理政务的情形：
“柔佛近事：柔佛王于去年诣英至今未返，其政务之稍轻者俱由其后及王公大臣主裁，其稍重者则电至英京与其王请命。现于17日其王由英京发来电谕4则。其一：柔佛之围姓向为黄福投码者，现归潮人林相承充。其二：则和顺港因去年被祝融君岁驾至，潮人陈君金利与梅君湛轩颇有龃龉，几至成讼，故电谕该港复归梅君为港主云。其三：则现下该处所创制新街系黄福禀请而自行建造者，故其王准其在该处自行沽卖烟酒，不入投码之内。其四：该处之利泰兴赌码如期满之后，则出价高者得之。”
阿布巴卡从伦敦发来的行政电报，居然可以刊登在华文报，让民众知晓其内容，不作机密处理，可见当局与民众之间信任程度之高，远胜今时。
这里说，较轻的政务由王后及王公大臣主裁，可见经常旅居英伦的苏丹，由苏丹后法蒂玛代表他与民众接触，华社由于语言上的困难，对她必然是十分依赖的。苏丹似乎也乐得有这样一位好帮手，可以放心搞他拿手的外交，人不在国内的时候，为了不失职守，不时从海外发来行政电报，由法蒂玛和亲信执行。法蒂玛并没有时时紧随苏丹身侧，更不是他身边的一个花瓶，“国后”的称呼当之无愧。
“去潮化”现象
有些人对名字不以为然，觉得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只需知道有其人其事，足矣，管她姓什名谁。
然而，正是这种敷衍的态度，导致她的身份变得含糊，历史佳话被拦截。
1924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梁绍文的《南洋旅行漫记》，作者以草率、轻浮的态度叙述历史，尤其是法蒂玛部分。华社对于嫁给异族的自家姑娘，通常有鄙视的态度，梁绍文似乎也有这种思想。第21章《马来娇与黄亚福》，他写道：
“‘马来娇’是什么东西？
这段话应该是从坊间听来的，因为没有提供出处。作者似乎根据煽情的需要进行渲染，然而说她“权倾一时”，却看来符合事实。法蒂玛对华侨和港主事务有干预权，可影响苏丹的决定，予人“权倾一时”的印象。她的身世部分，从作者的叙述方式看来，只是道听胡说，王世捷港主的大姨姐，怎会是“咸水妹”？
梁绍文来新山游玩访问的时候，港主时代已成过去，各地港主专利区和种植区已被收回，华社失去了自治权力，潮州帮70年风光正往下坡路滑去，殖民主义带起一批华社新贵。阿布巴卡和朱拜达所生的儿子依不拉欣，1873年成为新的苏丹，然而到了1914年，代表英国贵族利益的英国顾问官道格拉斯克拉汗坎贝尔（Douglas Graham Campbell），进驻柔佛王国行政中心，控制了王国的内政事务，成为真正的统治者，而苏丹只有抱怨的份儿。时过境迁，法蒂玛的事迹很快被人淡忘。
梁绍文《南洋履行漫记》封面 |
此时有一股“去潮化”趋势，鲜少被史家谈起。解散私会党一般人不会有太多异议，毕竟法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然而去潮化则未免矫枉过正。
1915年，义兴公司被殖民地政府瓦解，潮州社区的兴盛景况也开始式微，主导华社的能力逊退，70年河东转河西，“小汕头”逐渐褪色，华侨社会出现权力交替，重新洗牌，粤籍领袖走到台前，华侨公所领袖换人，英语成为高贵的代名词。
竟连这位“潮州姓杨”的女王后也难逃一劫，被改为“粤籍姓黄名亚娇”，接下来更是变成了“港澳咸水妹”，变色竟是如此的快速而彻底，以致当年的辉煌点滴不剩，连一点儿温故知新的痕迹都没留下。
黄亚福与“黄亚娇”
梁绍文是广东台山人，与当时得势的广帮同样籍贯，1920年访马期间，受到黄亚福之女黄典娴的热情款待。他的游记里便有黄典娴的一章，充满溢美之词，说她是“南洋第一个好人”。黄亚福那时已作古[23]，梁见到黄的遗孀，那时她应该是69岁，梁却写她82岁[24]，可见其写作态度草率之一斑。
关于黄亚福的一章，梁文有这么一段叙述：
“当工程建筑之中，阿福因接洽诸事，常出入于马来王宫。马来娇见阿福诚实可靠，又是广东人，叙起乡情来，感情益觉融洽，彼此遂于兄妹相呼，结为异姓手足。俗语：‘福至心灵’，合当他发迹，所以好事都凑集而来。马来娇拜阿福为兄后，遇事总在马来王面前盛赞他是一个好人，马来王心中已经欢喜他，再加上这一层，自然以后什么事都委阿福去办了。商铺码头竣工后，马来娇对马来王说：‘今日柔佛有这样光华灿烂，都是阿福一手造成的，请将柔佛这一处商铺，准阿福专利60年。60年后，收回国有。马来王准奏，于是书一60年专利的契约与阿福收执。”[25]
这里提到法蒂玛的辅政阿布巴卡的情形，虽然凭想象力撰写，却有一点不容否认，法蒂玛能够影响阿布巴卡的决策，而且证明是阿布巴卡与华社沟通，她是一个关键性管道。梁没说法蒂玛姓“黄”，这跟黄佩萱说她姓黄的叙述又有落差。梁说黄亚福和法蒂玛结拜为“异姓手足”，“异姓”而非“异性”，指出法蒂玛与黄亚福姓氏不同，暗指她可能姓“杨”，这又跟港主时代的说法吻合。
至于黄亚福跟她以“兄妹相称”，似乎缺乏考据，法蒂玛大约生于1830年，黄亚福生于1837年，如果真有结拜，也是“姐弟”关系，怎么会是“兄妹”关系呢？
关于专利区的部分，跟事实也有出入。黄亚福于1892年获得专利区契约，而“马来娇”于1891年已驾崩，何来这一幕上奏的闹剧？
可见梁的叙述多为见闻记录，非史料考证，梁挥洒自如，只求新鲜刺激，此书果然畅销，1924年出版后，1933年再版，1941年出第3版，但是它把法蒂玛写成风尘女郎，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史家笔下的法蒂玛
如果说梁绍文的游记散文只可品尝不可尽信，那么温雄飞为权威历史学家，应有不同的层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广东台山人氏温雄飞，花了5年时间在新加坡莱佛士图书馆收集资料写成，于1929年出版的《南洋华侨通史》，为“东南亚华人研究系”学生指定读物，却也有挂一漏万之嫌。
其中一章《黄福传》，谈到新客黄福乘船来新加坡，由于船费是跟一位木匠老板借的，所以在新加坡一整年没有工钱可领，老板只给他200文作为零用。黄福将这些钱收在裤带里，一年只用40余文。东主见他简朴至此，很是欢喜，就让他看管店面。东主后来回国，店铺就交给他管理了，还将公司的股份也给了他，黄福从此崭露头角。作者写道：
“其时柔佛苏丹匿一粤妓，将纳为后宫有日矣。然妓固熟稔君之诚笃，特请于君一言以决。君力赞之。妓遂归柔佛苏丹。适妓亦黄姓，以兄妹称，与君通馈赠。以故柔佛政府之土木工程，及各项饷码，开关港门等，种种大役，皆君为之承办。着手成春，富逾千万。”[26]
这里说法蒂玛是苏丹收藏御用的妓女，尚未纳为后宫，竟然可以私通黄福，还在工程、饷码这些棘手事项上影响苏丹的决策，而黄亚福和法蒂玛的故事，变成了一则缠绵悱恻的肥皂剧，一下子“妓固熟稔君之诚笃”，一下子又“君力赞之”，然而王宫岂是谈情说爱的地方？“性情沉静，贵而不矜”的王后又怎会随意跟侨民称兄道妹？所求何事？法蒂玛王后身份竟然被颠覆，在作者笔下她连妃子都不是，完全跟历史脱谱。该段末尾，作者似乎意识到自己书写的过激，乃补上一句：“黄福无女色之好，服玩之娱，糟糠白头，始终庄敬。”
许云樵对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有如下评论：“本书搜罗材料颇富，惟有轻重不匀之嫌，传讹失检处尤多，如Ong Sum Ping （王三品）之译作黄森屏，林道乾之拓殖婆罗洲，皆其显著者。”
缺乏种族融合观念
以笔者之见，温雄飞和梁绍文的处理法蒂玛历史，是从华人民族主义的观念出发的，毕竟欠缺超越种族的开明。粤妓的出现，只是为了衬托和突出黄亚福的奋斗精神，一个附庸的角色，不是书写重点。他们对一个华裔女子嫁给一位有权势的苏丹，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意义，没有看见，也没有洞察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讯号。
另一方面，马来文史界似乎也掉落同样的种族主义桎梏，有一篇介绍莫哈末依布拉欣文西[27]的文章这样写道：
“莫哈末依布拉欣文西的旅游作品，有一处谈到巴冬（Padang）的甘榜镇长哈芝朱聂（Kampung
Orangkaya Haji Junid）和甘榜镇长龙吉（Kampung Orangkaya Ringgit），为两个先进的村落。甘榜镇长龙吉就是目前的甘榜巴力拉惹，这个甘榜由镇长尤索夫帮佐（Orangkaya Ringgit Yusuh bin Bonjol）[28]，于1852年开发，这里有个特色，即坐落了一座苏丹阿布巴卡的行宫。每当殿下从新加坡直落不兰雅王宫行脚至此，都会在这行宫逗留，接受巴力拉惹县领袖觐见。殿下有一妃来自巴力拉惹，名曰法蒂玛，为镇长尤索夫帮佐的女儿，育有3男3女，麻坡的“香妃城”称号[29]，就是以她的名义命名。”
莫哈末依布拉欣文西笔下的法蒂玛，既不姓黄也不姓杨，既不是潮州人也不是广东人，既不是王世捷港主的大姨姐也不是港澳来的咸水妹，而是巴力拉惹一位马来镇长的女儿。香妃城不是纪念那个华裔王妃法蒂玛，而是纪念另一位子女众多的马来妃子法蒂玛。这可完全颠覆我们的认知，足以再一次说明，历史并不是记载真实的过去，而是依照史家自己的诠释，看着天朝的脸色泡制出东西来。
法蒂玛的佳话还可以挽救吗，在这浓雾缭绕视野朦胧的当下？目前的文史界以讹传讹的居多，实事求是的居少，实事求是而又具有大局观的更少，挽救这则濒临绝种的历史佳话谈何容易？谁在坚持支撑那一片坍塌的天空？谁会对一则被人淡忘的历史多看一眼？然而再细的缝里也能长出草来，被文史界的荒唐所激励，余等凭借文史工作者的协助，得以抛出这篇多方查证的报告。它是一棵清纯的小草，准备迎接早晨的阳光。如蒙大众提供新史料继续浇灌，必有一天长成大树。
历史流淌着浑浊的脏水，很难找到如此一段美丽的佳话。既然找到了，就要尽量把它留住，让好的故事不断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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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黄福传》1929年 |
（2020年12月26日）
[1]从1862年到1895年。
[2]R.O. Winstedt：A History of Johore，页164。
[3]马仑，马新历史名人故事，页34。
[4]南洋旅行漫记，1924年。
[5]马来鸿雪录，页21，1926。
[6]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封面内页2、3。
[7]林润嵩：马拉语音译字典，星洲日报星云征文，日期不详。
[8]蓝天笔，马来名为Na Tian Pet，马来新诗集“Syair Almarhum Baginda Sultan Abu Bakar Di Negeri Johor (152), Johor Bahru”，写于1896年，2001年由“柔佛后嗣基金”（Yayasan Warisan Johor）出版，载于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页93-94，李开璇译。
[9]Peristiwa Penting Johor 1886-1986, 25hb. Februari, 1891: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ah Johor telah mangkat di Istana Tyersall, Singapura.
[10]音译，原为Ong Sang Neo，译为王善娘。此句取自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页97。
[11]黄林佩萱：Wong Ah Fook: Immigrant, Builder and Entrepreneur。
[12]马哈拉惹：Maharaja，统治者的另一个封号，从1868到1886年，阿布巴卡用这个封号。
[13]原文为Wong Ah Gew，一般译为“黄亚娇”。
[14]Bandar Maharani，又译“香妃城”。
[15]Duke of Sutherland。
[16]以上一段为英文，由作者译为中文。
[17]郑良树：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页276。
[18]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页343。
[19]见于新山中华公会90周年特刊。
[20]张礼铭：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页98。
[23]黄亚福死于1918年。
[24]黄亚福的太太生于1851年，死于1932年2月14日，享年81岁。1920年，她69岁。
[25]南洋旅行漫记，页57。
[26]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页277。
[27] Muhammad Ibrahim Munsyi，柔佛教育家，名作家文西鸭都拉之幼子，死于1904年。
[28]Orangkaya 为封建马来王朝的统治阶层，此处译为“镇长”。
[29] Bandar Mahar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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