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良与艾平
这样的结论（请看《马共对肃反“问责”的态度》）难免使人想到，这3位不获平反的人士就是敌奸了。这推论也符合“肃反既不可全盘肯定，也不可以全盘否定”的说辞，然而平反既然是一种“正名”的行动，就必须做到“名正言顺”，这三位的罪名也就进入我们的视野里。
熟悉马共历史的人，说莱特是敌奸，因为有“黑风洞事件”和黄耶鲁的揭发为依据，造成的破坏是确实的，至于林锐、阿良和艾平有没有造成那样的破坏，却很难指出一个事件来说明。
陈平在1990年5月对平反所作的谈话中，这样谈论阿良：
“…这场肃反斗争相当复杂，有好些问题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追查的。如果要我简单的说，我可以简单的说，要我详细说，我现在也没有本事说。这里面有敌奸打进来的活动，这是真的。有一些人现在说我们因为肃反有错误，好像我们过去处理的敌奸，全部都是不对的，这个不符合事实。那么，有一些敌奸的活动，另外呢，这个敌奸呢，现在我可讲一个最肯定的，大家知道，好些同志都知道；没有正式传达，就是阿良，他是爬得相当高，过去在勿洞的一个队伍的负责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说：“…你要来消灭我们的领导机关，所以在处决的时候，用了一些酷刑。但是，这是一部分。搞这些酷刑，搞得最严重的，不是我们同志，而是这个阿良。他搞最严重的。另外，他把一些不该杀的人也全部杀掉，把我们这个斗争搞乱了。不过我这样讲，不是说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这个北马局要负主要的责任，这个没问题。”[1]
陈平罗致了阿良的罪名，然而却说，北马局应该负起全责，显示其矛盾的心态，他似乎要把北马局的罪名推给阿良，却又发现阿良不过是遵从北马局的指示做事，这样的推搪未免过于牵强。他说敌奸打进来是的确存在的，这个人就是阿良，然而阿良的罪名却是处理肃反手段残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这个说辞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阿良并不是北马局发号司令的领导人，而是于1948年上队，1950年提升为第8支队机关警卫，1952年被评为工作模范，1969年被提升为第12支队属下第一区机关队（5分）指挥员，为1968年6月17日高乌战斗的总指挥，这就是陈平说他“爬得相当高”的实际含义。他人在机关队，只是执行阿苏等人发下的命令，如果有杀错，那也是上头的命令错误，如果手段残忍，上头也是立刻知道的，当场就应该处理这个问题，无须过了20年才给他加罪；如果他不执行命令，那就是公开“反党”了。既然执行了命令，也许还是违背自己的原意，却可以反过来证明他并不是“反党分子”。
阿良原名巫日民，又名李安、Omar，来自吉打纯督村的一个革命家庭。他在边区搞民运工作表现突出，成为二区学习的对象。在“高乌战斗”中，阿良所率领的部队，大都为他在民运组织培养起来的青年，并不是正规的战士。打了这场仗之后，这些青年才上去部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批优秀的青年来到部队后，竟然被嫌疑为敌奸，被杀了十个，包括阿良在内。好多位被打为“改造员”。
他的太太明明，原名蒙月英，是边区的泰籍华裔，广西人，来自贫穷家庭，他们在边区民运活动中认识并结为夫妇，她比阿良小13岁。蒙月英也参加高乌战斗，上队后长期在中央部队担任领导服务员和医务员，今有一本书记录了她的谈话。蒙月英在书里表示，她不相信阿良是敌奸。
蒙月英说，她跟阿良是恋爱结婚的，婚后很恩爱，她在森林里给阿良生了一个孩子，孩子交给她的妈妈抚养。孩子才半岁大，阿良就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孩子没有见过父亲，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她说，阿良的工作是监视敌人，可是后来却被指控为间谍。她说：“领导说他是被派来渗透我们的，拒绝给他平反。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他们什么都提不出来，老是说他有罪。他带来的一群年轻人又勤力又能干，最后整群人都被处决了。”
她说：“我认为他是无辜的，在我上队之前，已经和他在民运单位里一起工作了两三年。我们合作过不同的工作，我是他的泰语翻译，我对他的背景和家庭都很熟悉，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很了解他。”
“他的工作是做反间谍，他是我们派去跟敌人谈判的。他的任务是通知泰军，我们的目的只是马来西亚军队，不是他们。他要说服对方，让他们相信我们要跟他们和平相处，那么即使我们遇上了对方，也不必开火。”[2]
可见阿良是敌奸的说法，是经不起考验的。既然阿良带来部队的青年们被杀后都得到了平反，说明他们都不是敌奸，那么阿良如果是敌奸，怎么会培养一批真正的同志呢？既然到了今天，北马局都没法确实地回答蒙月英的疑问，我们大抵可以肯定，阿良的个案是肃反运动的一个悲剧，我们为阿良要背负“敌奸”的罪名感到难过。
1970年6月21日，第12支队领导人阿石（吴一石），命令老胜带着一支队伍去外面跟阿良接头，接头时扣留了他。阿良没有给口供，只求一个好死。当天傍晚就被处决。
他像一颗彗星，在边区的天空一闪而过。
另一位至今未获平反的艾平，是一名知识分子。艾平原名林戴伟，又名爱平，为50年代新加坡学运积极分子，后来去了中国，在中国接触马共，1967年与妻子回来边区参加部队，起初在12支属下的“2分”工作，后来调来“5分”指挥部，跟阿良同属一个部门。
他的个案跟阿良十分雷同，他被指违反党的审讯原则，采用逼供手段，逼受害者写认错信；又指他审讯肃反扣留者有福时，发纸条给有福，说他自己是英帝派来的高级特务，叫有福按照他的指示回答问题，争取释放，以便伺机扑灭“5分”领导等等，导致有福以敌奸罪名被处决。艾平于1970年2月23日被扣留，3月28日被处决。
令人纳罕的是，逼供和残暴手段并非艾平所专属，肃反过来人杨立新在他的书里，多处提到“绳子的威力”，譬如谈到艾力的被杀时，他说：“艾力被处决时，刚拉过哨站就被吓死了。从抗日到现在，枪林弹雨几十年，没有被敌人吓倒，却被自己的领导吓死了。可见‘绳子的威力’”
杨立新说：“所谓‘绳子的威力’是阿和在大会上说的。他说：“绳子不下，死都不承认；绳子一下，什么都承认，可见绳子的威力。”[3]
他记录了一个令人难于释怀的残暴事件：“机关队里，勿洞参军没被扣捕的男同志，只剩下两个小战士，小海和小洋，他们是两兄弟，父亲叫石头，之前被冤杀了，也逃不过一劫。小海12岁，小洋9岁。兄弟俩被杀后，我在想，乳臭未干的孩子怎么会是敌奸呢？难道领导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敌奸吓坏了吗？翌日，兄弟俩被杀了，领导阿苏没有公布他们的罪状，只说，他们的父亲被杀了，孩子留来没有用，要‘斩草除根’。我听了，非常震惊。”
这个事件不够残酷吗？为什么不说这是违反党的爱民精神？艾平不过是奉命行事，却留下一个抹不去的违反党纪的罪名？
二区战士波澜在《葵山英姿》这本书里，谈到阿和来到二区进行肃反，有几位同志被嫌疑为敌奸，阿和要她们写“自动交代书”，否则将被绑起来。绑起来之后，如果还是不肯承认，就要被处决了。温阿英（阿凌的太太）叫波澜替两位不善于书写的同志写“自动交代书”的情形：
“早饭后，苏阿珍很快找到我，要求替她写‘自动交代书’。我根据志云、志发及改造员在课堂里宣读的‘自动交代书’的内容大意，只凭听后的记忆，按苏阿珍的实际情况来写。当写到去勿洞、‘水塘’及‘大屋’接受训练时，苏阿珍流着眼泪说：‘我不是敌奸，我没有接受过训练！’阿凌同志交代说，‘你必须承认自己是敌奸，阿和才会放过你。我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写呀！”[4]
可见逼供并不是艾平的专属，他的上司阿和更加惯用此法，艾平也只是跟着办，不让平反只是让他的上级显得更加有理而已。
原马共机关在1990年做了一次平反，那一次，由于传闻有群众要动用刀枪给被冤杀的同志讨回公道，而显得特别“有效”。第二批处理边区以外上队的被冤杀者，就拖泥带水了。亲属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多方打探才找到给亲人平反的门径，像艾力的姐姐李秀珍，这位曾经上过部队的家属，尚且要花上5年时间，才终于找到老谢，给艾力做了平反。从老谢的口气——当时他说：“这个案牵涉到一些人，需要时间做工作，不可能马上解决”——可以看出，有些人似乎在阻止给冤杀的同志平反。李秀珍的描写也点出了他们是谁。
林锐和阿良的爱人为老谢和蒙月英，都是曾经的“自己人”。老谢文人出身，一介书生，蒙月英多年来给领导打理家务，洗衣送饭，温和性格，都是不会拍板叫嚣的类型，他们估计这两位不会有激烈的行动，断然拒绝他们的平反要求。
肃反冤死者方小浪的姐姐和姐丈，1991年在香港见到陈平，问陈平方小浪犯了什么过错必须处死？陈平说，他个人相信方小浪不是坏人，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方小浪的姐姐说，方小浪犯了什么错要交代清楚，如果无法做到，就要给方小浪平反。陈平答应了，但是过了3年，方小浪的姐姐都没有接到消息。她因而认为：“陈平遇到了阻力…，那些杀害方小浪，迫使他的妻子林德籁自杀抗议的人，依然顽固的坚持错误。”到了1995年，方小浪和林德籁才获得平反。[5]
可见平反与否，并不是根据罪名的成立与否，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考量。
林锐的故事我们在《林锐事件》中讲过了，这里不赘述。林锐不是敌奸，这是马共自己承认了的，然而当时北马局给她的罪名却是“敌奸总后台”，目的似乎是要打击老谢的威望，因老谢不支持肃反，阿苏又不肯交出权力。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林锐沉不住气，于是上演一出“炮打司令部”，造成一批人人头落地。然而有关的资料似乎都在下山前被阿石命令消毁了，老谢也已作古，林锐的好战形象被描绘得不可一世，却无史料佐证，很难令人信服。我们推测老谢以大局为重，自我牺牲，让林锐成为牺牲品，自己低调做人。我们今天应该还她的灵魂一个安慰。
至于艾平，他的家人似乎还在寻找他。以下是一名叫做“益琛”的人士，向一位叫“吴永光”的网友打听艾平的消息：
吴永光先生：
我是读到您博客里邱万达先生的文章后想请问您以下的事。
我的叔叔于1957年被当时的林有福政府遣返回中国。他很想家。很勤写信。不过，到了1966年，他从北京写了最后一封信之后，从此，家里就没有了他的音讯。当时，家里托了在中国的朋友找他，但是都找不到。后来，据父亲说，有一天有人来找他，跟他说，叔叔回来马来亚，在森林里的一场内讧死了。
我是在不久前姑姑去世后收到叔叔写的家伩，才知道这些伩的存在，并开始寻找他的足迹。
不久前，有人告诉我，叔叔在边区的名字是艾平，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请问您或您周围的人有人认识他吗？叔叔在封封信里表达了对家人、朋友、和马来亚的思念。我写这封伩是为了叔叔。我想了解这位被迫离家，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年轻人，在边区的事。
这封伩可能让您觉得很唐突，请见谅。希望能得到您帮助和消息。
益琛 敬上
可见这最后的三名肃反牺牲者，被冤杀的几率几乎百分百，整个肃反运动，并没有一个人是杀对的，“扩大化”一开始就发生，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决定了肃反的必然旁及无辜，而严密的新闻封锁也说明了领导人知道那不是一个可以昭告天下的“战斗消息”，接下来的平反也没有做到“名正言顺”。
《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论上讲不通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是不会成功的。“名”既是名称，也可以是概念、语言、规则和法度。
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则实辨，道行而志通，而慎率民则一焉。”意思是说，先王们制定名称，名称一旦制定，原则就可以实行，思想就可以沟通，也就可以率领民众到统一认识上来。他还说，那些试图肢解词句，自己创造名称，扰乱视听，让百姓迷惑的人，才是真正的奸人。
革命，除了马克思，还需具备圣贤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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