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对肃反“问责”的态度
随着《决定》的发布，马共对平反作出了澄清、解释和道歉，安抚了肃反的错误带来的悲愤，然而平反的处理远远不算完善，因为它坚持部队内部暗藏着敌奸，针对这些人进行肃反是没有错的。这一点难于令人信服。因为谁是敌奸？哪一位被错杀的肃反牺牲者是敌奸？《决定》没有给出答案。一些非当事人给出的答案却没有代表性，导致争议发生，直到今天。
《决定》也对持不同意见、得不到北马局的谅解，最终分裂出去的八支和二区作出严重的指控，指这两个单位“煽动‘造反’，大搞无政府主义，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为澄清是非造成巨大障碍，说他们实际上起了敌人代理人的作用并没有错。”
如此强烈的字眼，与陈平在那时候讲得一番温馨的嘱咐：“（下山后），不要再分你我。大家要团结，不要再讲另一方的坏话。大家都是同志。”形成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决定》继续说，这两个单位内“极少数人中”有奸细，至于是谁？则“有待进一步调查。”这种捕风捉影的话术，也给后马共时代的左翼阵营内留下许多难于弥补的裂缝。
第一批平反完成后，过了5年，才终于进行第二批平反。“党内对那些从马境和中国上队的被处决者看法仍然没有完全一致”（取自《决定》），或许是个原因。这里的“不一致”，其中一个因素，是老谢争取为林锐平反，阿苏、阿成等人却不能接受。党内高层看来经过激烈的讨论，才在老谢让步的情况下勉强达成1995年9月3日的平反决定。原马共北马局发出平反通知书，给19名[1]被误杀的牺牲者家属作出道歉、抚恤和恢复死者名誉，包括涉及林锐事件的大东（老中委阿仲）、林木（巫天旺）、阿凡（叶冠柏）、古宁（方小浪）、余洁（林德籁）。平反人数于是增至88人，然而不包括阿和带队去二区肃反时所杀的五人。得到平反的人数已占大多数，仅剩3人，即北马局名誉上的第一号人物老谢的妻子林锐，肃反执行者阿良和艾平，不获平反。
至于北马局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有没有领导人对这错误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接受革职、降级之类的问责处理？
1950年，南马局的领导人小刘，给党提呈一份关于斗争路线的意见书，马共中央认为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竟将小刘处决，小刘所领导的机关人员也遭到降级处分。姑且相信，这是一种“问责”，却未免过于严厉。在中共，因犯错误下台的领导人有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等，马共既然追随中共，又有“小刘”事件为先例，肃反的错误理应问责，但有没有？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课题。
《决定》第九节，也就是结论的一段，对问责一事作出了含糊、推卸责任的回答。它说：“在解决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后，同志间对这三次（特别是第三次）肃反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对那些新方针前后马境来和中国来的被处决者）的看法仍然没有完全一致，没有得到澄清。党对这三次斗争应继续进行有领导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尽可能澄清当时在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央北马局的有关领导同志愿意承担责任，并请求中央给以处分。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辨明是非，但这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为了弄清楚当时发生错误的客观环境，以及错误的内容、错误的社会根源，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为了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涣散斗志，我们号召同志们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在新的形势下迎接新的斗争。”
这段话洋洋洒洒，其实不过是要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把错误推给“客观环境”和一些“有待研究”的因素，扩大客观环境的因素，从而使个人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显得微小。难道阿苏等人不知道在游击队的环境下，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将导致胡乱牵连和一大堆假证据？难道要用3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何以阿成1976年在10支进行肃奸，没有采用上述的方法却能准确消灭敌奸而没有扩大化？
这里也说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就是要搬出“北马局”这张王牌给领导人做挡箭牌，领导人也不打算道歉了。
至于说肃反有没有个人因素？我们拿一个事件来说。阿苏回来武装战线时，也带来了他的妻子阿秀。这位阿秀绝大多数的同志不认识，但是阿苏却把她提拔为机关队的党委中心。有一次，阿秀生病，服务员（也就是负责领导人饮居起食的人员）秋英给她煎药，她吃了秋英的药后，突然说肚子痛，就认为秋英在药里下了毒，要毒死领导同志。于是秋英就被当作敌奸处死了，吃了“毒药”的阿秀反而没事。[2]
肃反就是这么回事，往往只是领导人的“随心所欲”、一厢情愿，不含真理的成分，领导人的喜怒往往是领导者生死去留的依附。再说，陈平派老谢回来边区处理肃反问题，阿苏却不肯交出权力棒给老谢，也涉及权力的眷恋。不追究个人因素，如何能够拨开谬误的烟霾？
北马局针对肃反课题，做出了多次检讨并发出了文告，第一次在肃反结束后不久，第二次在1972年10月，第三次在1972年12月20日，第四次在1973年7月，第五次在1990年1月20日，每次检讨都因为党内外出现不同的意见，而“检讨”的也不是领导人是否应该对错误引咎辞职这类的事，而是寻找向大众“澄清”这个事件的话术，以便使领导人的错误显得不那么严重，为领导人的错误进行申辩，使之“合理化”。陈平在1990年5月发表了一篇谈话，延续了上述的主旨，为领导人的错误寻找待罪羔羊，阿良于是成为肃反扩大化的最大凶手。
《决定》发表的时候已是和平时期，北马局请求中央给与处分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降级”处理已不可能，群众要看到的，只是北马局的大领导阿苏、阿焰、“总司令”阿和、12支队领导阿石等人的真诚道歉。然而这个简单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202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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