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摇摆在武装与和平之间
1952年，马共中央委员阿苏（章凌云，小章），带领马共中央司令部撤离文冬山区，在勿洞建立新的根据地。1953年，阿苏来到中国，担任马共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期间，他提交了一份《马来亚抗英解放战争实际状况》的报告书给中国对外联络部门。该部门部长王稼祥带阿苏一起到莫斯科，会见苏联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斯洛夫，他们用了几天的时间，讨论马来亚的革命问题。苏共与中共最后拟出一份联合意见书给马共中央，提出以下的观点：
由于“马来亚没有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接壤、马共斗争未能形成一个跨种族的统一阵线及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军事力量悬殊太大”这3个理由，明确地建议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此后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活动上面”。
马共于是联络马来亚政府，寻求结束武装斗争，改以和平方式继续政治活动。接下来就是广为人知的1955年末“华玲和谈”事件。谈判桌上，马来亚政府首席谈判代表东姑阿都拉曼坚持马共必须解散，向政府投降。陈平不能接受，谈判于是破裂。
陈平回到边区，将党总部迁到泰南的昔罗地区，由阿成驻守，武装斗争的热诚不再热烈，马共让不想继续打仗的军士退伍，实行遣散，兵员减少至300人左右。陈平于1961年去了中国，直到1989年才回边区。
1961年7月，邓小平接见陈平、阿苏和穆沙阿默德，表示支持马共的革命运动。邓小平认为，胡志明矢志要统一越南，东南亚形式有利于革命。马共于是恢复了武装斗争，中国也恢复对马共的财政援助。马共与中国设立了无线电联系，阿苏是马共跟中国外联部联系的主要人物。陈平把总书记的实际工作交给阿成，自己的工作则是联络中国高层人员、处理边区提上来的要求和开发秘密的经费收入管道。[1]
1962年，阿成在边区推展“新方针”，在这项策略下，战士跟民众打成一片，协助民众进行生产活动，包括割胶、运输、扑灭匪患等等，组织革命群众，成立了老人、青年、儿童、妇女“四大组织”，推广群众教育工作，建立及巩固民运系统。党员受教导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民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归公、严守军事秘密，（即所谓“四大纪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住所要打扫、风俗要尊敬、不打人骂人、不损坏田园、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即所谓“十项注意”）。另外，马共也跟泰国当局采取互不干涉政策，没有把泰国政府视为敌人，不主动对他们进行攻击，被攻击时只作自卫反击，因而边区战斗事件不多，泰方与马方的联合剿共行动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新方针提高了马共的威望，民众大抵上认同于马共的斗争理念，将殖民主义者抢夺的土地国有化，群众革命士气高昂，青年踊跃上队，到了1967年肃反期间，兵员增加至650人。
阿苏于1963年离开中国回到边区接替阿成的工作[2]，阿成则于1965年因患疟疾去中国治病，后来留在北京和湖南，直到1975年才回到边区。
马共部队虽然是军队形式，但是实际的战斗并不多，从1967年5月发生第一波肃反，到1970年11月1日，马共中央写信给不愿意执行肃反的二区，提到“你们对中央北马局1969年底
和1970年初的肃反指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让今后的实践证明是非”，肃反原则上结束的3年半内，只有1968年的6月17日发生的“六一七事件”，为一次主要的战斗。
这场战斗，也是1961年马共恢复武装斗争，接受中国援助以来的“第一枪”，打响了武装斗争的号角。12支队司令阿良（李安、Omar、原名巫日民，来自吉打州纯笃村革命家庭），组织一支战斗队，总共22人，多为农村青年团成员，即所谓“游击青年”，是日，在高乌公路进行一场歼敌夺武的伏击战，歼敌35人，夺得25支枪和1千发子弹。这场斗争为和平道路被塞死后，重燃武装的一个标杆，战斗实况经久不衰地在马共电台播放。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战斗的胜利者，却有一半（10位），包括阿良本人，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被领导人残忍杀害，这些被错杀然后在20年后获得平反的战士为：科生（周业芬）、世强、老谢（陆举祯）、友富（雷友福）、方平、老三（龚亚泉）、小生（李亚生）、小炎（封邦炎）、少青（陈金生）。总指挥阿良没有获得平反。
副指挥为阿全、机枪手为阿发，其他队员包括小七、胜天、阿香、阿青、红芳、明明、志芳， 另三人待查。
主持肃反运动的北马局领导人，把“肃反”当作为另一个战场，即所谓“间谍战”，认为敌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安插大批特务在部队内，在部队内内形成了一个周密的网络，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刺杀领导人、破坏部队里的设施，包括电台，敌人将派直升机前来掩护，把所有的特务载走。
这一来，这场对“内部”的战争远比对外部的战斗来得激烈，一个战士或干部一旦被定罪，本来的战友身份马上变成了敌人身份，由于是一个武装部队的环境，没有法庭和监狱，所有的法律法规便只有军法一条，就地正法，他们面对的刑罚也只有一条，就是死刑。除了请求原谅、给于机会改过，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洗脱他们的罪名。
然而，既然马共的最高领导人本身都在寻找和平的斗争路向，不可能广大的战士和干部们会没有这个想法，何况那么久才听到一次枪声，和平与武装，要选择哪一条路线，必然成为部队内部各层战士思考的事项，只是领导为了保持一言堂的威信，不许这些概念表面化罢了。然而领导人在鉴定一个人是否为特务时，通常会注意到这个人的思想行为，如果这个人有“反动派”的倾向，就认为他为敌奸的可能性大，这其实是一种“主观主义”。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被过度化变成了敌我矛盾；本来应该热烈商量讨论的问题，却用枪杆子来解决，这是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直到1972年，马共才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思。
马共尽管获得中国的财政援助，但是1953年苏共和中共联署的那封信中所提到的三个武装斗争“致命伤”并没有消失，加上1981年，邓小平吁请马共寻求和平方案解决国内矛盾，中国在改革开放路线下，将不再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在这样一个大方针下，马共继续往华玲和谈的方向前进，不再对武装斗争抱有幻想。
另一方面，“革命派”的领导人黄一江和阿达（全仲仁），于1985年到访中国期间，参观中共举行的文娱晚会，见观众对革命歌剧反应冷淡，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党员的激情降至冰点，相比之下，流行歌曲却受到群众热捧，从而意识到武装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回国后不到两年，革命派于1987年3月13日放下武器，“迈开了马共走出森林的重要一步。”[3]
（202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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