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肃反到平反
马共于1967年6月、1969年9月、1969年12月至1970年中，在边区各部队（第10支队除外），分别进行了三次肃反，根据处理平反的主要人物阿成的披露，总共有91人被处决，包括一人含冤自尽；88人获得平反，追认为烈士；3人不获平反。[1]
马共中央于1970年11月1日，写信给拒绝按照中央北马局的方式进行肃反的二区“全体干部”，表示二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让今后的实践证明是非”，肃反“运动”到此也就打上了句号。北马局也没有再发“嫌疑分子”名单叫属下单位进行肃清，然而为肃反的受害者“正名”的课题正“方兴未艾”。
所谓“肃反”，就是“肃清反党反革命分子”；也叫“肃奸”，即“肃清奸细”。“肃反”跟过去的锄奸事件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以一场运动的形式出现，又叫“肃反运动”，马共的文件爱把它称为“肃反斗争”。而锄奸，例如1947年3月前一段时间的莱特事件，党中央公开讨论黄耶鲁揭发莱特为日本人奸细的指控是否确实，虽然莱特的罪名当时没有成立，却导致他后来畏罪潜逃。
1990年，距离肃反已经20年，此时出现“肃反扩大化”这个新的名词，把“肃反”和“肃反扩大化”解读为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最后的结论是这样：“肃反”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才是错误的；肃反没有杀错，“肃反扩大化”才造成错杀。肃反事件于是被搞得非常混淆 。
推动肃反的主要人物是北马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第一号人物的阿苏（陈平通常称呼他为小章），由指挥部执行逮捕、扣留、处决等事项。阿苏得到中委阿和（原名陈鲁）及第12支队领导人阿石（原名吴一石）的坚决支持。马共第二号人物老谢，1968年被陈平派来边区，成为北马局名誉上的最高领导人，因为阿苏没有将实权让给他。老谢没有支持肃反，却也无法阻止它的推进。北马局也成立一个以阿苏的妻子阿秀为首的“审查委员会”，负责鉴定、审查敌奸，给领导提供嫌疑者名单。
1955年成为中委的阿焰，为阿和的妻子，在第一次肃反运动中也是一个主要人物。
北马局在执行肃反杀害嫌疑者的当儿，没有，似乎也不需要，向远在北京的陈平及马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汇报，征求同意。理由是事态紧急，不容敌奸逃走，以免搬来敌人，后果不堪设想。有些被嫌疑者被捕后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被处决，通常被关押几天，就决定处决还是释放。北马局执行肃反后，才由阿苏向陈平作出报告。
马共本来还有南马局和中马局，1950年代斗争转为严峻，各种内外问题困扰，加上领导上的失误，这两个中心也被敌人攻破，或渗透后内部瓦解，60年代已不复存在。1952年马共中央从文冬迁到勿洞，各地剩余部队也北撤到边区，硕果仅存的北马局得以保存有生力量，领导边区各军区和单位。北马局几乎等于整个马共。1962年后，得到边区人民的真诚拥护。
肃反事件造成马共折损大量兵员，元气大伤，不但部队内恐怖气氛弥漫，人人自危，后方的民运“四大组织”也受到波及，一片沉寂。1970年边区马共部队约有700人，肃反杀了100人，等于七分之一。单单看这数据，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
肃反结束后不久，北马局作了一次检讨，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认识肃奸问题》的文件，认为肃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我军即将南下开展马境武装斗争的重要时刻，及时粉碎了敌人企图从内部扑灭我军的阴谋，保卫了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安全，确保了南下进军。”
对于肃反的杀戮，北马局认为，这是“镇压了少数死不悔改的内奸，挽救和改造了大多数愿意改悔者，粉碎了敌人长期以来埋藏在各个单位内部的内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纯洁和巩固了党和部队，提高了党和部队的战斗力。…”[2]
洋洋洒洒五千字，基本上是肯定肃反的“正面作用”，完全没有提到本身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没有提到逼供和“自动交代信”的不正当手段，更不相信“误杀”，而是认为党“吸取了极其重要的肃奸经验，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水平”。还说：“对于我国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对于逼供信，只说要“严禁”，但也说：“一定的压力是不可或缺的”，“否定压力就是否定阶级斗争”。
1972年10月，北马局发出一篇通告，说解放丛刊社出版了一份小册子，叫做《敌人的特务阴谋和党的救人政策》，要每一位新上队的同志认真学习，就是所谓“整风运动”，目的要那些有政治问题的党员自动向领导机关交待，党也“一律不作组织处理，也不算为特务、敌奸、内奸、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等等，除了还要继续猖狂干反革命者之外”。这里，出现了一线人民民主的曙光。
1972年12月20日，北马局发表一份文件，要所有同志认真研读，叫做《关于防奸肃反问题的意见》。在这份文件里，马共首次提到“敌我矛盾可以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强调了“教育救人”，向“平反”又迈开了一步。
它说：“只要不是有意识的反革命活动，就不是敌我问题，都应作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处理，用教育和说服的方法来解决，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1973年7月，肃反沉淀3年后，北马局通过《关于巩固部队的一项重要问题的通知》这篇文件，表示给“宽大者”（又叫“改造员”）恢复了名誉，它说：“以前的‘宽大者’被扣除的党龄和军龄，按照他们的表现，作一次或二次加以恢复，直至完全恢复。未入党的‘宽大者’今后入党时，预备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不另增加。‘宽大者’的级别，也按照他们的表现，在适当时间加以恢复。上述这些同志在党内队内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待遇，不受歧视。党对他们的培养、使用和提拔，一如对待其他同志一样。”
这里反映马共认识到，不应继续给一部分战士或干部扣上“改造员”的帽子，有意要给他们取消那项污名，然而这个“正名”的方式，未免过于草率。北马局并没有给个别“改造员”以书面的通知，以证明他已脱离“敌奸”的污名。许多“宽大者”今天还活着，每当提起领导迫令他们承认自己是敌奸的时刻，依旧痛苦难当，泪流满面。
到了1975年，阿苏和阿成在北马局会议上，针对肃反课题两人立场南辕北撤，阿苏对阿成不能认同于“肃反是正确的”情绪波动，向阿成喊话，非要他同意自己的立场不可。阿苏仍然没有认识到肃反的错误，他的态度反映了北马局当时的立场，阿苏的顽固性格妨碍了平反的进程。
1989年12月2日，为《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两个月，部队下山在即，农历新年也迫在眉睫，勿洞一带的战友要回家过年，然而有消息传来，有家属要给肃反中受害的家人申冤，带着刀枪冲向“和平村”。阔别28年后回到边区的陈平，准备解决马共的善后问题后组织新党，见这情形，突然宣布给所有在边区上队，在肃反中被杀的同志平反。为了表示诚意，党给每一位错杀者家属发一封信，表达党的道歉，恢复受害者名誉，追封为烈士，另给予一笔抚恤金。
阿苏那时已死，陈平宣布平反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然而对于陈述的方式却经过冗长的讨论。
第一批平反就这样快刀斩乱麻在1990年初处理好了，北马局于1990年1月20日发表《中央北马局关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肃反斗争的决定》（简称《决定》），确立了沿用至今的陈述方式，并说党内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仍然不一致，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马共对于肃反的看法摇摆不定。
《决定》认为，肃反是“及时的、必要的”，因为“敌人的确暗藏在部队内，而这三次肃反都发现敌奸的毒药。”然而它也说，“新方针后上队者百分之90以上都有政治问题”这个决定是错的，党犯上这个错误，是因为游击队的特殊环境、事态的紧急，也因为领导人经验、观念、思想上的弱点。它指出，领导人把假材料当真，采用逼供信的方式，造成许多同志被误杀。
由于这个原因，《决定》说，对于肃反的评价，马共的立场是，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要肯定的是，肃反的确“消灭了一批证据确凿的敌奸、特务，保障了部队和领导机关的安全”，要否定的是，“这三次肃反斗争都不同程度地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党我军遭受了惨痛的损失。”这里，马共首次提到“扩大化”这个词。
这是马共第一次正式承认肃反出现“误杀” ，也顺理成章推出了“平反”。这里带出一个重要讯息，肃反及其相关课题，是跟“平反”联系在一起的。“平反”是对“肃反”的“正名化”运动。
但是《决定》也认为，马共内部确实暗藏着敌人，肃反中所杀的一些人的确是敌奸。它也说，前八支和二区里头，有“极少数人是敌奸、特务”，至于他们是谁，“则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既然还没有调查出结果，就是不确定，不确定的事怎么可以写在党的文件里呢？这里，“主观主义”的毛病十分明显：先定罪，后求证，跟处理肃反的手法如出一辙。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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