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款款走来
1.
他提着一个塞得鼓涨的布袋，从机场的内厅走了出来。虽然第一次出国，他的脚步可不怎麽匆促。超级豪华的机场，迎迓一个不曾沾染富贵气息的农民，似乎表错了情。
他的眼睛寻找寻找他的眼睛，他的脚步走向走向他的脚步。在迎宾室的大门处，他藏起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白纸。二哥也把一张嵌在栏杆上，写着”李开殿”三个字的白纸收起来，塞进裤袋里。
这张熟悉的脸我曾在哪里见过。对了，一个绝佳的父亲的翻版，还用名字认人，真是笑话。
他是我的大哥，一个五短身裁、走路慢吞吞的，手臂松软的垂在腰间的中年人。他脸上没有特别激动的神情，我们也还没有开始激动。
“我是你弟弟。”我说。
讲了这句多馀的话，我意识到我们都在整理一段被时代的风雨打乱了的亲情。
他着了件淡褐色短袖恤衫，腰肢笔直，并不怎麽老态，有一绺头髮垂落在晒黑了的额间。我便朝这件恤衫拥抱，他的手臂也围了过来，只轻轻的一抱就放开。
45年的分离和隔阂，被国籍和政治扯开在两地的骨肉之情，在这个很西式的举动中，一下子消融了。
“弟弟你怎麽这样瘦？”他亲切地，用广西方言说：”比大哥还瘦。”讲话也慢吞吞的，跟父亲一样。
“没什麽的，多谢你关心。”我说：”大哥坐飞机辛苦不辛苦？我们回去休息吧。”
那时是午夜，我们驱车回到马六甲的住家已接近天亮。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边访问亲戚，一边继续整理这段被政治和国籍践踏得乱七八糟的亲情。
他凡事都要慢吞吞的从头说起，而我们马来西亚式的没头没脑的胡扯，常常在他讲得最起劲的时候，把他的话题打岔。
我没耐心听他谈所经历的土地改革和按劳分配，也老是搞不清楚是哪一年他吃大锅饭，又是什麽时候被红卫兵批斗。
他也不甚了解，何以南洋的亲人老是讲他陌生的种族纠纷和民族情结，好像所有的苦难都和这天生的肤色有个摆脱不了的宿命关係。
人为的灾祸和这些灾祸的淡化，交织地涌现在彼此迴异的阅历里。阶级思想和种族主义，人类泡制出来的两个奇思妄想，通过不同地方的权力机构，糊里糊涂地便推行了起来。
恰巧我们都生活在这试炼的年代，成为不同权势的试验品。当这两个试验都羞耻地草草收盘之后，我们被一隻无名之巨掌放到一片自由的空气里，并得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逢。
被牺牲的青春不再归复，流失的机会亦不重现，大家都明白唉声歎气是没有用的，唯有珍惜剩馀的时光最为明智。我们的心情是一种风雨后的晴朗和舒畅。
这些年来，彼此都秉着一股良知在时代的风雨路上彳亍而行，这亲情的小溪潺潺地流着，一直流到一个千禧年的汇流处。
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也去世了，中国的大妈亦已不在人世。父辈中人口凋零，后辈则又多又旺。看着一重重涌上来的后浪，大哥的愿望也单纯化了，只期待有一天能够南行一趟，见见从未谋面同胞弟妹们，要亲自证实一下，这潺潺的亲情的流水，有没有发生断流。
他说是坐船回去的，在1949年间，那时，他只有三四岁。
他只记得由父亲带着，颠颠簸簸地飘过一片海水，从一个南洋的乡下飘落到一个中国的乡下，从一个政治磁场进入另一个政治磁场，他是这磁场内的一枚小铁钉。同行者之中还有一位大伯父和一位堂哥。
见到了意见坚定的大家长，父亲俯顺于祖父的意愿，在家乡待了几个月，并且和中国的元配生了一个女儿。
那时候，国籍的问题还没有今天这样被人质问，来回于两地之间也没有太大的阻挠。两个大人办完了该办的事，扮演了该扮演的角色，便把两个孩子留在广西的乡下，自己回到已是第二个家乡的南洋。
父亲的元配没有儿子，在南洋他又和母亲结了婚，祖父喜欢看到一个男孙在身边，大哥的命运便这样给安排好了。他成了父亲在中国的代表，履行着父亲未能全尽的孝道，同时负起了延续香火和光宗耀祖的重任。
政府和中共断交那阵子，父亲寄了几张机票回去中国，准备把乡下的元配、女儿和大哥都接过来，却遭到母亲坚决反对。
父亲拗不过她，只好让步。南来的事也就告吹了。母亲也终于妥协，依了父亲的心愿，让大哥留在元配的身边。
大哥因而被国籍的高山远远隔离，直到我们几乎把他忘得一乾二淨，只剩下一个内容空洞的名字。
母亲忍痛不再去想这盆泼出去的水，死心塌地爱着南洋的一个家，责无旁贷地呵护身边的儿女们。她也爱打听故乡的事情，可从来不说要回去探亲。对满纸辛酸的北方来鸿，她适当地表达了她的怀疑。
父亲曾被国民党军阀捉去当”蚁兵”，队不成形的一批乌合之众，被放逐到外国精良武器的射击范围内，随时像隻蚂蚁死在战场上。
一个夜晚，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哨兵的眼皮下面逃了出来，奔回家里。在军阀的爪牙尚未上门之前，又跳上了一艘帆船。
随着这风帆的南飘，他像一粒椰子，被浪潮冲刷到热带雨林的一个肥沃地点。从此命定了他的移民身份，并与胶刀和锄头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他天天在土地上和蓝天下流汗，为一个”非法”的菜园付出了不少心血，没有所谓喜欢不喜欢，屋簷下的生活就是那个模样。
他胡思乱想，只是不想功名利禄。逃过了”蚁兵”的命运，却做了”蚁民”。蚁民也有蚁民的智慧，养家活口靠的全是蚂蚁的精神。
他善于观察天色，从晚霞察出明天的晴雨，由天色看出什麽时候刮大风。亚答屋里，亲手钉造的一张方桌上，放着一个缺了一边口的墨砚和一叠线装《三国演义》。
他时常架上一副老花眼镜，捧着《通书》读上老半天。于是就知道什麽动土，什麽时候修屋子，什麽时候掘井，什麽时候出门。
父亲向来软弱怕事，唯独这次在紧要关头，拿出了超凡的勇气，拒绝当一个战斗的工具，和一个军阀的马前卒。真所谓一磅勇气胜过一吨运气，从此便有了南洋的一片天空，和包括大哥在内的我们这几个后代。
祖父那时是广西省北流六靖协保乡的乡长，人家的男丁都保卫国家去了，他作为乡长却庇护自己的儿子逃役。结果被判坐牢数个月顶罪。他也无怨无悔地在监牢里蹲了那麽几个月。比他还老的祖母亦受到牵连，受了不少为难。
祖父有八个男孩，四个逃来了南洋，有些离散了，只有一个留在身边。战火不断地拆散这个大家族，不让它在一个地方壮大，而是分散各地去承受不同形态的横虐，并从不同的遭遇中产生反战的情怀。
父亲避过了兵灾，却一生逃不过情感的播弄。他的心像钟摆摇晃在地球的两个热点之间。蕉风椰雨冲不淡他对故乡的眷恋。
故乡是他的归宿、朝圣地点、一生的烦恼和思念，也是一个无法补偿的缺憾。一张张纸笺和一次次的汇款，只换取短暂的安慰，稍久不见回信一种牵挂又紧紧咬住他的心。
派克笔、高丽参、胡椒粉之类的物资纷纷北飞，而一颗摇摇欲坠的歉疚始终静不下来。
大哥在中国生活清苦，有一个时期患了病，无力劳作，又要修理四合院式的祖房，父亲一收到这满纸的无奈总有几个星期食不知味。
父亲的节俭在村子里是出名的，不明内情的人说他吝啬。他寄钱回故乡却一点也不吝啬。在他的算盘里从来不忘中国的一条账目，像给一张合约牢牢缚着，那是一张感情和金钱的合约。
他有时放低声气向儿女们宣洩他的心意，说寄多少钱回去都不要紧，最重要是要有钱回去，上一次汇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希望我们支持他的决定。
他的钱帮助大哥在北流市区买了一所房子，而得以搬出贫乏的乡下。他自己可始终没有住过那所房子。
他接到大哥的相片总要和母亲长时间的注视，看他到底胖了还是瘦了。从他的字里行间寻觅，以了解他的生活是否有了改善。大哥的境况左右他的喜怒哀乐。
大哥婚后生了一个男儿，而南洋的孩子们那时候都没有男孙，这就助长了他的祖国情结，并且时常和”本土化”的母亲针锋相对。这感情的乱麻纠缠着南洋这一头家，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
有时我当这儿天气太热，人的脾气亦不免特别暴躁。半夜里却见父亲一个人醒着，手肘支在藤椅的把手上，手指插在花白的短髮间，吐着袅袅的烟雾。木窗边一盏煤油灯摇晃到天明。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有政治和中国可以令他滔滔不绝。他常在长久的沉思后，作出激烈的，令人意料不到的行为。
两国大门一关就是几十年，到了1971年，父亲听说从澳门有”密道”可以进入中国，可绕过正常的关卡安然潜入。他捉紧这个机会，奋身前往，把人为的隔阂一股脑儿踢开一边。
那年他62岁，当年逃兵役的勇气又在他尚未熄灭的青春里萌芽。他冒着护照被盖死的危险，回去了一趟中国，并住了六个月。
他见到了令他赞不绝口的大媳妇，履行了一般南洋客探亲所做的所有事情，祭拜了祖先和给后辈们派了红包，很过瘾地浸淫在故乡的情怀里。
他的话题多了起来，语调间带出了平时难得听见的幽默，和父老们聊得起劲时，也常常露出无牙的嘴巴大笑。但是他的故事我们仍然不爱听，不似他当年在屋簷下给我们讲《三国演义》，我们都奇怪为什麽他这麽久不再讲三国的故事了。
不久，警察上门，请他去了一趟警局。他立刻把护照交给了警察，不将自己的鲁莽当一回事。直到1993年，国人允许访问中国之后，他才获得解禁。
3.
我彷彿看见大哥从一张黑白的相片里走了出来，穿着一件厚实的布衣，握着一把锄头，在稻田里锄着他的岁月。
稻田后不远处的斜坡上，有一栋泥砖大屋，暗沉沉有如一座城堡遗迹。那是我们显赫的”英”字辈祖宗所建的祖宅，叫做”田头屋”。建竣至今少说也有100年了，却还是坚固的保护着一代代的后人。
屋里又有屋，共有17个单位，毗邻地排成一个椭圆形的屋园。大门都往同一个大天井敞开。隔着天井是另一边房子的正门牆，门对门可以看见对面家的各种动静。
屋内到处是泥土，傢俱上沾满了灰尘，苍蝇在晦暗的空间画着孤线。天井里撒着一片谷在太阳下曝晒。阳光映照着木门上剥落的对联。
大宅的旁边是一排猪寮，用厚的木板钉成十多个方形的猪栏。有些栏空着，有些栏内传出鼾声，是猪哥们在午睡。
猪寮的地面微微倾斜，人们给猪冲凉时将它们的大便用水冲入一个没盖顶的洋灰粪池内。白色的蛆虫在黑色软绵绵的粪便间蠕动。
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叔伯或兄嫂，用桶将把粪池里的肥水捞起来，挑到附近的园圃里浇淋农作物。
人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也蹲在这粪池上面架着的两片板中间，让废物掉到下面去。往往扑通一声溅起一道黑水和一阵臭味。屁股下防不胜防一片潮湿。
大哥的少年和中年都在这里渡过，起初和大妈及妹妹住在一起，后来多了一个妻子，她是同村里一个贤慧家庭的女儿。
同一个祠堂的亲戚中，还有父辈中最幼的八叔和他的子女们。那位和大哥同时从南洋回去的堂哥，也曾住在这里。中学后谋了份好职业，便搬到北流市，后来自己置了一所新居，成功转了型。
人口迁移，世事变化，日子儘管有些苦涩，却也平淡得没有再掀波浪。大哥逐渐成为这所田头屋内的一名长辈，并给这所祖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装修好之后的田头屋依然还有尘土，它在大哥的印象中依然灰黯。
每天，大嫂煮好饭菜端上来，黑越越的一群苍蝇便蜂涌而来，人的筷子还没放下去时它们已在上面和人抢吃了。
大哥对那翻了几百次泥土的一小片地产生了异议，他知道自己还有其他方面的才华，并不是一个翻土的工具。就算再翻一百次土，他的命运也还是翻不了，跟一头牛没有什麽不同。
他有个久远的心愿，要从这灰涩的田头屋走到广阔的天地里，他的信中常常提起那位到城里意气风发的堂哥，有意无意以他为学习的对象。他的成功令大哥又向往又羡慕，却是必须等到将近50岁的暮春，才得以脱离一个农民的宿命。
他唸完中学那年，大地主的土地被割成一片片分给了农民，他有限的几亩地也交给了政府。政府不让他耕种自己的地，调他去种别人的田，他的田地又由别人来耕种。这样交替种植的策略，据说可以增加产量和促进无产阶级农民之间的感情。
几年下来，感情没见提升，农地却被耕得一团糟，人民越来越不够粮吃。政府又把土地统统收回，大大的一整片，交由许多队劳动队伍分工合作搞生产。
大哥便是这按劳分配制度下的一名打分员，按照一个死板的方程式给每个人的力气下评断。见是壮汉就打个满满的十分，体力较差的打个九分或八分半，年纪大的乐龄人士和妇女同分，在七分半到八分之间。
每天黄昏，农民们把农具交回大社，一天的贡献也就到了结算的时候。他们要走好远的一段路才来到那派粮的地点，拿着各自的分数去取粮，所得的粮食和分数的多寡成正比。
一大群人，人人捧着那麽一点儿饭菜，几个狼舌虎嚥也就扒个干淨了。又走另一段好远的路才回到家里，走着走着肚子又飢肠辘辘了。大家都是名实其实的不名一文，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买，没有所谓市场。有些人偷偷在家里藏了些食物，也不管用，因为炊具都给砸了，烟囟都不再冒烟。
有一天，有个瘦骨如柴的青年找上大哥，要求帮忙。这人是母亲和前夫所生的孩子，也是南洋出生的。日本兵杀掉了她的前夫，她改嫁给父亲后，这孩子便由前夫的家人领养。
未满十岁时，有一次在井边汲水，被他的一个叔叔捉了带回中国去，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断炊的命运。
他没有什麽亲人，没有人事关係，因而被派去做粗重的挖水道工程，熬出病来，吐血，又吃不饱，后来就死了。死时还不到二十岁，基本上是饿死的。
事隔30年，大哥提起这事仍旧唏嘘不己。说自己也是全无资源，大家吃的都是一碗公家饭，真是无从帮起。那时他自己也很年轻，没有经济的能力。
我们南洋也接到这个消息，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听说有个亲戚死了，是给牛牴死的。
4.
大哥好几次提到我不熟悉的刘少奇，怎麽一个好官对他如此重要？我有些儿不懂，不是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了吗？怎麽还要看官员的脸色？他说刘反对大锅饭，有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却死在牢里。
大锅饭吃得人人营养不良，面黄飢瘦，政府也无税好收，亦是穷得面黄飢瘦。
刘死后大锅饭吃不下去了。政府又把一整片的土地重新划上界线，割成几亩几亩的一小块，承包给个别的农户耕。
大哥这一户以四个劳动人口承包了三亩半的土地，仍然用最原始的锄头松土，耕作的心情依然无法轻松。
又有比种田更麻烦的斗争，叫人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当没有了可以批斗的地主，他们又想出新的敌人。
他们说他在海外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亲人，所以是个通敌分子。有一次，父亲寄回去的一枝派克笔被没收了。那枝笔是西方资本国家的产物，于是成为他通敌的证据。
1966年以后十多年，他戴着一顶通敌的大帽，穿着一件反国家的布衣，在那丝毫改变不了的土地上，锄着他的青春，锄着不轻易披露的悲哀。
他这时候学会了放慢动作，不让波动的心情漾出来。讲话也是谨慎的一句一句，有条有理。凡事都必溯本归原从头说起，不似我们这儿火箭炮式的乱放一通。
他的信这时后来得最密，每一封的封套都有被人剪过的痕迹。到我们手里已是第二第三个读者了。他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总要花几段话表扬政府和党的伟大，然后带着委婉的语气，在后部分要求汇些钱过去给他解决燃眉，并重申他真个是无计可施，否则不会这样厚颜要求汇款。
早年曾经与他共事的人，大都升了官，做了领导人。唯他斯人独憔悴，无法在城市里待久。虽然进了几趟城，最后都是意兴阑珊回到田土间，翻那片永远翻不完的土地。他也曾义愤过，后来又一一归于沉默。
渐渐地，他的善良和无争的性格在人们口头上流传，加上他自己也有病，而获得机会在医院里做个帮手。
他把自己的地给人承包种植，自己到医院里帮忙。半工半读学了些中医学，便给派到农村里当个赤脚医生。
可是洗不掉的外侨身份还留着歧视的残渣。病人拿着他开的药单去买药，只得八成津贴，另二成费用要自己支付。别的赤脚医生所开的药方，都可获得一百巴仙的政府资助。
每开一张药方都令他的伤口重新受创一次，他忍受不住这种人为的偏见，转到农场给生病的禽畜打针放药。
禽畜不如人的善变，不会质问他的身份。它们的病给治好了，便显出活泼愉快的表情，主人也满心感激。兽医心里生出了一种满足感。这段生涯倒也过得平平静静，没有再惹什麽风波。
当了十年兽医，习惯了以较重的药医治禽畜的他，累了，终于卸下这个担子。
他也时常像父亲一样歎息，说父母兄弟不在身边，他做什麽事都是凭一个人单薄的力量，难得稳重，总是这样半途而废，成不了大业。
他的人生像个装满米的麻袋，被划破的一个洞，人生的意义也慢慢地，像米粒般流散了满地。父亲那一辈的情感的重量，逐渐变成了他的情感的重量。被压制多年的”家庭观念”，又回到他的心中，并佔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母亲，一个未曾谋面的深爱他的女性，死了。几十年来，也只见过父亲两次面，他领了父亲的接济，却没有机会照顾他，就也去世了。过了头七他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独自在远方黯然神伤。
国籍有何用，它如此横暴地阻拦血液的交互流窜？政治又有何用，它如此无情地把天伦之乐视为一种滔天大罪？
在父亲去世后，大哥的心思摇摆在亚洲的两个热点之间，像曾经这样摇摆的父亲的心思。活了半辈子，又不是在烽火连天的年代，竟无缘见到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何尝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闷事？
时代的错误，却好像是他的错误了，那弥补这个错误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活得很窝囊。
他仍然不时有信寄来，却不再谈钱财和经济的拮据，而是用很多的文字写手足之情。说兄弟姐妹不管如何都是兄弟姐妹，一定要来往相认，并邀请我们回国见他一面。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他如此的严重，甚至没有回覆他的信。直到他忽然表明，他一定要来南洋一趟，叫我们势必使他实现这毕生的心愿，我们才重新认识这位陌生的大哥。
5.
有一位外家的亲戚聘请大哥在一个建筑工场当管工，几个月下来，他赚的钱够他把北流市的新居照自己的心愿装修了一遍。他的生活便从这里取得一个新的开端。
儿女的亲近，弥补了时代加诸于他身上的缺憾。一栅不锈钢大门，把数十年的辛酸挡拒在风雨如磐的外边，屋内洋溢着一个”五好家庭”的温暖。他这时已是半个退休人士，在一所学校外卖食物，有半天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大哥和太太及孩子们，走进屋前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花园中央一丛香花争妍斗艳，彩蝶纷飞。他认真地执行着一件叫摄影的人生大事。
他黧黑的面额迎着和暖的春风，有一绺头髮飘落在他平静的眉间。他早已不穿粗厚的布衣，换上了件轻便的淡蓝长袖恤衫，挺直腰枝，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45年的政治和历史的摇撼，幻成了嘴角上这个浅淡的、满不在乎的微笑。
他们的表情摄入了镜头里，这张相片他将亲自拿到南洋去，送给他的兄弟姐妹们。多年来，只有相片能够冲破国籍和政治的樊篱，传递生活的真貌。他的信他们都不爱读，只有相片他们抢着看。人的一生最重要是时常拍照，在一片语言制造的假象之中，只有相片令人相信。
在距离他的出生地不远的地方，大哥来到了父母亲的坟前。他看到的父母亲也是两张相片，嵌在墓碑上。他先看母亲的那张。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母亲的严肃和刚强仍然从那黑白照片中透出来。大哥良久地凝视着她，好像在听她的教诲。在她的眼里，儿女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然后他看父亲的这张。父亲的相片在母亲旁边，他的气愤和悔恨都消退了，此刻显得安祥而快乐。他注视着这些冲破了隔离的孩子们，终于来到他的身前。
大哥所领会到的，是另一种不能逾越的分隔。人热爱团圆的本性一直不曾熄灭，总是想冲破那层生死的隔绝，追求一种灵性的团圆。
他们葬在同一个墓穴里，在南洋的一个山坡上，在他们曾经洒过几许眼泪和汗水的泥土里。
平日在家不烧香拜神的大哥，缓缓地举起一炷香，向父母亲的灵位朝拜。他说：”亲爱的父母，儿子开殿和弟妹们今天齐齐都来这里纪念你们，请接受儿子给你们的敬礼，你们好好安息吧。”
“以前的事，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也不必讲太多了，讲了也没用。”大哥讲完了他的故事，冷静地说添上这个结论。
6.
大哥在二哥的乡下住了几天，便到城市来看我如何生活。看我们的房子、汽车、钢琴、电脑、多用途打果汁机和各种有机食物。看我们给孩子庆祝生日，也看我们忙忙碌碌地奔跑在烟雾弥漫的路上，只为了维持一个体面却不怎麽实际的生活。这种景象不曾在他所住的乡间出现。
他看出我们的生活表面上稳定和足够，实际上好像走在一条钢索上，随时有摔下来的危险，没有他们农村的稳定。
正如停电和烟霾、车祸和抢劫、癌症和心脏病，总是静悄悄地忽然出现在周围，潜伏在社会黑暗角落的风暴，包括还没有逊退的种族主义，仍旧有撕毁一切的能力。
政治只将人隔开和打击，却没有提供一个好环境让人觉得安全平静。在一个个大问题的前面，政治像个无能为力的侏儒，闪闪躲躲窘态百出。
他又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混杂地生活在一起，国籍的高牆已经很矮小，轻轻一跨就跨过去了。这样的事没在他的乡下出现过。
这是一个什麽年代他说不出来，一种新式的人类和新式的生活被凋琢成形。大哥那年代的风风雨雨，虽然刚刚过去，却忽然间显得很渺远了。
于是我们寻找愉快的话题，谈我们这些不会讲方言的孩子们。他们很想看一看中国来的大伯父是个什麽模样，见了面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没教她们讲广西话。两个女儿各弹了一首曲子，算是代替问候了。
我们有限的门前的一小块地上种了几棵蔬菜，他惊觉我们远离农地这麽久了，却还是爱着种植。我给他描绘了一幅环境污染的景象，和人们自己种植蔬菜的需要，他有一阵子沉默，似乎想起那间只有苍绳，环境却还乾淨的田头屋。
我说广西省的贫穷地区，是世界长寿村之一。一种被捉弄的无可奈何的表情飞上他的脸，这些年来他一心想着的，就是脱离长寿村的贫困，搬到城市里。没想到在没有贫穷的城市，却看到像我这样的人，想尽办法，只为了争取一种更接近自然的生活。
他还记得一些常用的中医中药，目前偶尔还有给人看病。他给害上关节疼痛的内人开了一张药方。然后谈起父母亲的身故，却说不清楚何以一个会患上脑溢血，另一个又得了大肠癌。仍然是些并不怎麽愉快的事。
于是我们回味父母亲的往事，他问起父亲和他的一个兄弟吵过架后几十年互不来往是什麽原因。我说他其实是很后悔的，但是碍于脸皮，嘴硬不肯和解。一两件小到没有人能够记得的小事，造成这长久的自我隔绝。
这些事我们都不爱提了，只有当事人不时发出一两声歎息。
我说上一辈的人大多数有硬脾气，常把吵架当作生活的点缀。他说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是新人类了，比上一代分散得更远，大家庭都变成了小家庭，但是还是相认来往，在这方面是进步了。他谈起遇到的亲戚朋友，说这趟南来收穫不小。
这个几十年来循规蹈矩的农民，却不根据老祖宗列下来的十八代排法给孩子取名，体现出一种新的精神。
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跟不跟都一样了，这个时代。”并同意每一个人都是他后代的祖宗，而他的后代应不仅只有十八代。
大哥见我们的生活充实而单纯，下一代活泼灵敏，颇为感概的说：”看来，还是南洋好些。”
“那你可以常来呀，现在的世界，距离都拉近了。”
他在我们家里的十多天内，我觉得踏实，心里洋溢着一片淡淡的安慰。大哥的名字我从小就听闻了，却只是一个名字。这当儿，一个亲人的感觉才逐渐真实起来。
父母相续过世之后，兄弟姐妹分散各地，亲情逐渐淡薄。我一个人和我的小家庭长年在外谋生，靠的全是自己的造化，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见到大哥，方知远在天边的哥哥还是哥哥，45年不曾灌溉的感情依然青翠。母亲一度是我赖于依偎的坚牆，倒了，我意外地又找到了另一面牆。
在那淡淡的问候里：”弟弟，你为什麽这样瘦。”
这堵牆坚实地靠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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