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汪精卫与黄羲初
黄羲初参加同盟会
舒庆祥近著《新山华社与辛亥革命史略》[1]，谈到黄羲初参加同盟会。参加同盟会的新山华侨何止黄羲初一人？杰出者亦不乏其人，文史工作者既然专挑黄羲初，想必黄氏有他过人之处，或跟孙中山革命事业有特殊关系，然而用了很长的一段文字介绍黄羲初参加该会之后，却没有继续列出他的伟大功绩，仿佛参加这个革命组织本身，已足于证明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舒庆祥引用陈宝锦的文章，说黄羲初“远识过人，深明大义，国家观念尤强”，不顾他人非议，甚至视为叛逆，毅然加入同盟会为会员，并“愤然断辫，以示其决心”，“把一切艰险，置之脑后”，接下来就是为革命“奔劳尽瘁”了。当读者等待更动人的情节之际，作者忽然不提革命了，而是列出一条长长的清单，黄羲初曾经担任过的社团、学校职位，什么司理、什么董事、什么会计、什么创办人、什么社长之类，仿佛这些东西就是革命了，“黄老”衣襟上如果缺乏勋章，这些星衔正好可以扣上去。
然而陈宝锦并不是根据研究写黄羲初，黄羲初要自弹自唱，陈宝锦就陪着倒茶斟酒，一边把他的酬唱记录下来，也就有了上面那段慷慨激昂的陈词。林博爱的记录里也有黄羲初参加同盟会，也是根据黄羲初的口述。舒庆祥这样高格调宣布黄羲初加盟孙中山的组织，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如果说，黄羲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参加同盟会，足以显示他的非凡胆略和识见，那么，汪精卫不是更胜一筹吗？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及文胆，曾经跟同盟会同志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写下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之句，颇有文天祥的气概。辛亥革命后他获得释放。
后来怎样了？等到中国陷入艰苦的抗日战争，汪精卫时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会主席，却对中国失去了信心，认为中国工业还没有起步，不可能打败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人，主张跟侵略者妥协。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屠杀”后第三年，即1940年，成立了向侵略者叩头的傀儡政权，国名也是叫“中华民国”，却是以日本人和轴心国的意愿唯命是从，中国如何忍受得了这样一个人物？
从一生事迹来评断以个人，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争执，不宜强调一个点，就妄下定论。如果只读汪精卫那首诗，的确叫人血液沸腾，可后来的“汪主席”却叫人十分不齿。抗日战争是一块试金石，高尚的言论许多人都会说，然而，惟有言行一致者才可以显出言语的重量。
陈公博和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中国人今天也把他们叫做大汉奸了。在变质之前他们都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还是跟毛泽东一起的早期班底。参加革命是一回事，有没有不渝的信心和献身的精神是另一回事。真正的英雄，在最黑暗的时候依旧相信着曙光的到来，之所以能够引起怀念，不因为他们参加了正义的斗争，更在于他们散发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
汪精卫的妥协立场，对抗战士气构成非常恶劣的影响，陈嘉庚就曾在国民党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针对汪精卫的方案，即著名的“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对当时的重庆主战派起很大的鼓舞作用。这句话也可以视为对“汉奸”的注解，于我们今天，是一个恰当的指导。
汪精卫后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及撤销一切职务，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也寿终正寝。
汪精卫的病毒传染给南洋和柔佛的抗战运动，后来的华侨首席代表陈嘉庚曾上书蒋介石，要求把汪精卫的行径视为叛国，予以通缉。
黄羲初和黄树芳曾经担任主要职务的柔佛华侨协会是个名副其实的汪派组织，对敌人宽容，对自家人穷凶恶极。1944年12月8日，丰盛港华侨协会分会会长，致给柔佛日本军政局一篇 《圣战3周年纪念》祝词，以毛笔书写，其中提到“汪主席”。
柔佛州华侨协会为汪派人马
这篇祝词，有助于解开华侨协会的面纱，也有助于了解黄羲初和黄淑芳等华侨协会领导人的心态。通篇对皇军歌功颂德不余遗力，对自身民族践踏不留余地，根本不见有被胁迫勉为其难的痕迹，最后部分提到“无负故汪主席所定与大日本盟邦同生共死之遗教”。汪刚死不久，而文章似乎已经写好，故另加一个“故”字在“汪主席”旁边。
其文如下：“本会仰承州政厅指导官之命，得参与今日之盛会，殊为荣幸，无任感奋，谨代表当地同胞敬致祝贺。大日本帝国政府在在圣战3周年之过程中一方面歼灭暴敌，创世界有战史以来所未有之光辉战果。一方面致力新秩序建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东亚民族各得其所，同享共荣圈之福利，可知大日本军事政治力量雄厚，无往不利，反观暴敌执迷不悟顽固反抗，直如以卵击石耳。残敌终必一败涂地，可断言也。旷观历来战争，最终胜利必归正义者。大日本皇军基于拯救东亚民族之大义，发动圣战，名正言顺大义堂堂，一必胜也。大日本皇军，以大和魂之精神，运用莫测兵机，或进或退，歼敌如摧枯拉朽，最近如菲律宾及台湾之冲海战，杀敌片甲不留，皇军战略神妙，超越敌人，二必胜也。全大东亚全民感激皇军大仁大义，不惜牺牲不避艰苦，为解倒悬
附上会长和柔佛州华侨协会丰盛港区会印章，名字似乎只放一个“贵”字。
1914年《南侨日报》还存在
汪精卫死于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这封信在他死后一个月发出。
敬告知交：黄海筹去世。
华侨协会把日军侵略，杀我同胞说成是“圣战”，把抗日分子说成是“土匪流寇”，势必肃清而后快，以不负汪主席的遗教。其所作所为，已背叛了孙中山。
南侨日报与南来革命先烈
舒庆祥说，黄羲初的同盟会同志之中，许多是他广东台山籍乡亲，包括黄树芬的父亲黄海筹。他说，黄海筹曾经与黄吉宸、卢耀堂等人创办《南侨日报》，是一位“南来革命先烈”。
根据词典的注解，“先烈”乃是“对烈士的尊称”。那么，黄海筹应该就是烈士了。
1931年5月13日的《石叻总汇新报》，有篇“敬告知交”启事，内容如下：
“启者，天不？？忠？长逝黄公海筹遽于民国20年5月9日5时半，寿终于柔佛寓邸正寝享寿五十有八，噩耗传来…，佘南寿、黄植三、黄羲初、黄兆圭等21人同启。”
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也可以称为“烈士”吗？
死有轻如鸿毛，有重如泰山。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重如泰山。正因为如此之重，我们万万随便不得，即便是抄袭也要问问有没有事实根据。
至于“南来革命先烈”何解？就更加叫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舒庆祥说，《南侨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以宣传革命为宗旨。
但是黄海筹等人于1911年创办该报时，武昌起义已于1911年10月10日，成功推翻满清，还需喉舌吗？
柔佛州华侨协会给日本军政局的一篇祝词，末端提到“汪主席”。
根据南洋理工大学电子报目录，最早一期的《南侨日报》是1911年11月1日出现，在武昌起义之后。
舒庆祥又说，《南侨日报》办了一年就停刊，但是上述电子报却显示，该报创刊于1911年，停刊于1914年。不晓得舒庆祥的资料是哪里得来的？怎么跟具体记录有这许多落差？
孙中山有到过新山吗？
舒庆祥写道，孙中山来过一次新山，并在佘邦道的家里过夜。我们当然希望这是真的，原来新山的华侨先贤还有受到国父倚重的时候，然而读完全文，却原来只是一个“传说”，毫无具体史料。
后来成为义兴公司首脑的佘邦道，似乎也没有被孙中山说服参加同盟会。关于佘氏的生平，最多的是舒庆祥津津乐道的“白扇”形象，并无加盟革命党之说。
黄羲初那时“应该”是柔佛同盟会分部部长了，却躲到哪里去
如果黄羲初真有陪同孙大人，却因为时不我予，不便张扬，以免走漏风声，恐导致孙中山被捕。那也好，到了1959年，陈宝锦写《黄羲初先生传》的时候，就“一定”不会错过记下这辉煌的一页吧？怎么不见他述及呢？
黄羲初的那批台山同志们呢，又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他们前来陪同未来国父？
至于孙中山来过一次新山，这消息可真够新山人骄傲的了，原来新中国的成立还有一块砖是新山人砌上去的，也幸亏有舒庆祥这样的杰出文史工作者，给大家写出这段光荣的历史。然而，仔细读舒庆祥的报道，却快乐不起来，作者是听佘邦道的孙子佘茂祥说的，佘茂祥又是听他的姐姐佘赛贞说的，而佘茂祥和佘赛贞都作古了，已无对证。
1914年《南侨日报》还存在
佘茂祥的父亲是佘南寿，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有一篇写佘南寿，说他当时58岁，父双就（即佘邦道），母林氏，膝下有3子14女， 子为瑞茂、两茂、祥茂，有侄曰炎茂。
《南洋名人集传》：佘南寿
“写历史应该根据史实，尤其是资深的文史工作者，要负有历史的责任感。岂可随意，从姐姐听爷爷讲，弟弟又听姐姐说之类的口述故事，当来填补新山历史的空白。绝不能以造假或任意发挥自我想象的历史来还原新山历史。”[2]
舒先生只顾自己炒，却把已故张善淋的那段劝告忘得一干二净。
舒庆祥还另外炒了一碟小菜，说孙中山要从新加坡北上槟城，新山是必经之地。
其实这完全是文史人的“大胆假设”。1910年之前的新山并无汽车，也就没有公路。三几家富人出入要靠马车，林亚相先生拥有马厩，出入以马车代步。他住晚晴园的时候，出街坐双马阳车，有一次马被爆竹惊吓跳起，“车覆折其手臂”。新加坡尚且如此，新山更不用说了，森林覆盖大地，绿荫冉冉遍天涯。1925年，黄羲初一伙从新山出发，去笨珍筹款，竟迷失在森林中。1926年，苏丹在目前市区地带的哥文茶打死一只老虎。1931年7月，柔佛中部一个月内有22个人被老虎吃掉，当时的报章形容其为“骇闻”。
农人的收成如甘蜜胡椒椰子之类，用牛车载着，沿着弯弯曲曲的泥路运到河岸，再搬上船运到码头。
北上只能通过海路，从新加坡乘船可到麻坡、马六甲、巴生，怡保、槟城等地，所以后来的孙大总统北上，并不需要坐牛车冒着喂老虎的危险，而是可以乘搭像荷兰公司The
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根据陈树荣先生说，此公司由荷兰人 Theodore Cornelius Bogaart创办，邀请陈嘉庚、陈恭锡和李清渊加股）的汽船，海路北上，省时快捷，何况，陈嘉庚还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同志。
舒庆祥说，孙中山北上，新山是“必经之地”，所以孙中山“一定”到过新山。而且，黄羲初等同盟会成员，都来自新加坡，所以，孙中山“没有理由不来新山。”
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真叫人大开眼界！写出来的文章就叫做“史略”。
我们以前读书，读到孙中山来南洋宣扬革命，为了使自己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孙文先生经常一个人对着树林讲话，苦练演说。
孙中山对革命事业有一种非常的迫切感，分秒必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由此可见。在南洋他受到诸般刁难、恐吓、指控、拒绝甚至拘捕，保皇派的百般阻挠，都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5千年封建帝制，必须彻底更新。他不但苦心思研，得出“三民主义”的救国方案，还极力提升个人魅力，包括时时刻刻锻炼演说的能力。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城柑仔园门牌400号召开的“庇能会议”上演讲，声泪俱下，在场者无不动容，即席筹得8千余元。于是发动了广州革命，酿成了家喻户晓的“黄花岗72烈士”事件，为第二年武昌起义的成功奠下基础。
1908年8月15日，有一位姓林的革命党人在哥打丁宜一个日本人的树胶园内发表演说，试图招人入党，被该处总差侦悉，逮捕，又获其党三人，一并逮案提讯，并于9月8 日下判。
《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9月9日
9月9日的《南洋总汇新报》报道这则新闻时说，查该处政府准入会者只有一家义兴公司，其他党派严禁活动，否则可被控于煽动罪名。
报道说，这三人“三次提讯尚未发落，至今无人出面具保，则又何故？”
我们觉得奇怪，何以柔佛同盟会分部部长的黄羲初不给自己的同志伸出援手？这个部长是怎样当的？
这些消息孙中山会不知道吗？可见，如果来新山，第一得不到义兴公司的支持，第二得不到苏丹的认同。如果发表演讲，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被捕，革命事业就被耽搁了。
新山虽然有一批各籍贯同盟会会员，却没有基地也没有活动条件。舒庆祥一厢情愿，说新山跟新加坡只是一水之隔，而且这里有他的同志，孙中山去了新加坡8次，没有理由不来新山一次。
历史是非常骨感的，孙中山不会来这里浪费时间。也幸亏他没有来，否则可能毁了革命。羲初到底有没有参加同盟会，要以历史记录为根据，到目前为此，没有看到任何历史记录证明这一点，光是黄羲初自己在说。至于陈宝锦说，临时孙大总统颁给他旌义状，然而状上称呼他为“黄羲初先生”，并不是“黄羲初同志”。
舒庆祥说，新山广肇会馆创办人兼多年会长黄亚福本来是维护清廷的保皇派，可是后来改变了立场，加入革命派阵营了，证据是，新加坡筹募广东救济保安捐职员名单中，黄莆田（即黄亚福）的名字与革命派的张永福、陈楚南并列，为干事。
然而，黄亚福看来立场十分摇摆，他能够容忍多少革命值得怀疑。他的确参加了国民党，但是，到了1912年5月29日，武昌起义才过半年，他却很郑重地跟另外两人，刊登一则“宣告脱党”启事，（详见：《广肇会馆是革命派的集中地吗？》），以商务繁忙为由，宣布退出，似乎自知搞党不是他的本分，也不要滥竽充数。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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