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者的文化策略

陈徽崇时常突然在出现在我们的报馆办事处，那时他还没有拿到国家文化奖，人们则都称他陈老师，即使不是他学生的人如我。他的莅临并不是每一次都受到热烈的欢迎，相反的，记者们很少放下手头的职务去招待他，他被我们无意间冷落的次数不少。如果他今天健在，如火如荼的音乐会接肿而来，文化奖得主的光环炫丽照耀，不知陈徽祟如何调适他的心境？今日的荣光，反衬其生前的寥落，有一点儿梵谷的味道，反过来说明今日社会和梵谷的时代大致没有进步多少，俗心的酬唱佔据舞台的次数，总是多过高尚的歌颂。陈徽崇自小立志当伟人，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在一片靡靡之音泛滥的大地，他选择给现代诗人的作品谱曲，创立自己的路线，不过作为一个音乐的外行人，一个俗心很重的听众，我认为陈徵崇的歌曲并没有很大的感染力。

小曼说陈徽崇为诗谱曲时选诗很严，诗一定要好，才给编谱。演唱时诗句投影在幕上，是好是坏如花入各眼，各说各话。即使他选的是烂诗我们也没有批评的份儿，毕竟这是他个人的喜好。国家文化人的光环把人们吸引到堂皇的殿堂，英雄崇拜往往盖过文化艺术的追求，英雄是有歌有涙的血肉之躯，而文化艺术好比满地还没有煮成菜餚的各种用料，还不知道名厨煮出来的菜式什麽味道，因而有这样的偏颇实在难免。有些朗朗上口的引起人们的回忆，另一部份对我来说，不论是诗还是音乐都很难啃，因为难啃也就说不上好坏。

如《陋石之歌》、《悟》和《刻背》这几首，未必是当代本国文坛最棒的诗，得到音乐家的喜欢可能某种个人的心情被说中了，或对诗人的孤寂苦闷，以及突然萌生的一点儿豁朗的思想感同身受，这里没有游川式的义愤，不涉道德是非这个逐渐模糊的课题，没有企图讲出大众的心声，似有自我遁入自己的音乐世界寻求一片清静的念头，当苦闷困郁心灵，他换上一种淡淡的心情，很童真的走入风中，套用诗人的话，说人生不过是每年换一袭新衣那麽回事。

这些歌在陈徽崇生前没引起广大共鸣是意料中事，诚如我们在《动地吟》所见到的情形，主流人物在讲了开幕词之后，为了礼貌勉强坐一刻钟，便藉故离开。如果停留在个人酬唱的阶段，陈徽崇可能永远拿不到文化奖。他是通过那些朗朗上口、浅而易懂的歌，而被人认识。这些歌大多数为某些机构或团体所作，随着这些机构或团体的活动搬上舞台，即使陈徽崇没有强求，知名度却不请自来。一阙《二十四节令鼓》给几许华人的集会振起热闹的气氛，音乐家免不了要被请出来亮亮相。他作曲很快，给机构团体作曲打气并没使他承受压力，而机构团体与音乐表演血肉相连，有力出力也说不上是一种攀附之举，然而这一部份的活动可以看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已不是纯粹艺术了。也不是一个每一位文化人都会採取这样的文化策略。（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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