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文史论争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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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张礼铭、李开璇、洪祖秋 |
发生在新山的一场文史论争，最近又甚嚣尘上，黄羲初的孙和曾孙亮相报端，说了许多黄羲初的好话，评击文史工作者张礼铭伤了他们的心。张却选择沉默，不愿置评，跟张有同感的人们也不愿意对黄羲初的后人说三道四，节外生枝。
毕竟，黄羲初的历史跟他的后代没有半点关系，张是根据史料做表述，还很小心地没有用上“汉奸”这样的字眼，但他不可能征询了黄家的后代才来动笔吧？这事大家不提也就算了，不料，体制内的安焕然教授，今天[1]又挑起事端，讲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
我曾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说了一句：“张礼铭是负责任的作者。”（大意），就有个洋名的人问：“你可以证明他是负责任的吗？”（大意）我觉得对方来意不善，不想纠缠，就说：“你问上帝去吧。”并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自我介绍。安焕然在下面问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人家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有问题。”今天看到安老师的文章，变成了“倚天剑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加以冷嘲热讽。”就明白了，原来都是圈套。
这场论争的本质，是“当权派”文史人和一小部分华社领袖，对“自由派”文史人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进行打压所致，因为这些新史料，以及作者对史料的解读，颠覆了一贯的权威崇拜，以及由这历史信仰制定的社会规则。张的揭露和书写，虽然无懈可击，却是“政治不正确”，冲击了这个既成的规则，为主流领导所忌惮。
对华社整体而言，却是一件进步的好事，它涉及历史的辩证、正义的彰显，为十分罕见的现象，而宽中出版张的考据报告，也有寻求认同、重塑历史的意味，董事长和执行董事都在序言里，明确表示支持这种正面的历史探索，并非如安焕然所说：“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2]新董事长不愿置评，不等于旧董事长和旧执行董事的立场无效，可见安氏在这里带有选择性偏见。
当权派文史人刻意把原则之争扭曲为意气之争，“请问上帝”的部分显露这个企图。黄羲初后人上报发言，似乎也非其本意。安氏文中说：“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已露端倪，似乎是有人邀请的。
对于张礼铭和他的友人来说，论争不会使他们升级，更不会升官发财，他们都是退休人士，七、八十岁的老人，满身病痛，体弱身衰，看手机都难，出奇的怕事，哪里还有兴趣与人争长论短？意气之发端一方绝对不会是他们，因见此事涉及历史的正本清源，影响深远，有助于打造民族自信，体制内既无人出来说话，也就站在体制外说几句，声援一下出发点单纯的文史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有人接棒，万万不会去做“杀人”的勾当，[3]更不是对方搬出一个90岁的老人，就变成了连老人都不放过的压迫者。我们都没有对这位老人家说过一句不敬的话，毕竟这样牵扯没有必要。
张的历史考据，纠正、补充了许多历史的谬误，多年埋首搜寻，拯救诸多珍贵史料于摒弃之危，终有所成，却忽略了自身的健康照顾，百病丛生，以致天不假年，于2022年2月10日，心脏病突发去世。我们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庆幸华社有这样一位协助者和保护者，却也对张君没有看到历史新局面的出现就与世长辞，感到痛心、惋惜。在正义平等方面，华社几时真正进步过？安焕然却说：“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
张礼铭在编故事吗？
张礼铭对黄羲初的历史，粗略说来，有以下几点贡献：
1。他提出了日据时期，黄羲初曾担任日伪组织“新山区奉纳金会长”、“新山区华侨协会会长”，而后升为“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详见：《柔佛州华侨协会的几点考据》）
他还说，新山华侨协会完成第一轮奉纳金搜刮后，不久即展开第二轮榨取，以筹获的10万元购买了数架战机，于1943年12月8日在一个仪式上交给蝗军，同时继续催收华侨拖欠的奉纳金，直至日军投降前一个月，尚不见收手。蝗军1944年轰炸哥打丁宜天吉港第4独立队根据地，出动飞机大炮，2万兵士，炸平联丰街，炸死杀死华侨700人，占天吉港华侨人口之八成，包括烈士丘继周。华侨协会在这事件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黄羲初却继续升官。
在这之前，文史界没有人这样书写，有些文史人似乎也知道这些真相，却不敢提出。张礼铭的新历史刷新了人们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认知，对黄羲初铜像造成很大的冲击。
2。张礼铭对宽柔的历史作了大量研究，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和考据，譬如他否定了“4人创校”论，也谈到1913年之前已有私塾设立，后来宽柔私塾和育才私塾合并而为公立宽柔，也提到宽柔最早由潮州人创办的证据，在义兴公司解散前宽柔由五帮接管，也得到各籍贯人士的支持和参与，并非只限广肇一帮。
张礼铭的宽柔论述涉及移民社会与马来统治者的关系，也谈到殖民地政府的文化打压，帮派主义的内部破坏和抗日战争的一场洗礼，对忠奸课题和民族交往的原则，指出了历史的道路。
张礼铭在将黄羲初拉下神坛方面有很大的贡献，黄羲初是宽柔乃至新山华人教育史既成论述的缔造者，张礼铭揭示了“独尊黄羲初”的谬误，从而使宽柔的历史合理化，人性化，明朗化。他打破了宽柔建校始于1913年的说法，却认为创校年份可定在成功公立的1913年，这种论述丰富了华人办学兴教的历史，也恢复许多早期移民社会的具体面貌，如友族热心学习华语，政府鼓励马来学生去华校就读，政府建华校却不干涉教学内容等，都有现实意义。
张礼铭纠正了许多出自于黄羲初之手的历史谬误，廓清了华人教育史的真相，以一个“英校生”一己之力完成这项任务，殊为不易。本书已对各事项进行论述，这里不予赘述。
3。张礼铭对义兴公司的解散作出了新的解读，提出义兴受到殖民地政府无理打压的史实，导致“去潮化”现象，为一种殖民主义者的污名化手段，此现象造成华社领导层重新洗牌，许多历史被扭曲、散佚，或变得含糊不清。张通过史料求证，廓清了某些含糊现象，包括苏丹后法蒂玛的身世、明墓、汉文教育，使港主时代的论述变得丰富多元。
4。张礼铭也提出，战后的新山，由一批亲殖民地政府的人士所掌控，在日据期间他们也是亲日分子，尽管不得华社人心，却被殖民地政府重用，在华社逐渐推行去烈士化运作，反映在柔华总、新山广肇会馆和烈士纪念碑的兴建这些事件上，在华社权益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我认为这个方面也有深度探讨的必要，唯其如此可以使华社与时代精神接轨。
以上几点，为新山华族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格局，他以大量新出土的史实说出真相，却常认为自己缺乏剖析的能力，希望后来有人接班，将这些史料的意义继续发扬光大。这些，成为他的遗志了。回想起来，他前后熬时十几二十年，追踪挖掘出来的历史新大陆，岂是批评者一句“编故事”所可以否决？似乎哪里打破了一个醋缸。不是拿“真文件”来发挥，难道要拿“假文件”欺世盗名吗？真个叫人看不下去了，半夜三更也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这些新历史，新史料是属于全民的，他自己这样声称。他总是急着与人分享，把资料交给各地社团、神庙、学校、文史写作人，希望更多人看到，至于所谓“名誉”，他从不在乎，甚至一再交待，不要在文里注明“张礼铭提供资料”之类的话，他会生气的。然而，他的出版以来，体制中人不是张开手欢迎，而是讥讽嘲笑、恶意批评、抗拒、打压，包括安老师在内，何以做学问的人，要接受一点儿真相，竟是这般的困难？
（202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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