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柔的前世与今生（１）
2013年，张礼铭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柔佛地方史话》，舒庆祥在其专栏《东麟西爪》中谈及此事，虽说“热烈欢迎”该书的出版，却语锋一转，发出严厉的批评：
“问题出在这本书的要旨，犹如上述，主要是要‘颠覆’宽柔百年校庆的原有论述，甚至质疑宽柔是否建于1913年鸣锣开道，既然如此公开唱反调，令人不明白，又怎能把它视为百年校庆的献礼，以宽中名义出版，而在校庆日当天，由董事长堂而皇哉地介绍呢？这岂不是校方在自打嘴巴，而难于向人自圆其说吗？”[1]
宽柔历史存在着“原有论述”，这里得到证实。我们的这些，应该就是“后来的论述”了。怎么“原有论述”抗拒“后来论述”，竟达到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只闻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之分，正确与谬误之别，却没听过“原本”与“后来”的对立。我们读到的那些多姿多彩的中国历史，到底是“原有论述”还是“后来论述”呢？
舒庆祥在这里，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从权威的角度出发，给张礼铭罗致罪名，连宽柔董事长陈伟雄都不放在眼里，他哪里来的底气？
在张礼铭这本书里，以及他后来出版的第二本书，《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都没有在任何一处，企图否定宽柔于1913年成为公立学校，反而从多个方面补充和确定了这段历史。
张礼铭也没有颠覆历史的企图，从他一个野派自由文史人的身份，没有理由这样做。实际上他的文史研究，不但为宽柔历史排难解纷，铺平道路，他的书交由宽柔中学出版也是点滴归公。
关于1913年为宽柔建校元年，这一点是张坚持的立场。把公立之年定为建校首年，符合一般的做法。然而华教历史不等于这时候才开花。
既然大家的见解是一致的，为什么又会有这些连场恶斗呢？
我认为，这是由于个性与心态所使然，正如今天的美国挑衅中国，是因为多年来习惯了当主导者，不愿意看到别人比他强大，刚好骨子里又有好斗的因子，就把全副心思放在斗争上，再也顾不了用词谴句的文雅。
在这个历史课题上，挑战派和守成派之间，有个主要的差异，即守成派只说黄羲初等4人，于1913年创办宽柔，不谈它的前世，只说今生，好像它没有前世。
挑战派则说，1913年的公立宽柔，是之前已经存在的私立宽柔或宽柔私塾的延伸，交由当时的五帮华社，共同参与，出钱出力，兴办起来。从一间潮州社区私塾，变为5社共有；从只收一个籍贯的学生，扩大到容纳各帮子弟。
挑战派注意到这个转变的时代背景，而守成派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1824年，英政府通过英荷条约，将柔佛王朝切开为两个部分。苏丹胡申被迫将南部廖内群岛、林加群岛和附近岛屿分割出去，由苏丹阿都拉曼管辖，在荷兰势力范围内。另一部分，剩下的柔佛、彭亨及新加坡岛，落入英国势力范围，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 后来彭亨又从柔佛王朝分裂出去，柔佛王朝便只剩下柔佛本土。1855年，英国迫使苏丹阿里将柔佛政权转让给天猛公达因依不拉欣，只保留麻坡以北小片土地仍属苏丹阿里，进一步削弱柔佛王朝的实力。天猛公也必须将国都从新加坡的直落布兰雅迁往柔佛。1914年，英国人派驻顾问官进驻柔佛，成为太上皇帝，柔佛成为英国“保护国”，纳入马来属邦，为“日不落帝国”全球版图的一块。
英殖民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其他文化排斥多于接受。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超强，科技发展使欧洲强国有鲸吞世界的野心，源自于他们的令人厌恶的优越感，对当时贫穷的在华侨移民是一种鄙视的态度，自然看不见这些移民身上散发出来的优良品质。而摧毁华社的抵抗力量，掠夺他们的资源，成为他们最了不起的政绩。
英国人无疑也带来西方文明，催生了社会的多元性，促进世界的一体化，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优越论却是一个假象，压制本土文化的发展，进行文化区分，甚至使一些华人以自己的文化为耻，崇拜外国的月亮，变成失根的一群，从宽柔走过的脚印，让我们对文化的交融有深层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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