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特刊与文字情缘

新年将近，不禁想起从前，很期待每年一月一日的元旦特刊。厚厚的一大叠，还是几毛钱一份，非常值得。当天一大早，就赶到六英里外，镇上的报贩那里，抢购一分平时看的星洲，另外多买一份南洋。

那年代，报章是我的主要精神寄托，常常来不及换掉沾满胶丝的粗厚工服，带着一身汗酸味，到村里一家杂货店找报纸看。坐在店旁的木板长凳上，首先读得当然是武侠小说，接下来就是文艺版和星云散文。这里找不到报纸的话，就去另一间脚车店找。好像上了瘾非解不可的样子，否则那一天过得很不舒服。

元旦特刊可是非买不可，因为是一年的总结，好文章看不完。可以收藏起来慢慢消化，读它半年也说不定。报纸往往一早就卖光，我如果买到一份，会高兴好几天。那几天必然嗅着墨香，一页页翻阅，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只看标题、作者，内容大抵是啃不下去的。一大版，往往只有一个设计漂亮的标题，其余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方块字。于是想：“怎么人家可以写这么长的文章？”羡慕过后，把报纸收好。觉得总有一天，我不会被它难倒，只要报纸还保存着没有丢掉。

就这样，70年、71年和72年的元旦特刊，我都保存了一部分，它们在我的书橱里躺了四十五、六年，纸都泛黄了。当年我是个中学生，现在已经跟旧同学谈退休生活了。那本贴着这些厚重知识的硬皮长方形单线簿，逃过了几次搬家的浩劫，前几天被我重新发现，终于拿出来再读一遍。

我什么时候能够读懂它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看着它只有感概。文字这东西，跑进我的生命里，就不再出来了。不管做什么工作，去到哪里，都跟它离不了关系。有些人的一生跟相机或毛笔之类，结下不解之缘，我却是跟文字的感情特别好。

依稀记得，比这些元旦特刊更早的几年，一个流着鼻涕的孩子，戴着一顶斗笠，坐在菜园一角。母亲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说：“记得什么字，就写什么，尽量写。”她不再管他了，肩膀一个抖动，扁担下两个水桶斜过一边。铁嘴散开一面扇形的水帘，到了边缘散裂成水花。水帘下一畦青菜，快乐地颤抖。他望着菜畦上流下来的水，系在颈间的斗笠带子，发出一股咸汗味，想起父亲教过的几个方块字，还有《千字文》留下的几行印象，便写在纸上。他的母亲却只会写她的名字“黄秀英”三个字。

翻着这本旧册，我发觉自己在找寻一些熟悉的东西。熟悉的旧文章之中，有皮述民的《短篇小说灵感的泉源——同情心》、《短篇小说的对话》、《短篇小说的氛围处理》、宋明顺的《偏见的研究——种族关系的社会心理》、方修的《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简史》、钱歌川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人物》、《现代美国文学与犹裔作家》、廖颂扬的《大学教育走向十字街头》、陈庆年的《报纸的社会责任》、崔贵强的《透视英国统治新马的本质》、长河的《1970年的文艺界》、《1971年的文艺界》、观止的《文艺界二三事》、李向的《马华文艺走过的道路》和铁血的《从歧途到新生——希望中的文艺姿态》等等。新年特刊谈文艺创作，在今天已是奇闻了。

然而，我只想到跟一个朋友分享这次寻幽探密。我在这里面看到他的名字，彼岸，另一个跟文字结缘的人。

长河的文章里提到，1971年，彼岸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英雄的花儿》。那年只有几本散文集面世，彼岸是其中之一。其他作者有方修、洪浪、岳文、黄枝连、黄叔麟、云里风、林稚生、周粲和曾炽豪。1972年的南洋商报元旦特刊，刊出铁血的《从歧途到新生——希望中的文艺姿态》，也提到彼岸。他说：

“无须否认，马华文坛已被一股为艺术而艺术的作者所盘踞，而为人生而艺术的著作，却鲜闻少见。据我所知，今年只有彼岸君的一本诗及散文集《响雷》，而他的另一本散文集《英雄的花朵》却未能与读者见面。这是一种悲哀的现象，而你我皆默然。”

我认识彼岸的时候，元旦特刊已不再是厚厚的一叠，也不再谈文说艺，它的版位已被时事、趋势、生肖、风水、潮流所取代。元旦特刊比社会变得更快。

他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便维持了一段不冷不热的友情。

彼岸当然一直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他是一个奋发自学的好榜样。坚持是他最突出的性格，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我们对灵魂的有无常常争论不下。每当出现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回到文字的情结里，这里总是个安全的港湾。

他还在写英雄和花朵的故事，但是换了一个题目，叫《华玲山下》和《白鸽从这里起飞》了。风格转为浪漫，寄情的对象则扩大到世界和祖国。他不管以前的读者还在不在，还读不读他的书，兀自执拗地写他的精简短诗和科普。

从口号到浪漫情怀，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庄信徒，妻子死了，儿子不知去向，伙食费是“顺其自然”。居然还殷殷地呵护着一众文字的生命，和一个颠扑不破的爱国爱人类的意念。

他不肯跟随潮流的拍子起舞，不肯将文字议价而售，只顾发挥内在的真情、客观的真理。宁愿做个“偏执”的人，以回应麻木的社会。我忽然觉得，我也多多少少感染了这样的情怀。文字，原来是会使人悲愤的，在这个年代。

（2016年1月13日，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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