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光彩中的乌云

中央派和马列派都给被误杀的同志作出了平反，革命派我还没接触过，情况不明。

据我所知，三派至今都没有对肃反作出责无旁贷的彻查和发表随之而来的调查报告。

悲剧发生的来龙去脉，历史无法完全越俎代庖。

也许，有什么苦衷？

尤其是马共中央，对那么严重的历史事件更没有理由推卸责任。北马局执行肃反的成员全部已经过世，死无对证，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对他们也不公平；对死者，笼统的平反和被追认烈士是不够的，依然是真相未白；对群众，尤其是支持者，依然是一个悬案。 

阿成曾经向我诚恳表示过，对肃反扩大化中央已经承认错误在先，只要马列派和革命派也承认另立中央是错误的，大家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握手言欢。

张忠民听了我的转述，十分高兴，便不假思索地说：“既然是这样，我们也承认错误。”

我说：“你们本来就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心灵相通，又是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阶级友情高于一切，还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恩恩怨怨？”

我补充：“过去你们互相指责，双方假如说错了一些气话，就既往不咎吧！先坐下来，化对骂为笑谈，先回归统一，再以光风霁月的胸怀，同心协力，来解决这个30年的历史悬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也许还可以唱出一个春天来。这样，才不至于愧对历史和我们的子孙。”

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领导们几乎都已年逾古稀，智慧非常人可比，斗争经验丰富，夕阳无限好，余晖满天，为什么就是抹不掉光彩中这块碍眼的乌云？

叫人失望的是，一些局外人看来只是内部矛盾，而不是原则问题，居然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要重归统一，恐怕遥遥无期。

附录：夏曦与冤死的烈士

北京  李乔

前两年，中央电视台与各大报纸每天都有一个栏目——“永远的丰碑”，介绍革命先烈的悲壮事迹。这些先烈，大批牺牲在战场上，很多则牺牲在刑场上，也有死在中共内部的“左”倾错误“肃反”上。细检党史，可以发现，死于错误“肃反”的烈士，数量相当惊人。对于所有的死难烈士，我都怀有无限敬意；但对其中死于错误“肃反”的烈士，我又特别地有一种悲怆的心境。

是谁把这些党的精英置于死地？谁该对这些党的优秀儿女的死负责？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可以说基本已有了定论。笼统言之，首先要归罪于“左”倾路线；具体来说，那些犯有严重“左”倾“肃反”错误的人物，则必须承担自己应负的历史罪责，如张国寿、夏曦、李韶九、戴季英等等。

在中共党史上，夏曦(1901-1936)以犯有非常严重的“左”倾“肃反”错误而著名。近来，看了一些关于夏曦的材料，特别是看了一部记有不少夏曦材料的《贺龙大传》（刘秉荣著，同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搞“左”倾“肃反”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下面，就谈谈夏曦和他所犯的“肃反”错误。

王明和博古当权时期，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1932年，夏曦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AB团之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11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段德昌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就是发给段德昌家属的。柳直荀也是著名红军将领，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就是柳直荀。我党著名的革命老人谢觉哉，时任中共湘鄂西省委秘书长，也被夏曦列入杀害名单；只是因他被敌军所俘，关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万多人，但被夏曦杀得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看到小平这句话，我就会想起夏曦的“肃反”。

从《贺龙大传》提供的材料看，夏曦的“肃反”杀人，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肃反理论极端错误，二是抓人杀人的理由非常荒谬，三是太残酷。

先看夏曦的肃反理论。《贺龙大传》记有一段夏曦与关向应谈论肃反方针的对话：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宁可错杀，不使漏网”，这就是夏曦的肃反理论。这个理论，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起码的法制原则，是极端错误的；说好听一点，是宁“左”勿右，而其实质就是法西斯杀人理论。谁都知道，蒋介石法西斯蒂的“清共”名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夏曦的杀人理论与之何其相似！法西斯杀人，是完全不讲法制原则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邪恶手段，不惜胡乱杀人。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至于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而夏曦杀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却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也被认为是被敌所收买；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问计，多少还制造出一些“证据”；而夏曦呢，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根据何在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所谓段德昌“打了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军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失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i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到了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如此残酷地用刑，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何区别？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的时候，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夏滋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贺龙因此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

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对于“肃反”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他特地写了一首组诗，谴责夏隧的“肃反”错误：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競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生字模糊，漏网原因建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1934年底，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夏曦的“肃反”被制止。起初，夏曦并不认错，但后来终于承认自己有很大的罪过。他说了一句沉痛而又有良心的话：“肃反”乱杀人，“是一笔还不了的账”。关于夏曦何以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党内斗争何以会发生如此悲剧，许多党的高层领导人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薄一波前几年写了一部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1936年2月，夏曦在行军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

通观夏曦一生，他还是做过不少好事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萧克将军说，不能因为夏曦犯过严重错误就将他全都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又说，夏曦是新民学会会员，早期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八七会议后，李维汉调到中央工作，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与郭亮、柳直荀等坚持地下斗争是有贡献的。萧克对夏曦总的评价是六个字：“两头好，中间错”。两头好，指犯错误之前的贡献和认错之后的表现；中间错，即所犯的“肃反”错误。贺龙对夏曦也有六个字的评价：“两头小，中间大”，虽也是一分为二，但所指错误的分量却是相当重的。

回眸夏曦“肃反”，自然联想起“文革”浩劫。“文革”，实际是在续写历史上的“左”倾“肃反”错误。贺龙在“文革”发动不久曾向夫人薛明谈起过湘鄂西“肃反”。他是把“文革”比作湘鄂西“肃反”的。但实际上，“文革”所酿成的巨祸，远远超过了湘鄂西“肃反”。多少老革命，没有死在战场上和敌人的黑牢里，而且逃过了当年的“左”倾“肃反”；但却死在专案组、造反派的手中。贺龙没有死在夏曦手里，却死在“文革”浩劫中。贺龙终究没有逃过“左”祸。

“永远的丰碑”在报道死难烈士死因的时候，只提到死在战场上和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两种，没有报道死于错误“肃反”的情况。例如段德昌之死，只写了这样几个字：“1933年牺牲，年仅29岁。”这样介绍，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段德昌是牺牲在战场上的。我总觉得这样报道是个缺憾。我认为，应当让人民，特别是应当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真相，让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极其崎岖艰险的，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样做，也有利于我党汲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 原载《文史杂志》2009年第4期总第142期)